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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中国古典思想流派
第一章 儒 家
1．概述
我国有明确纪年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841年，这一年发生了“国人暴动”，推翻了周朝的第十个皇帝周厉王，臣民拥戴周公和召公共主国政，称为“共和行政”。公元前828年周宣王继垃，他废除集体耕种的籍田制，促成了“宣王中兴”。宣王驾崩后，太子宫涅继位为周幽王，宠美女褒姒，引起原皇后申后的不满。申后的父亲联合犬戎攻周，杀死了幽王，申后的儿子继为周平王。平王将王室从镐京(今西安西南)东迁到洛阳，开始了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初年，郑庄公称霸，打败了卫，宋、陈，蔡等国，主持朝政，要挟天子。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率诸侯国伐郑，被郑国打得大败，而且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周王。“郑伯射王中肩”，从此周王无—仁的地位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称霸。后来，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又相继为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周天子失去控制全国的权力，诸侯不听天子的号令。在诸侯国，大夫专权，挟制王公，政权逐步下移，“陪臣执国命”。与政权下移相联系的是对周礼的践踏，例如，周礼规定只有天子能享用八佾(yi，每佾八人)的乐舞，诸侯六佾，大夫四佾，而鲁大夫季氏竟用八佾。孔子认为，季氏的越礼行为不是小事，他气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为了救危扶困，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和礼治传统，孔子提出以“仁”作为调整君与臣、国与国、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因为在孔子看来，天下无道、君臣相欺、诸侯争战、人间杀戮的原因是不相爱，是不仁。
什么是“仁”?孔子认为，“仁”即“忠恕”，凡是自己想满足的，就要想到也让别人满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就是”忠”。如果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强求别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在这里，孔子是要求人们以自己作参考比喻(“能近取譬”)，由已推及别人。
孔子又说：“克已复礼为仁”，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弟子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可见，“正名”为治世之首务。所谓“正名”，也就是让君臣父子等各种社会关系符合他的称呼，即君要象个君主的样子，臣要恪守臣民的本分，父要象个父亲的样子，子要符合子的行为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才是“天下有道”。如果君子胡作非为，臣下欺上僭主，儿子父亲拳脚相加，那么天下就大乱了。只有人民做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才是真正“文明”的太平社会。
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其中最有名的后期儒家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为孔子的仁义学说奠定了性善论的基础，并提出仁政学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荀子则将孔子“复礼”(恢复旧礼)的要求变为科举官僚制度的新礼主张：
“虽王公士大大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尤其可贵的是，荀子还是最先提出战胜自然(“戡天”)的中国哲学家，他的“天人相分”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
自先秦之后，儒家出现了董仲舒的大一统政治哲学、程颐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王夫之等人的批判性思潮。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总的来说，二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并没有脱离孔学的窠臼。
2．孔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他以儒家学说开辟了“百家争鸣”的光辉时代，他的思想塑造和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
孔子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哲学家，他曾经被尊为“神”，后来又被视作“鬼”，一直与“人”无缘。他的学说，要么被“尊”，要么被“批”，其内涵精神早包被人偷换，而定于一尊或批倒批臭的是改头换面的东西。
其实，孔子只是一个正常的人，只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已。不过，作为伟人，他也有不同凡响的地方，这不是指他有“神”的伟力，或“鬼”的缠绕，有束缚和惩治中国人的本领，而是指他人格的伟大。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于公元前551年出生于—个衰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做过鲁国的地方官。孔子幼年即丧事，家境贫寒，幸好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读书生涯，相反，还有助于磨练他的坚强的意志。后来，他周游列国，身处逆境，仍然表现出处变不惊和矢志不移的精神，这恐怕与他早年的品格锻炼很有关系。孔子只做过三个月的鲁国的司寇(司法部长，有宰相的权势)，大半辈仕途不得意，郁郁不得志。这并不是说孔子喜欢做官，而是指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这一点，对于追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哲学家来说，其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正是在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之时，正是在他受人围困、危在旦夕之时，正是在他忧愤之余，吐露“贤者避世”的隐情，而最终还是不愿“与鸟兽同群”之时，才真正表现出他的人格的力量。
孔子十分强调人格的作用，对自己承担的历史重任也充满了信心。在“匡”这个地方，受到匡人围攻，他临大难而不惧，说：“只要老天不灭文化教养，匡人能拿我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宋国贵族桓tui要加害他，他说：“老天降大任于我，桓tui能拿我怎样！”(天生德于予，桓tui其如予何!)可以说，孔子以身作则地实践了自己对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
首先，他勤奋学习，以知识充实自己。他整理和修订了《易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春秋》等书籍，对保存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读《易经》，竟然达到“韦编三绝”(书的连线断了三次)的地步。孔子不仅自己“发愤忘食”地学习，他还提出了一整套的教育思想，培养和教授了“三千弟子”。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独立的教师(在此之前，教师只是贵族的门客)，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不分身份和地位，人人有权接受教育——的思想，他的“性相近，习相远”——承认人的天赋智力无重大差别——的思想，他的“学而不思则罔(茅塞不开)，思而不学则殆(误入迷津)”——学习与创造性思维相结合的思想，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对于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认为，通过这样的严谨的治学和治教态度，不知疲倦的求学精神，是可以获得和培养出伟大人格的。
第二，通过道德修养以树立伟大人格，孔子认为，一个人做事，必须是道德的，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答道：“爱人”，意即爱怜、厚待和尊重别人。在当时武力杀伐、人与人相欺的乱世，孔子提出“仁”无疑包含了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的理想就是要以“仁”作为解决统治者纷争的准则，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第三，通过中庸之道以获取伟大人格。孔子认为，人生和社会的许多矛盾都是由于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所引起的。锋芒毕露，因而导致争执；怒不可遏，于是战争兴起。而克服大悲大喜的情绪，永远保持心境的平和，这是迈向完善人格的重要一步。君子就是要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种典雅风范，儒将风度，恐怕西方人是难以做到的。中庸的另—个含义是“和”，即平息内心冲突，调和社会矛盾。中国人尚无，往往导致无竞争、无进取的心理。但是，孔子的“和”有其精华的一面。孔子强调：“君子讲原则而不纷争，合群而不结党拉派”(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和睦相处但见解可以不同，小人同声附合而实际上勾心斗角”(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上可见，孔子追求的是“和而不流(不流于众俗)”的人格境界。
第四，塑造伟大人格，则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言与行。其一，“仁者其言也韧(语言坚韧)”，说话应“刚毅木讷”。其二，尽量少说多做，“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以言过其行为耻)。其三，要做到言行统一，“听其言而观其行”。
从上可知，孔子具有强烈的人道精神和崇高的人格理想，几千年来，他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文观念，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第二章 道 家
1.概述
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文化，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失望于儒家理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如果说儒家是入世文化，那末道家就是出世文化，如果说儒家是强调有序的现实主义，那末道家是主张无序（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理想主义。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天地闭，贤人隐”(易经)，其中“隐”就是道家所走的道路。不过，道家的隐有两种：一是隐遁于大自然，二是改变生活工作的策略，以柔克刚，迂回前进。
最早的道家人物是许由，传说帝尧想把王位让给他，可他不受，并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太平，却要让我取而代之，难道我希求名声吗?名声是实物的附属，难道你让我为附属吗?鹪鹩鸟栖于森林，只需有立足之枝足矣，偃鼠饮用河水，只要能填饱肚子即可。我何必要拥有整个天下呢?(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以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
许由之后，著名的道家人物是周初的鬻(yu)熊。鬻熊是楚国的开山鼻祖，后传《鬻子》一书。《列子·黄帝》云：“鬻子曰：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可见，鬻子思想是老子思想之祖。
另一个道家代表人物是杨朱，他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年——公元前约 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年——公元前约289年)之间。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见，杨朱哲学曾甚嚣一时。《列子》之中有“杨朱篇”，杨朱被描绘成及时享乐主义者，其它书籍则说杨子是利已主义者和贵生主义者：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
“阳生贵已”。《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韩非子显学》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汜沦训》
列子也是—个著名的道家人物。他居郑圃，四十年而人不识，藏形众庶之间而国君不知。他超然物外，淡泊无欲，不露锋芒，御风而行。列子认为，“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所以应该去掉这些世俗欲望。
最有名的道家思想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老子提出的仍然是一种平治天下的理论，只不过儒家是以仁义道德教化天下，老子则主张“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所以，老子的理论是一种独特的治世理论，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政治理论。另外，老子哲学也是一种个人生活哲学，主张先揭示出宇宙事物变化的不变规律——“道”和“常”，从而遵循此规律，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对自己有利。
与老子的人世不同，庄子处于人世间则表现为一种与现实保持—定距离的艺术性的游世态度。庄子所处的生活环境比老子的境遇更为惨烈，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避免沦为工具价值和市场价值，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是他所忧虑的核心问题。
庄子之后，道家人物还有陶渊明，李白等人。
2．《老子》
(一)
与孔子同时代甚至略早的老聃(dan），是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睿智和批判精神享誉中外。托尔斯泰称老子是对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美国前总统里根也喜欢研究《老子》一书，并赞誉这部二千多年前的经典中包含了现代资本主义思想。
老子的生平事迹不详，《史记》中记载得也很简单。有人说，老子即当时著名的隐士老莱子，因为世乱，他逃于蒙山，过着野人的生活。楚王迎而不就，说：“鸟兽身上脱落的羽毛足可为衣，吃剩的谷粒足可为食”(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何必去做官？老莱子的性格倒是与老子十分相像，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断定老莱子就是老子。也有人说，老子就是周朝的史官太史儋。
史官，在周朝以及以前各朝是十分重要的官职，他为天子的祭祀和战争等重大行动择定日子，提供在决策时参考的有关历史资料，并且为重大决定占卜，预测吉凶。老子的确担任过这类史官，这使得他得天独厚，有机会通览历史，总结前人行为的祸福与得失，了解历史上的名利是非之争以及道德的虚伪性。于是，他“激流勇退”，成为“隐逸”中的“高人”。老子虽然对现实社会十分失望，但他没有心灰意冷，而是仍然积极地思考人生与社会，提出了—套崭新的理论。
老子天才地预言到自然平衡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只不过现代社会突出法治的作用来保证自动均衡的实现，而老子则试图从消除人的内心纷争的根源来达到。具体地说，老子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即统治者不需过多地干涉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而整个社会能够自然而然地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只要人们过着“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各自信守自己的生活习俗，减少知识和欲望，那末就可以达到瓦解暴力因素，分散社会力量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一种彼此无争、相安无事的太平社会理想。
老子认为，做得越多，反而会把事情弄得越糟(为者败之)，试图运用聪明才智去治理社会，结果只能弄巧成拙(以智治国，国之贼)。因此，当时天下大乱，不是因为缺乏法律和圣人，不是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老子说：“天下禁令越多，则人民越穷，民间私藏武器，则国家昏乱；人们崇尚技巧，则奇物滋生，法令越明细，则犯罪的人越多”(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是，第—个行动就是要废除这一切，以便消除掉天下动乱的根源。
“摒弃道德智慧，则百倍有利于民；抛弃虚伪仁义，则百姓反而讲孝道，废弃技巧奇物，则不会产生盗贼”(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圣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从上可见，老子因为不满于社会丑恶现象，于是他把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否定了。在他看来，“我无为而民自然归化，我好静而民自然纯正，我无事而民自然富足，我无欲而民自然朴实”(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带头“少私寡欲”，“归真返朴”，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那末社会就会自动走向均衡。当然，这个社会平衡状态是低层次的，它建立在小农经济甚至原始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人民的“富足”并不意味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充分发达，而是“知足”、“无欲”和“无知”。老子要求人们“去智”，即舍弃智慧，因为社会之所以不太平，就在于聪明的人太多。试想，有“抱负”的人梦想做英雄，于是诸侯混战，鱼肉百姓；尚智尊贤，则使得人人争宠，仕宦途中，名利场上尔虞我诈，你争我夺。一些聪明人发明机关奇巧，不但扰乱了人心，而且滋生出盗贼。所以，老子总结道：“民之难治，在于其智多”，应“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设计出一个低层次的能自然而然达到平衡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自由、朴实和无争。这是—个人道的社会，一个充满平均、平等以及和谐色彩的乌托邦。老子强烈地抨击了剥削，断言：“人民饥饿，就在于食利者之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并且痛斥道，“统治者楼台殿宇，而人民农田荒芜，谷仓空虚。那些穿美服、带利剑、厌吃美味、财货有余的人就是强盗头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yu)。
老子不仅反对剥削制度，还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他警告：“不要逼得人民无法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无狎xia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要求统治者放松对人民的控制，说：“政治严苛，人民就抱怨不满”(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实行“无为而治”，人民就会“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
从上可以看出，老子抗议暴政，抨击剥削和压迫，主张一种人道的、平均的、人民自我演化、社会自然均衡的理想社会，这既反映了老子思想的先进性，又暴露了原始性，既让我们后人领略到了老子的远见卓识，又不禁叫人感叹他的社会模式的空想性。
(二)
老子所主张的无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所讲的并不是当隐士的方法，而是生活的哲学，是在险象环生的社会立身处事的艺术，是事半功倍的人生策略。老子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深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得者易失、成者易缺的道理，提出“知白守黑”(知道光彩的一面但宁守暗淡的一面)的处事主张。他总结了宇宙中的一些辩证规律，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事物虚弱之处，正是有用的地方，事物走向反面，正是大自然的法则”(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他认为，首先要”知常”，知道这些永恒不变的规律，然后顺应规律指导个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就是，利用“事物虚弱之处”来保持这个事物，运用“事物走向反面”的法则从“反面”着手，达到“正面”。
老子说：“最完满的恰有缺憾，才不会败坏；最充实的好似空虚，才不会穷竭；最正直的应有些枉屈，最灵巧的应有些笨拙，最善辩的应显得木讷”(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些话，用现代的观念来理解是不难的，而且它们恰恰道出了最深奥的道理：断臂的维纳斯显然有缺憾，但它是完满的艺术品；伟大的学者总是虚怀若谷，这样他的知识才不枯竭；正直的人恰恰容易得罪人，因此就有人冤枉屈辱他；行动迟缓笨拙，能克服冲动的人，恰恰最有心计；木讷寡言，但关键时露出真知灼见的人，谁也辩他不过。
按照以上的辩证思维方式，老子继续指出：“最有才干的人最后表现，最大的声音恰恰是没有什么声音，最大的形象是没有什么外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就是说：不急于表明自己的观点，能收到体察群言的效果；功夫最深的，不轻易显山露水；爆发前的沉默最摄人心魄，“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宇宙空间是最大的“物质”，它就没有外形。从上可知，常人所见的柔弱的一面，在老子的慧眼中反而属于真正的刚强，看不到弱的作用，则无法把自己变强。于是乎，他得出结论：“柔弱胜刚强”，“天下之最柔，摧毁天下之最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老子的见地不仅在于看到了事物“弱者”的作用，还在于揭示了相反相成的运动规律，并将之运用于人生。他说：“圣人置身于后反而能占先，将生命置之度外反而能生存”(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并称：“不迷信自己的眼睛，则明；不自以为是，则是非昭彰；不自我夸耀，则功勋不没；不自大，则能成首长”(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老子还将军事韬略运用于政治和生活，指出：“欲削弱政敌，不妨先增强他，这样才能清除怀疑；欲废弃之，不妨先立起之，才能防止先下手；欲剥夺之，不妨先给与之，以便稳住政敌”(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曾主动地放弃延安，留给国民党，就是懂得“欲夺先与”的道理。可见，老子深刻地领略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于是他能顺应法则，终身不遭危险(终身不殆)。他主张：“宠辱若惊”，“功成身退”，告诚人们必须柔弱、谦虚、知足、谨慎地活在世上，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老子还奉劝知识者，要“收敛光芒，混同尘世”(和其光，同其尘)，这样才能保全生命，躲避人世灾难。
总之，老子生活的艺术之一就是保持柔弱暗昧，正如他所说的：“知道雄大的一面，但宁守弱小”，“知道荣耀的一面，但宁守屈辱”，“知道光彩的一面，但宁守暗淡，这是天下的定式”(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字其黑，为天下式)，这里反映的是老子的隐者的形象。老子生活的艺术之二就是不忘相反相成的规律，为了向前，不妨先后退一步，以“退尺”达到“进寸”的目的，这里显露的是老子的智者的形象。
(三)
老子有句话很精彩，叫做，“治理大国如同烹炸小鱼”(治大国若烹小鲜)。按照我们的常识，炸一条小鱼不宜于频繁翻动它，否则支离破碎，无法入食。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贵于静而不宜动，也就是说，不要折腾老百姓，应让人民休养生息。
这句话看起来并不难理解，可是，许多统治者误国的原因也就在于不懂这个道理。
例一，当年秦始皇“扫六合”，“御宇内”，是何等的威风！但是他的统治方法是暴力镇压和强制驱使百姓。两次坑儒就活埋知识分子一千多人，建骊山陵让一万多名宫女殉葬，三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而成为牺牲品。他修陵用七十万人，修长城用四十万人，修绵延三百里的阿房宫和征劳役达三百万人。他收缴天下兵器，镇压商贾，钳制言论，全国成为一座大监狱。广大劳苦百姓实在是忍无可忍，没有活路，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终于将秦始皇的万世帝国的美梦击成齑粉。取而代之的汉初皇帝吸取了秦王朝因疲民而覆灭的教训，他们以“黄老之术”(黄帝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论)治国，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将秦时的苛政酷刑变为简单的“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从而奠定了汉朝几百年昌隆安泰的基础。
例二，在当代，“十年动乱”并没有达到“大治”的目的，而是适得其反，不仅将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是搅乱了人心。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没有理解和运用老子的无为治国之术。
老子说：“天下有道，则战马只用作农耕，天下无道，则盘马弯弓，血沃荒原”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矣)。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社会应当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太平。对于统治者，不应当自作聪明，无事自扰，滋生出许多是非来。对于人民大众，则应知足无欲，甚至没有知识。老子批评了周初以来的礼教制度，认为诸如仁义道德的教化只会适得其反，逼迫人们虚以委蛇，阴奉阳为，甚至借圣人之名行大盗之实。所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最佳的策略。只要“把无为当作有为，把无事当作有事，把无味当作有味”(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治人事天，吝啬行动”(治人事天，莫若啬)，那末，人民就会自然归化，社会就会自然和谐。
按照老子的思想，欲无为无事，首先要放弃学问，“把不学当作学” (学不学)，减少知识，这样才能达到崇高的思想境界。不过，“不学”又是在“为学”之后所要做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高度丰富的学识的基础上的“大智若愚”，并不是做文盲。就像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是心境澄明的一种高境界，而不是做真正的糊涂虫。
从上可见，老子主张将知识加以升华，最后超越知识，获得貌以“无知”的“真知”、看似无智慧的最大智慧。
以上就是老子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思想。这一智慧，不仅可以用于治国，还可以用于人生的其它方面。
吕洞宾静座“无为”，毒蛇不咬，农人打蛇反而破蛇咬伤，这不就说明了老子的有为则有失的理论的正确吗?
日本围棋高手大竹英雄在《围棋十诀》中谈到大竹流万法，自己不主动进攻，但对方总不放心把孤棋搁置不理而会去补棋，于是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去抢占大场，这就是无为在棋艺中的应用。
还有一个故事，王君被选中参加智力竞赛，但他桌上的铃始终没有响过。抢答紧张激烈，观众席上喝采声、叹息声此起彼落，可也伴随着王君的鼾声。竞赛规则极严，答错了扣十分，最后各选手负债累累，主持人宣告比赛结果：
庄周(约公元前369年——286年)是对中国文化作了巨大贡献的人物，他甚至被称作现代化文化哲学的先行者。庄子的反传统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价值重估论有相通之处，只不过前者反的是周初以来的虚伪的仁义道德，而后者否定的是基督教传统。庄子的反异化(反对人与其本质的分离，反对人的真实本性的丧失，反对对个性的摧残，反对外在事物对人性的扭曲)和追求自由的思想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十分相近，日本人就出版了一本名叫《庄子：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者》的书，可见，庄子的思想不仅属于古代，更属于现代。
庄子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小官，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以隐居自娱，他生活很苦，编过草席，卖过草鞋，经常靠借粟糊口，即使在见魏王时也是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可是他不愿做官，声称：“我宁愿游戏于草泽之中自快，不像有国者身不自由，终生不出任官职，以大快我心”(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庄子有个好朋友叫惠施，惠施也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他做了梁惠王的宰相，因为庄子贤明的名声在外，所以社会上有庄子欲取而代之做宰相的传闻。惠施询问此事，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yuanchu，每年要飞往北海，但不遇梧桐树不栖，不得竹子之果不食，不得甘泉不饮。有一支猫头鹰拾得—个臭烂的死老鼠，见yuanchu飞过，怕它夺之腐肉，便仰头叫嚣”，一番话说得惠施无地自容，也解除了对庄子的疑虑心理。还有一次，魏王赠送给惠施一个大葫芦，大而无用，惠子正为此苦恼，庄子就劝他将之当成大船，系在身上，到江湖上飘浮荡漾，归隐而去。可见，庄子充满了放任自流和隐遁避世的思想，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出入宇宙，游于九州，独往独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这就是庄子的追求，多么浪漫神逸，多么放荡无羁，多么高洁，多么自由啊！他心中有个偶像，那就是“姑射(ye)之山”的“神人”，她“肌肤若冰雪，风姿绰约姻处女，不食人间五谷，吸风饮露，乘云驾雾，而游于四海之外”。庄子还把自己比做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遮天蔽日逍遥游，过着一种“天然放荡”(天放)的生活。他继续描写这种浪漫境界，即“依傍着日月，怀藏着宇宙”(傍日月，挟宇宙），“乘云气，骑日月”而“游无穷于放荡”，其想像十分谲奇瑰丽。
庄子为什么抛弃唾手可得的优越生活，而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生涯呢?这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社会大转变的阶段，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分崩离析，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激烈，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肆虐猖獗，诸侯混战，尸横遍野，就象庄子所描写的：“今世死于非命者相互枕籍，被吊死者排列成行，被杀戮者延颈相望！(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heng)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且，“真理”还被统治者所垄断，“偷盗小钩者被诛杀，窃国大盗却为诸侯，而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所以，这是个“仁义是非，任意混淆颠倒”(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无耻者富足，不讲信用者显达”(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的罪恶社会。现实的一切只能引起庄子精神上的痛苦，他感叹“人之生，与忧总同生”(人之生也，与忧俱生)、“生为累赘，死为卸下包袱”(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患溃痈)。
而且，庄子对生命有一种天生的忧愁感，他说：“大地载看我的形体，使我生活劳苦，使我晚年寂寞，使我生命停息”(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正是这种对社会、对生命的深入思考，促使庄子认定了一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绝对精神自由的生活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生在世的真正幸福。
庄子的“独往独来”以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本人独立不羁的个性，另一方面又透露了中国人喜欢与大自然亲近，与宇宙和谐共鸣，重视心理和心理体验的民族情感。庄子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本人就主张破除“成心(成见)，克服“一曲”(片面)思维，汇百川之流，容各种学说，所以，他的”独往独来”思想也是渊博学识和崇高境界的结果。
(二)
庄周认为，要得到绝对的精神自由，不仅要取消外在物质对人的束缚，而且要摆脱自我的困扰，即破除“有已”，庄子指出：“至人能忘却自己，神人不追求功利，圣人不需要名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就是说，最崇高的人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个人已经融入冥冥宇宙之中，不希望建功立业，不执着于目标，没有任何作为，更不希罕物质利益，对毁誉能泰然处之，不计较名誉——“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感到沮丧)”，这样的人精神上完全是轻松裕如，自由自在。庄子写道：“心灵手巧者劳累终生，聪明智慧者忧虑无尽。既不劳心也不劳力者安静闲适，只是饱食去遨游，有如飘荡之舟”(巧者劳而智者忱，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这是多么洒脱自在、多么令人向往的“神仙”生活！
庄子还具体地描写了这种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睡觉不做梦，醒来无忧虑，走路不辨方向，生存不知目的，活着不感到庆幸，死去也无所谓(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因此，庄子对待死极其平静，他的夫人死了，惠施去吊唁，见他敲着脸盆跳舞唱歌(鼓盆而歌)。庄子病危，弟子们伏在床前，表示将厚葬老师，庄子拒绝说：“天地是我的棺材墓穴，日月星辰及万物都是随葬的珠宝，难道这还不够吗?”，弟子们劝说：“就怕老鹰吃你的肉”，庄子答道：“在上被老鹰所食，在下被蚂蚁所食，没有区别”。可见，庄子主张“无葬”，认为生与死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也不用特别对待死亡。
实际上，庄子的生死观带有浓厚的唯物主义成份，他说，“气“这种物质集聚则为生，散开则为死，而死后则一切皆休，并不存在所谓的死后灵魂的问题。庄子完全抹去了生死之间的界限，把生死存亡看作是“一体者”，这比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要高明得多。海氏无法消解生死的差异，他所做的最多是要求人们“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地平线，而庄子却潇洒地抹去了这条地平线，因此不存在勇敢与否的问题。
既然生与死没有区别，既然我们已经在“生”，那末对“死”的恐惧和对“死”的探讨都成为多余，这是中国“乐感文化”(乐观感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问孔子关于死，孔子答道：“我现在连生的奥秘都未弄清，那会关心死”(不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首先要紧的是了解“生”，了解生存的意义，去享受今生今世的“福、禄、寿”，这与印度人对来世的追求和西方人对死后生活的强烈兴趣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是重视生的民族，高度发达的“养生文化”便是佐证之一。
(三)
庄子的思想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他反对生命被外在物质所牵累，反对人的本性被文化和文明所扭曲，主张保持生命的纯朴、人性的真实。他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弊端，指出：“天下之人都以外在物质改变自己的本性，小人死于利，士(知识分子)则死于名，丈夫以死殉家，圣人则以死殉天下。他们所作事情不同，但都是伤残本性！”还说：“人被外物奴役，心被身体驱使，终生奔波而不见成绩，疲惫劳累而不知目的，实在悲哀！”(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nie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可见，庄子否定了人类一切形式的生产，劳动和献身的必要性，提倡“保身”、“全生”、“养亲”(保养性命)、“尽年”(享尽天年)。他甚至说，伯夷不食周粟，情愿饿死于首阳山，为的是名；盗跖(先秦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诬为“盗”)聚众率兵，死于东陵，为的是利；二人所死不同，但都戕害了生命、伤及了人性，所以他们并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按照“做好事别做出了名，寻欢作乐别伤及身体，沿窍门找缝隙而生存”(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原则来保全性命。从上可知，庄子有一种混淆善恶、泯灭事物一切差别的相对主义和不讲原则的思想，这就是他的“齐万物”理论。
庄子认为，大与小，长与短，美与丑，是与非，有与无，此与彼，生与死等概念从宇宙的高度来看都是等同的，“万物皆—也”。他说：“天地就只一种元素，万物不外乎一马”(这是针对当时的“名家”提出的“白马非马”而说的)，“呼我为马则为马”，一切界限、标准、度量都是人为的，没有绝对的东西。万物在你看它为大时则大，在你看它为小时则小，在你看它为有时则有，在你看它为无时则无，在你看它为是时则是，在你看它为非时则非，没有原则性的区别。例如泰山也可以被看成小，因为还有比泰山大亿万倍的东西，鸿毛之末也可以被看成大，因为还有小得多的东西。庄子把一切事物“质的规律性”的区别都看作是庸人自扰，而“彼”与“此”，“是”与“非”，“生”与“死”对他也就无所萦怀了。他认为，“此即彼，彼即此，此处是非为一，彼处是非也为一”，“生即死，死即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且寿命长短也无所谓，据说彭祖活了八百岁，可他与“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的灵龟和“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的椿树相比不也短寿吗?可见，寿命的长短也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消除心中长与短，生与死、是与非以及我与外物之间的界限，那么他必然心胸豁达，无所介怀，他就能够保证自己绝对的幸福，成为“至人”、“神人”、“圣人”。
庄子不仅反对“以外物改变人的天性”(以物易其性)，提出“驾驭外物而不被外物所奴役”(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著名论断，而且他还反对“以仁义道德改变人的天性”(以仁义易其性)。因为虚伪的道德说教使得“人们掩饰真实面目而深藏感情” (人者厚貌深情)，同时一小撮人借“圣人”之名，行“大盗”之实。在此，庄子超越了物质和道德的樊篱，进入了更高一级的思想境界之中。
我们可以把境界分为四个级别，一是本能境界，二是功利境界，三是道德境界，四是宇宙境界。在本能境界中的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社会风俗习惯，就象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对他所做的事毫无觉悟，因而他所做所为对他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功利境界(物质境界)中的人做事，他意识到了是为某种目的。追求的是功绩、效果、利益和物质，因而个人丧失于物质(丧已于物)，这是庄子所反对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做事为的是社会，他已觉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所言所行必须符合严格的社会规范，这也是庄子所抨击的。而在宇宙境界中生活的人，他已觉悟到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一员，更是宇宙的一分子。他是自足的，不希求外来的名誉相过多的物质；他是觉悟的，是在佛教所说的“明”的状态中做事。因而事情对他有格外的意义；他不感到寂寞、穷困，不拘泥于得失、毁誉，胸襟开阔，超然尘外，保持人格的绝对自由。就如庄子所言：“我周旋于亿万人中。如一个人独处，旁若无人。把纷乱看作闲静，把多事看作无事”(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喜怒哀乐不入襟怀”(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忘掉客观事物，同时去掉人的认识的迷雾。庄子说，生死寿夭是天命所定，人无能为力，不必考虑它，而且“长寿则多辱”，没有什么意思。富贵贫贱何必去区分，鹪(jiao)鹩(liao)鸟栖于深林，只不过占一枝之地，偃鼠饮用河水，以喝饱肚皮为限。何必去拥有整座森林、整道江河(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得失的问题也完全是庸人无事，自相扰之。你如果把外物看成是“天下之物终归归于天下”(藏天下于天下)，只是你的身外物，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就不会患得患失，因为对宇宙来说始终无得也无失。对于毁誉，要把两者都忘掉，尧舜与桀纣不都“死为腐骨”吗?！对于贫穷，则记住天地无私心，不会有意使我贫困，而且富贵而骄，会自遗后患。于是，庄子奉劝世人：“长寿不欢乐，夭折不悲伤，通达不引以为荣，穷顿不引以为耻 (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只有这样，彻底看淡名利是非、贵贱寿夭，保持生命的纯朴自然，才能享有真正的人生。
庄子的反“物化”、反“仁义易其性”的思想与现代存在主义的反异化(反人与本性分离)的思想如出一辙。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人一旦获得社会性，他就失去了人格与自由，即异化了。人自从认识社会之后，便参与追逐金钱、名誉的大洪流之中，而忘掉了自己是属于宇宙的，失去了对生命的自尊。“我”与“自我”(心中真实的“我”)相分离、相矛盾，而“自我”常常在与“我”的斗争中失败。异化产生的原因是匮乏，是人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萨特提出：要克服异化、克服匮乏对人格的歪曲，走向自由，“人就是自由”。人一生都在自由选择，人必须自由行动、冒险行动！
庄子与萨特——东西方的人道主义者。
第三章 法 家
1.概述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动荡。传统的社会秩序已经解体，可是新的社会模式又没有确立起来，新旧力量的较量和斗争异常激烈。诸侯长期混战，恃强凌弱；官场风云变幻，人人自危。各个统治者使尽浑身解数，力图保住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同时没法扩大地盘、称霸一万。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国家四分五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治世方案。当时，有一些人聚集在诸侯将相身边出谋划策，他们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亦即谋士。他们所提出的政治斗争策略和权术运用计巧，就是法家政治理论。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外儒内法”型的，即人民接受的是儒家仁义礼教的宣传，而统治者实际采用的却是法家的玩弄权术的恐怖做法，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文化(统治阶层文化)是外儒内法的，而下层文化(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中的文化)则是儒道互补或儒禅互补的 (儒家与道家，或儒家与禅宗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禅宗是道家庄子哲学与佛教外在形式的结合)。
早期的法家有三派。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重视政治制度和法令的建设与施行的重法学派，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法制维护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和集权制度的愿望。二是以申不害为首的强调玩弄权术和运用政治手腕的重术学派，反映出时代对能驾驭群臣、运用专制权力的君主的呼唤。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重视权力(权势)的夺取与巩固的重势学派。法家的最大代表人物韩非子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理论，克服了他们学说的片面性，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专制政治理论。
对韩非子，历来褒贬不一。班固称：“法家者流……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称法家“先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沦，读起来很不愉快”。但也有不少人对韩非子评价甚高。李斯尽管杀了韩非，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学说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并把他的学说在秦加以贯彻。可以说，秦始皇与李斯的成败得失都源于韩非，韩非实是秦始皇与李斯的导师。韩非子学说既反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又促成了时代的发展。
要了解中国文化，不能不了解韩非，因为韩非的思想影响了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实际起作用的仍是王、霸杂糅的政治策略，武则天发动告密，明代东厂西厂、绵衣卫的特务行径，都是韩非法术的运用。要彻底摆脱专制思想的束缚，也必须从认识韩非思想开始。一部《韩非子》正是了解、认识封建专制思想的最佳读本。
所以，韩非子以其术治一方面为中国封建大统一政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哺育出许多阴险诡诈的奸人。
2.韩非子
法家的最大代表人物是韩非，他于公元前280年出生于韩国贵族家庭，于公元前233年死于秦王政的狱中。他与丞相李斯俱是荀子的学生，但李斯的才华显然不如韩非。据说，秦王赢政读到韩非子的著作后羡慕之极，趁韩非出使秦国时羁留下了他，但不久又听信李斯的谗言，命之自杀于狱中。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韩非一辈子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算计别人，最后自己也被算计。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官场的悲剧，多少天才人物最后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啊！
韩非子的思想明显留有他的老师荀子的影响痕迹。荀子与孔子、孟子单纯提倡“礼治”(以仁义、孝道、君臣之礼等为治国之本)不同，他主张“礼”与“法”并重，即“治国的原则是，一手用礼，一手用刑”(治之经，礼与刑)。韩非子也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诚然，他的法与荀子的法—样，是用来治民和治吏的，最高统治者本身是不受约束的。另外，韩非子还受老子的巨大影响。在《解老》、《喻老》等著作中，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治国的方针，加以权术韬略，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南面术。
韩非子首先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欺骗之心、算计之心与生俱来的。他还把人的本能，如眼睛喜欢美色，舌头贪图美味，这一切都看作是人性不善的证据。韩非说：“安全且有利可图，则人们趋之若鹜；危险且弊在其中，则人们竞相离去，这是人类常情”(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也就是说，趋利避害之心人皆有之。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还总是相反的、矛盾的，不可能始终保持一致。父母与子女，也是用算计之心相互对待的”(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夫妻之间也好不了多少，“爱则亲，不爱则疏”。既然骨肉之思、同床之情也是这样不牢靠，那么君臣之谊更是虚伪的遮羞布了。韩非子就说：“君巨之利益是相反的，所以人臣没有绝对忠诚的”(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既然人际关系是这般丑恶，韩非子提倡“以毒攻毒”的诡计权术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韩非子的第一个统治策略是“法”的理论。韩非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步就是要“明法”，即颁布条律，申明法纪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独断专行；虽有贤良的行为，不得为抢功而越职代劳；虽有忠义信用，不得轻蔑法律而逍遥法外”(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利；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为了保持法律的尊严，使之起纠有效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必须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法律不能阿谀权贵，准绳不能避开显位”(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君主必须把“刑”和“赏”看作是治人的“两把利剑”(二柄)，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种观点与中国西周以来的历史传统：“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正相反，说明了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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