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视led50m5000u:柯岩——独树一帜的“人民文学”

    
                          柯岩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步步紧跟毛主席。”
    这首《周总理，你在哪里？》写于周总理去世之后，深刻地表达出了广大人民对周总理的怀念与追悼之情，呼唤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它以循环往复的咏叹，表达 出了人民对周总理的呼唤与对时代变革的期盼。这首诗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很多人正是由这首诗了解到了那个时期人民与领袖之间血肉般的感情，也认识了这首诗 的作者柯岩。
    柯岩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原名冯恺，祖籍广东南海，1929年7月14日生于河南郑州。1949年起，先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 专职编剧，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47年，柯岩在湖北希理达中学校校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我的同窗》，195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小兵的故 事》。1965年以前，柯岩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1976年以来，她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其中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以真挚的情感打动 了无数人的心。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因第一次涉及青少年犯罪这一问题，被誉为中国诗的“教育诗”。其作品充满生活情 趣，构思精巧，富有诗意和哲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在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柯岩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艺思想也丰富、犀利而深刻。作为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民作家”，柯岩的作品 既有坚定的理想与立场，也有着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她的创作在“人民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在新世纪的今天，在新的社会与文学语境中，柯岩作品中所体现出 的“人民性”与艺术特色，值得人们深入思考与研究。
 
1、明朗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
  
    我想从柯岩的艺术风格谈起。柯岩写作的体裁十分丰富，从最早的儿童诗、戏剧，到抒情诗，再到小说、电视剧、报告文学，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与内容，但她整体的 艺术风格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贯穿于所有的创作中，那就是她明朗、爽快、亲切、自然的叙述语调，这可以说是她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艺术 风格呢？我想这与她的性格有关，与她的艺术观有关，也与她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
    我与柯岩老师仅有很少的直接接触，但她爽朗、明快、豁达的性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正是这样的性格，在创作的时候被她带入了作品之中，才呈现出了我 们所能感受到的明朗艺术风格。但我们也知道，柯岩所经历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旧中国的黑暗与丑陋，“文革”时期的批斗，“新时期”以后的议论与非议，她都 亲身体验过，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人生与社会的阴暗面，如《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问题少年与问题少女，《他乡明月》中的“奇遇”与人性扭曲， 《癌症≠死亡》、《CA俱乐部》中的癌症，等等，可以说柯岩所经历、所看到的阴暗乃至黑暗面很多，有的甚至很残酷，但在这些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与压力面 前，她没有屈服，也没有变得阴郁或消沉，而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积极面对，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爱与希望，以及前进的路。
    在这方面，应该提到柯岩在解放初参加的的妓女改造工作。1949年11月，领导上给了她一个新任务：去当工作队员，参加封闭妓院、改造妓女。她经历了为期 半年多的行动过程。没想到竟深刻地影响了她一生。柯岩从小就是个穷孩子，很熟悉穷苦百姓的生活，可她毕竟能够生存，还从小学读到了大学。随着妓女生存的真 相在眼前一步步揭开，她才痛感过去知道得太少了，根本不了解旧社会，不了解剥削制度，不了解为什么说旧社会是“万恶”的。她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妓女和她们家 庭的血泪遭遇，每一天，柯岩都被地狱般的惨象强烈地震撼着。那些妓女实在是太可怜了，但也实在是太可气了。工作组好心来救助她们，要把她们从地狱里拉上来 过“人”的生活，给她们治病，反反复复与她们谈心，苦口婆心，她们却千方百计抗拒救助，撒泼耍赖，谎话连篇，恬不知耻，有的高等妓女竟然还明显表露出看不 起“女土八路”的姿态。一次又一次被骗，一次又一次碰钉子，柯岩等年轻人简直气昏了，认定这些堕落的女人已是朽木不可雕，很难改造了。可工作组里那些共产 党员大姐们却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爱心与耐心，和极为巧妙高超的工作方法，硬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几个月过去后，绝大多数妓女都变为热切向上，身体和精神 都焕然一新，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有益于社会的珍视尊严的劳动者。在这里，柯岩看到了旧社会最为黑暗腐朽的一面，而在对妓女改造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所体现出 来的改造旧世界的决心、耐心与勇气也极大地震撼了她，让她看到了共产党员的精神与风格，也看到了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展现出了一个美好社会的前景， 正是因为有一个光明的理想，旧社会的黑暗与污秽终将被铲除，这一段经历坚定了柯岩的革命理想，也决定了她对待世界与文学的基本态度，那就是面对任何困难决 不屈服，对未来的光明抱有信心，这也形成了她艺术风格的明朗与坚定。
   柯岩作品的明朗色调，也与她文学创作的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创作的目的并不是在市场上挣钱，或者在文学领域成名成家，作为一位“人民作家”，文学是她为 人民服务的一种方式，她以自己的作品影响与感染着读者，一方面她让读者看到了现实与真相，另一方面，也向他们指出了光明的一面，和他们一起去寻找未来，这 样的创作方式与创作思想，决定了她作品的基本风格，为了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她的作品必然是简洁明快的，而为了鼓舞读者积极上进的信心，她的风格也必然是 明朗乐观的。
   让我们以《癌症≠死亡》为例来具体谈一谈，这本书所描写的是一些癌症患者抗击病魔的故事，柯岩在书中直面了癌症给人身体与精神上带来的伤害，但不止于此， 她通过对一些“抗癌明星”的描述，也让人们看到了生的希望和美好。在柯岩创作生涯60年座谈会上，一位名叫李英伟的曾经的癌症患者饱含深情地向柯岩表达感 激。他说，“2001年7月，突如其来的癌症把我逼入了生命的绝境。我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灰暗，没有了一点鲜亮色彩，那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 日子。
    ……一天，同病房的陈教授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嘿！小伙子，快看看！’他一边大声叫我，一面递给我一本书，我无精打采地接过来，蓦地，一个让我吃惊而又振奋不已的大标题映入我的眼帘——《癌症≠死亡！》
    癌症≠死亡？！
    手中立刻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又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盏灯在我眼前一亮。
    ……那天起，《癌症≠死亡》这本书，就再也没有和我离开过，直到现在，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1]
    他指出，不仅是柯岩的作品给予了他们战胜癌魔的理念和力量，而且更是柯岩的精神和人格使他们获得了自强与自尊的信心和勇气。发言后，李英伟将一个附有数百 人签名的红布大横幅当场赠予中国作家协会，横幅上醒目地写着一行大字：“柯岩——我们大家热爱您！”这可以说是一个作家所能获得的最大荣耀，她给孤苦无依 的人带来了光明与温暖，给他们带来了信心和方向，让他们可以坚定地活下去。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先锋作家”去处理柯岩所写的题材，他可能会竭力渲染其中的残酷、阴暗，挖掘人性中“恶”的一面，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苦 难，却似乎看透了人生与社会，但并不知道真正经历了这一切的人，反而“阅尽沧桑意气平”，愿意以一种更加平静的态度去面对。但另一方面，另外的作家则会选 择逃避，将人生与社会中的残酷、阴暗滤去，只留下光明、美好的一面，营造出一个童话般的透明世界，这样的作品虽然写得很“美”，但却无法让我们看到真实的 社会与人生，因而是虚假的浪漫或粉饰的“太平”。与以上两类作家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柯岩的特色在于，她既没有回避生活的阴暗面，也没有沉溺其中，丧失对生 活的信心，而是勇敢面对，做出了自己的观察、思考与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柯岩的艺术风格不是肤浅的乐观，或者盲目的悲观，而是在直面黑暗与污 秽之后形成的一种明朗，是在看遍世间悲剧之后形成的一种豁达，而这则是她艺术观与人生态度的一个体现。
 
 
2、在“小”与“大”之间
 
    柯岩创作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她善于抓住边缘性的题材。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周总理，你在哪里？》、《中国式回答》等政治抒情诗之外，她大多数的作品选材都 是较为边缘的，不从正面触及特定时代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没有去写“重大题材”，而一个较小的领域进入，在叙述与描写中体现出时代精神。她早期的儿童诗，相 对于主流文学，属于边缘性的题材，《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工读学校，《他乡明月》中的出国青年，《CA俱乐部》中的病人，相对于当代文学中常见的农村与都 市题材，也都是属于边缘性的，或者说是一种“亚文化”。为什么柯岩对边缘性的题材如此感兴趣呢？我想这与她的经历与艺术敏感点相关。以《寻找回来的世界》 为例，我们知道，柯岩在1950年代，就在北京第一所工读学校体验生活，1980年代重回工读学校继续深入生活，才创作出了这部小说，可以说这两次“体验 生活”是这部小说诞生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可以说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使她对这些问题少年充满了爱心与同情，正是这样的“关切”触发了她创作的灵感 与热情。而对孩子的爱，对问题少年的爱，对出国青年的爱，对癌症病人的爱，则使她避开了常见的题材，深入到一个个社会的小角落，深入到了这些人的内心世 界，以艺术家的敏感倾听他们的心声，在这些边缘人与“主流社会”或者“正常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让他们的生活、感受为世人所知，也让世人的关爱投 射到他们的生活之中，鼓励、引导他们去过一种更加美好、健康的生活，这是柯岩的作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柯岩写作《他乡明月》为例，1980年代初期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青年中出现了盲目汹涌的出国潮，柯岩在海外有不少亲友，信息很多，访美之际她也亲眼目 睹了不少同胞、特别是女同胞在国外的悲惨遭遇，于是决心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作品，以自己的笔减少这类的不幸。她的创作过程是很艰苦的，那时年过半百的她患 了严重的肾病，后来不得不动大手术切掉一只肾。当时她的腰腹部日夜剧痛，痛得无法以普通的坐姿写作，她就坐在床上，不时还要变换姿势地写，身边放着尿盆 ——严重尿频、尿急，每十几分钟就得排尿，那尿是红浊的，因为其中有血。就是忍受着这样的受刑般的折磨，一天还写几千字。这部凝聚着柯岩心血的作品，受到 了极大的欢迎，它让人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并非天堂，所谓“美国梦”其间有那么多悲惨的故事和辛酸的经历。这部作品对于当代青年认识西方国家的真相，纠正盲 目的出国潮具有重大的作用，据说当时很多准备出国的青年都把此书列为必读书，也有的父母买来给准备出国的子女参考。在这里，柯岩关注的是出国青年，这虽然 只是一个较小的群体，但她通过这个题材所把握的却是时代思潮，并对其中出现的倾向加以引导。
    我们可以看到，柯岩的作品虽然处理的大多是边缘性的题材，但其中也贯穿着对时代的思考，她并非在一个孤立的小世界中书写他们的生活，而是将之与更广阔的社 会整体联系在一起，在时代的变迁中加以把握，从而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开阔的视野与宏伟的气象。在《寻找回来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问题少年的生 活，还有造成他们的“问题”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转型期尖锐的斗争与艰难的转变，在《他乡明月》中，我们所看到的也不只是两个女青年在国外落难的“奇 遇”，还有中西文化与观念的冲撞，“出国潮”对当代青年的影响，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对边缘题材的关注源于柯岩的细致、敏感与爱心，这使她能够注意到别人 很少关注的人群与社会角落，并倾注极大的热情去观察与描写；而对时代的思考则源自她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作为一个“人民作家”，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与人 民的感受密切相关，并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对时代发言。这两者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柯岩作品在选材上的特色。
    而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柯岩以抒情诗的形式直抒胸臆，如《周总理，你在哪里？》、《中国式的回答》等诗歌，这是她代表时代与人民发 出的呼声，也是来自她心底最真实、深刻的感受，在这里，“个人”与时代、人民融合为一体，诗人的声音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如张器友所指出的，“《周总理， 你在哪里？》所要表达的是诗人自己的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她就自然想到了我国民间哀悼逝去的亲人时的‘找魂’、‘哭诉’方式，所以通篇贯之以‘寻 找’，赋之以无尽地诉述，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百姓的共鸣。《中国式的回答》能够在80年代的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原因之一正在于这‘中国式’的人民‘回 答’，诗歌中流动着的道德力量和思想情绪，诸如对无私博大的母爱的礼赞，对伤残却能无畏前行的坚毅精神的同情，对只想‘索取’不思‘给予’的自私人格的厌 恶，都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新中国人民精神和谐一致，诗人牢牢把握了这些道德、情感的基点，便很自然地把来自于民族和人民的张海迪成功地推向了人民，推 向了世界。”[2]
    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柯岩的艺术特色则使她选择边缘性的题材，以之表达自己对时代的观察与思考。这样的选材既关注时代，又能充分发挥出柯岩的长处与才华，正是在对这些边缘与弱势群体的关注中，柯岩创造出了她的艺术世界，也以此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3、“诗人”的底色
 
    柯岩创作的题材与体裁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但其“底色”却是不变的，那就是她始终是一位“人民作家”与“诗人”。说柯岩是“诗人”并不是专指她创作了儿童 诗与抒情诗，而是指贯穿于她所有创作的那种诗情，即使在她的小说、电视剧、报告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诗情，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一种 乐观的审美态度，一种充满自信的抒情方式。正因为有这种诗情，所以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诗，《奇异的书简》、《船长》是诗，《寻找回来的世界》、《仅次于上 帝的人》也是诗，在创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柯岩把握的是一种“真实的诗意”，所以在她的艺术世界中，真实的也便是诗意的，而诗意的也是真实的，诗与真以 一种她个人的方式融汇在一起，“真实”以一种独特的艺术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诗意。但是在柯岩这里，“诗意”并不是一种粉饰或逃避，如我们上 面所言，而正是在直面现实之中所产生的，因而她的作品既深刻地切入了社会与人生，也“处处皆着我之色彩”，带有创作者的主观性与情感色彩。正如陈涌所指出 的，“她的才情超过了她的思想，她的诗人的遐想超过了思想者的深沉的思索，她的作为一个作家的感性、热情和想象成为了她的主要特点。”[3]
    柯岩的《小弟和小猫》可以说是她“儿童诗”的代表作：
    我家有个小弟弟，
    聪明又淘气。
    每天爬高又爬低，
    满头满脸都是泥。
    妈妈叫他来洗澡，
    装没听见他就跑。
    爸拿镜子把他照，
    他闭上眼睛格格地笑。
    姐姐抱来个小花猫，
    拍拍爪子舔舔毛。
    两眼一眯：
    “妙，妙，妙，
    谁跟我玩?谁把我抱？”
    弟弟伸出小黑手，
    小猫连忙往后跳。
    胡子一撅头一摇：
    “不妙，不妙，
    太脏太脏我不要！”
    姐姐听见哈哈笑，
    爸爸妈妈皱眉毛。
    小弟听了真害臊：
    “妈！妈！快快给我洗个澡。”
    这首儿童诗朗朗上口，节奏明快，而又寓教于乐，充满了童趣，显示了柯岩对儿童心理的细腻把握，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在《漫谈几童诗》一文中，柯岩将我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言志”和“意境”给以现代式阐释。她认为，诗之“志”，即是“思想”，“但它不是空洞的口号、概念化 的思想、抽象的语言，而是从生活中来，情动于中而结合了作者的为人、品德、性格、风貌而发的言。是他独特的、感情的形象的言”。[4]她结合自己的创作经 验认为：“意境是文学典型化原则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运用。”意境的实现，在于“诗人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结合起来，做到了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寓 理于境，借境达理，创造出一个既可捉摸、又可感觉的，既不同于生活原形、感情原形，又可感可信、神形兼备的，用极凝炼、准确、优美的语言表达出不尽之意、 不尽之情的高度概括的艺术境界。”[5]在这里，柯岩把“诗言志”与诗的“意境”创造统一了起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柯岩在艺术上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不仅 在于儿童诗或诗歌中存在，而是贯穿在她所有的创作中。
   作为“诗人”的柯岩，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她早期创作的儿童诗与戏剧，是单纯而明朗的，充满了童趣；而在她新时期以后的作品中，尽管其艺术 风格依然明朗，但却不再像以往那么单纯，而将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与人生现象纳入其中，有批判，有思考，视野更加开阔，艺术上也更加成熟。这自然与柯岩在 “文革”时期的经历有关，剧烈的社会运动使她接触到了更为宽广的社会，以及更为复杂的“人性”，这自然也反映在她的创作中，她的诗便不再是单纯的诗，而是 更为丰富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成长。从儿童诗到抒情诗，再到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的“诗”，我们可以看到柯岩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 从“自我”到“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艺术上不断拓展的过程，其间的变化十分清晰，但贯穿于这些作品中的情趣、爱心与诗意却是一以贯之的。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柯岩的诗性追求，与她最早创作所奠定的基点密切相关，柯岩最早创作的是儿童诗，儿童诗这一题材，不仅要求作者具有一颗童心，而且 也要有一颗爱心，能够以儿童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能够以儿童的思维去触摸这个世界，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好的儿童诗，柯岩优秀儿童诗的创作，向人们展示出她 有一颗童心与爱心，此后她虽然很少再写作儿童诗，但我们可以说，儿童诗的写作也奠定了她此后创作的基调，在这些作品中仍贯穿着她的童心与爱心。这不仅表现 在《与“巨人”对话》这样直接与儿童沟通的作品中，在其他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也洋溢着她的爱心，而这正是她的作品充溢着诗意的重要原因。
 
4、“人民作家”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
 
    “人民作家”是柯岩最具根本性的特征，这不仅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自我定位与自我意识，贯穿于她所有的创作之中。“人民作家”是一个很少被细致分析的概 念，我们可以在历史演变与社会结构中加以把握，在我的理解中，“人民作家”是为人民而写作的作家，而不是为其他阶层写作的作家，或者“为艺术而艺术”的作 家，在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中，他们以文学的方式投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在历史的转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30年代的“左翼文学”到 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再到“十七年文学”，涌现出了一批“人民作家”，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人民血肉相连，呼出了人民心底的声音。在这一过程 中，文学和作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不再仅仅是游戏、消遣或娱乐，而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事业，作家不再是旧时代的戏子或文人，也不再追逐商业利益或者 个人意义上的成名、成功，而致力于社会与意识领域的改造，从而与一种更加宏伟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为什么 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6]柯岩认为：“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两者虽不能说完全等同，但作品总是受着作家世界观的制 约，是作家人品、思想、情操的自然流露。这，是一点也掺不了假的。”[7]
　  柯岩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有着清醒的意识，她在创作生涯60年座谈会上的答谢辞《我是谁》一文中说，“我是谁？我只不过是一个从旧社会走来的、出身贫寒的知识 分子家庭的小知识分子，考不上公费学校拿不到奖学金就得辍学或没钱吃饭；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可能早就和那个社会的无数知识分子一样，不是葬身于饥寒，就是 沉沦于黑暗。是革命队伍给了我一切。”[8]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柯岩和那个年代的很多青年人一样，投身革命既是出于对黑暗社会的反抗与命运的选择，同时 也将个人的生命与一种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在投身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不仅解放了自己，而且也将解放全中国与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事业，而在这一过程 中，“文学”只是他们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文学”事业是与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学的背后，他们有着更大的追求，那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上写出他们的心声。
    柯岩说：“我要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人民养育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我们，如果什么时髦我就写什么，对得起人民群众吗？”[9]她在《我的歌声》一 诗中写道：“世上有多少诗篇，是那样温柔地歌唱月亮，世上有多少诗篇，献给了夜莺，带着迷人的忧伤。但我的党，却教我把自己的歌，献给麦穗，献给钢铁，献 给斗争和理想。”在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柯岩的理想与追求。
    柯岩是“人民作家”中的一员，她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个人成功，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参与现实和思想领域的辩论，以爱与美 引领乃至塑造读者的心灵，让人们辨清何为真善美与假恶丑，从而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柯岩的创作初衷如此，她的作品在事实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寻找回来 的世界》、《他乡明月》等作品的巨大社会反响，显示了一个“人民作家”所可能具有的影响力。
    《寻找回来的世界》主人公的原型谭朴，在工读学校从一个问题少年转变为一个积极上进的少年，他后来还担任了工读学校的校长，在50多年后，他深情地回忆 起，“由于我在小学五、六年级两年中成为问题少年，于1956年进入这所学校学习，成为当时全国第一所工读学校的第二批学生，我就是在工读学校里认识了柯 岩老师。柯岩老师恰恰是我们少先队辅导员，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柯岩老师。……我们虽然都是犯过各种错误的孩子，但在我们心里觉着，柯岩老师还是那么爱我 们，仍把我们视为祖国的花朵。”[10]柯岩不仅在工读学校以实际行动关怀着这些问题少年，使他们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她还以《寻找回来的世界》这部小说 教育和影响了更多的年轻人。
    柯岩在文章中写道：“仅仅懂得美的人，可能是个善良的人，但却不是智者，不是战士。而为了未来，为了人类理想的建立，我们这一代，我们下一代，甚至下几代，需要的却都是百折不挠、披荆斩棘的战士啊！”[11]
柯岩属于“人民作家”，但也与其他的“人民作家”不同。她1949年开始写作，正是中国革命取得了关键胜利的时刻，积极向上的时代氛围奠定了她乐观自信的 精神基调，所以与上一代“人民作家”不同，她的作品中没有那么多的压抑、苦难与抗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明朗的色调，而这则形成了她艺术上的重要特征。另一 方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也不像另外一些作家一样致力于史诗性的写作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而更注重对“小”的、边缘性题材的敏锐发现，致力于从平凡生 活中发掘出诗意与情趣，以美与爱心去感动并深入读者的心灵，从而在“人民作家”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特色。
    以上我们从不同层面分析了柯岩创作的特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她作品的明朗风格、边缘性的题材，或者诗性的表现方式，都源于她“人民作家”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她的底色是“人民作家”，并且在“人民作家”中独树一帜。
 

[1]李英伟《一篇不死的宣言》，《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2]张器友《柯岩文学活动的成就及其意义》，《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07期
[3] 陈涌《谈柯岩的创作》，《陈涌文论选》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
[4] 柯岩：《漫谈儿童诗》，《六十年后的作业》，269页，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
[5] 柯岩：《漫谈儿童诗》，《六十年后的作业》，269页，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 《柯岩文集》（第7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8]柯岩《我是谁——在创作生涯60年座谈会上的答谢辞》，《文艺报》2009年9月1日
[9] 柯岩《我的文学之路》，《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3期
[10]谭朴《柯岩老师是我一生的师长和楷模》，《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6期
[11]《柯岩文集》（第7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