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逸尾灯要改吗:1970年庐山会议与汪东兴

1970年庐山会议与汪东兴

2011.12.14 收藏

陈伯达和汪东兴，谁的发言更厉害

李雪峰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讲了发言的情况后，陈伯达讲话。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大多数人听不懂，比较重要的内容汪东兴和李雪峰就帮助翻译一下。

陈伯达出口成章：毛主席是天才人物，没错，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以后陈伯达回忆：我发言的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汪东兴接着发言：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不能不承认的。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３０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李雪峰、郑维山、刘子厚都没有发言。但华北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毛主席身边的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都激愤起来。更何况汪东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话谁能不信呢？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政治局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以后我们才知道，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原来就是毛主席本人。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开始还疑惑，听完汪东兴发言，说这回明确了，他也表了态。以后毛泽东说有人还说“千刀万剐”，这“千刀万剐”就是陈先瑞说的。

８月２５日，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印发。各组要求设国家主席，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２００多名中央委员几乎一边倒。

郑维山说，华北组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近水楼台的汪东兴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郑维山说：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第六号简报主要整理的是汪东兴的发言，因为陈伯达要单独发他的讲话，所以简报基本没用陈伯达的话。

而毛泽东相信了汪东兴，陈伯达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如此颠倒黑白，郑维山决定挺身而出，不能让汪东兴一手遮天。８月２６日晚上，郑维山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他口述，秘书杜辛整理，主要讲汪东兴的发言在华北组的作用。郑维山的思想非常明确，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陈先瑞也这样说。信写好后，由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郑维山相信，如果毛主席看到了他写的那封信，是会原谅他的。但这封信却不知下落，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时没有提这封信。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良恩把信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相信汪东兴的谎话，却不相信郑维山的实话。另一种是汪东兴把郑维山的信“贪污”了。因为王良恩不可能直接把信交给毛泽东，只能由汪东兴转。汪东兴看过郑维山信中的内容，当然不能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郑维山怀疑汪东兴扣了他的信不是没有道理。

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６日，从庐山回北京的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他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预备到北京时要见郑维山，汪东兴不敢不打电话通知。杜辛是早上８点接的电话，此时他们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检查战备。以前汪东兴打电话，都很客气，毕竟彼此没有过节儿，而这次很不耐烦，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杜辛说我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汪东兴说回不来就算了。放下电话，杜辛先给陈先瑞的秘书打了电话，问清楚是毛主席下午５点在丰台车站专线停车处接见。杜辛报告郑维山，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机场，可以派个直升机，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可以赶回北京。郑维山马上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我可以赶回来。汪东兴还是不耐烦，说赶不回来就算了，安全重要，不要勉强。明显不想让郑维山见毛主席，而郑维山也没有坚持。以后郑维山很后悔，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毛泽东，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因为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寸步不离，李雪峰不好当面揭发汪东兴。而郑维山是军人出身，直筒子，他才不管汪东兴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呢，他肯定要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华北组会议的情况。郑维山哪里知道，他会因庐山会议被抓起来。

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认为：即使毛泽东看过郑维山揭发汪东兴的信，他仍会倒陈保汪。因为倒陈早有准备，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对郑维山，毛泽东也早就不放心了，１９６８年打倒杨余傅时毛泽东就动过连郑维山一起拿掉的念头。后来周恩来说了话，陈伯达也附和，毛泽东才放弃的（见《陈伯达遗稿》第１００页）。陈晓农说：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初，毛泽东将２７军调到石家庄，把６３军换走，不是偶然的。“九大”时毛泽东特别问过王洪文当兵在哪个军，王洪文说是２７军，在军部呆过。所以，好多事情从表面看似乎偶然，搞误会了，若对照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就会感到不完全是误会，是历史的必然。

纪登奎曾把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叫到办公室，专门问到郑维山在庐山上的表现，还问写过什么东西？杜辛说写过战备报告。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杜辛说你指是什么？我不可能记起来。纪登奎沉默一会儿，说你的感情要转过来。杜辛说我的感情怎么转？我给郑维山当秘书是组织上派的，经过我的事情我知道，不经过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不欢而散。中秋节前，把杜辛从内蒙古押回北京军区，关在８６楼。郑维山罪行材料组的魏科长要他交代郑维山反３８军，以及与陈伯达的关系，又问到郑维山的这封信。杜辛说魏科长，你也当过秘书，秘书有秘书的规定，中央委员给毛主席写信，合乎组织纪律，更何况我也记不清写的是什么了。你们要查到中央去查。那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还没有去世。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责问，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

汪东兴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这样回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经过汪东兴这样的误导，毛泽东认为汪东兴上了陈伯达的当。

其实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这种串连活动汪东兴早就开始做了。８月２１日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会作、李作鹏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８月２２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

８月２５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正因为汪东兴的发言，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郑维山认为他和陈伯达、李雪峰是工作关系，没有阴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也成了陈伯达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泽东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毛泽东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这种定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掀起了一场大斗争，揪出了所谓“陈伯达反党集团”。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军委办公厅的王振和杜辛整理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但他是作为河北省的秘书参加的大会会务组。简报快整理好时，林彪指示各大军区搞战备材料，杜辛被叫走了。王振那天有什么事，所以简报主要是黄道霞整的。在华北会议上，黄道霞讲清楚了简报编写的过程，证明不是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