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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科学家的教育家钱学森

钱学森是发起和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之一，积极参与制定“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并担任近代力学系首任系主任。在他主持工作的8年间入学的1000名本科生中，涌现了7位两院院士；在他亲自授过课的第一、二届共500名毕业生中，涌现了5位院士。这种“千人出七院士，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和格局，在教育界中绝无仅有，这与钱老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编者

  在纪念我们敬爱的系主任和恩师、享誉海内外的杰出教育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钱学森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探讨如何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问题，并以此缅怀和纪念钱学森先生。

  百人一院士，千人九将军

  实践表明，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具有卓越组织管理才能、当之无愧的杰出教育家。钱学森先生是发起和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之一，是以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的科大建校筹备委员会的十位委员之一。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全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系结合）”办校方针的形成中，在担任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并确定近代力学系办学方针、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而亲自指导学生进行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等开创性的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对全国教育界都很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1959年9月26日），《近代力学的内容和任务》（1961年11月10日）等指导性文章。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郭沫若、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等著名科学家的鼎力运筹下，一所以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填补我国科技空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主要目标、实行理工结合的新型大学，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组建成功了。这堪称世界科学史与教育史中的一个奇迹。五十余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多方面的骨干，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中，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为例：在中国科大五万多名本科毕业生中，涌现了五十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这种千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在我国高校中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在钱学森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文革”前入学的1958级至1965级这八届学生共1000人中，出了7位院士——比例为千人出7院士。而在他亲自授过课的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和第二届（即1958级和1959级）共约500名毕业生中，出现了5位院士，形成了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如果以有更多机会接触钱先生、聆听他教导的第一届（即1958级）学生为例，那么在近代力学系200多名首届毕业生中，就出现了3位院士，形成了不足100人出一院士的格局。除此之外，在近代力学系的这8届毕业生中还涌现了9位将军，其中有少将，有中将，他们大多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所以，除了有“百人一院士”的比率之外，同时还有“千人九将军”的人才培养业绩。这一成就的得来，绝非偶然。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与钱学森先生的培养教育，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极大的关系。

  学习、研究和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钱学森先生如何为我们制定教学计划和选聘师资

  钱学森先生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并不因肩负国家航天工程重任、工作繁忙而放松对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他科学地、富于远见地确定力学系的办学方针，精心安排力学系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到位。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1.教学内容要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提出，对学生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他不赞成在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2.为了达成上述培养目标，他使课程设置有利于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较深厚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必要的工程设计方面的基础。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如果基础薄弱或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将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创新。

  而对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设置，则突出了先进性与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此外，对于科学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的形成，对于刻苦钻研业务的意志与毅力的培养，除在各门课程进行的过程之中对学生有所训练之外，他还通过多次讲话、报告和谈话，对我们谆谆教导，有时结合他的自身经历与大家交流。其中不少内容和精辟的论述感人至深，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让学生打好基础，钱学森先生除了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安排和聘请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安排的时候，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甚至有点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的蒋丽金博士讲授。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到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先生选派了力学所的流体力学专家卞荫贵先生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第十一研究室主任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郭永怀讲授“边界层理论”等等。从以上安排我们不难看出，钱学森先生对办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魄力与智慧，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师资水平、师资质量以及基础课教学的高度重视。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

  进入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期盼已久的由钱学森先生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原来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来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以《星际航行概论》为书名出版了他这门课的讲稿。按照钱学森先生于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学时，分12—13讲，每讲3学时，一学期讲完。实际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是因为钱先生有时要参加国家重大的科学实验活动而不得不临时调一下授课时间。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只有一次。第一次课开始于1961年9月18日，最后一次课是在1962年1月8日。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三个专业第一届（1958级）和第二届（1959级）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地点设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大阶梯教室。

  当时我是19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学生班长，受上级委任，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西侧门大阶梯教室的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并陪同他步入教室，走向讲台。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虚、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自信。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我也有同感。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实在的，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到工整漂亮的板书与书法，均令人赞叹！我有生以来听著名科学家、专家和名师的课很多，但从未见过讲课讲得这么好的，即使单从授课方法与教学法的角度来说也堪称出类拔萃。应当说，钱学森先生的授课，展示了优秀教育家与杰出科学家的风范。

  这门课于1962年初结束。1963年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他赠送给我们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内容就是他授课的讲稿——《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中国科大由北京下迁安徽，我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半个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连同当时印发给我们的钱学森先生亲自编订的教学大纲以及我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钱学森先生亲自指导研制小火箭

  翻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两周之后（1959年1月12日），科大校刊发表了我以校刊通讯员的名义写的《模型火箭上了天》一文，报道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力学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7个人，以后增加到几十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大大扩充，并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校机械厂等单位合作，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成为一个影响范围很广的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油印后发给火箭组的成员阅读学习。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导论》，其中的部分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我们国家同期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儿。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及超音速喷管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主要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的铝制外壳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领导同志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有一件事至今令我深感遗憾。那就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封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这封信火箭小组的一些主要成员曾传看过。记得在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教育及保密工作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当时的科大党委一科，即负责统一掌管此类事情的保密科），作为可能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以后科大下迁到了安徽。几年前我曾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多方托人查询、查找过这一资料，看是否还保存着，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工作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即1960年2月28日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就在北京玉泉路校办公楼楼上第二会议室。那时全国都在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组的工作到了1959年和1960年，开展得已相当深入了，从初期的以能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和较全面的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少同学出于热情，力主搞大火箭，作为第一步，先研制射程高度为75公里的高空探测火箭。钱学森先生及时、正确地引导了我们。他指出，搞大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将科研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并很具体地提出，我们可以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为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经过一番认真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他的建议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

  1960年夏天，我们主要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瞩目的进展。

  同期，科大力学系火箭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亦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此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上千地向我们下人工降雨火箭的订单，并在内蒙古、吉林、云南等地进行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试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与设计。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由当时火箭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后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蔡有智送往中科院院部。

  这段50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学生们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与作风的形成，科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观念的树立以及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均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经验至今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借鉴与发扬光大。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科研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大事记中，有这样两条动人的记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币一万一千五百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

  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过。朋友，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我的体会是：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崇高的师长们引路，无比幸福！他们德才兼备，言教身教的人格魅力与他们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样，为我们的民族增辉！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