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分区:跨越时空的“荥阳”---郑氏的历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10:28:19

 

 

 

目前,散居全球的1200万郑氏儿女无不以“荥阳”作为共同的名字——他们无论生于哪里,身在何处,都自称“荥阳人”,其宗祠冠“荥阳堂”,其宗亲会歌名“荥阳颂”,其小院门额曰“荥阳衍派”等,而郑氏宗亲恳亲大会则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召开,都号称“荥阳大会”——

  正如“客家”是“客家人”的共同胎记,“荥阳”是超越时空的郑氏族系后裔的共同图腾。

  60多岁的郑自修先生是8部19卷39章约1600万字、1万张图片的《郑氏族系大典》的总编纂,他生于湖北长于湖北,却说自己是“荥阳人”——“谁说我不是‘荥阳人’,我非打他不可。”

  作为透彻熟知郑氏一族的学者与郑氏后裔,郑自修的话渊源有自。什么力量让“荥阳”成为郑氏儿女心中共同的图腾?

  “海外衣冠传此令,荥阳族裔震寰瀛。”

  “荥阳族裔”就是“郑氏族裔”,当郑氏的“海外衣冠”遍传“荥阳”乃是他们至诚至圣的祖地、“天下郑氏出荥阳”时,因历史与政治“与世隔绝”30多年的荥阳人并不完全知晓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在郑氏后裔心中的“重量”。

  我们知道河南有个荥阳县,并不清楚海外的郑氏儿女都自称“荥阳人”,这和我们河南自称中原,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河南人并不知道“唯唯客家,系出中原”与“客家来自黄河边”一样。

  也因此,当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荥阳郑氏宗亲会”组团来河南寻根时,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官员束手无策,郑瑞强先生等只好让“荥阳”继续萦绕于梦里。

  好在“美国荥阳郑氏宗亲会”中“镶嵌”着“荥阳”二字,“按图索骥”,省外办的官员把调查郑氏先祖遗迹遗址的事儿转交给了时任荥阳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宋国桢先生。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荥阳是天下郑氏的祖地!而就在此时,荥阳县对台办公室也接到“海峡之声”电台“台胞祖地”节目组“郑氏祖地”的稿约,而恰巧转任荥阳县委统战部部长、县政协副主席的宋国桢先生以《荥阳与郑氏》为题写了一篇文章送至“海峡之声”电台,连播一周,在海外郑氏后裔中引发强烈共鸣,新成立的“荥阳郑氏研究会”此时也在会长宋国桢等的领导下先后与世界各地的郑氏宗亲会联络,美国荥阳郑氏宗亲会董事长郑耀荣先生致信“荥阳郑氏研究会”,特别引用泰国曼谷“荥阳堂”郑氏祭祖大会的词联“海外衣冠传此令,荥阳族裔震寰瀛”,说海外郑氏宗亲们已经讨论过,希望短期内组织宗亲到荥阳寻根谒祖。作为回应,在“荥阳郑氏研究会”成立一周年之际的1988年11月,县编制委员会专门下文列编,并责成宋国桢以会长、郑伯泉等10多位同志以宗亲的身份回信表示欢迎。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东京大学学者、书法家相川政行也来“凑热闹”,要到荥阳考察郑羲、郑道昭墓遗址。郑羲、郑道昭父子皆北魏名臣、书法家,郑道昭更是与王羲之齐名的“北方书圣”,魏碑鼻祖。在荥阳,相川政行对陪同者说:“若能来荥阳做郑羲、郑道昭的守墓人,将是一生中的万幸。”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门阀世族登峰造极,门阀世族与“寒门”百姓间不通婚、不共席,甚至不穿同样的衣服。在这种制度下,不同的姓氏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高低贵贱,以致北魏孝文帝也只好以行政手段下令北方四大门第最高家族的代表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

  但郑羲、郑道昭是荥阳郡开封人。“古荥阳在今荥阳城的东北(现归郑州市管辖),北魏时期治所移至现在的荥阳城,此后就未再迁移。历史上,尽管‘荥阳’的管辖区域时大时小,但都是以现在的荥阳城向外画圈的。曹魏时,曾置荥阳郡,不久废弃。西晋、北魏、隋唐时,都置荥阳郡,其管辖范围就是以今天的郑州、开封为中心的河南中部地区,大体上也就是现在的郑州市、开封市所管辖的区域。由于郑姓最早在荥阳郡形成望族,因此称‘荥阳郑氏’。”宋国桢对记者说。

  不管原来的荥阳郡管辖开封、郑州(包括其下辖的新郑市、新密市)也好,现在的荥阳只不过一县级小市也罢,但只是现在的荥阳承袭了“荥阳”的名字,这有它作为郡治的原因与地域特点,当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我们说荥阳是郑氏的发祥地,但不排除古时曾属荥阳的地方,如开封、郑州、新郑、新密等。”宋国桢说。

  历史的选择有其偶然性,但历史的形成却是一种必然。如果没有门阀制度,如果门阀制度不是兴盛于荥阳为郡的西晋、北魏、隋唐时代,郑氏后裔绝不会在其姓氏前加上“荥阳”二字,让“荥阳郑氏”成为一个饱含姓氏历史文化内涵的专用术语。

  宋国桢不姓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却成为“荥阳郑氏研究会”的会长,一则他曾任荥阳县委宣传部部长,二则他又转任荥阳县委统战部部长——需要调查郑氏先祖遗迹遗址的时候,要靠宣传部长;搞统战的时候,要靠统战部长。就这样,他成了“荥阳郑氏研究会”的会长,如今退休了,又被授予“永远会长”。

  没有改革开放,不会有宋国桢这“荥阳郑氏研究会”的“永远会长”;没有西晋、北魏、隋唐时代的社会动荡,衣冠郑氏不会南迁并流布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不会在自己的姓氏前挂上“荥阳”。

  在郑氏后裔看来,“荥阳”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或名称,而是刻于身体的符号,印在脑海的记忆。

  天子不比门阀士族

  郑曦、郑道昭葬于荥阳,乾隆年间的《荥阳县志》载有碑铭说其归葬广武原,但如今墓冢难觅,或已荡然无存。

  郑曦、郑道昭是“郑氏北祖”郑浑的后代。郑浑是曹操幕僚、曹丕侍御史,这支荥阳郑氏不仅在北魏孕育出郑曦、郑道昭等名臣大儒,至唐代更成为能够左右朝政的大族——据《荥阳县志》记载,仅唐代荥阳郑氏就有六状元、八驸马、三十二朝官,当时人称荥阳郑氏“上殿半朝郑,下殿满床笏”,荥阳成为郑氏最著名的郡望。

  郑浑的先祖是汉代名臣郑当时。郑当时四世孙郑奇官居河南太守,举族迁居荥阳,历郑兴、郑泰(袁术时被任命为扬州刺史)等至西晋发展为名门望族,永嘉之乱时其后代迁往江南,郑庠被后人称为“南渡始祖”,郑昭被称为“开闽始祖”。而郑浑、郑泰不仅都是三国时代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代表人物,还都是汉代经学大师、靖南将军“河南郑兴”的五世孙。

  “东行百里冢连天,衰草寒烟日暮天……”这是清代诗人的咏叹,如今的广武原不再是这种景象,到处是果树、大葱、萝卜……让记者不解的是,为何郑氏后裔一再迁居荥阳,归葬广武呢?

  10月25日,记者在荥阳市方志研究专家陈玮、程远荃的带领下拜访了位于广武山脚下郑王庄村的郑氏宗祠,一通女儿家的“波罗蜜墓志”揭开了这个谜底。

  “波罗蜜墓志”全称是“唐故蒲州司户李公夫人荥阳郑氏墓志”,因主人姓“郑”名“波罗蜜”,故又称“波罗蜜墓志”。

  郑波罗蜜的墓志是:“夫人讳波罗蜜,荥阳开封人也。昔白旄有事,受命□周,缁衣改为,启土于郑……荷天之宠,□宗保姓……曾祖善果,皇户部尚书,大父玄范,皇相州刺史,考崇礼,相州参军……府君……实兼文武之资,春秋四十有八,开元三年四月三日终于蒲州官舍……夫人……以开元二十九年八月一日……终于江都县之官舍(从子而禄居),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合祔于广武原之旧茔,礼也……桓公善识……郑武从王,始大方国……荥水东流,地仍居郑,祔乃从周……”

  据郑氏祖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郑功义讲,“波罗蜜墓志”是花了2000元从当地一个农民手里购买来的。“最近向我们‘推销’郑家墓志的农民特别多,要价也很高,有的一张口就是五六万。”郑功义说,“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他们没钱,知道我们想要,就乱要价。”

  郑波罗蜜是“嫁出去的闺女”,为什么合祔归葬于郑家而不是丈夫李家的祖茔?就因为她的曾祖郑善果是户部尚书?这有些解释不通。

  也许《西厢记》崔莺莺最后嫁给郑恒的结局能说明一些问题。

  据清代出土的《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载:“郑恒乃荥阳望族,负奇世之才,为太常寺协律郎;郑恒夫人博陵崔氏母仪可以为法,动静可以为师,实乃佳丽淑女。”崔佳丽活了76岁,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也就是858年。如此算来,崔佳丽应该生于782年。而元稹生于779年,比崔佳丽大3岁。

  《西厢记》是根据元稹的《会真记》演绎的。据专家研究,张拱是元稹的化名,而郑恒在里面扮演的是个不光彩的角色,张拱被打发走后,郑恒到普救寺看望其姑母郑氏与未婚妻。《西厢记》与《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惊人的重叠几乎可以肯定:郑恒夫人崔佳丽就是崔莺莺。

  相国夫人百般食言不肯把女儿嫁给元稹,只因为那个时代门阀士族与“寒门”百姓之间不能通婚,尽管元稹的祖上是北魏拓跋皇族也行不通。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将孙女嫁给高门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皋,也不肯与皇太子联姻,文宗尴尬地叹息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波罗蜜的夫君姓李,尽管是皇姓,甚至李世民把李姓封为天下第一,皇后的长孙之姓为天下第二,但这不过是行政命令,仍难以冲破当时的门阀制度。这也许是郑波罗蜜以李家的媳妇却合祔郑家旧茔的秘密——死了都不愿意离开郑家。这更道出郑氏子孙在其姓氏之前加上“荥阳”的秘密——因为“荥阳”是郑氏的郡望,而郡望能给他们带来“寒门”百姓乃至皇家天子也“不可能得到”的政治地位与财富。朝代改易,门阀不移,不管谁当皇帝,门阀士族照样可以高官厚禄,富贵荣华。

  而波罗蜜墓志泄露的更大秘密是:“缁衣改为,启土于郑……祔乃从周……”

  《缁衣》是《诗经·郑风》中的一首诗——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缁衣,不过是黑色的衣服,古卿大夫居私朝而穿之,但它破旧了,修改一下又成了新衣服。“《缁衣》,美武公也。”“周人仰爱之,作缁衣歌颂之。”它几乎成为郑武公的别称。

  波罗蜜墓“祔乃从周”,难道郑武公安葬于广武原?

  灭六国者郑国也

  黄河与邙山相依,薄雾下雄浑苍茫。

  挂在西天的太阳穿过暮霭,是个血红的圆盘。

  天地间寂静得只有黄河的涛声拍打着北邙的一座座山。

  突然,荥阳市地方史志研究专家陈玮先生打破了这种宁静,他手指西方最近的一道山梁对记者说:“你看,那架刺向黄河的大山就是武公岭,而武公岭的最北端,也就是与黄河山水相连处的那个飞凤顶上的大土丘,相传就是武公陵。”

  古人有以山为陵的习惯,所以后来葬于平地的皇帝陵也叫“山陵”,而“陵”也是由“岭”演化而来,最早的时候“陵”、“岭”是不分的。

  武公岭是广武原的最高峰,再下来,就是黄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线——桃花峪,记者就是站在桃花峪黄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塔旁西望武公岭的。

  “广武这名字也是因武公而来的,其意是‘广大武公之德’。”陈玮补充道。武公岭上的那个大土丘真的并非天然而成,而的确是武公陵吗?

  秦国有个郑国渠。因为有了郑国渠,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上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修建郑国渠的时候,立于中原的“东方郑国”早就被韩国所灭了,带领秦国人修渠的郑国,不过是韩国治下的亡国之民,因其修渠为秦国立下万世之功,秦王遂命名该渠为郑国渠。

  韩国灭了郑国,韩王让郑国的王室后裔、水工郑国作为奸细游说秦国修渠以消耗国力,让秦国无力伐韩,结果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这是一则活生生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故事。

  郑国灭亡后,郑国的王室以郑为姓,而水工郑国以“郑”为姓,以“国”为名,而他恰是走出故园的第一位郑氏名人。

  这个水工为什么叫郑国,史料无载,留给我们的,是广阔的想像空间。反正水工郑国的爷爷曾载八百金说秦伐韩,他的老爸也干过帮助赵国媾秦伐韩的事儿,但都没有结果。

  水工郑国这一支郑氏族裔是韩国为笼络郑国人的民心,被派往嚣山(即现在的广武山)之阳守祭东方郑国的开国之君郑武公的陵墓的。

  广武这名字很古老,在秦汉以前已经存在,再早这地方叫过敖山、嚣山,广武这名字是否如陈玮所言为“广大武公之德”或纪念武公,于此时由这些武公的后裔改名并留存现在,就像水工郑国的名字一样,正史不载,留给我们的还是广阔的想像空间。

  也正是在守陵时,为治理荥水水患求得生存,水工郑国练就了一身治水的好本领。“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急攻邻国、虎口夺食是那个时代救荒度灾的不二法门。秦国东抢,韩国首当其冲,无论韩王让水工郑国去解决秦国人的吃饭问题,还是让水工郑国去带领民众修渠消耗秦国的国力,使其无暇东攻韩国,对韩国来说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韩国失去水工郑国后,天灾难除,急攻邻国又缺少战斗力,而恰恰相反,郑国渠修成后,秦王不但解决了秦国人的吃饭问题,也赢得了人民的拥戴,更可按部就班地解决统一六国的问题,“秦以富强,卒并诸侯”也就水到渠成了。

  灭六国者,郑国也。在对待水工郑国的问题上,秦王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实乃大政治家也。

  灭秦者,亦郑国也。

  秦国在郑国渠上享尽好处,当是之后秦王喜好“大工程”的一个根源。秦并六国后,万里长城、阿房宫相继营建,天下英雄起而反秦,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结局。

  这个世界上稀缺的,就是大政治家,只可惜,秦始皇并非一个“自始至终”的大政治家。

  水工郑国守护的郑武公陵是什么样子,恐怕是永难求解了。

  10月27日,伴着落日的余晖,记者在荥阳市方志专家们的陪同下,沿着羊肠小道登临武公岭时,看到当地村民正在行将收获的萝卜地里,挖着一个长方形的、一尺来深的小坑。

  大卡车把小路堵了个严实,车上载着一通硕大的石碑,还有底座。石碑有十米来高,上书“武公岭”三字。

  “碑帽明天就拉来了,一车装不下。”主持此事的当地村民对记者说,“花了3万多元,就是让人来这儿后知道这地方就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武公岭。”

  说是山碑,但做得实在酷似墓碑。

  但又没有碑文,正面镌刻着“武公岭”三个大字,背面空空如也。

  传说毕竟不是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传说告诉村民,武公岭是安葬郑武公的地方,但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敢用事实告诉村民,这传说就是真实的历史。

  而酷似墓碑的山碑说不清是为山立的还是为郑武公立的,这样的模棱两可正巧彰显着村民的智慧。

  武公岭的尽头有个高20多米、周长100多米的大土丘,它就是传说中的武公陵。

  土丘上有个塔形的铁架子,高10多米,据说是测绘部门安装的。“无论这儿是不是武公陵,我们都该协商一下,把它拆下来。”荥阳郑氏研究会“永远会长”宋国桢与其他专家商量着。

  此时,记者发现土丘内暴露出一灰色陶片,忙对宋国桢先生说:“你看,有陶片,这土丘是人工堆积的。”

  宋国桢拿着陶片看了又看:“这陶片很古老,这土丘看样子很有些年头。如果是陵墓的话,这么大的冢,还能是谁的呢?”

  “十来年,我们总保守,一直不敢咬定这是武公陵。”陈玮说。

  “也有史料说武公陵被黄河冲走了。”有的专家认为,“谨慎没有什么不好。”

  说起武公葬身于此,得先说说郑国与周朝。

  周以平王东迁、都于洛阳为界,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的兴起,煞是好看,有《封神演义》为证。东周的开头,就是个香艳的故事——褒姒烽火戏诸侯。

  把西周的灭亡归罪于一个爱玩的漂亮女人未免有以道德简化历史之嫌,但褒姒的夫君幽王确实死于西戎之乱,褒姒本人也被西戎掠去暂且保住了性命。

  西周在褒姒的轻轻一笑中灰飞烟灭,因此她也成了“一笑倾国”的罪人。而几乎与褒姒同时代的西方美人——海伦,差不多也曾以同样的方式让特洛伊城变为废墟。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眼下热映的电影《特洛伊》,爱笑的海伦总是光彩照人的,而不苟言笑的褒姒一如不苟言笑的中国历史,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男人们想都没想把褒姒从西戎那儿抢回来的事儿,就携平王东迁洛阳了。

  这几个男人是郑武公、秦襄公、晋文侯、卫武公等,他们因干了平王东迁这样的大事而名垂青史。

  这一年是周平王元年、郑武公元年,在公元纪年的坐标上是公元前770年。“国之东迁,晋、郑是依。”公元前769年,郑武公灭掉位于今天新密一带的郐国,正式在今天郑州的大地上建立起“东方郑国”。

  郑武公袭击郐国前,先打听郐国的英雄豪杰是谁,并列出名单,宣布攻下郐国后将把土地分给这些人且加官晋爵。然后,设祭坛把名单埋于地下,煞有介事地杀鸡誓盟。郐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后,以为其臣子要叛变,就把这些贤臣良将全部杀了。结果,郑国轻而易举地灭了郐国。这个把戏,又被后人煞有介事地称为三十六计之借刀杀人的经典案例,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郑武公灭掉郐国,开了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征服另一个诸侯的先例。不过他是经由平王“点头”的,不然王子多父不会参加这次军事行动。

  此头一开,好生热闹,此后诸侯中人才辈出,各国都活得精精神神,也闹得一塌糊涂,而中国历史也因有了东周而变得生机盎然。所以,当我们翻阅历史感到枯燥乏味时,打开《左传》就立马长了精神:有这五百多年垫底儿,什么样的坎坷苦难能难倒咱中华民族!

  自此,其他诸侯都以郑武公为榜样,以武力吞并其他诸侯以扩大地盘,封国与封国间欺诈火并层出不穷,“国际社会”一片险恶。此时,武公在攻灭虢(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等郑州一带的十国后,为立足于中原要冲之地,又看中了离郑国只一百多公里的胡国(在今漯河一带)。

  郑武公先摆出一副亲善的样子,把女儿嫁给了胡国君主,以表示郑、胡两国永结同好。继而,又召集群臣计议对外用兵该先攻谁,大夫关其思不知其意,据实直陈,建议攻打胡国。郑武公称胡国国君是他的女婿,关其思的动议是大逆不道,简直天理不容,遂将关其思斩首示众,并当即对群臣宣布,胡国为郑国兄弟之邦,不能兵戎相见。胡国国君听说这事后大为感动,对老岳父不再疑心,郑、胡边境也不再设防。而郑武公看到时机来临,突然偷袭胡国,将胡国并入郑国的版图。武公这一计,又成为三十六计之苦肉计的经典案例。

  直到战国末年郑国灭亡后,郑武公的后代,一个名叫郑袖的女子还秉承着武公的这一心智——楚怀王开始非常宠爱美女郑袖,但后来他有了新美人,冷落了郑袖。郑袖想尽办法博得新美人的信任后,把她的经验悄悄传授给新美人:怀王心情郁闷时,看到女人掩鼻遮口的羞涩模样就会开心。新美人信以为真,每当怀王心情不好时就掩鼻遮口地装羞涩。郑袖乘机告诉怀王:新美人私下说,大王身上有臭气,得掩鼻子才行。怀王一听怒不可遏,便令人割掉了新美人的鼻子,并将其赶出宫去。于是,郑袖又夺回了楚怀王的宠爱。

  这郑袖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中“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的郑袖,张仪“设诡辩于怀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的郑袖——“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据说,屈原也暗恋郑袖,这在《湘夫人》的标题中就能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不知屈原真的得到郑袖,他还能不能“独醒”。

  有专家认为,郑袖坏楚国的事,是因为“怀念郑国,报楚宿怨”。

  郑袖善舞,她是改良舞衣、加长衣袖的著名舞蹈家。衣袖加长后,舞者飘然如云,形神兼备,加长衣袖是对“可以意会”的中国传统舞蹈的杰出贡献。

  郑家有长袖善舞的基因,不然在平王东迁时,在“东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的郑国,不可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并享国四百来年。

  但这一切,都是在郑国的开国之君、郑氏始祖郑桓公的规划下进行的。

  郑桓公面对西周大厦将倾,是如何“寄孥”东方(实乃中原之地),为在东方没有寸土之地的郑国规划未来的呢?

  绝处逢生因“寄孥”

  荥阳城东南角檀山脚下、郑上路与310国道交会处的三角地带,郑桓公与儿子郑武公、孙子郑庄公雕像目视东方,脚步沉稳,自关中走来中原,落脚在荥阳的大地上。

  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是郑国开国后的三代君王,分别被郑氏后裔称为太始祖、二世祖、三世祖,被尊“郑氏三公”。郑氏三公紫铜雕像高28.1米,于2004年9月30日在荥阳举行的“中国·荥阳首届郑氏文化节暨纪念郑桓公受封立国2810周年”庆典大会上宣告落成。

  郑氏三公像甫一落成,就成为郑氏祖地荥阳的象征。

  郑氏三公面向东方,遥看郑州——其实也算不上遥看,郑州就在他们前方15公里的地方。

  “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一天不挖,不叫郑州。”当然,没有人相信这民谣所说的郑州之所以叫郑州,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天天挖沟,但你相信郑氏三公在郑州开疆立国,郑州这个城市真的不会叫做郑州吗?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座。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谓曰:“吾忘持度!”返归取之。及返,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这则郑人买履的故事发生在咱郑州,很多人从这位郑国人闹的大笑话上解读到的是“这个郑国人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此话虽不错,但想想一个普通的郑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开始“至之市”而买鞋穿——而鞋,却是农业社会最为平常的“自给自足”的东西,普通人连鞋都要买着穿,郑国商业的繁荣可窥一斑。

  郑州总爱称自己是商城或者商都,但作为刚刚被命名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商”不过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与今天郑州的“商”不但有割裂之嫌,而且与郑州的名字“郑”也对接不起来,但好古与望文生义还是让我们把郑国的商业繁荣给冷落了。

  郑国为何如此“商业”呢?得从头道来。

  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他的小弟弟友于郑,这个郑不在郑州,而在镐的近畿棫林(今陕西凤翔一带),后迁于拾(今陕西华县一带),这一带因是郑人的居住区域,故名郑国。

  不过陕西的这些郑人是从郑州一带迁移过去的,他们是灭国后被迁往陕西的“商人”的后裔。

  此时,郑国的“商人”有着双重含义:一曰“经商之人”,二曰“殷商之人”。“商人”是郑国的主体,郑桓公受封郑国后就与这些“商人”订立盟誓——《左传》载:韩宣子想从已经立国于今日新郑的郑国商人那里买回自己所喜欢的玉环,郑国商人却说要征得子产的同意才能卖;子产拒绝韩宣子买回那只玉环,理由是郑国国君与商人“世有盟誓”,商人必须对郑国国君绝对忠诚,而郑国国君必须尊重、保护商人的利益和财产。子产说郑桓公与“商人”“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从郑桓公立国到子产前后两个半世纪,无论君,还是商人,信守的盟誓就是:“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

夺;尔有市利宝贿,我勿与知。”

  “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可乎!”从子产对韩宣子说的这番话可知,在郑国,君与商人之间依靠盟誓,建立了非常稳定的主从关系和利益关系。

  该盟誓是中国最早的鼓励并支持商业发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依靠该文件郑桓公把小小的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民众的爱戴。

  在郑国,这个著名的“法律”被牢牢地遵守着——商人不能背叛君,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财产和营业——也因此,春秋时代,商人地位最高的国家,就是这个主要由殷人后裔组成的郑国。在郑国,商人彻底摆脱了先前“工商食官”(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领土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制度,像弦高那样负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爱国之心的自由商人便在咱郑州出现了。

  公元前628年春,秦国派孟明视等3位大将率3000辆兵车,意欲里应外合偷袭郑国。兵过洛阳时郑国依然蒙在鼓里。这时,郑国的一队商人与秦国的一队兵车迎面相向。郑国商人弦高载着皮货、赶着牛群准备贩于洛阳,却遇到一个惊慌失措的郑人:“不好啦!秦王要袭击咱们郑国了。”弦高大吃一惊,旋即让这位老乡赶紧回国报信儿,他自己却扮作郑国的使臣,打着君的旗号犒劳秦师去了。

  弦高从车上取下4张上等牛皮,又从牛群中挑选出12头个大的肥牛,拦住了秦军的去路,对开路的将士说:“请通报孟明视将军,说有郑国使臣弦高求见。”

  孟明视等闻听禀报,脸露难色:“郑国怎么会派出使臣呢?”就在3位大将犹疑之际,衣冠整洁的弦高坦然地走了过来。孟明视只好上前,说:“贵国使臣见我,有什么事吗?”弦高施礼道:“我们君听说您率领军队,要路经我国去远征,就特意让我带上皮革和肥牛前来慰劳您和您的将士。咱们两国是友好国家,我们郑国虽然不太富足,但还是特意为您与您的随从驻扎、休息等做好了准备事宜。如果驻一天一夜的话,给您备好粮食柴草;如果仅驻一夜的话,就为您安排好夜晚的守卫哨兵。”

  秦国3位大将以为郑国有了防备,偷袭不成,只好收下礼物,打道回府去了。

  事后,郑王在殿堂上隆重地接见了弦高,并要重重地奖赏他。弦高坚辞不受,说:“保卫国家,人人有责。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有什么理由居功领赏呢?”

  他谢绝了郑王的奖赏,依旧赶着他的牛群,行走在经商的大路上。

  郑国国君与“商人”的关系是密切而友好的。其实,“桓公寄孥”乃至郑国东迁,都与“商人”分不开。

  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认为,卜辞中的“子奠”虽不能认定究竟是商王武丁抑或小乙的儿子,但其为殷商王子是可以肯定下来的。“子奠”的后裔居洧水之滨的郑父之丘,在殷商为“南郑”,在周代则为“东郑”。侯奠(即“子奠”)领有奠地,是据郑扼守殷商王畿南大门的雄族。在卜辞中,郑已有南郑、北郑、多郑之称,说明郑在殷商已有迁徙分化,但其主体生活在以今日郑州为中心的豫中地区。

  武王伐纣时,为避免与侯奠直接发生碰撞,从洛阳北渡黄河,直扑朝歌,灭了殷商,之后郑人中一部分被西迁于陕西的奠,而大部分郑人乃留在原地,称为“东土之人”。子奠、侯奠的“奠”,应读“zheng”音。郑在卜辞中写作“奠”,“邑”旁(也就是耳朵旁)是成为地名后加上的。“奠”在卜辞中是祭祀的酒器,后来又表示祭祀的行为,总之一直是在祭祀的圈子内转悠。后来,一个王子被取名为“奠”,发展为一个势力庞大的雄族。直到今天,“郑”字除为地名,就是姓氏,很少有其他含义,而挂在嘴边的“郑重声明”的“郑”,还残留着祭祀的气氛——严肃。

  郑桓公立国陕西,后又成为周天子的司徒。此时,史书上说:“河洛之间,人便思之”,“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如此看来,大约东西两地的郑人始终是有联系的,这也许正是桓公之所以在西周王室风雨飘摇之际能在东方寄孥,得一立足点的原因所在。

  桓公虽为司徒也无力挽回西周行将倾倒的命运。但郑国立国不久,“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桓公向太史伯请教道,太史伯答曰:“洛阳之东的济水、河水、洛水、颍水之间,只有虢、郐等20多个小国,如果你以周王室将要发生大乱为借口,把你的妻儿与郑国的财产、人民安置在那儿,同时对贪财的虢、郐君施以贿赂,他们一定会答应的。周朝行将灭亡,这些君到时候就会作乱,那时你可以打着保卫王室的旗号讨伐他们,虢、郐就会成为你的势力范围,一旦灭掉虢、郐,其附近的10多个小国也就顺势成为你的国土,济、河、洛、颍之间便都归你了。到那时,你再崇文尚武,也就可以稍稍安定了。”

  于是,郑桓公于公元前773年“乃东寄孥(安置妻儿、财产与能工巧匠等“商人”)与贿,虢、郐受之,十邑(邬、蔽、依、历、华等国)皆有寄地。”

  没有“桓公寄孥”,殷商侯奠的历史也许就轻飘飘地淹没在大周约800年的长河里,有了这次寄孥,郑州的历史就顺畅起来:商汤之都——殷商侯奠的郑父之丘——周朝之郑国——隋朝在公元581年设置郑州,尽管起初州治在荥阳虎牢关附近,但正好承接着历史,而后郑州州治就在荥阳与现在的郑州之间“辗转”,后来有时郑州(或郑县)归荥阳郡、有时入开封府、有时属直隶州,但郑州一直存在于祖国的大地上。郑州不只是“火车拉来”的,更是因侯奠、桓公的存在而与商汤连接起来的有着3600年历史的生生不息的中华古都。

  但桓公寄孥于斯后,在公元前771年勤王(周幽王)中殉难陕西骊山,葬于陕西华县。

  1993年清明前夕,荥阳郑氏祖堂管委会副主任郑功义先生只身前往华县,在当地县志办专家的引领下于一家工厂的院内找到了郑桓公之墓。他三拜九叩后于墓冢上取黄土一抔,请于荥阳。华县县志办的专家特意到照相馆请了一位摄影者,拍下郑功义先生在桓公墓冢上请土的历史镜头,并对郑功义说:“你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把照片给你寄去!”

  如今,这一抔黄土安放在荥阳郑氏祖茔,埋于荥阳郑桓公之墓下。墓前,是高高耸立的郑氏祖茔纪念碑,一个约30亩的墓园庄严肃穆,寄托着郑氏族裔的无限哀思。

  其实,这哀思一直在荥阳的大地上飘荡。“荥阳的汉墓中,就有白马衔草图。桓公殉国骊山脚下,他的战马衔草掩埋桓公才躲过戎兵,后桓公安葬于华县。”张明鉴是荥阳京襄城村的一名医生,喜好收藏汉画砖,白马衔草图就是他的藏品。

  京襄城村是京城遗址内的一个小村庄,因位居京城,周襄王又避难于此,故名。“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韩)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申不害列传》)

  “京”、“故郑”与今日的京城遗址,又是什么关系呢?荥阳京城遗址是否就是《左传》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中所言的那个京城呢?

  凌天子郑国图霸业

  漫步在荥阳街头,偶遇京城大道。

  记者奇怪,小小的荥阳怎有把京城作为一条道路的胆量。

  “我们可不是硬塞首都北京城于荥阳这个小地方,京城大道源于荥阳本地历史悠久的京城,它就在荥阳城东南12公里的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它出自《左传》,在《左传》中也是第一篇,中国第一部史书是孔老夫子编撰的《春秋》,它的第一篇就讲到‘郑伯克段于鄢’。”荥阳郑氏研究会永远会长宋国桢对记者说。

  在卜辞中,“京”是殷商时代的一个部族,居住在安阳西南,在今天的沁阳附近。殷商灭亡后,这个部族被迁移到荥阳京城一带,他们以族命地,以族命水,现在的京水虽然枯了,但河道还在,仍叫京水,郑州西郊有小京村,郑州北郊有大京村,显示着这条发源于嵩山北麓的河流的走向。

  “‘京’最初是很壮观的高台建筑的名称,有登高望远防御敌人的作用,后来被移植到宫殿,东周时期它才逐步演化为地名并被作为首都的专称,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所在地。西周虽然有镐京,但还没有把‘京’固定为首都的称呼。”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颖研究员说,“《说文解字》中讲‘京,绝高之丘也’,郭沫若称京‘象宫观之形,在古朴素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属,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义、有高义,更引申之,则丘之高者曰京,水产物之大者曰鲸,力之大者曰勍……’”

  荥阳之“京”从来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所在地,但在《春秋》、《左传》、《古文观止》等书中都“力拔头筹”,作为地名、城名无出其右者,堪称“天下第一京”。

  “掘地见母”当在京

  北京市的旅游标志是由“京”字演绎成的天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是由“京”字演绎成的中国印。

  专家在讲专家的研究,北京在讲“京”的演绎,而住在荥阳京城遗址的两位老大娘也蹲在京城遗址古城的墙头,手中掐着草编,争论着发生在自己京城的故事——

  弟兄两个(郑庄公与京城大叔段),有什么好打的呀!

  谁叫他娘护着段呀,难道庄公就不是她生的,非护着小的,还鼓捣着段跟庄公争王位。

  这故事讲了2000多年,争论还会继续,连孔老夫子都不敢多言,在《春秋》中只写下‘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叙述这一“家务事”——这六个字被无限推崇,后人说夫子微言大义,从这六个字可窥一斑——周时的爵位等级是“公侯伯子男”,明明是郑庄公,孔子称其为郑伯(庄公的爵位就是“伯”),就是贬他兄弟交恶,兄不像兄;弟弟不称为弟,直说“段”,段也不配为弟。而《左传》里写“郑伯克段于鄢”时,讲“谓之郑(庄公)志”,庄公就是让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很是“微言大义”。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的《古文观止》,则把郑庄公“注释”成有一副“阴险、毒辣和虚伪的丑恶嘴脸”。

  郑庄公一生下来就有故事,正迎合了自古以来凡大奸大贤出生皆千奇百怪的传统,拉着一副“有言在先”的架势——庄公是他妈姜氏的第一胎,很不幸,是“寤生”,就是个先踹出两只脚,后露脸的(郑庄公一生都是故事,其中《古文观止》前5篇有3篇是讲他的故事)。正因如此,姜氏从小就不喜欢他。等生了段,姜氏就偏心起来。姜氏对老公郑武公大吹特吹枕头风,想废了大儿子立小儿子,但愣是被郑武公一句“长幼有序”给挡了回去。

  武公死、庄公继位后,姜氏就打算让小儿子篡位。

  庄公虽不爱说话,却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姜氏想让庄公把制地(今虎牢关)封给段,庄公假以爱护弟弟段的名义婉言相拒:“制地是很险要的城邑,虢叔就死在那儿。”姜氏于是又要求把京城封给段,庄公有些不情愿,最后还是答应了。

  段到京城后,称京城大叔,一方面招兵买马,一方面高筑城墙,积极筹备谋反。见哥哥没反应,段又强占了鄢(在今鄢陵县附近)和廪延(在今延津县)两座小城。

  一天公子吕进谏庄公:“段和你母亲合谋叛乱,你不尽早准备,等他们势力大了就不好收拾了。”庄公则说:“让他去干吧,现在先不理他。等他叛乱时,我再治他的罪,到那时各位大臣也不敢助他,母亲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公元前722年,郑庄公谎称要到洛阳朝见天子,把朝政托付给一位叫祭仲的大臣。姜氏认为这是机会,便写信要段起兵,想一举占领国都(在今新密市)。哪知庄公对这一切早有安排,他派人把信半路截下,杀死姜氏派的人,换上自己的人去给段送信,并乘段起兵攻打国都的时候派公子吕率领大军攻占了空虚的京城。

  段只好仓皇出逃至鄢陵,庄公大军追到鄢陵,并将段的军队彻底消灭。

  庄公气愤老妈偏心弟弟,惹下祸端,遂立下重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或许是怒中忿言,但说出的话想收回已来不及了。有个叫颍考叔的很会办事,他想出个“隧而相见”的创意:挖个大洞,挖出泉水,不就是黄泉了吗?于是,郑庄公在地下建了一座小型宫殿,和老妈在里面尽释前嫌,母子俩还喜滋滋地对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庄公“掘地见母”的故事,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但在哪儿“掘地见母”,历来争论不休。“京城遗址的东边,有阴司涧,遗址还在。”荥阳市地方史志总编室主编程远荃先生坚信只有这儿更符合历史事实:“对庄公这样的政治家来说,见到母亲不是他的全部目的,其最大的想法恐怕还是想挽回‘不孝’的传言,这样看来在京城‘掘地见母’,笼络失去的人心是最合适的,因为段在这儿的人气很旺,《诗经》中就收有两首诗,写的是京城的人民歌颂段的,分别是《叔于田》、《大叔于田》,说他‘仁’、‘好’、‘武’,那真是万众相随呀。”

  段一表人才,且“袒裼暴虎,献于公所”,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表演给庄公看。段的后代以段为姓,《天龙八部》里的“大理世子”段誉实有其人,是认他这个祖宗的。

  春秋一霸郑庄公

  站在京城遗址的大地上,放眼四周,空旷旷的,收于眼底的,是无尽的麦苗。

  京襄城村、鸿沟村这两个村子1500多人在空旷的京城遗址安家落户,一点也不显眼。

  京城很大,有3平方公里,和郑州的商城遗址大小相仿,在当时是很不合礼制的。大臣祭仲曾对庄公说:“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如今,鸿沟村的村民还称这儿是“城内”,尽管“城内”只有两个村子。记者问一村妇城墙在哪儿,村妇答:“走这条路进城,城内西边的城墙保存得最好。”

  鸿沟村也有几户人家住在城外,问村妇缘何叫鸿沟村,答曰:“你看这护城河多深多宽呀,还不是鸿沟吗?”

  京城东北的护城河有30多米宽,下得河内,仰望城墙,有15米之高,河内遍植梧桐,杂草丛生,墙上更是枯草横生,几乎看不到土城墙。与之相反,高约10米的西城墙立于平坦的麦地上,雄奇壮观得很。

  “解放前,城墙还基本上是完好的。平整土地的时候,把城墙扒了垫地了,现在只留下断断续续的10来段城墙,也给扒过,没扒完的就留在这儿了。”村民说。

  恢宏的京城在秦汉时期被降为“京县”,直到这儿成为村庄。京县是把京城一分为二使用的,至今京城的中间还残存着京县的残墙墩儿,它太大了,繁盛的秦汉县治都“填”不满它。

  如今的京城遗址,只能是秦汉前的遗迹,但如此庞大的京城,难道只是京城大叔段营造的吗?

  “这儿应该是桓公寄孥的地方,郑国最初的都城也该是这儿,而郑国最后一位君又把国都迁到了这儿对韩作战,本来在节节胜利,后来由于内讧,为韩国所灭。”这是荥阳地方史研究者普遍的看法。

  看来京城连着整个郑国乃至春秋的历史。而和春秋连得最紧、叫得最响亮的,就是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和宋襄公。前四位实至名归,后一位,却多少有点勉强——因为这家伙做梦都想称霸,却每次都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裳,什么“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他的“理论”,就是在他的前辈郑庄公看来,也搞笑得很。其实,把他踢出五霸,加上郑庄公,五霸就完美得多了。

  郑庄公不进五霸则已,一进就当列春秋第一霸,因为庄公是诸侯中第一个开始鼓捣霸业宏图的人。东周风雨飘摇又热热闹闹,而第一个敢旗帜鲜明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的就是郑庄公。后人不肯把郑庄公列入五霸,只怕是恨他开了个坏头儿,所以一提郑庄公,就说他是乱臣贼子。想那郑庄公也不会把这世俗评议放在眼里,因为他是个我行我素的人。

  郑国日渐强大,庄公难免起傲慢之心,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时常不去朝拜不说,到后来竟发展到和周室互换人质(《左传·周郑交质》)。自有朝代以来,太子到诸侯“家里”做人质,这是头一遭,怎么看也觉得郑庄公“过分”。难怪周桓王后来一声不吭地就把郑庄公从卿士队伍中开除了。“周郑交质”发展至“周郑交恶”。“四月,郑祭足率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看,郑国的将军率领部队割了天子的麦子,还要抢天子的稻子,并直抵“成周”,这不是成心到天子脚下捣乱嘛!

  周天子决定出兵讨伐郑国,后与郑会战于繻葛(今长葛一带),对中国历史影响至巨的繻葛之战就此开打。

  天子亲征,这在东周是第一遭。毕竟尊卑有序,毕竟礼乐制度还没有彻底崩溃,此时的郑国有人祭出投降路线,郑庄公不同意——一定要给天子点儿颜色看看!拿他的话说:要是不打击打击这小子,他还要灭我的宗庙呢!

  这一仗打得多少有点让人失望,一方是天子之师,一方是强国之军,怎么打都该打个狼烟四起,可惜周桓王实在不经打,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只有逃跑的份儿。逃跑就逃跑吧,匆忙之中竟然还让郑庄公手下的大将祝聃射中肩膀,虽说伤势不重,不过也够丢人的。

  祝聃一箭射中天子,得意得不得了,竟然还想请命追击。结果被郑庄公骂了一句:“犯长且难之,况敢凌天子乎?”意思是犯上就够说不过去的了,更别说欺凌天子了。其实他是不怕什么“以下犯上”的,只因那时天下大势还不明显,只好“点到为止”,否则惹来妒忌,给其他诸侯留下个“把柄”,郑国的日子就不好混了——郑庄公灭许(在今许昌),最先采取“以许治许”的“托管”,怕的就是引发大国的反感。

  这一仗,打得周天子颜面无光。难得的是,郑庄公善后工作很漂亮:当夜就派手下第一智臣祭足去天子大营请罪,口称“臣有罪”云云。天子有台阶就下:算了,算了,知错就饶了他吧。祭足不仅在天子面前当了好人,还跑到各个军营慰问军士:大家都没事吧?还好吧?这下更把天子气得吹胡子瞪眼,但又无可奈何。

  经这么一折腾,“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便渐渐消亡了,之后再没人把天子放在眼里。但与天子明目张胆、实实在在交战,春秋也就郑庄公一人。再后来,几个霸主都把勤王挂在嘴边上,表面上“一丝不苟”地尊崇周室,其实质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干的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买卖。而此时,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想当天子的主儿——春秋产生了五个“候选人”,是谓“春秋五霸”;战国筛选出七个“候选国”,是谓“战国七雄”。

  郑国地处中原,起家最晚,且四面强国,用现在的话说发展空间实在太有限了。韩国灭掉郑国壮大了自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失国后的郑国人来了个凤凰涅槃,他们不忘祖地,以国为姓,至今全球郑氏族裔约1200万人。

  荥阳水工郑国与河渠打交道成名天下,被誉为“水利始祖”。在中原起家的郑氏迁播全国后,又孕育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不惧怕海洋的人。

  这两个人是谁呢?

  从中原走向大海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

  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

  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

  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 ……

  在《沁园春·恨》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郑板桥“毁尽文章抹尽名”的呐喊中凋落,他要效法先祖“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这个“乞食风情”的“荥阳郑”本是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中的人物,他因与妓女李娃恋爱,钱财被老鸨掏空而靠帮人唱丧歌糊口度日,沦为乞丐。而李娃不忘旧情予以搭救,助其中科举,得显宦。而郑板桥在《道情十首》小序中公然说:“我先世元和公公(荥阳郑)流落人间,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谱得道情十首,无非唤醒痴聋,消除烦恼。每到山青水绿之处,聊以自遣自歌;若遇争名夺利之场,正好觉人觉世。这也是风流事业……”

  “风流家世元和老,旧曲翻新调。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俺唱这首道情儿归山去了。”郑板桥说归根荥阳郑氏,这没错,但他非要认传奇小说中的元和公公为祖,则就不只是血缘的认同,更是文化的认祖归根了。

  海上巨人郑和

  荥阳郑氏名人苑依山傍水,碑碣林立,但唯一耸立于中轴线上的始祖殿前的碑碣,却是李向群烈士的。碑的正面是江泽民同志的题词:“努力培养和造就李向群式的英雄战士。”

  “李向群?怎么进了郑氏名人苑?”记者不解地问。

  “李向群烈士1978年生于海南省琼山市东山镇,原是大坡村郑氏世祖新会公第五代孙。但新会公家境贫寒,李向群被李家收养,为报养育之恩,故改李姓,所以他就是我们郑家的人。1998年8月李向群在湖北荆江的抗洪救灾中壮烈牺牲,于是我们就根据向群父母的意愿,在郑氏名人苑刻石为碑,以纪念向群烈士。”荥阳郑氏研究会副会长郑自修说,“我们还说李向群而不说郑向群,这就是姓氏文化。历史上郑氏改为别姓的,别姓改为郑姓的都存在,其中改为郑姓的最著名人物就是航海家郑和。”

  散居世界各地的1200万郑氏族裔不可能全是桓公的血缘后裔,就像我们都说是黄帝子孙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全是黄帝的血裔,我们奉黄帝为我们的祖先,是文化上的认同。郑和被明成祖朱棣赐姓为郑,而明清以来郑氏后裔迁徙于“南洋”(东南亚)的甚多,海神郑和在文化上更得到郑氏的认同,如今在郑氏的族谱及名人传中,郑和早已成为“郑家的自己人”。

  郑和缘何被赐郑姓呢?

  郑和本姓马,名三保。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郑和的祖先率5000多人带着5000多匹驼、马来东京开封朝贡并申请“归诚”,神宗封郑和的这位祖先为宁彝侯。忽必烈时代,郑和的先祖被封为咸阳王,驻镇滇南,从此马家成为云南的贵族。虽然变成了地道的中国人,但是他们依然信奉伊斯兰教,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远去麦加圣地朝拜过。幼年时,郑和常在其父的膝下听他讲述朝圣麦加途中的见闻。身受父辈熏陶的郑和从小就立下鸿鹄之志,准备将来远航西洋朝圣麦加。他常常坐而冥思,起而力行,刻苦学习划船、使帆、游泳技术,还潜心于航海史籍的研读,好像刻意要成为一代航海家、冒险家似的。

  1385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出兵平定云南,郑和的父亲不幸蒙难。那时郑和还叫马三保,11岁的他被俘并成为被阉的儿童之一。这是艰辛的开始,亦是荣耀的伏笔。

  1399年8月,明王朝爆发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战”,其间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屡立战功。“靖难”之初,燕王朱棣颇为孤立,政治、军事和经济都处于下风,势力范围仅限于燕赵的几座孤城(今北京通县、津蓟县、居庸关、怀来等地)。明将李景隆结九营于郑村坝(今北京东10公里),燕王采用马三保的计谋,连破李景隆七营,斩首数万,获战马2万匹,取得了“靖难”后的首次大捷,并以此扭转了整个战局,朱棣对此自不相忘。

  1402年,朱棣登基,马三保也被任命为内宫监太监,相当于正四品。中国历来有“马不入宫殿”的说法,又因马三保在郑村立下大功,故被赐姓“郑”,而三保出生时父母曾祈求真主保佑,世道平和,孩子能平安成长,为他取名为“和”,从此马三保改名郑和,其原来的名字慢慢被遗忘了。

  在中国历史上,赐姓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宦官被赐姓则是绝无仅有的——而郑和在郑村起家,得到郑氏的认同,其航海文化更浸染着从中原迁徙东南沿海再播衍海外的郑氏族人,郑和本人也因此成为郑家的骄傲。

  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三公像所在的广场,被荥阳有关方面命名为“成功广场”;在荥阳郑氏名人苑里,郑成功纪念馆巍巍而立;在日本的郑成功庙,其匾额上书“荥阳之光”。

  但眼下谈郑成功祖籍,则言福建,言河南固始。尽管早在南宋之时,出自郑氏的大历史学家郑樵就说过:“故闽人至今言氏族皆知固始,当以(王)审知之时,贵固始也。”并称这是造成郑氏源流错误的源头——“吾祖自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孰为光州固始人也哉!”

  “呜呼,贵胄凌夷,未有甚于此时。”郑樵是看到唐代的《荥阳家谱》后发出这番话的,并亲自为这一家谱的再版作了《荥阳谱序》——而郑樵的“吾祖自荥阳”也正是日本郑成功庙匾额上书“荥阳之光”的原因所在。

  郑成功是福建人,1624年生于日本。其父郑芝龙,始为海盗,继为南明重臣,后降清;母亲为日本人田川氏,在清军占领东南沿海后剖腹自杀。

  荥阳郑成功纪念馆内的郑成功塑像身披铠甲,手握宝剑,其赞联曰: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郑成功反对父亲降清,在“四镇多二心”的情况下率领部下先在广东起兵,继而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占领厦门、金门两岛,改其为“思明州”,并光复东南半壁大明江山;1652年,郭怀一(郑芝龙是南明隆武朝“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郭怀一乃郑芝龙的旧部)在台湾领导抗荷武装起义,郑成功此时下令禁止商船到台湾贸易,给荷兰殖民者以有力的打击;1661年4月,郑成功令郑经防守厦门,自己亲率战舰120艘,将士2.5万余人,在金门誓师东进收复台湾,在近一年的争夺中,荷军损失惨重被迫投降,被侵占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在大明“诸王无寸土”的时候,郑成功成为拥有宝岛台湾的“海外孤忠”。

  据说这副对联是康熙所写,但无论是康熙的还是附会的,都意蕴久长。

  郑芝龙是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先富起来的典型人物,究竟有多少财富,史籍无载,只在民间流传,说他“富甲八闽”、“富冠闽粤”、“富可敌国”。而他的财富来源,一是海上掠夺,二是海上贸易,三是海上征税(郑芝龙被明廷招安后,打败海上其他武装团体,下令海舰无郑氏令旗者,不得往来,并每舰征税3000金),四是收取荷兰人的纳税与贡品(郑芝龙组织台湾大移民后,荷兰人才侵占台湾,为此郑芝龙和荷兰人发生了一场战争,荷兰人被打败,他们只好向郑芝龙纳税进贡)等。

  郑芝龙是绝顶聪明的人,他正确估计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形势,先以海盗般的经商活动谋取财富,后又以武力胁迫南明王朝开放海禁,让他和与他一样的人都能自由做生意,发财致富。在致富之后,先投靠明廷,再投靠清廷,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这是本能的冲动,谈不上崇高,也说不上低下。但想想明清时代官家不让私人进行海上贸易的历史事实,我们对郑芝龙还能说什么呢?更何况没有郑芝龙的积累,也许就不会有郑成功的收复台湾,尽管郑成功反对其父降清的政治游戏。

  田川氏名田川松,日本平户人。据《广阳杂记》云:“郑芝龙幼逃日本,为人缝纫糊口,余资三钱缝衣领中丢失,彷徨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妇……见而问之。芝龙告以故。妇曰:‘以汝材力,三百万亦如拾芥,三钱何至于是?’……芝龙后得志,娶以为室……”这当然有演义的成分,其时,郑芝龙是以“海员”的身份因故滞留田川家的,后郑成功生下不足一月,郑芝龙又到海上漂荡了。直到郑成功长到7岁,才被郑芝龙接到福建老家。

  田川松在明朝倾覆的战火中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临行前对小儿子七左卫门说:“……呜呼,吾终将舍儿矣!……儿毋忘儿父及儿兄,尤毋忘今儿母去之中国。”田川松后来殉难,七左卫门这一支郑氏子孙现仍生活在日本。

  郑成功起兵反清时,无一兵一卒。但郑成功举起大旗后,其父的五百艘海上遗船随即聚集于他的旗下,族人也带部归并,在“通洋裕国”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郑成功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海上武装,与清廷转战十年,最后兵败南京,为安顿家属,走向收复台湾的道路。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仍奉明为正朔,坚不称王。1962年6月23日,病事加重的郑成功起床后由左右扶上城头,朝服冠戴,端坐椅上遥望大陆壮烈身亡。

  《郑成功族谱》中有一则联语:

  安乐村中,切幸考亭教化;

  荥阳家里,犹欣赐姓传声。

  “郑成功的忠君爱国,和郑桓公的勤王殉难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