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3s刷小米系统:德国人教会我们的四堂课第一课 有关罪恶

 
 
第一课 有关罪恶
他们选择了救赎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惨遭灭门，四个中国籍凶手被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德国人的母亲却做出了一个出乎中国人意料的决定——她写信给法院，认为对四个凶手的刑罚过重。这是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其中的一个细节，而早在一个多星期前，一位评论员来稿中就引用过同一个故事——当时南京致5死3伤醉驾案刚刚完成一审，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死缓，而死者家属无一例外地表示无法接受，决意上诉。然而本报(编者注：青年时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篇评论，认为其中有些批评对于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

这位德国母亲的举动是可敬的，但也不必过度诠释为“以德报怨”。也许更准确的理解，这位德国母亲是“以直报怨”，“直”是一种尺度，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法律的尺度”，在这位德国母亲的法律认知里，死刑根本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其最应为中国人感佩的，也许不是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超越于感情之上的对于法律的信仰。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很容易被忽略——“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那些救助苏北贫困学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之所以要帮助苏北的学生，只因为那里很穷，需要帮助。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以德抱怨”，他们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以德抱怨”这个概念，“以德报怨”只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拎得很清，那四个凶手身上的罪恶与中国其他人毫无关系。倒是中国人有意无意中以国籍划分你我，把某四个具体的中国人抽象为全体中国人——看，我们中国人杀了德国人，人家还对我们这么友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感动错了！什么“以德报怨”、“宽恕的方式”、“献给生命的赞歌”，统统错了！德国人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其言外之意，是即使普方一家并不曾遭遇灾难，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 他们这么做，与“宽恕的方式”毫无关系，甚至也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友好——他们看到了有人需要帮助，于是就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不管对方是中国人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帮助中国穷人的方式: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说“教育改变人生”，说“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这些话可说是现身说法——他们是一批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正在“做好事”；他们做起好事来何其自然，几乎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由此即可发现提高所谓“国民素质”的正确路径，乃是让每一个国民都得到良好的教育。而死刑存废、宽容与否、有无悲悯情怀，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大抵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到怎样的教育相关。

没有选择消灭

为什么三成被通缉的命案逃犯都是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为什么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农村？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等事实立即在网上引起热议。

社会良知还在。网上数以千计的留言，像一面镜子。它照见人们的热忱与良心被从日常繁杂的生活中传唤回来，与这个时代对簿公堂。

据说犯命案的“80后”多是些留守孩子。也就是说，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连“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贾君鹏待遇”都很难享受。没有父母在身边的他们实则已经无家可归。不是说有的犯案者回到村里，村里人都不认识么？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明天。”这句话感动过无数人，更让许多有志气“贫二代”少年意气风发、抖擞精神。然而，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是既与别人比不了父母，也与别人比不了明天。尤其是那些没有机会读到大学，甚至早早辍学了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实已经成了“文化孤儿”了。

据全国妇联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5800万。如此形势逼人，的确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拖延对农村留守孩子的关注了。

至于“逃犯多是农村孩子”，这样的结论虽然令人震惊，却也并不意外。广州大学一项基于广东三大监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最新数据的研究显示：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

老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在这样一个神奇的时代，我是连震惊的感觉都没有了。早在几年前，我在乡村居住时，便听到附近村庄有几个少年，在浙江走投无路时，劫持了一个“疑似老板”，而且最后将他给杀死了。而他们通过杀人夺来的不到一百元钱，逼迫他们只能徒步亡命天涯。

是乡下的孩子变坏了，还是外面的世界变坏了？这些孩子在去城里之前与到城市之后，究竟遭遇了什么？什么样的际遇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仓皇间以死相搏？为什么他们在农村没有杀人，而到了城里却杀人了，而且，杀人的动机往往不值一提？

这样的生活变迁有时候真让人感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乡下孩子听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时”的后半句时，虽惆怅总还是心有所安，想着有来自故乡的声音——“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而现在，初出故乡的少年，怎么成了杀人犯？是外面的世界不够开阔，还是因为故乡已经沦陷，内心已经坍塌？抑或兼而有之？

说到“外面的世界”，这条新闻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曾经多次提到的一部电影。1983年，美国著名导演、《教父》之父弗朗西斯·科波拉拍了一部名为《斗鱼》（Rumble Fish）的电影。尽管知道这部《鬼子来了》似的准黑白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一直把它当作讴歌开放社会的经典之作。

科波拉的影片将观众拉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美国小镇，好勇斗狠的暴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与发酵。受上一代人的熏陶，年轻一代很快像斗鱼一样加入到这种好战而混乱的生活中来。哥哥曾经是镇上人见人怕的风云人物，不过，自从在外面的世界有过一番闯荡之后，他希望弟弟能离开小镇：“我希望你骑着摩托车离开这里，沿着这条河一直到大海边。”

尽管影片结尾令人哀伤，哥哥在水族馆外被警察误杀，但这个片子的主旨却很清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像生活在鱼缸中的斗鱼一样，为一些无谓的事情争执不休；而如果到了开放的社会，这些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可惜，这只是电影，在外面的世界还未展开想象之前，便已经结束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弟弟走出故乡后遇到了什么。如果命运之神眷顾，他可以成为打工皇帝；如果厄运至极，他也难免成为与我上面提到的几个人一样的杀人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小兄弟远走他乡，定然不是为提刀杀人去的。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世间万物消长，终归逃不过一个因果律。关于这条新闻，我同样关心的是相关报道的结尾。据说警方已经承诺，对举报线索抓获一名逃犯的群众，将给予5000元人民币奖励。记得 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此时，你一定会想，5000元赏金虽然很少，但如果提前用到这些孩子身上，该有多好！

可怜这些孩子，在城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河流，却发现自己像是乡下许多农田一样被抛荒的一代，发现这繁华城池不过是个比农村更荒芜的地方。想着这些孩子如何在被社会抛弃后自弃，从逻辑上讲，也许当下最应通缉的不是孩子，而是在逃的正义。

他们选择了宽恕凶手

——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2007年4月16日，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了32名师生，在随后举行的追思仪式上，他也在追思之列，而且该校还将其列碑纪念，现在人们看到的不是32座纪念碑，而是33座……

——1991年11月1日，一名刚刚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名中国留学生。惨案发生的第三天，被枪杀的副校长安·柯莱瑞的家人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信件，内中写道：“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

这就是西方文化，也是西方文化中最光辉的内核，也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稀缺的品质。

没有选择血海深仇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同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9年来，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中国人健忘，忘记普方一家可以理解，也应该，因为谁也不愿回忆这样的惨案，但无视普方协会的存在及作为，则大不该。虽然中青报以大篇幅推出这则消息，遗憾的是它并没有成为当天各大门户网站的热点新闻。原因无他，因为从中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于国人太陌生了。就像有网友看到以下消息：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发帖称，对罪犯怎么好讲宽恕呢？更有人对普方协会以德报怨的作为表示不解。

所幸的是，现在终于有媒体报道了普方协会的义举，让我们认识了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一个样本。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不断深化，但这种了解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物质文化、器物文化上，对精神文化的了解还十分肤浅，尤其是对基于宗教情怀的宽恕、救赎、博爱文化知之甚少。普方协会存在本身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用最直观、生动的形象向国人阐释了什么叫宽恕，什么叫救赎。在西方人看来，人人都是上帝的宠儿，而不是上帝的弃儿，罪犯说到底也是受害者，人生来不是罪犯，人活一世，从出生到坟墓，最终站在上帝跟前都是平等的。有的人之所以成为罪犯，责任在教育和社会，因此人是需要救赎的，而最好的救赎方法就是教育。“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教育比惩罚更有效，也更彻底。这就是，为什么普方协会要把纪念普方一家的主题确定为救助苏北贫困子弟的真实原因。

我相信，普方妈妈在获悉4个杀人犯被执行死刑时，内心一定会默默地替他们祈祷，祈祷他们的灵魂能得以安生，同时为失去他们的4个家庭的父母亲分担不幸和痛苦。我这不是猜想，而是有类似的依据。1991年11月1日，一名刚刚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射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名中国留学生。此惨案震惊了中美两国，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加让人震撼。惨案发生的第三天，被枪杀的副校长安·柯莱瑞的家人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信件，内中写道：“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安生前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要分担你们的哀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时刻，安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希望是这样的。”

这就是西方文化，也是西方文化中最光辉的内核，也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稀缺的品质。07年4月16日，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了32名师生，在随后举行的追思仪式上，他也在追思之列，而且该校还将其列碑纪念，现在人们看到的不是32座纪念碑，而是33座。可我们呢，马加爵被处死时，其所属学校师生以放鞭炮表示庆祝。两相比较，哪种文化更能表征人道、恕道，也更能代表未来世界主流价值观的方向，不是一清二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