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红米4x有几个版本:朱正：我的鲁迅研究五十年 逐步还原真实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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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6日《北京日报》第20版
我是以一本失败之作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摸索了几十年，才逐渐走上正轨。如果说也有什么经验值得贡献给后来的同行，我想只有一点，就是我胆大。
一、“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的《鲁迅传略》
1949年长沙解放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到新湖南报当编辑，并开始做写作鲁迅传的准备。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肃反对象，行动自由被剥夺，叫我“反省”。我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要“反省”的，就凭记忆中的材料来构想鲁迅传的具体写法了。1956年初，开批斗会、写交代材料这类活动已经停了下来，虽然还不允许外出，但在报社大门之内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就利用这一半的自由动手写书。一个半月，写了十万字的书稿。这年是鲁迅逝世的二十周年，安排了规模很大的纪念活动，重要项目之一是出版新的有注释的《鲁迅全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我这部书稿正好碰上了这个机遇，1956年12月我的第一本书《鲁迅传略》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写这书的时候，我对学术工作的规范一无所知。在后记里我坦率地说：没有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论点是我的创见。本书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见解的书。我对主流导向亦步亦趋达到何种程度，这里可以举一小例。
鲁迅晚年同胡风关系甚深。对于这两人的关系，我说的是：“正在这时候，暗藏在左联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利用革命文艺界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胡风老早就是一个极端敌视共产党和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了，1933年前后，他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罪恶历史，混进了左联。于是就不断地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一样，鲁迅没有能够看出胡风的本相，一时被他蒙蔽了，以致对一些革命作家多少产生了一些误解。”虽说这些也并不是我的“创见”，是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连篇累牍的把胡风妖魔化的材料。却不曾想这些材料说的是真实的吗？我是在自己被列为肃反对象的时候写这书的，从亲身经历中，我深知诬人小组(官文书写作五人小组)对我的立案，揭发，检举，批判，定案，全都是血口喷人的诬枉之词，为什么就不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去想想，而轻信那些“揭露”胡风的文字呢？恐怕正是这种紧跟的态度，适应了当时宣传需要，这部书稿才会被选用并且很快出版。
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的书，我都没有看过，这些书当时也是在半封禁状态中，即使我想要买来看也无处买。没有看这些人的书，却动手去写鲁迅传，现在看来真是件不可想像的事情。我认真读了并且作为范本的，只有一本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斯大林传略》，说是人物传记，其实倒不如说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缩编，这不过是一本个人崇拜的宣传品。我那时却把它看作典范之作，从书名到格式，到写法，都学它。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的起点。我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低。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这本书：粗疏肤浅，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但是我不想作太多的自责。这粗疏肤浅，岂不正好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么。
二、“正”许广平之“误”
划为右派分子后，1958年4月我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有些难友订阅了《新观察》半月刊，1959年的某一期开始连载许广平新著《鲁迅回忆录》。我怀着很高的期望来读许广平的这部新著，以她和鲁迅的亲密关系，书中当会提供一些外人无从知道的材料。可是，书中写的，许多与事实不符，最令人反感的是有意的曲说。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概加以政治化，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例如，1932年鲁迅到北平去是探视母亲的病，却被说成是为了前往苏联访问，并且把他在北平的这半个月写得惊险万状。事实上，鲁迅自己就说，当时北平的政治空气比上海还好些。又如，鲁迅整理出版瞿秋白的遗文，仅编印好两卷译文集《海上述林》就去世了，没来得及编印瞿秋白的著作集，这件事在她的书中却被说成是有意不编印这一部分，认为这表明鲁迅对共产党的尊重。事实上，鲁迅在编印《海上述林》的时候，已在着手进行编印瞿秋白的著作集的准备了。鲁迅为收集材料而写的一张借书单现在保存下来了，成为许广平此说不实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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