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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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和多方面的。本文对四个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和论述。一，制度性因素：它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二，领导人因素：他们发起的改革瓦解了现存的制度并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公开性条件下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终毁灭了联盟。四，阿富汗战争因素：推动了改革进程和削弱了军地位的削弱。

　　【关键词】苏联        戈尔巴乔夫        改革      解体     原因         

　　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十年期间，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和论述在国内外书刊和报端上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充分说明苏联解体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超级大国为何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瓦解和解体了呢？

　　中国学者从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关系、思想理论、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和各个角度考察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原因论。概括起来有：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政治改革及其路线；苏共党的思想理论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民族关系紧张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对外政策的错误与军备竞赛的负担，等等。[1]

　　西方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苏联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民族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例如，莱文认为，“在它（苏联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它开始停滞不前了，丧失了改革的能力，从而对所有领域包括其它民族失去了控制。归根到底，是因为政权的官僚本质，它才失足并崩溃了。”[2]

　　林登认为，戈尔巴乔夫开始时进行有限的改革，“但是后来非常强烈地想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统治由共产党君主转变为尚未成熟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他改变政权的试图产生了破坏苏联帝国本身的危机。”[3]

　　有些学者把苏联的解体归因于民族关系的紧张。他们认为，一旦公开性允许自由，分离主义的声音就愈益强烈。分离主义分子把莫斯科满足他们的要求看作是莫斯科软弱的表现，并且他们利用这种软弱而要求独立。[4]

　　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苏联对外关系因素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他们指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方面的巨大包袱和消耗：苏联帝国扩展得太大、用来维持帝国的巨大军事力量、补贴东欧的经济负担、抑制东欧动乱所付出的代价、对第三世界的财政援助，等等。[5]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把阿富汗战争与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例如，鲁维尼和普拉卡什强调了阿富汗战争在苏联解体中的关键作用。[6]

　　可以理解的是，俄罗斯国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探讨和论述则更为热烈。它们的特点是，其一，不仅是学者而且还有许多亲历改革过程的政治家(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卢基扬诺夫等)参与了讨论。其二，左、中、右各派的看法和观点泾渭分明。[7]

　　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8]雷日科夫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卖了现行社会主义制度。[9]

　　而盖列尔和涅克里奇却认为，戈尔巴乔夫试图在社会主义内部、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挖掘社会主义潜力。他改革的基础是不现实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改革和公开性，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共产主义。苏联体制的灭亡，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主要结果，——但是一个无意识的结果”。[10]

　　亚库宁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的不负于手段”。可以完全宽恕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11]

　　从中外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论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和接近的，更有大相径庭的。笔者以为，苏联解体仅仅过去十年，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解体事件未必已经完全尘埃落定。如果把它比作一杯水，那它仍是混沌不清的。许多史实尚未澄清，众多谜团有待解开。而要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论者们的视野不仅应当更为开阔，而且必须不宥于论者本身对解体事件所持的立场——不论是对解体感到悲哀的还是对解体感到喜悦的。在探讨和论述苏联解体原因方面，感情因素往往是妨碍人们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分析的大敌。

　　笔者以为，苏联解体“原因论”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题和难题。我们这一代学者因为离它太近，而且夹杂着过浓的感情因素而难免使自己的观点失之偏颇。恐怕得假以几代人的时间，对解体原因的阐述才会更臻于客观和科学。

　　因此，笔者丝毫不敢有在拙文中透彻地说尽苏联解体原因的非份之念，只是试图在中外学者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对苏联解体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略的思考。

　　本文想从四个方面来考察苏联解体的原因。它们是：制度性因素；领导人因素；民族问题因素；阿富汗战争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制度性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也就是说，转变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

　　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69年历史上（如果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算起则为74年），除了短暂的列宁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压制社会和压抑人性的本质，它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尽头。

　　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体制形成的推动力和催化剂。

　　1926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来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军事体系。这也是为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构成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后国民经济重心的原因。[12]差不多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工业化道路。但这一令人骄傲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工业化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即，工业化并没有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牺牲农业和排挤轻工业，无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要。工业化的结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相脱离的狭窄的孤岛经济。暂时的高速发展是以后来的缓慢低速为代价的。

　　1929年展开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以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进行的。运动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此过程中，富农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被无情地悉数消灭。集体化运动以极端的方式人为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对农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内就农业发展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的争论，又演变成反右倾运动，结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团”。而在这之前，斯大林已经先后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但是斯大林似乎兴犹未尽，他的著名的论断是：“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3] 到30年代中后期，以审讯前反对派首领为先导，又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各方面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成了苏联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须接受的惟一选择。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因而始终无法在国内给人民营造出真正安居乐业的和平稳定的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建立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的苏联社会，从物到人的所有东西都成了国家的管辖和治理对象：不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本身被国有化，而且连人的思想也被国有化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被国家所控制。< body="">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与西方的经济鸿沟和技术差距愈益加深和扩大。

　　戈尔巴乔夫在概述苏联社会由发展到停滞的历史时写道：“在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条件下的几十年生活不能不导致冷漠、萎靡不振和丧失主动性，不能不导致社会干劲的消退。”[14]他指出：“在革命干劲成为历史后，在战争所产生的爱国热情消退后，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欢快被倡议者自己消灭后，社会似乎僵化了。有效率的劳动、人们有意识地参与公共事务、除了犯罪以外的不论什么样的进取精神的推动因素消失了。平均主义的心理和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已经根深蒂固。社会的停滞使得社会遇到了产生严重后果的威胁，这些后果在各方面都已经暴露出来。在停滞和停顿年代，国家已经滑入悬崖。”[15]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条件下，决意要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改革。开始时他深信由斯大林体制所产生的苏联社会的一切畸形状态和不正常现象，经过治理是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他先是提出加速战略，并进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后，又发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给这个重病缠身的制度带来了致命的危险，使开始时对制度的改善到最后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变。

　　政治改革的结果是：废除了长期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和舆论统制，瓦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促进了非官方组织的产生，结束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从而动摇和摧毁了制度本身，造成了联盟无法生存的条件。

二、领导人因素：改革瓦解了现存制度并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

　　有许多人在分析苏联解体时指出是苏联共产党本身出了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何苏共出了问题呢？追根溯源，实际上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了问题。正是他发起的政治改革使苏共由削弱而至瓦解。不管他的主观愿望是什么，他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损坏了苏共的形象，削弱了苏共的力量；他同意取消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款，结束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他在八一九事件后辞去总书记职务，使党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实际上使苏共走向了灭亡。

　　但是，戈尔巴乔夫为何会出问题呢？或者说，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呢？他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改革的过程和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的总结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他对苏联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现存制度、党的作用、民族关系等关键问题的观念和看法发生了与他所有前任有着本质不同的重大变化。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戈尔巴乔夫在他所著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关于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他说，“……完全可以确信：在当时俄国国内外的具体形势下十月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主要的结论是，十月革命无疑反映了人民和它的最广大阶层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最迫切的要求。这场革命的口号不是某个人所杜撰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下层，自由、普遍的和平、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给饥饿者面包——鲜明地反映了这些要求。”[16]

　　“十月革命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是典范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证明，我们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问题是，1917年10月真的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了吗？而所建立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吗？”[17]

　　“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取得胜利的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当然，它是在进化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有点削弱和缓和。但是，本质没有变化。”[18]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极权主义当然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典范。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种制度在苏联的胜利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由。”[19]

　　“我的观点是确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和自己的历史现实性。不仅是因为这种包含着诸如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概念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而且还因为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每天都有力地证实：对公正、平等、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对团结的要求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增长。”[20]

　　关于苏联的一党制和极权主义制度。“革命胜利后取缔非共政党和取消言论自由，是同民主绝裂的鲜明标记。在非常形势下，可以采取作为临时性的类似措施。而在社会生活中把一党制和‘观点一致’作为原则来实行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事物正常进程的颠倒和专横行为，并产生严重后果。

　　我认为，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证明1917年以后镇压和粉碎俄国的其他政党是必要的，一党制的最终确立或许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它使十月革命未能成为有力的民主发展和国家真正繁荣的基础。

　　到20年代末，苏联社会已完全被党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所垄断。国内确立了镇压性的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否定政治多元论，‘党-国’（一体），在国家垄断所有制基础上的对国家进行包罗万象的、严厉的和过度的中央集中管理。”[21]

　　关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框架，斯大林意识形态的理论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占优势、绝对都是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力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的问题未必是合理的和有前途的。”[22]

　　关于改革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时期采取了对党的活动进行实质性改组的方针和党内民主化的方针，最后实行改变它在社会中作用的方针。但是，苏共的结构、工作方法，它的名人统治集团浸透着旧的习惯、传统和规则，以至于要对它进行改革和要把它转变为一个正常的政治组织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归根到底，苏共中央赞成民主化、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建立混合的市场经济、改革联盟的联邦等。后来，在1990年苏共28大上，这都得到了批准。但是苏共最终未能经受住成为改革党的考验。它实际上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以及许多州和地区党委支持——1991年八月叛乱，从而对自己作出了判决。”[23]

　　关于民族问题。“……如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里一样，在民族进程中也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东西。随着国内确立了极权主义，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开始被强行纳入外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由莫斯科强加的革命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与多数居民的传统和已经形成的精神相异的人为的产物。”[24]

　　关于苏联年代的总结。“无论怎样，革命都以它的所有代价给俄国带来了历史的革新，把俄国从封建专制主义过去的遗产中解放出来，使得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这样做的时候依靠的是人民的智慧、劳动和英勇行为。忘记这一切并简单地把苏联政权的几十年描绘成几乎是忧愁的年代是不诚实的。……

　　是的，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是对的。而这首先是极权主义制度统治的结果，是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的衍生物。过去年代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要无条件地谴责和抛弃极权主义。……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苏联历史再次证明，表面上如此稳定和强大的极权主义最终使国家注定要变得软弱。同时，极权主义使人同国家、所有制、政治、文化相分离，试图压制社会中最微小的多样性，使社会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刺激，从而使自己注定要遭到失败。

　　还有一个从反面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民主能够成为社会健康的和蓬勃发展的基础，成为揭示和利用社会所有机会的基础。”[25]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认为：第一，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主义制度，而这种制度是必然要失败的；第二，一党制和“观点一致”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第三，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各加盟共和国处于无权地位。第四，苏联年代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在苏联失败的是极权主义主义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仍然是生命力的。

　　当然，很难准确地判断戈尔巴乔夫上述观点中哪些是改革前就有的，哪些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哪些又是在苏联解体后总结出来的。

　　但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虽然知道苏联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困难甚至危机，但他并没有一套明确的完整的改革计划。[26]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坦率地予以承认后作了如下的辩解：“在社会发展基础发生深刻的实质性变化的时期，提出某种先前制定好的“模式”或者改革的明确图表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27]

　　但是，缺乏明确完整的改革计划并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杂乱无章的。从后来改革的进程和戈尔巴乔夫的自述来看，他的改革是有榜样的；他的改革设想和计划是有着深刻根源和基础的；他的改革决心和信心是极其强烈的。

　　他把赫鲁晓夫看作改革的先驱。他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留下的东西——使斯大林主义名誉扫地。勃列日涅夫时期翻本的试图破产了。已经无法恢复斯大林主义的秩序。这是开始改革的前提和条件。所以，我承认改革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总之，我高度评价他的历史作用。”[28]因此，他实际上把他在80年代中期发起的改革看作是50年代赫鲁晓夫改革的继续。

 他把持不同政见运动当作他改革的精神方面的基础。他说：“改革成熟的明显标记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受到了镇压，被驱逐出国家，但他们的道德立场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例如萨哈罗夫的思想）在为改革准备精神前提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29]

　　他还从一些外部事件和外部因素中吸取了一些有利于形成他改革思想的东西。他对此是这样说的：“应该说，对外因素也有自己的意义。譬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我们社会里引起了深入的思考。……我要指出诸如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或以“欧洲共产主义”探索社会进步的新途径等现象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我们国家的深入思考——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价值以及它们的实现途径。”[30]

　　正是在总结苏联以往改革的历史和吸取国外他认为有益东西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形成了他自己有关改革的观念和思想。

　　他初期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领域。但是当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时，他把视角转向了政治领域。他认为，“那些年代，我们发展的辩证法就是，没有社会的政治解放，没有保障自由，也就是摧毁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要在经济领域进行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31]

　　政治改革的内容就是他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他要求“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32]他主张“……致力于在当前条件下恢复新制度的列宁主义面貌，清除它的积垢和变形，摆脱一切制约社会前进和妨碍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东西。”[33]这就是说，要在现存制度的范围内，去除他所说的变形东西，恢复列宁主义原貌。

　　但是，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他对现存制度产生了怀疑，认为改善现存制度是一种幻想。他在后来的总结中说：“幻想在于，我那时就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认为：通过完善现存的制度是能够达到这一点的[34]。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很清楚的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使国家受到损害的危机不是局部性的而是系统性的。发展的逻辑导致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必须去完善制度，而是要深入到它的基础中去并改变这些基础。这里指的是逐渐地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向建立在法律和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过渡。”[35]

　　由此看来，他在1989年提出要对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其含义实际上已经不是改善而变更现存制度。其标志就是实行差额选举制、接受多元政治论和修改保障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宪法第六条款。

　　这样，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就由初期的改善现存制度转变为后期的变更现存制度但同时保留经过革新的联盟。用他的话说是：“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在民主的道路上战胜极权主义制度。”[36]同时，他坚持认为联盟是可以保留的。[37]

　　但问题是，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单一制的联盟恰恰是建立在现存制度基础上的。动摇和瓦解了制度本身，也就等于开启了苏联解体的闸门。

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

　　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在公开性条件下犹如一股巨大压力得到释放，导致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紧张并最后成为毁灭联盟的火药桶。

　　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深处没有真正根除大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和观念，他们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口号，其目的无非是要赢得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但在夺取政权后他们却试图通过对民族地区的苏维埃化，让这些民族强行接受选择苏维埃的自决和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决。随后，布尔什维克党又在违背各民族意愿的情况下，按照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强行把其他共和国拉进了一个名为联邦实为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里。

　　俄国的居民有半数是非俄罗斯的其他民族。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的重要性。他们在武装起义的同时就明确宣布承认民族自决权原则。

　　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苏俄承认了波兰、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但是，正是这些原沙俄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独立和自决，使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些具有浓厚的大俄罗斯国家意识和传统的领导人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开始以阶级立场来审视民族问题，修改和背离了原先承认的民族自决原则。

　　在1918年1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所作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可以被视为修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预兆。斯大林在报告中把苏维埃中央同前沙俄境内民族边疆地区政府的矛盾归结为政权问题的冲突，似乎当地的资产阶级把这个问题涂上“民族色彩”只是为了有利于他们同劳动群众政权的斗争。由此，斯大林认为，“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不是该民族资产阶级的而是劳动群众的自决权”。他说，“自决原则应当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具，应当服从社会主义原则。”[38]这里，斯大林实际上否定了民族问题的独立意义。

　　斯大林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俄共（布）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立场的变化。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观点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说，在奉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不应当提出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口号”，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承认包括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民族意愿”。他提出实行“每个民族的劳动者的自决。”[39]

　　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立场，他认为，用“劳动者自决”的措辞代替“民族自决”的概念为时过早，这是一种“革命急躁症”的表现。[40]。

　　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列宁的观点，但也明显地向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作了让步。党纲提出了各民族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接近“以便进行共同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阶级任务。党纲没有提自决权，而是提出“为了克服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不信任”，“承认各殖民地和受不平等待遇的民族有国家分立权”。在有关“民族分立意志”代表者问题上，党纲要求“坚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和注意该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水平。[41]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当前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党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立场：“……苏维埃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消灭民族压迫、确立民族平等、保证少数民族权力的基本条件。”决议认为，“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国家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42]

　　民族自决权不仅消失了，而且还被斯大林说成是“模糊的”、“空洞的”、“便于帝国主义利用”的口号，甚至成了“驯服民族”的“反动的”工具和“使各民族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工具”。[43]

　　1922年12月，通过了《关于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宣告了苏联的成立。根据联盟成立宣言，联盟被说成是“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的自由”的国家。“联盟是个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

　　但是，正如俄罗斯学者希什金指出的：“形式上，这种统一是按照列宁的建议作为联邦制的共和国联盟建立的。实际上，新建立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些最高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后来又由1923-1924年法律文件的加强）、对加入联盟的各民族共和国政治主权的实际损害、在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它们受到限制的和不平等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让这个实际上‘自上而下’建立的联盟快速转变为集中制的官僚的单一集团，带有强大的垂直管理体系的鲜明特征。”[44]

　　鲍里索夫等人认为，“在苏联政权期间，列宁在20年代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纲领的许多原则实际上没有实现。各共和国没有实际的主权，它们的权力和全权掌握在中央部门手里。”“民族自治的纲领没有实行……没有能够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发展的正常条件，一些民族处于丧失民族特性的境地。”[45]

　　但是，苏联官方却一直拒不承认苏联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这个长期不予承认和得不到解决的顽症终于以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公开性和民主化所创造的宽松的条件和环境，揭露和激化了积压已久的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复活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势力，他们对联盟的统一形成了强大的挑战。

　　开始时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领导都对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先赞扬“正是社会主义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毫无疑义的”，然后他才承认，“在民族关系方面所犯的错误及其各种表现被忽视了”。[46]也就是说，仅仅是在肯定不存在民族不平等的范围内承认民族问题上犯有错误。

 　但是，正是这一年，在一些民族共和国开始出现了民族骚乱。1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生了反俄罗斯人的示威。8月23日，在苏德1939年互不侵犯条约[47]纪念日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举行了抗议游行，要求恢复历史的真相。[48]而正是这一步以后又引出了三国要求恢复吞并前现状（也就是独立）的要求。

　　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其他的民族地区也发生了民族骚乱。从1987年10月起，阿塞拜疆境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了要求同亚美尼亚合并的运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由此产生了流血的种族和宗教争端。

　　新的形势迫使得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更加关注民族问题的严重性。1988年11月，他在最高苏维埃发言时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苏联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在制定和实施革命性的改革计划时，如果改造社会的工作不考虑到居住在我们这个巨大国家的所有民族的利益，我们是不会取得成功的。”[49]

　　但是，如何解决尖锐的民族问题呢？戈尔巴乔夫的设想是：“一方面要尊重各共和国人民和各民族的权力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它们，另一方面，要通过对联盟的深刻改革、通过把联盟转变为真正的联邦来加强联盟。”[50]

　　他多次表示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不能使用武力。[51]1989年3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局势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说，“……总之，要考虑考虑如何实际上建立我们的联邦。否则一切真正就要崩溃了……不许使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排除使用武力，而对自己的人民更完全不容许……”[52]

　　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纲领提出了改革联盟的基本任务：改革苏联联邦，使其具有实际的政治和经济内容；扩大所有形式和种类的民族自治的权力和条件；保障每个人的平等权力；为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加强保障，以确保消除对各民族公民权力的妨碍。[53]

　　戈尔巴乔夫说，“这样我们就制定了有关民族问题的原则性政治纲领，虽然迟延了。这个纲领为解决已经积累的问题提供了可能性。”[54]

　　但是，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实现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可能性的形势和条件。因为改革的深入发展使苏联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新形势。由于实行了差额选举和废除了保障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作为苏联社会中坚力量的苏共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实际上使原来控制社会的政治力量中心消失了。与此相反，另外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却正在崛起和发展。一支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拥有几百名人大代表的跨地区集团，它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反对派。另一支则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这两支力量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联盟的计划和努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联盟中央权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各民族共和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事态的发展完全脱离了联盟中央的控制。

　　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和同年6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发表俄罗斯主权宣言，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联盟瓦解的过程。首先，这两件事情都对其他加盟共和国产生了示范效应。立陶宛宣布独立后不久，5月，相邻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步其后尘，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后，不仅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共和国而且还有一些自治共和国也起而效尤，宣布它们拥有主权。其次，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脊梁的俄罗斯宣布拥有主权，使联盟中央不仅难以弹压其他民族共和国，而且还面临着联盟空壳化的危险。[55]

　　也是在3月（紧接着立陶宛宣布独立后）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戈尔巴乔夫要求，“立即制定一个与当今现实相符，与我们联邦及各民族的发展需要相符的新的联盟条约”。[56]

　　戈尔巴乔夫虽然同意放弃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的诸多权力，但一些加盟共和国显然不愿放弃趁联盟中央政权衰弱时谋求独立的机会。戈尔巴乔夫的两难境地是：一方面，各民族共和国已经执意要脱离联盟而独立。而另一方面，他已经明确排除了使用武力阻止这种进程发展的可能。

　　这样，尽管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对保留联盟投了赞成票，但是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使戈尔巴乔夫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从而保留联盟的意愿彻底破产。“八一九事件”后，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民族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2月7-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一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别洛韦日举行会晤。他们签署了成立独联体的协议并且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停止自己的存在。”

　　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挽救联盟的所有政治方法，都成了他的一厢情愿。当旧体制的瓦解已经使联盟中央变成空壳时，联盟国家的解体便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四、阿富汗战争因素：推动了改革进程和削弱了苏军地位

　　阿富汗战争（1979年12月至1989年2月）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使70年代初期有所缓和的美苏冷战再度尖锐化，严重恶化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但是，就战争对苏联国内政治的影响而言，战争可以说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阿富汗战争不仅推动了公开性和改革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它削弱了苏军的形象和地位，从而使军队在改革的环境和形势下无法成为政治家用于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第一，阿富汗战争成为公开性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改革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打到第六年，苏联领导人已经换了三位。这最后一位就是戈尔巴乔夫。他在1985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开始了苏联历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内政和外交改革。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揭开了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阿富汗战争的盖子。反过来，也正是对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和讨论，丰富了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内容，并推动了改革的步伐。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从1979-1986年初，战争一直被苏联媒体和领导人描绘成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是在一个“友好邻国”进行一场演习。[57]官方媒体一直坚持说，苏联是应阿富汗政府要求提供人道的和非战斗性援助。战争是阿富汗军队打的。之后，偶尔也出现过少数几篇有关苏军在阿富汗遇到困难和阿战老兵遭遇艰难等偏离官方路线的报道。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阿富汗战争成为他推动公开性和改革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苏联准备撤军。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他已经告诉喀布尔政权首脑卡尔迈勒，苏军将在1986年夏天前撤出。在1986年2月的苏共27大上，戈尔巴乔夫形容阿富汗战争是“一个流血的伤口”。[58]同年晚些时候，谢瓦尔德纳泽称苏联干涉阿富汗是一种“罪恶”。[59]

　　阿富汗战争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它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公开性条件下，《星火》、《真理报》等报刊开始刊登有关反对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和信件。譬如，1987年夏天，《星火》杂志战地记者博罗维科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描绘了苏军中的阴暗状况和厌战情绪。[60] 1987年11月，《真理报》公布了读者来信，信中指责党的精英的孩子们逃避服兵役。[61]

　　1989年2月苏军从阿富汗撤退完毕后，苏联国内对阿富汗战争仍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响。1989年12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了对阿富汗的干涉和作出这一决定的领导人。人民代表大会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阿富汗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对阿富汗战争的报道、辩论和反思成为推动公开性从而也是推动改革进程的重要助推力。1990年1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明确地把从阿富汗撤军同改革的目标联系起来。他指出，“使我们国家摆脱卷入阿富汗战争的沉重的道义和物质负担是改革最大的国际成就之一。”[62]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一次谈话中还曾这么说：“（1986年11月13日作出的）从阿富汗撤退的决定是最困难的第一步……其他一切事情都源于这一步。”

　　此外，从战场上回国的阿富汗战争老兵还建立了维护自己权益的社会组织，成为非官方组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阿富汗战争使军队和党、军队和人民、非俄罗斯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产生了分裂和鸿沟。具体地说，就是：

　　1）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使政治领导人同军队领导人在谁应当对出兵阿富汗负责等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它导致了军队地位的下降。

　　随着对阿富汗战争真相的揭露，戈尔巴乔夫等政治领导人试图把军队和“前政权的老年领导人”当作替罪羊。[63]1988年1月，谢瓦尔德纳泽对《真理报》说：“对于我们来说，只能接受而不能选择遗产……”[64]

　　2）战争的失败以及苏军在阿富汗的暴行和丑闻使苏军形象在苏联人民心目中一落千丈，苏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原先计划，苏军将在三到四周内消灭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装，从而结束战斗。但是阿富汗游击队的顽强抵抗和国际社会对游击队的支持，却使苏军陷入了长达9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之中。阿富汗境内多为高山，这对诸如军队的战术、武器的要求和使用、无线电通讯、后勤保障等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多年来针对北约军队的传统训练方法在阿富汗战争中不适用。军队找不到对付游击战争的有效战术。

　　此外，苏军士气低落、道德沦丧、抢劫百姓、杀害平民、吸食毒品等情况和丑闻经报刊揭露后，极大地损害了苏军的形象。

　　一名苏军士兵承认：“广泛流行的腐败以及走私武器装备以交换毒品和商品都是允许的。抢劫阿富汗居民，杀死非战斗人员，惩罚性地进攻村庄以及拷打战俘都是经常存在的，并且得到军官的鼓励。”[69]

　　另一名士兵回忆说：“我们为我们在阿富汗的残忍行为感到震惊。我们处决无辜的农民。如果杀死或伤害我们一个人，我们就杀死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报复。我们杀死一切东西，包括动物。”[70]

　　3）阿富汗战争被非俄罗斯共和国看作是一场用与阿富汗人有着同种同族关系的苏联中亚共和国士兵打阿富汗人的“俄罗斯战争”。所以，战争加深了非俄罗斯共和国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削弱了联盟中央及其制度在非俄罗斯民族眼中的合法性，为脱离联盟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有着自己的同胞。所以，在这些加盟共和国里爆发了反对对相同种族的人民进行战争的骚乱。而在苏联欧洲领土上的加盟共和国里，也爆发了反对俄罗斯人的示威，因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迫’执行俄罗斯军官的残酷命令，流下的是他们自己和阿富汗人的血。”[71]到80年代末，这些民族共和国还提出了让它们的兵役者在他们家乡共和国服役而不要被派往阿富汗的要求。[72]

　　第三，苏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苏军所表现出的厌战和反战情绪改变了苏联领导人有关使用军队来镇压非俄罗斯共和国的独立浪潮的观念，或者说，使政治领导人不敢产生用武力来维护一个正在分崩离析的多民族国家的观念。

　　从历史上看，苏联原本在使用武力达到政治目的方面是不惜代价的。譬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入侵捷克斯洛代克事件，当时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动用了武力。当然，很难想象作为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会在改革的过程中使用武力来维护联盟的统一，更何况他已一再表示要使用政治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

　　但是联盟中央之所以没有使用武力来镇压分离主义运动，归根到底是因为军队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之后已经不再是可靠的驯服工具。正是这一点使联盟领导人不敢使用武力，使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不再惧怕武力。

　　1989年2月，苏军撤出阿富汗。几星期后，立陶宛就宣布它的目标是完全独立于莫斯科。这种时机上的选择当然不是偶然的。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士兵们拒不执行使用武力的命令，固然可以说，他们在经受了六年改革的熏陶和锻炼后不再会盲从，但这确实与军队在阿富汗战争后的地位变化有关。

余 论

　　笔者认为，在上面所分析的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制度性因素和领导人因素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它建立后就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并且不断产生危机。在它存在的近70年的时间里，它已经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生命力。这种制度对人和社会的全面压抑和控制，使任何试图建立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文化昌盛的现代化社会的努力都归于空想和徒劳。

　　但是为何建立在这种制度基础上的联盟国家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瓦解并在90年代初期最终解体了呢？为何它没有更早或者更晚解体呢？因为制度的危机并非独独出现于80年代中期，而且即便80年代中期的危机已经很严重，联盟也未必就到了立即非亡不可的地步。笔者以为，这是同恰巧在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批愿意改革并且对改革有着较为深刻认识的领导人（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因素有关的。

　　人们会说，领导人因素在赫鲁晓夫时期不也存在吗？赫鲁晓夫不也愿意并且进行了改革吗？是的。但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不同时期的改革者是存在着重大区别的。

　　赫鲁晓夫比他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对斯大林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但他毕竟是在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并在斯大林手下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斯大林时期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时代烙印，并且他与斯大林时期的专横和暴行也有一定的干系。在某些方面，他甚至同样也习惯于斯大林体制的那种治理和统治方法。

　　戈尔巴乔夫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党的干部，年轻时就受到了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精神的影响，因而他和他那一代的人被称为“20大的孩子”。与赫鲁晓夫不同的是，他同斯大林时期的遗产没有直接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他当然也就没有赫鲁晓夫那样的沉重历史包袱和历史局限性。而且戈尔巴乔夫在70年代初有过到西方进行独自访问的经历，他比赫鲁晓夫更了解西方的文化和思想。

　　除了出身、性格、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不同外，他们两人更具实质性的区别，是他们对现存制度的不同看法和认识（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世界观的不同）。

　　赫鲁晓夫从来没有怀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只是为了去除这种制度的专制和独裁的内容。

　　戈尔巴乔夫开始时无疑也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他在改革的过程中转变了自己的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必须去完善制度，而是要深入到它的基础中去并改变这些基础。”要“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向建立在法律和充分保障人权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制度过渡”。

　　而且他还认识到：“这种过渡显得极其困难和复杂。比我们开始时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这首先是因为极权主义制度拥有巨大的惯性。构成极权主义牢固内部基础的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抵制。上层名人统治的抵制也加强了。而这可能是明白的：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它必须放弃自己无限的权力和特权。所以，在整个改革时期，改革的力量同那些抵制改革特别是在头两年过去后开始破坏改革的力量之间充满了斗争——开始时是隐蔽的，而后是公开的，甚至是当众的。”[73]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把党和国家机构已经看作是构成极权主义的牢固基础；他认为上层统治集团必须放弃自己无限的权力和特权；他承认改革派同反改革派之间充满斗争（以前他曾声称不存在“反对改革的政治反对派”）。这就可以明白为何他从开始时维护党的权力到后来接受多党制并且把他的权力基础从党中央转移到总统机构里。此外他还引经据典地说：“恩格斯在晚年坚信：民主共和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国家形式。”[74]

　　戈尔巴乔夫本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非常值得一读的，因为它同样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两人的区别。戈尔巴乔夫推崇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他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走向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但他认为，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来说，赫鲁晓夫仍是斯大林式的活动家。因此，他批评赫鲁晓夫“前进一步，倒退两步。他鲁莽草率，反复无常。”[75]

　　他援引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所写的如下一段话：“苏联领导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意识地决定开始并走向解冻时期，但同时又有点害怕解冻：会不会似乎因为解冻而来一场席卷我们的并且难以对付的春汛？”他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害怕民主，这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任何重大进步的障碍。”[76]

　　此外，他们所处的生活时期和社会环境也是很不相同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都市化过程尚未完成。到1960年，苏联城市人口为49%，几乎刚过总人口的一半。而到戈尔巴乔夫执政的1985年，城市人口已占2/3。都市化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进程，它造就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据统计，在苏联受过专门教育或技术教育者的数量从1941年的约240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800万人，到80年代中期达到3000万人。同时，几百万普通的城市工人和少数仍在农村的苏联公民也接受过较高的教育。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工人和农民的比例从1959年的90%以上下降到30年以后的20%以下。[77]

　　而例举这样的数字并非没有意义，它表明他们两人可以依靠的改革的社会基础是有着很大不同的。正因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都市化程度和受过教育的民众这两项指标都比赫鲁晓夫时期更高，所以，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自上而下改革的社会基础比赫鲁晓夫时期更宽广和更坚实。

　　在了解了上述的不同之处后，我们就能明白缘何戈尔巴乔夫会比赫鲁晓夫在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赫鲁晓夫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完全的和最终的。而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在苏联取得胜利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制度。

　　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批判斯大林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是极权主义制度，不能完善，只能改变。

　　赫鲁晓夫从未对党的权力和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和地位提出疑问。而戈尔巴乔夫则通过实现差额选举、建立代议制、修改宪法有关党的领导作用条款、建立总统制，直到最后辞去总书记职务，逐步地瓦解了党。

　　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同时又认为它是阶级斗争的特殊手段），而戈尔巴乔夫则提出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和相互依赖的新思维。

　　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在苏联的条件下进行根本的改革只能由上面、由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来启动。这是由那个制度的‘本质’——对整个的社会和国家生活的过度集权的领导——决定的。这也是因为习惯于执行‘上面’指示和决定的群众缺乏积极性。”[78]

 　正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对这个处于待死状态的斯大林模式的制度进行了一番挽救后，最终把它送进了坟墓。他在国内进行的政治改革瓦解了党在社会中领导地位和官方的意识形态，使在制度内部进行的修补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变革，从而挖掉了苏联赖以存在的根基。他在对外方面，采取了结束冷战的决定性步骤，剥夺了以外部紧张局势作为维持国内制度和压制人民的理由和借口。

　　当现存制度瓦解时，以这个制度为基础而建立的多民族联盟国家也就分崩离析了。

　　当然，如果制度本身是牢固的，如果制度本身不产生危机，那么，即便十个戈尔巴乔夫也无法撼动它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上的联盟。另一方面，虽然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并且陷入危机，但是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的改革，制度还不至于立即崩溃并导致苏联解体。

　　所以，制度性因素和领导人因素的结合，加上民族分离运动的高涨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使苏联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走向瓦解和解体。

《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6期

[1] 具体可参见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郝时远等主编：《民族危机与联盟解体》，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 Moshe Lewin, Russia/USSR/Russia: The Drive and Drift of A Superstate, New York , The New Press,1995,p.272.

[3] Ibid,p320.

[4]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Triumph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Miller, ‘Realizing Perestroika’; Daniel Klenbort, ‘On Soviet Commun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s, 32(Summer, 1993), p.107.

[5] Bunce, ‘The Soviet Union under Gorbachev’, pp.224-225, Bialer, ‘ Gorbachev’s Reforms’, pp. 34-35, Miller, ‘Realizing Perestroika’, pp.242-243, Franzke, J., ‘An Empire Under the Red Banner: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End of the Soviet USSR’, Welt Trends, 6(1995), pp.55-75.

[6] Rafael Reuveny and Aseem Prakash, The Afghanistan war and breakdow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5, Number 4, October 1999, p.693-708.

[7] 具体可参见：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编译，《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各种观点综述》，2001年10月。

[8] 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9] 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

[10] Геллер М. и Некрич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95. М, 1998.Т.3,с.413-414.

[11] Кара-Мурза С. Посл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на пепелище родной страны. М, 1995. с.68.

[12] 到1941年，苏联已经能够生产飞机、火炮和战术火箭。到七、八十年代，尽管苏联无法生产质优的消费品，但它却制造出包括战略核武器在内的先进的武器装备。

[13]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卷，第149~150页。

[14] См.: 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 М., 1998,c.36.

[15] Tам же, c. 39-40.

[16] Tам же, c. 6、11.

[17]Tам же, c.16-17.

[18] Tам же, c.19.

[19] Tам же.

[20] Tам же, c.75.

[21] Tам же, c.23、26.

[22] Tам же, c.32、76-77.

[23] Tам же, c.26-27.

[24] Tам же, c.35.

[25] Tам же, c.86.

[26] 戈尔巴乔夫承认：“当然不能说，在改革开始时，我们已经有看清了一切和理解了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思考好了。”Tам же, c.62.

[27] Tам же, c.66.

[28] Tам же, c.37、39.

[29] Tам же.

[31] 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去做了。但是，经济改革落后于政治改革，未能完全展开经济改革。”Tам же, c.68-69.至于原因，戈尔巴乔夫是这样解释的：“可是，几十年来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垄断主义、决定经济干部和党的领导人员成份（他们基本上是由经济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行政命令体制、经济体制的那种长期职能的性质，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大惯性，这种惯性使得把经济转入到新轨道、现实的市场轨道成为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哪怕改革年代我们所有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决定都是非常完美的正确和完善——我不能这样认为。”Tам же, c.69.

[32]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33]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34] 这一点是：“实现十月革命提出的但没有实现的最初思想：消除人同权力和所有制分离的现象，把权力交给人民（从上层集团中夺过来），使民主成为习惯，建立现实的社会公正。”См.: 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 c.62-63.

[35] Tам же, c.63.

[36] Tам же, c.35.

[37] 他指出，签订新联盟条约是“取代联盟解体的另一种现实的选择”，“签署了它就意味着保存统一的联盟国家”。 Tам же, c.165.

[38] См: СВ.А.Шишкин,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 кономика: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я（1917-1928гг.）, СБГ,1997,c.90.

[39] Tам же.

[40] Tам же, c.91.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等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42] 同上，第42页。

[43] См: СВ.А.Шишкин, Власть. Политика. э кономика: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я, c.93.

[44] Tам же, c.106.

[45] В.Ì. 令痂耦â и 漯., 锐蝾痂я 悟鬻羼蜮à, 1998, c.377.

[46] 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6、158页。

[47] 该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及其后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使波罗的海三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也即成为苏联于1940年吞并三国的基础。

[48] 戈尔巴乔夫后来回顾时说：“那时我们没有理解所出现的进程的严重性。在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相应反应时耽误了。”См.: 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 c. 96.

[49]М.С.妙疳圜邂, 绣麒 и 羊囹, T.7, М, 1990. с.137.

[50] См.: 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

c. 98.

[51]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不仅在普通的公民当中而且甚至在政治局都有人提议使用武力。 7月4日，葛罗米柯说，‘只要军队出现在大街上，马上就会有秩序。’”这种立场没有得到同意。”См.: 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 c. 97.

[52] Tам же, c.103.

[53] Tам же, c.105.

[54] Tам же.

[55] 据戈尔巴乔夫披露，1990年4月底，立陶宛领导人在同联盟中央代表谈判时发出信号，他们不反对把立陶宛独立宣言解释为一种让该共和国获得“革新后的苏联的联系成员国”地位的法令。戈认为，‘这就成为寻找实际解决方法的基础。’但是，俄罗斯联邦发表主权宣言后，不仅出现了“主权大示威”（指其他民族共和国相继发表主权宣言——作者注），而且，“同立陶宛寻找一致的道路结果就被破坏了”。戈认为，“俄罗斯所采取的行动使得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许多自治共和国纷纷宣布自己为主权国家——‘主权大示威’，妨碍了同立陶宛进行建设性对话，事实上奠定了联盟解体进程的基础。”由此，戈认定，“让苏联解体的方针、‘掌握’俄罗斯的方针、夺取权力的方针，那时对于叶利钦和他身边的人来说已经是主要目标了。”Tам же, c.107-108、115-116.

[56]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第147页。

[57] A.Trehub, ‘Soviet Press Coverage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From Cheerleading to Disenchantment’, Report on the USSR, 1(# 10, 1989), p.2.

[58] Ibid., p.2.

[59] Nake M.Kamrany, and David T.Killian, ‘Effecs of Afghanistan War on Soviet Society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19(1992), p.129.

[60] Quoted in Rafael Reuveny and Aseem Prakash, The Afghanistan war and breakdown of the Soviet Union,  p.699.

[61] Ibid. p. 706.

[62] Edward Shevardnadae,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ad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1990, p.12.

[63] Ibid., p.129. Kamrany and Killian, ‘Effects of Afghanistan War’, p.129.

[64] T.H.Rigby, ‘The Afghan Conflicts and Soviet Domestic Politics’, in J.W. Lamare(ed.), International Crisis and Domestic Politics: Major Political Conflicts in the 1980s（Westport, CT: Praeger, 1991）, pp.137-149.

[65] Quoted in Rafael Reuveny and Aseem Prakash, The Afghanistan war and breakdown of the Soviet Union,  p.699.

[66] Mahmut Gareyev, ‘The Afghan Problem: Three Years Without Soviet Troops’, International Affairs（March, 1992）, p.17.

[67] Quoted in Rafael Reuveny and Aseem Prakash, The Afghanistan war and breakdown of the Soviet Union,  p.701.

[68] Ibid.

[69] Quoted in Kamrany and Killian, ‘Effects of Afghanistan War’, p.130.

[70] A.Alexiev, Inside the Soviet Army—Afghanistan , Report No.3627(The Rand Corporation,1988), p.58.

[71] Quoted in Rafael Reuveny and Aseem Prakash, The Afghanistan war and breakdown of the Soviet Union,  p.705.

[72] Ibid.

[73] См.: 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 c.63.

[74] Tам же, c.20.

[75] Tам же, c.37、39.

[76] Tам же, c.39.

[77] Michael Kort, The Soviet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SSR, 3d ed,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 1993,p.292-293.

[78] См.: М.С.Горбачев,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шлом и будущем,  c.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