解开中共一大的几个谜团
(2011-02-12 1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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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本人作为单位庆“七一”党史知识竞赛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搜集整理过100道党史知识题目供当时的参赛者学习。比赛前10天公布题目，比赛前一天才将答案公开。此前，我特意问过很多党员干部，特别是很多老党员老干部几个简单的党史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成立的？会议地点是在哪里？参加会议的是哪些人？当时有多少党员？大部分人都回答是：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好象是在一条船上开的，参加会议的好象是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
我估计全国大部分公民并不清楚上面几个问题的答案。而且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一定清楚这些答案。其实，这也不能怪大家。因为长期的愚民教育使然。很多历史真相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露出庐山真面貌啊！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庆的时候，届时，全国各地党组织都会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俺觉得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史也必须普及一下才行。特别是中共一大所牵涉到的几个不解之谜，应该让大家心中有数。下面就本人所掌握的一些资料为大家释疑解惑，详细说明有关中共“一大”的几个谜团。
一、成立日期为何众说纷纭？
1941年5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准备在延安搞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此前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地下和战乱状态而没有机会庆祝自己的生日。如今早已是在陕北扎稳了根基，又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自然是要好好庆祝一番。可是，中国共产党是哪一天成立的呢？无人清楚啊！于是，赶紧去杨家岭找党内老大毛主席请教。毛主席说：大概是在1921年夏天开的会，是7月份吧，具体是哪天可不太清楚了。你们去把董老叫过来一起回忆一下，他也是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老党员啊。于是，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也来到了毛主席这里。可是，董老也不清楚究竟是哪天开的会了。当时，党内还有陈潭秋也是参加过“一大”会议的，可是他远在新疆盛世才那里做中央代表啊。其他的“一大”代表不是脱党就是反党，有的做了叛徒和汉奸呢。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毛主席想了想，一锤定音说干脆就定在7月1日吧。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指示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此后，全党开始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的活动。而“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那么，中共“一大”会议究竟是哪一天召开的呢？20世纪80年代末才由党史工作者考证清楚（确切的说是苏联解体之后）。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考证的成果，人们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前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陈独秀离沪期间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晚8点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处。31日，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上世纪90年代，党内有同志提出党的诞生纪念日是否也要做相应的改变？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没有必要改变，因为这同党的“一大”召开、闭幕日期不是一回事（正如抗战胜利纪念日究竟是8月15日还是9月3日一样的道理）。虽然党的诞生纪念日并不是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但是，“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它成为人们每年进行纪念的一个重要节日，也成为中国节日文化的一个部分。
二、参加会议人数之谜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前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既然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那么参加会议的人数应该是16个是不是？可是，当时有3个人来不了呢。
旅欧共产主义小组因为回国路途遥远，飘洋过海坐船一个月都赶不回。当时的交通状况可不是现在这样方便哦。那时的火车和飞机都是处于萌芽状态呢。如果能够回来参加会议，那一定是张申府和周恩来两人！
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当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二人原本都可以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但是，当时施存统正忙于和日本共产党（1922年7月15日成立，此前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同仁们交流马克思主义研究经验，并一直潜心翻译《资本论大纲》和《社会进化论》，无暇回国开会。周佛海己多年没有回国了，又刚好娶了个漂亮的日本妻子。于是，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
当时，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有上海小组的李汉俊、李达，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小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有15位参加者。
正因为如此，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人数就有12人、13人、15人之说。12人之说是指正式会议代表；13人之说是指包括陈独秀委派的私人代表包惠僧在内的党内与会人员；15人之说是指会议所有参加者，包括2个共产国际代表。包惠僧当时的身份是武昌共产党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临时支部书记，去广州向当时的共产党大佬陈独秀汇报工作。如果他不去广州汇报工作，自然应该是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会议的。正因为这一点党史专家们才最后确认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人数是13人。
三、会议地点到底是在哪里？
很多人一问到中共“一大”会议，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只红色的游船飘摇在碧波荡漾的湖里的景象。是啊，南湖船头是我们党多年教导的一个标志性纪念产物，正如延安宝塔是革命圣地一样的道理啊。可是，南湖船头只是“一大”会议最后一天去的地方。此前，从7月23日至7月30日，都是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老同盟会会员，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住宅处开会。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王会悟（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浙江嘉兴南湖（风景区）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这就是南湖船头的来历。
四、中共两大创始人南陈北李为何没有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曾经都疑惑不解。原来，当时这两大党内巨头都脱不开身呢。
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时任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南方政府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号称“社会主义将军”的陈炯明（即孙中山南方政府国防部长兼安全部长、首都市长兼卫戍部队司令）之邀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类似于南方政府教育部长），并在广东建立共产党组织。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只好委派前来汇报工作的包惠僧（武汉小组成员）去上海参加会议。
与此同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他正率领在京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政府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一气之下组织教职员工游行集会，散发传单，而被打伤住院。自然不能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了。电影《开天辟地》里就有这段历史镜头表现。
五、当时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到底有多少党员？肯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回答出准确数字。翻开所有已经公开的资料，在描述中共“一大”时，最多在最后只加一句“······代表党员50多人。”那么，到底是50几人呢？一个已经有近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为何不能搞清楚本党成立时究竟有多少人呢？是哪些人呢？
其实，要想搞清楚这些并不难，难的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当时的50几人中有不少是背叛了初衷，有的投奔到了敌对阵营里了，有的甚至做了汉奸。而这样一些不光彩的人物和痛楚的历史谁还拿出来在阳光下晒呢？尽管官方刻意模糊历史，但是，史学家们还是有良知的。他们给我们考证出了两个数字：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57人和53人两种说法。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全国各地有共产主义小组6个，海外有2个，那么参加了这些小组的人都应该是最早的中共党员。根据史学家们的多方考证，这8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名单如下：
上海小组15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沈雁冰、邵力子、沈泽民、李中、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袁振英、李季；
北京小组15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劼、黄日葵、李梅羹、李骏、张太雷、朱务善、缪伯英；
武汉小组8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郑凯卿、黄负生、赵子健、张国恩；
湖南小组5人：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彭璜、萧铮；
广东小组5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阮啸仙、杨匏安；
山东小组3人：邓恩铭、王烬美、王翔千；
日本小组2人：施存统、周佛海（俩人是原上海小组成员）；
法国小组5人：张申府（已经算入北京小组）、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
以上人员合计57人，这就是第一种说法57人的来历。长期以来，所有公开的资料在描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时，一律是先列举两三个人名再“等”一下就完了。
第二种说法是不包括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4个人，即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等4人。因为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会议。这个说法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周恩来总理曾经说：“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董必武）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周总理填写多届党代会代表登记表和填写有关履历档案时都说自己是1922年入党的。即便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时，毛泽东、董必武两同志已把他们自己原来填写的1921年入党改为1920年了，周恩来也没有改动自己原来填写的入党时间。
上世纪80年代，中央收到赵世炎夫人夏之栩同志的信后。胡耀邦总书记批示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中组部组织调查。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了认真调查和研究，最终同意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因此，党史专家才开始并最终认可中共最早的党员人数是57人。
其实在当时，还有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共产主义小组里出出进进过，在正式建党时都退了出去。同时，还有部分党员是建党后不久迅速发展的。很多的史料都不过是当事者们若干年后的回忆而已，其准确程度见仁见智。何况还有很多是后来成为了敌人和叛徒的回忆，更加没人理睬了啊。于是，建党时究竟有多少党员就成了一个谜团。于是，才有了在描述中共“一大”时，只好加一句“······代表党员50多人。”
六、成立前各地党组织如何称呼？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1920.08）、北京（1920.10）、武汉（1920.10）、长沙（1920.12）、广州（1921.01）、济南（1921.03）。此外，旅居日本（1920.11）和法国（1921.04）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
1936年5月，陈潭秋在莫斯科撰写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中称，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各地的早期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这些早期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有的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加之已经有了陈潭秋前文的称呼，因此，在后来的党史研究中，人们习惯于把中共“一大”前各地的党组织形式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后，“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呼就被人们普遍接受了。
相当一段时期，公开的资料上对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称呼也很不统一的。除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小组，其他小组有的是按照所在省来称呼，比如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有的是按照所在城市来称呼，比如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对于两个海外小组的称呼也很不统一的。有时称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和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有时又称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和东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基本统一了称呼，就是一律按照所在城市来称呼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海外小组按照旅欧、旅日小组称呼。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其排列顺序是按照各小组成立的先后顺序。
不过现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呼已经被“党的早期组织”这个更加准确的描述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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