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小米5标准版满血:小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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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文：中国“小农意识”今与昔http://finance.sina.com.cn 2001年11月22日 09:27 人民网-华东新闻 张义
“小农意识”妨碍农业结构调整的事例，发生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有关报道刊11月21日本报《华东新闻》第十三版)，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小农意识”，也称“小农经济意识”，是一种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落后观念。生活 在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方式中的人们，常常表现为满足于自给自足，缺少开阔的视野、远大的目光，更看重眼前利益而难有长远打算。在当代社会，这样的意识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党的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中曾提出“教育农民”这一重大命题，目的之一正在于以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取代“小农意识”。
革命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也是变革“小农意识”的革命。的确有许多农民，经过战火洗礼，成为具有先进思想的优秀人物、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然而，毕竟新中国初期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市场经济不发达，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很难让广大农民一下子摆脱“小农意识”的。农民思想观念真正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之下。许多农民在真刀真枪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成为大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业务范围甚至遍及世界各大洲。在他们身上，就很难见到“小农意识”的影子。
从这段简要的“中国农民思想变革史”，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新的思想能不能取代旧的意识，同客观实际提供的条件密切相关。诞生新中国的革命，虽然是党领导的全体人民推翻旧制度的革命，然而对于在人数上占很大比例的普通农民来说，先进思想难以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中凭空产生。第二，一旦解放生产力的大变革启动，驱除“小农意识”也可以是一个不太长的过程。
现在，浙江农民让人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已经走上了现代经济的轨道，从事的生产不但早已越出自给自足的小天地，甚至与世界大市场难解难分。然而，他们的头脑里或多或少还存有“小农意识”，有时甚至比较严重。
是不是50年间农民们恰如桃花源中人，始终固守着旧有的思想观念不放？其实不然。
在新旧社会制度嬗更之际，农民的“小农意识”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农经济观念，具有安于现状、自我封闭的基本特征。甚至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人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为奋斗目标———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自给自足的愿望。在他们身上，揣着祖上传下来的这种奋斗目标，革命胜利只是使目标有了实现的可能，而没有使其理想更远大一些。眼下的“小农意识”，与之有了很大的区别。农民们不是没有发展的愿望，拥护农业结构调整本身就是告别“小农意识”的实际行动。可是，他们在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而心中无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被多年形成的“小农意识”支配着，一次又一次作出了与其发展致富愿望背道而驰的选择。
为什么金华的农民“滥用激素、膨大剂，甚至出现地栽佛手、柑橘嫁接等各种速成栽培法，导致佛手果实虚胖、香味不浓……”，以致损害了素有“世上奇卉、果中珍品”之称的金华佛手的声誉？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金华佛手在市场上能卖出好价钱，却没有认识到金华佛手的品牌价值是与产品的高品质密切相关的，因而其生产在现代方式的外表下隐藏着“小农意识”的实质，落后的思想支持了错误的行动，结果手中的产品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对他们而言，促使其抛弃“小农意识”的切入点，在于让他们获得比较完整的而不是零星片面的市场运行规则，懂得在经济竞技场上产品数量必须以质量为基础才有意义。当这些观念在农民心中扎下根来的时候，还有搁置“小农意识”的地方吗？
为什么长兴县的农民看到“价格低于去年市场价”就不与青梅加工企业签订单，到头来又因为没有订单而“眼睁睁看着青梅烂掉”？从根本上看，是农民一开始就担心企业会杀价坑农，因而不由自主地在“小农意识”的支配下采取了自我保护的对策。在这里，一味责怪农民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及时引导他们总结教训，懂得现代农业远非“春华秋实”那样年年岁岁花相似，而要突破一时一地的局限看问题，入世后还要在国际大舞台上观测其动态、研究其趋势，才能胜券在握。
先进思想不能凭空产生，也不是在具备了产生先进思想的环境下就一定能自动产生。这个特点，赋予“教育农民”新的内涵。
浙江不少地方农业结构调整之后，农产品依旧卖难。这是一种提醒——“小农意识”妨碍调整
许群 顾大炜
近年来，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村为避免“伤心梨”、“伤心桔”等现象，纷纷调整结构，转向特色效益农业，猕猴桃、青梅、佛手等有特色、高效益的农产品代替了传统农产品。但是，沉甸甸的果实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快乐，还有苦涩和迷茫。近万吨猕猴桃滞销，4000吨莲藕找不到买主，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佛手面临“内忧外患”…… 结构调整后，“伤心的故事”为何还在重演呢？ 笔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各地对农业结构调整的理解相当肤浅，很多情况下没有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调整。不少地方在初步扭转“稻—麦”、“粮—棉”等单一结构的局面后，顿生“大事办完、该松口气”的感觉，没有意识到农业结构调整的经常性和永恒性。 现象之一：虽然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特色农业，但没有将调整做到位，甚至连最简单的供求关系都没有处理好。比如，江山市近年来大力发展猕猴桃生产，逐渐成为南方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但是，“旺销—扩种—卖难”的传统“伤心”模式还是上演了。今年是江山桃农最苦涩的一年，上等的猕猴桃由几年前的8元／公斤降到1．2元／公斤。苦涩的原因还是盲目扩大生产，桃农在去年市场已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今年又增加近万吨产量，“伤心桃”如何能避免？此外，猕猴桃的加工等销售服务体系没有跟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江山作为南方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除了一两家私人办的酒厂外，没有保鲜、储藏、加工企业，甚至没有建立一个专业的猕猴桃市场。除了一些企业上门收购外，桃农靠的还是单家独户的自产自销。专家指出，结构调整仅仅调整供求关系是不够的，还应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适当调配。如果能有一些桃农从事猕猴桃加工或产销，不但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生产过剩，相反还能大大提高猕猴桃的价值和效益。 现象之二：结构调整与高科技的运用是分不开的，但如今有不少地方盲目运用科技手段，而忽视环保标准，导致农产品失去市场。比如，金华佛手素有“世上奇卉、果中珍品”之称，近年来在高价诱惑下，有的果农滥用激素、膨大剂，甚至出现地栽佛手、柑橘嫁接等各种速成栽培法，导致佛手果实虚胖、香味不浓、含水量高、不耐贮藏、观赏期缩短，不仅价格大大下降，也直接损害金华佛手的声誉。 现象之三：有些地方产品结构调整了，但农民的心态及信用意识没有得到及时调整。譬如，长兴县的青梅今年带给农民的酸涩就特别呛人。为解决“卖梅难”，长兴县政府引进一家青梅加工企业。而这家公司计划与梅农签订单时，由于价格低于去年市场价，梅农纷纷拒绝签单。青梅成熟时，市场价格奇低，梅农想将囤积的青梅再卖给公司，却苦于没有订单，眼睁睁看着青梅烂掉。金华一些藕农去年签了订单，后因收购价低于市场价而毁约，导致今年拿不到订单，追悔莫及。
“小农意识”是自给自足的意识，农业结构调整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变革，带着“小农意识”走进变革，出现“伤心往事”就难免了。现在，有些地方的政府正出大力帮农民搞产品推销，这固然不错；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及时引导农民通过“伤心”的教训真正认识市场经济，培养他们从事现代农业的产销观念、信用观念。还是那句老话：“予鱼”不如“授渔”。 ——编者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1年11月21日第一版)
“小农”意识 朱德才 中国很大，我们接触的客户也是各行各业。其中一位内地客户是位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在城市投资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种粮食，不过这次回去他们是带着多年经商后学习到的资本运作去营运农业。企业家接待我们的地方是一座酷似白宫的欧式风格的洋楼，乍一看以为到了美国郊外的某庄园。
据说当初这位企业家要在农村盖这座“白宫”时，引来了四方的不解与疑问。“农村的土地不是很贵，为什么要盖那么高的楼呢，有点不太符合逻辑吧”。请来了建筑设计师提出了很多方案，现代、后现代、简约、国风等等，但这位企业家坚定不移地说他要欧式古典建筑。设计师连连摇头，说他是小农意识，缺乏审美观，欧式建筑早过时啦。他自己倒乐呵呵的：俺就是农民。
说实话，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他要坚持欧式建筑呢？原来这位企业家小时候家里很穷，在他睡觉的床头摆放了一本台历，上面有各式精美华丽的欧式建筑图形，引得当时的他极其向往，认为能住进这样如同皇宫圣殿一般的建筑里是成功的象征，是最美好的生活。于是小时候的梦想一直种植在心里，没有改变，现在就是圆梦的时候。
虽然不喜欢欧风建筑，但我非常佩服这位农民企业家对梦想的执着与坚定，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流行，什么是设计，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喜欢什么，于是脚踏实地去实现。这恰恰是很多设计师应该去学习的地方，设计这个名号蒙蔽了太多设计师的眼睛，让他们精英意识浓烈，如同悬浮在空中行走，当这些精英被质疑时不是自我反思，发现问题，而是认为质疑他们的人是小农意识，不懂得设计，品位低下。然而恰恰最具备“小农”意识的就是设计师本身。
设计师的“小农”意识关键在于我们的设计师们对社会的介入度不够，也不清楚广大消费者共同的喜好和需要，以个人的审美品位为标准，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随波逐流，形成了一个浮躁的设计圈子。脱去设计这件盔甲，每个设计师都是大众的一分子，只有设计师们脱离自身的“小农”意识，才有能力去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提升大众对设计的欣赏水平，让大众审美文化在不断地汲取、扬弃与升华中走向完美与成熟，不然一切都只是空谈理论。
当我们把目光都投向那现代化的西方时，别遗失了自我，向这位农民企业家学习吧，除了在开心网上偷菜外，我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梦想？
看看什么才是小农意识？
什么是小农意识？
就是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简称小农意识。其具体表现概括如下：
一、小富即安。有小农意识的人，其追求相对较低，只要超过了旱涝保收，吃饱喝足略有结余的目标，就会产生富有的感觉。其结果一是没有了从前那种吃苦耐劳，不干活就要饿肚子的危机感；二是有了结余就开始琢磨着享受，“烧香修坟包二奶”而不懂得把结余投入再生产，让结余有更多的结余；三是飘然自得，不可一世。“没有我哪来的小富”。连骂几句老婆，踹两脚自家的狗都以为比美国总统的能耐还大。
二、缺乏自律。由于小农生产方式是典型的个体行为，自家的地、自家的犁、想下地就下地，想种啥就种啥。所以，没有规章，也不懂得什么是制度，不需要约束，哪来的自律。有小农意识的人一般很随心所欲，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内外不分、轻重不分，作为一个人与社会相处的标准分寸都谈不上。
三、宗派亲族。个体经营，势单力薄，没有组织，没有协作，没有利益责权的共存，自然也就没有抗风险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风调雨顺的时候养尊处优，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叫天不应，求助无门。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宗派亲族，有小农意识的人只相信同姓同血缘的本家人。为了集合力量战胜灾难除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小农意识不同于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有明确的善恶标准，有很浓厚的先天属性，而小农意识是由小农经济自然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有较强的环境作用属性。
小农经济个体的自给自足必然形成小富即安的思想；小农经济的个体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交换，而是自己消费，必然形成以我为主，缺乏自律的狭隘定式；小农经济不同于集约化大生产，所以不可能形成集中、约束、协作的组织机构和相互制约的人事关系，只有靠宗族派别来行事。
小农经济在形成小农意识的同时，也赋予了小农生产者许多优良品质，如勤劳勇敢、简朴节俭、乐于吃苦、甘于奉献等优点。
中国从封建农业社会过渡来，应该说人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小农意识。
什么是小农意识?小农经济意识的典型表现是以下几种： 一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我们现在营业部大的可以一个月包干费做到30多万，小的最低限度也可以做到10多万，营业部职工月平均收入都在千元以上，而营业部主任高的可以拿到五、六千甚至七千多，很多员工把老婆孩子都从老家接过来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奋斗目标终于实现了，所以现在连到营业部值夜班都不愿意忍受，一心要享受幸福安逸的生活，将中铁快运创业时的艰辛忘到了脑后，这种心态和工作作风成为小农意识的典型表现，只看到眼前月月有工资拿，却不想想我们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知道企业的效益是从哪里来。 二是拉帮结派，封闭守旧。有小农意识的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贯都是自给自足，封闭自己，生怕自己的"奶酪"给别人抢走了，无法应对变化，所以往往喜欢搞宗族派系、利益小团体，行为处事不是按照制度和法理，而是为了小团体利益任人唯亲、姑息养奸。这在我们公司中的表现就是：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自己眼前利益的就坚决反对，而不管是否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我们事业的长远发展，这种现象一旦抬头，就会导致我们的管理缺乏公平和效率，导致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缺失，一盘散沙，长此以往，最终必将被淘汰。 三是目光短浅，视野狭窄。有小农意识的人从来不想想自己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和优势如何，死抱着铁路大国企的旧概念不放，不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白行业和市场的变迁和规律，或者只顾"埋头拉车"，决不"抬头看路"，不学习，不愿意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缺乏激情和活力，成为典型的"井底之蛙"，这样造成我们很多新的管理方法和理念无法真正贯彻下去，管理的递减效应非常明显。 四是自由散漫，缺乏遵章守纪的观念。尽管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毕竟小农都是"自己食自己"，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和习惯，所以从来就没有制度意识，制度就算是有，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也形同虚设。这样的现象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明明规定八点半上班，但迟迟不到的大有人在，顶多一句头痛脑热什么的借口；明明规定营业部和仓库等生产场地不准吸烟，但是烟头却时时发现；明明规定一定要严格票据交接制度，但下去检查常常发现还是信用交接居多；明明要求员工要规范服务、严谨认真，但却时时看到我们有的人在营业部里吊儿郎当，散漫待客。等等这些，不一而足，所谓法不责众，当这些现象成为习惯时，在我们各级主管的眼里也就见怪不怪了，日常考核标准不可谓不细，公司领导要求不可谓不严，为什么还是有大量违章事故的发生，这就跟我们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有关。
小农意识是科技兴国的障碍记者 叶辉 本报杭州5月28日电（记者叶辉）《代铜材料为何七年徘徊》难以产业化？本报今天刊出这一报道后，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不少专家谈了自己的看法。
浙江农大党委书记童芍素说，光明日报开展这个讨论很有必要。知识经济的浪潮汹涌而来，势不可当，而我们不少人还沉浸在小农意识中不能自拔。代铜材料这一成果主要是为小农意识所困。小农意识是一种私有意识，只顾眼前利益，只满足于保住既得利益，狭隘的小农意识是科技兴国的障碍。这次讨论若能促进人们观念的转变，那会很有意义。
浙江大学副校长吴世明把代铜材料的际遇称作是“中国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一次交锋，一次撞击”。他说，是小农意识禁锢了代铜材料这一成果，而小农意识是中国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一种表现；代铜材料是高科技成果，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深受小农意识影响的农民在致富这一本能驱使下追求科技成果，当他们一旦占有了这一成果并获得一定利益时，浸透在他们血脉中的小农意识就主宰了他们的行动，他们故步自封，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就这样在代铜材料的产业化过程中进行了交锋和撞击。
浙江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杨全教授得知盛纯乐的际遇很惊讶。他说，在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今天，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很难令人理解。这项成果要是在城市，在高校，早被抢走了，怎么可能窝在一个地方7年无法产业化呢？
杭州一些读者对盛纯乐的行为不理解：当年他有勇气离开国有企业，现在为什么没勇气离开村办企业呢？童芍素认为，盛纯乐被困，说明我们有些地方的环境还不适合知识分子发挥才干。要给科技人员创新的自由，支配成果的自由，甚至闲暇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许多思考是在闲暇时完成的。一些读者认为，盛纯乐是匹千里马，但他太软弱，缺乏市场意识，这也是这项成果难以产业化的原因。吴世明认为，盛纯乐的际遇再次说明，知识分子是所有人群中最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群，这是中国的文化造成的。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在消费者投诉中，知识分子最少，他们羞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在利益的纷争中，他们往往是弱者。杭州一位读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之才往往需要伯乐的赏识，他们的生存本领、适应性和随机应变远不如其他人。今天，知识分子正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开放、竞争、风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两军相逢智者胜，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的市场经济呼唤智勇双全、大智大勇的知识分子。
对灯塔村的书记，不少读者持批评态度。但杨全认为，不能对他过多责备，他毕竟是一个村的书记，他受地域和历史的局限，不能要求他有远大的眼光。
谈到代铜材料的产业化问题，童芍素说，美国的科技转化率为80％，而我国仅30％。我国的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在经济第一线的更少，而在科技人员的价值取向中还存在重理论轻技术、重研究轻应用的现象，这是高校的科研无法进行到底的原因，科技人员往往满足于成果鉴定，满足于出论文，却轻视成果的转化，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了才是现实的第一生产力。代铜材料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童芍素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要有几个环节：要有开发前景，有市场，有中试基地，有一个转化的机制，发明者和应用者要有互惠互利的利益机制，还要有风险投资，国外有专门来投资科技成果中试的开发银行，以保证成果的转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此外，她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合理配置资源。我们应尽快建立起合理配置科技成果这一资源的机制。
小农意识的200万温商何以拯救温州？ [复制链接]首席评论官
金牌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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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6-11-19 22:27:39
未能加载 adManager引子： , P! q, c! R) G7 G, o 面对日渐式微的温州经济，200万在外温州人能否力挽狂澜，救温州于水火？& v- ]8 F; o8 }& Q 温州本土产业升级，模式转轨迟迟不见成效，200万温州商人是否担当得起温州经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是惟利是图的赚钱机器，还是胸怀壮志目光远大的故豪乡绅？ 温商作为温州人津津乐道并感到荣耀的精神神话，面对分至踏来的赞誉和期许是否盛名之下其实难负？- b V& V/ K" ~# P7 q" E0 E由较大市之痛想到的/ M3 Q G; K+ N2 p+ E 温州申请大城市地位和地方立法权18年未果，在目前看来这依然一项艰巨的任务。温州的官员们在申请大城市地位的道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铩遇而归之后似乎并没有领悟到申请失败并非温州实力不济，更不是他们的工作做的不够周详和细致。. [8 j3 A% V* `* F/ \9 M$ r6 L; n1 U I 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从来没有公布较大的市的操作标准。但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乾坤。翻开中国的地图，细数那些大大小小的较大市。80年以前的较大市基本上集中在几个重工业，能源工业发达的城市。那时候重工业是立国之本。80年以后，几个外资发达，经济外向的城市先后成为较大市。其中包括宁波。这期间发展经济招商引资是改革开放的主题。因此想成为较大市，有海外背景并且本土商人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将唾手可得。相对于温州的屡战屡败，宁波更像得来全不费工夫。“你们为较大的市跑得那么辛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审批下来。”宁波法制局一位领导曾笑着对前温州法制局局长瞿桂仁说。( \) o" L: o/ c, I, q; _ 宁波轻松成为较大的市除了本身的强大实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宁波的海外军团宁波帮。根据宁波法制局的一位领导的说法是：因为当年船王包玉刚到宁波投资，为了将宁波作为投资的窗口，于是“大笔一挥”就给宁波批了“较大的市”。由此可见一个实力强大而又爱乡爱国，海纳百川的商业团体，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温州在申请较大市的道路上，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屡屡落败，缺的正是像宁波帮这样的爱国爱乡的温州商帮。温州的官员们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认识到这一点，凭目前温商的实力依然不足以推动温州的巨轮扬帆远航，成为温州申请较大市的王牌。
小农的政治意识：各扫门前雪! C3 X: t" O- E& m) Y1 n( l/ h
“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关。”奔驰公司的开山鼻祖卡尔.本茨对他的属下说。如今的温商显然深谙此道。从无品的村委主任，民间组织的商会会长，到各级政协人大代表，温州商人的政治欲望膨胀到一郑千斤也再所不惜的境界。每到人大政协换届，哪怕是村委会选举都会出现的夸张的景象是：温州商人一下飞机就径直往自己村里赶，因为当时各个村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据知情人士说，很多私企老板愿意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就为了跻身“政界”。与此同时，温州民营企业的党政建设也搞的如火如荼。8 q6 [/ I' p7 l+ g 温州商人参政入党的意愿为何如此高涨？“我的入党动机，无非是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更好地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浙江长江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国如是说。那么绝大多数的温州商人是否都如刘建国一般拥有如此高尚的从政情节和如此先进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他们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第一财经日报》一名记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一语中的。" ], L" Y3 M2 p 温州商人的这种从政意识显然非常有利于他们企业壮大成长，但对温州的发展却并无益处。温州200万商人中担任本地外地、地方中央的人大和政协为数众多，但即使这样，温州本土并没有从他们的“仕途”中谋得任何政治好处。温州唯一的政策性扶持还是那个名不副实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 k0 ?2 E/ Y# R s& k- i4 Y) }5 ]6 i7 U) q “利用政治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了温州商人的共识。”当地一名官员说。但是温州商人实现自身企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顾及或者考虑到温州的发展问题，更谈不上帮助或者推动温州发展。“你不能要求农民出身的商人有很高的社会服务意识和远大抱负，即使如今他进修了MBA，参加了党章学习，脑袋里的小农意识依然根深蒂固。自私性是资本家的根本特性。是经过《资本论》证明了的，更何况是小农资本家。”他接着说，“所以温州商人注定出不了如霍英东这样爱国至诚，为一方热土的发展，一方百姓的富足而奋斗一生贡献一生的商人。”4 c4 u v. L% x$ W8 m& A A& F2 M4 `$ W& ^: \. L% L0 G; E 温州商人对温州发展责任感的薄弱，从近几年温州企业和资金的外流也可见一斑。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大企业，如著名的均瑶集团等，就已经把总部迁到了上海或其他的省市，截止到目前，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 这其中涉及到的资金外流高达千亿。除了温州本土土地和人才制约以外，温州商人将企业外迁无非是想可以借助更广阔平台，在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发展。资本逐利，企业发展无可厚非，“但似乎没有哪个商人会去思考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会给温州本土经济造成多大的打击。”一位温州教师感慨，“温州的发展似乎跟他们并无关系。”
小商品怎有大作为; Z6 S. x3 \3 X H
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吃惊于晋商徽商的辉煌历史。一个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奇迹。一个书写“无徽不成镇” 的传说。中国的商人群体没有一个像晋商徽商那样权倾朝野，并将自己的经济实力最大限度地换来等价的政治地位，其中以乔致庸，胡雪岩为代表。这完全归于他们所控制的产业对国家的重要程度。一个是控制了整个清政府经济命脉的金融大佬，一个是掌握整个清政府物流漕运的交通巨子。# k9 h$ V7 r' o8 m* {/ q$ |- A* |9 `2 }& r4 M9 n" D3 q 产业决定命运。温州商人所掌控的轻工产业并非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必然生产资料。因此，舆论界学术界对温州商人的定位是“民商”。“晋商徽商与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注定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温州商人作为是一种民本经济虽然充满活力，但处于政治的中心意味着比在边缘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温州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因此温州商人的政治地位对温州的发展并不能起到任何的帮助。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是过江的泥菩萨。”" U2 t3 T& u* W8 m
温州近20年的发展，显然应验了温州商人政治地位的尴尬。修一条普通的铁路也非要劳驾国学大师南怀谨；建一个经济开发区也必须先斩后奏；立一所大学也不得不进行全民募捐。环顾温州的四周，因为宁波帮，宁波被中央升格为计划单列市；因为闽商，厦门被辟为经济特区，厦门大学入选211工程；因为潮商：广东成立三大经济特区。足见一个有影响力的商帮，一个有实力的商帮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显然温州商人并不属于这类能对一个地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商业团体。因为只有温商，中央可以置若罔闻，可以不闻不问。时至今日温州商人的影响力除了在温州的媒体上天花乱坠之外，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能够看出它还有影响力。( @9 }; i0 r2 ?& |, f' t0 [' ~
“同时温州商人缺乏领袖级别的领军人物也注定了温商缺少政治影响力，从而导致未能为温州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资本。”一位温州记者说。作为温州商人代表性人物的南存辉，其影响力大部分仅限于商界。但是其他商帮代表性人物的影响力却让人瞠目结舌（比如宁波帮：船王包玉刚，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电影大鄂邵逸夫等；闽商：爱国华侨陈嘉庚、糖王郭鹤年等；潮商：华人首富李嘉成，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等）。20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寥寥数语，表达了邓小平对宁波帮的号召和关怀。让温州商人相形见绌。' e3 Y$ L. a. ?1 r v3 B+ w结束语+ O8 d- e" @/ T. }
如今温州经济举步维艰的情势下，最近传言甚嚣的温商拯救论只是堂吉柯德式的一相情愿，典型的头痛医脚。温州商人的本质特性，行为方式都决定了他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将温州带出困境，走向辉煌。任何将温州的发展寄托于200万温州商人的梦，该醒了！2 U3 N3 N* h" r6 Z) L6 c _ [( U0 i4 D4 _) W6 n! b5 t/ nPS：“小农意识"也称"小农经济意识"，是一种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落后观念。生活在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方式中的人们，常常表现为满足于自给自足，缺少开阔的视野、远大的目光，更看重于眼前利益而难有长远的打算。与之相反的是”长大精神“。
“小农意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
www.zhaoshang-sh.com 2010-03-29 13:53:54 博锐管理在线 中小企业大多数为私人投资兴办，一般情况下企业主是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身，且决策管理时，只需对私人利益或少数投资者负责即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个人专权的家长式管理模式。三十年前，因为温州人“求生”的本能，凭借“以血缘筹措资金，以亲缘进行管理”的管理模式，闯出一条“温州模式”的民企发展之路。造就了温州的多数草根农民成了中小企业主，而温州占90%比重的小农经济模式，其企业文化即老板文化的特点也越发突显的淋漓尽致。 从中小企业自身的管理结构特征和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看，其内部的缺陷也严重制约了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清华长三角管理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中小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由小农经济逐步萌芽发展起来的，因此其本身就带着与生俱来的两个致命弱点，这既与我国农村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致使中小企业主的大部分管理者观念陈旧、知识匮乏，从而不能快速和主动地掌握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有关；同时又与在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在中小企业主的身上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有关，这一点突出的表现便是家族化管理和独裁决策，这两大缺陷归结为一句话便是中小企业主头脑中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渗透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初期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不成熟的问题，许多配套政策不到位，国企还没有放开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这其中必有一些市场空白，许多中小企业主抓住了这个机遇，使企业的财力实现了扩张，有些企业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但这对于还未深入了解管理企业的理论方法，建立科学的企业发展机制的中小企业主来说，由此衍生而来的只能是心浮气躁，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形成误导，错误地以为企业有了他便无所不能，没了他便一事无成。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小企业主发迹大多是抓住两个好产品，瞄准一个市场空档，然后押宝市场促销一举成功。这种偶然性的成功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在决策时带有极强的赌博性。一个产品赌赢了，其他所有产品都如法炮制。它们并没有意识到，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扎实稳定的基础，然后创造一个逐渐发展的趋势，并保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由于缺乏远见的理性思维，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在中小企业主经营中最容易滋生，想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一个百年老店的企业家还太少，能把自己产品做成世界名牌的更少，更多的则是昙花一现。 思想不端缺乏商道：在我国中小企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着经营作风不端正的问题。他们不是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手段来积累财富，而是采取投机行为，甚至是非法手段来牟取利益。在他们当中，抢注他人商标者有之；假冒别人产品、瞒天过海、以次充好者有之；坑蒙拐骗、赖账不还者有之。其手段多种多样，无所不用其极。不规范经营，不遵从市场竞争规律，甚至违反国家法令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一些民营企业家天马行空的特色，往往具有很大危险性。 许多中小企业存在着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偷税漏税、违规经营等违法违规经营现象，以及逃债、赖债、甩债等不守信用的现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经营者都必须以不触犯国家法律为根本前提，再聪明的经营者都不能有企图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来获得市场利润的念头。因此，守法经营、规范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之路，也是企业家成熟的标志。“小胜在智，大胜在德”，“无道者不可成大事也”。 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中小企业靠机制和政策上的漏洞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原始资
本的积累，从而导致中小企业主在如何发展企业的问题上不是考虑改善产品、结构和机制，而是热衷于寻找捷径，投机取巧，有的甚至不惜丧失企业信誉经营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又快速、盲目地投资，进行多元化经营和快速扩张，由于缺乏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更没有一套系统的近期、远期规划，加之粗放和原始化的管理，家族化的指挥，造成企业无法实现良性发展，最终一蹶不振走向衰落，更有一些企业在顷刻之间遭到毁灭的命运。中小企业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文化倾向，诸如缺乏实业精神，投机性，无序性，唯眼前利益是图等等这些错误制约了企业家的理性决策。 创业动机狭隘：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在创业之初都是以名利作为企业第一目标的，这一点在原生态民企中就更为突出。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时，企业主的先天性素质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了。企业主如果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所以，民营企业的失败绝不是因为过程中的种种不可预见因素所导致，而是在企业初创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基因。失败成了一种宿命，成了无可逃避的规律。 创新求变意识淡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知识经济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小企业在适应高度市场化和网络、信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催化的产业革命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或手足无措，从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这个层面上考虑，中小企业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格局中保持可持续发展，在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面临的挑战将是十分严峻的。中小企业主的创业机制决定了其管理者便是经营者，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企业结构特征，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便于控制和提高效率，但当企业规模壮大后，其管理者便很难超越自我和约束自我，致使企业无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乃至走向死亡。 中小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相当丰厚由此步入家族化的过程中，仍然实行一元化的投资结构，表现出同国有企业投资结构完全相似的特征，因此许多上了规模的中小企业，在很多方面同国营企业毫无二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自身的活力，为自身的体制创新带来巨大障碍。中小企业在步入新世纪，面对崭新的市场竞争格局时，由于众多管理者的素质尚不足以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深远意义，市场的预测和运作能力低下，管理方式和经营体系仍相对落后，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以上各方面的消极因素及产生的后果，绝非危言耸听，而且也绝不仅仅是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 总之，清华长三角管理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随着中国中小企业的壮大，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断完善，中国过快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也需要对其理念和治理经历彻底的“凤凰涅槃”。就像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资本主义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课”必须补，补的过程就必须要承担先天不足的成本和痛苦。否则，就可能很容易走向事情的另一个极端，摔坏的最终可能不仅仅是中小企业本身。
“小农意识”妨碍农业结构调整的事例，发生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有关报道刊11月21日本报《华东新闻》第十三版)，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小农意识”，也称“小农经济意识”，是一种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落后观念。生活 在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方式中的人们，常常表现为满足于自给自足，缺少开阔的视野、远大的目光，更看重眼前利益而难有长远打算。在当代社会，这样的意识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党的农村工作指导思想中曾提出“教育农民”这一重大命题，目的之一正在于以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取代“小农意识”。
革命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也是变革“小农意识”的革命。的确有许多农民，经过战火洗礼，成为具有先进思想的优秀人物、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然而，毕竟新中国初期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市场经济不发达，这样的“社会存在”是很难让广大农民一下子摆脱“小农意识”的。农民思想观念真正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之下。许多农民在真刀真枪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成为大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业务范围甚至遍及世界各大洲。在他们身上，就很难见到“小农意识”的影子。
从这段简要的“中国农民思想变革史”，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新的思想能不能取代旧的意识，同客观实际提供的条件密切相关。诞生新中国的革命，虽然是党领导的全体人民推翻旧制度的革命，然而对于在人数上占很大比例的普通农民来说，先进思想难以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中凭空产生。第二，一旦解放生产力的大变革启动，驱除“小农意识”也可以是一个不太长的过程。
现在，浙江农民让人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已经走上了现代经济的轨道，从事的生产不但早已越出自给自足的小天地，甚至与世界大市场难解难分。然而，他们的头脑里或多或少还存有“小农意识”，有时甚至比较严重。
是不是50年间农民们恰如桃花源中人，始终固守着旧有的思想观念不放？其实不然。
在新旧社会制度嬗更之际，农民的“小农意识”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农经济观念，具有安于现状、自我封闭的基本特征。甚至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人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为奋斗目标———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自给自足的愿望。在他们身上，揣着祖上传下来的这种奋斗目标，革命胜利只是使目标有了实现的可能，而没有使其理想更远大一些。眼下的“小农意识”，与之有了很大的区别。农民们不是没有发展的愿望，拥护农业结构调整本身就是告别“小农意识”的实际行动。可是，他们在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而心中无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被多年形成的“小农意识”支配着，一次又一次作出了与其发展致富愿望背道而驰的选择。
为什么金华的农民“滥用激素、膨大剂，甚至出现地栽佛手、柑橘嫁接等各种速成栽培法，导致佛手果实虚胖、香味不浓……”，以致损害了素有“世上奇卉、果中珍品”之称的金华佛手的声誉？这是因为，他们只知道金华佛手在市场上能卖出好价钱，却没有认识到金华佛手的品牌价值是与产品的高品质密切相关的，因而其生产在现代方式的外表下隐藏着“小农意识”的实质，落后的思想支持了错误的行动，结果手中的产品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对他们而言，促使其抛弃“小农意识”的切入点，在于让他们获得比较完整的而不是零星片面的市场运行规则，懂得在经济竞技场上产品数量必须以质量为基础才有意义。当这些观念在农民心中扎下根来的时候，还有搁置“小农意识”的地方吗？
为什么长兴县的农民看到“价格低于去年市场价”就不与青梅加工企业签订单，到头来又因为没有订单而“眼睁睁看着青梅烂掉”？从根本上看，是农民一开始就担心企业会杀价坑农，因而不由自主地在“小农意识”的支配下采取了自我保护的对策。在这里，一味责怪农民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及时引导他们总结教训，懂得现代农业远非“春华秋实”那样年年岁岁花相似，而要突破一时一地的局限看问题，入世后还要在国际大舞台上观测其动态、研究其趋势，才能胜券在握。
先进思想不能凭空产生，也不是在具备了产生先进思想的环境下就一定能自动产生。这个特点，赋予“教育农民”新的内涵。
浙江不少地方农业结构调整之后，农产品依旧卖难。这是一种提醒——“小农意识”妨碍调整
许群 顾大炜
近年来，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村为避免“伤心梨”、“伤心桔”等现象，纷纷调整结构，转向特色效益农业，猕猴桃、青梅、佛手等有特色、高效益的农产品代替了传统农产品。但是，沉甸甸的果实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快乐，还有苦涩和迷茫。近万吨猕猴桃滞销，4000吨莲藕找不到买主，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佛手面临“内忧外患”…… 结构调整后，“伤心的故事”为何还在重演呢？ 笔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各地对农业结构调整的理解相当肤浅，很多情况下没有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调整。不少地方在初步扭转“稻—麦”、“粮—棉”等单一结构的局面后，顿生“大事办完、该松口气”的感觉，没有意识到农业结构调整的经常性和永恒性。 现象之一：虽然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特色农业，但没有将调整做到位，甚至连最简单的供求关系都没有处理好。比如，江山市近年来大力发展猕猴桃生产，逐渐成为南方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但是，“旺销—扩种—卖难”的传统“伤心”模式还是上演了。今年是江山桃农最苦涩的一年，上等的猕猴桃由几年前的8元／公斤降到1．2元／公斤。苦涩的原因还是盲目扩大生产，桃农在去年市场已基本饱和的情况下，今年又增加近万吨产量，“伤心桃”如何能避免？此外，猕猴桃的加工等销售服务体系没有跟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江山作为南方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除了一两家私人办的酒厂外，没有保鲜、储藏、加工企业，甚至没有建立一个专业的猕猴桃市场。除了一些企业上门收购外，桃农靠的还是单家独户的自产自销。专家指出，结构调整仅仅调整供求关系是不够的，还应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适当调配。如果能有一些桃农从事猕猴桃加工或产销，不但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生产过剩，相反还能大大提高猕猴桃的价值和效益。 现象之二：结构调整与高科技的运用是分不开的，但如今有不少地方盲目运用科技手段，而忽视环保标准，导致农产品失去市场。比如，金华佛手素有“世上奇卉、果中珍品”之称，近年来在高价诱惑下，有的果农滥用激素、膨大剂，甚至出现地栽佛手、柑橘嫁接等各种速成栽培法，导致佛手果实虚胖、香味不浓、含水量高、不耐贮藏、观赏期缩短，不仅价格大大下降，也直接损害金华佛手的声誉。 现象之三：有些地方产品结构调整了，但农民的心态及信用意识没有得到及时调整。譬如，长兴县的青梅今年带给农民的酸涩就特别呛人。为解决“卖梅难”，长兴县政府引进一家青梅加工企业。而这家公司计划与梅农签订单时，由于价格低于去年市场价，梅农纷纷拒绝签单。青梅成熟时，市场价格奇低，梅农想将囤积的青梅再卖给公司，却苦于没有订单，眼睁睁看着青梅烂掉。金华一些藕农去年签了订单，后因收购价低于市场价而毁约，导致今年拿不到订单，追悔莫及。
“小农意识”是自给自足的意识，农业结构调整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变革，带着“小农意识”走进变革，出现“伤心往事”就难免了。现在，有些地方的政府正出大力帮农民搞产品推销，这固然不错；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及时引导农民通过“伤心”的教训真正认识市场经济，培养他们从事现代农业的产销观念、信用观念。还是那句老话：“予鱼”不如“授渔”。 ——编者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 (2001年11月21日第一版)
“小农”意识 朱德才 中国很大，我们接触的客户也是各行各业。其中一位内地客户是位白手起家的农民企业家，在城市投资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种粮食，不过这次回去他们是带着多年经商后学习到的资本运作去营运农业。企业家接待我们的地方是一座酷似白宫的欧式风格的洋楼，乍一看以为到了美国郊外的某庄园。
据说当初这位企业家要在农村盖这座“白宫”时，引来了四方的不解与疑问。“农村的土地不是很贵，为什么要盖那么高的楼呢，有点不太符合逻辑吧”。请来了建筑设计师提出了很多方案，现代、后现代、简约、国风等等，但这位企业家坚定不移地说他要欧式古典建筑。设计师连连摇头，说他是小农意识，缺乏审美观，欧式建筑早过时啦。他自己倒乐呵呵的：俺就是农民。
说实话，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他要坚持欧式建筑呢？原来这位企业家小时候家里很穷，在他睡觉的床头摆放了一本台历，上面有各式精美华丽的欧式建筑图形，引得当时的他极其向往，认为能住进这样如同皇宫圣殿一般的建筑里是成功的象征，是最美好的生活。于是小时候的梦想一直种植在心里，没有改变，现在就是圆梦的时候。
虽然不喜欢欧风建筑，但我非常佩服这位农民企业家对梦想的执着与坚定，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流行，什么是设计，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喜欢什么，于是脚踏实地去实现。这恰恰是很多设计师应该去学习的地方，设计这个名号蒙蔽了太多设计师的眼睛，让他们精英意识浓烈，如同悬浮在空中行走，当这些精英被质疑时不是自我反思，发现问题，而是认为质疑他们的人是小农意识，不懂得设计，品位低下。然而恰恰最具备“小农”意识的就是设计师本身。
设计师的“小农”意识关键在于我们的设计师们对社会的介入度不够，也不清楚广大消费者共同的喜好和需要，以个人的审美品位为标准，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随波逐流，形成了一个浮躁的设计圈子。脱去设计这件盔甲，每个设计师都是大众的一分子，只有设计师们脱离自身的“小农”意识，才有能力去提高大众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提升大众对设计的欣赏水平，让大众审美文化在不断地汲取、扬弃与升华中走向完美与成熟，不然一切都只是空谈理论。
当我们把目光都投向那现代化的西方时，别遗失了自我，向这位农民企业家学习吧，除了在开心网上偷菜外，我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梦想？
看看什么才是小农意识？
什么是小农意识？
就是为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简称小农意识。其具体表现概括如下：
一、小富即安。有小农意识的人，其追求相对较低，只要超过了旱涝保收，吃饱喝足略有结余的目标，就会产生富有的感觉。其结果一是没有了从前那种吃苦耐劳，不干活就要饿肚子的危机感；二是有了结余就开始琢磨着享受，“烧香修坟包二奶”而不懂得把结余投入再生产，让结余有更多的结余；三是飘然自得，不可一世。“没有我哪来的小富”。连骂几句老婆，踹两脚自家的狗都以为比美国总统的能耐还大。
二、缺乏自律。由于小农生产方式是典型的个体行为，自家的地、自家的犁、想下地就下地，想种啥就种啥。所以，没有规章，也不懂得什么是制度，不需要约束，哪来的自律。有小农意识的人一般很随心所欲，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内外不分、轻重不分，作为一个人与社会相处的标准分寸都谈不上。
三、宗派亲族。个体经营，势单力薄，没有组织，没有协作，没有利益责权的共存，自然也就没有抗风险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风调雨顺的时候养尊处优，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叫天不应，求助无门。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宗派亲族，有小农意识的人只相信同姓同血缘的本家人。为了集合力量战胜灾难除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小农意识不同于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有明确的善恶标准，有很浓厚的先天属性，而小农意识是由小农经济自然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有较强的环境作用属性。
小农经济个体的自给自足必然形成小富即安的思想；小农经济的个体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交换，而是自己消费，必然形成以我为主，缺乏自律的狭隘定式；小农经济不同于集约化大生产，所以不可能形成集中、约束、协作的组织机构和相互制约的人事关系，只有靠宗族派别来行事。
小农经济在形成小农意识的同时，也赋予了小农生产者许多优良品质，如勤劳勇敢、简朴节俭、乐于吃苦、甘于奉献等优点。
中国从封建农业社会过渡来，应该说人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小农意识。
什么是小农意识?小农经济意识的典型表现是以下几种： 一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我们现在营业部大的可以一个月包干费做到30多万，小的最低限度也可以做到10多万，营业部职工月平均收入都在千元以上，而营业部主任高的可以拿到五、六千甚至七千多，很多员工把老婆孩子都从老家接过来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奋斗目标终于实现了，所以现在连到营业部值夜班都不愿意忍受，一心要享受幸福安逸的生活，将中铁快运创业时的艰辛忘到了脑后，这种心态和工作作风成为小农意识的典型表现，只看到眼前月月有工资拿，却不想想我们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知道企业的效益是从哪里来。 二是拉帮结派，封闭守旧。有小农意识的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贯都是自给自足，封闭自己，生怕自己的"奶酪"给别人抢走了，无法应对变化，所以往往喜欢搞宗族派系、利益小团体，行为处事不是按照制度和法理，而是为了小团体利益任人唯亲、姑息养奸。这在我们公司中的表现就是：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自己眼前利益的就坚决反对，而不管是否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我们事业的长远发展，这种现象一旦抬头，就会导致我们的管理缺乏公平和效率，导致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缺失，一盘散沙，长此以往，最终必将被淘汰。 三是目光短浅，视野狭窄。有小农意识的人从来不想想自己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和优势如何，死抱着铁路大国企的旧概念不放，不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白行业和市场的变迁和规律，或者只顾"埋头拉车"，决不"抬头看路"，不学习，不愿意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缺乏激情和活力，成为典型的"井底之蛙"，这样造成我们很多新的管理方法和理念无法真正贯彻下去，管理的递减效应非常明显。 四是自由散漫，缺乏遵章守纪的观念。尽管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毕竟小农都是"自己食自己"，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和习惯，所以从来就没有制度意识，制度就算是有，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也形同虚设。这样的现象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明明规定八点半上班，但迟迟不到的大有人在，顶多一句头痛脑热什么的借口；明明规定营业部和仓库等生产场地不准吸烟，但是烟头却时时发现；明明规定一定要严格票据交接制度，但下去检查常常发现还是信用交接居多；明明要求员工要规范服务、严谨认真，但却时时看到我们有的人在营业部里吊儿郎当，散漫待客。等等这些，不一而足，所谓法不责众，当这些现象成为习惯时，在我们各级主管的眼里也就见怪不怪了，日常考核标准不可谓不细，公司领导要求不可谓不严，为什么还是有大量违章事故的发生，这就跟我们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有关。
小农意识是科技兴国的障碍记者 叶辉 本报杭州5月28日电（记者叶辉）《代铜材料为何七年徘徊》难以产业化？本报今天刊出这一报道后，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不少专家谈了自己的看法。
浙江农大党委书记童芍素说，光明日报开展这个讨论很有必要。知识经济的浪潮汹涌而来，势不可当，而我们不少人还沉浸在小农意识中不能自拔。代铜材料这一成果主要是为小农意识所困。小农意识是一种私有意识，只顾眼前利益，只满足于保住既得利益，狭隘的小农意识是科技兴国的障碍。这次讨论若能促进人们观念的转变，那会很有意义。
浙江大学副校长吴世明把代铜材料的际遇称作是“中国古老的文明和现代文明的一次交锋，一次撞击”。他说，是小农意识禁锢了代铜材料这一成果，而小农意识是中国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一种表现；代铜材料是高科技成果，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深受小农意识影响的农民在致富这一本能驱使下追求科技成果，当他们一旦占有了这一成果并获得一定利益时，浸透在他们血脉中的小农意识就主宰了他们的行动，他们故步自封，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就这样在代铜材料的产业化过程中进行了交锋和撞击。
浙江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杨全教授得知盛纯乐的际遇很惊讶。他说，在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今天，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很难令人理解。这项成果要是在城市，在高校，早被抢走了，怎么可能窝在一个地方7年无法产业化呢？
杭州一些读者对盛纯乐的行为不理解：当年他有勇气离开国有企业，现在为什么没勇气离开村办企业呢？童芍素认为，盛纯乐被困，说明我们有些地方的环境还不适合知识分子发挥才干。要给科技人员创新的自由，支配成果的自由，甚至闲暇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许多思考是在闲暇时完成的。一些读者认为，盛纯乐是匹千里马，但他太软弱，缺乏市场意识，这也是这项成果难以产业化的原因。吴世明认为，盛纯乐的际遇再次说明，知识分子是所有人群中最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群，这是中国的文化造成的。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在消费者投诉中，知识分子最少，他们羞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在利益的纷争中，他们往往是弱者。杭州一位读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济世之才往往需要伯乐的赏识，他们的生存本领、适应性和随机应变远不如其他人。今天，知识分子正经历市场经济的洗礼，开放、竞争、风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两军相逢智者胜，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的市场经济呼唤智勇双全、大智大勇的知识分子。
对灯塔村的书记，不少读者持批评态度。但杨全认为，不能对他过多责备，他毕竟是一个村的书记，他受地域和历史的局限，不能要求他有远大的眼光。
谈到代铜材料的产业化问题，童芍素说，美国的科技转化率为80％，而我国仅30％。我国的科技人员本来就少，在经济第一线的更少，而在科技人员的价值取向中还存在重理论轻技术、重研究轻应用的现象，这是高校的科研无法进行到底的原因，科技人员往往满足于成果鉴定，满足于出论文，却轻视成果的转化，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了才是现实的第一生产力。代铜材料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童芍素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要有几个环节：要有开发前景，有市场，有中试基地，有一个转化的机制，发明者和应用者要有互惠互利的利益机制，还要有风险投资，国外有专门来投资科技成果中试的开发银行，以保证成果的转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此外，她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合理配置资源。我们应尽快建立起合理配置科技成果这一资源的机制。
小农意识的200万温商何以拯救温州？ [复制链接]首席评论官
金牌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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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6-11-19 22:27:39
未能加载 adManager引子： , P! q, c! R) G7 G, o 面对日渐式微的温州经济，200万在外温州人能否力挽狂澜，救温州于水火？& v- ]8 F; o8 }& Q 温州本土产业升级，模式转轨迟迟不见成效，200万温州商人是否担当得起温州经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是惟利是图的赚钱机器，还是胸怀壮志目光远大的故豪乡绅？ 温商作为温州人津津乐道并感到荣耀的精神神话，面对分至踏来的赞誉和期许是否盛名之下其实难负？- b V& V/ K" ~# P7 q" E0 E由较大市之痛想到的/ M3 Q G; K+ N2 p+ E 温州申请大城市地位和地方立法权18年未果，在目前看来这依然一项艰巨的任务。温州的官员们在申请大城市地位的道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铩遇而归之后似乎并没有领悟到申请失败并非温州实力不济，更不是他们的工作做的不够周详和细致。. [8 j3 A% V* `* F/ \9 M$ r6 L; n1 U I 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从来没有公布较大的市的操作标准。但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乾坤。翻开中国的地图，细数那些大大小小的较大市。80年以前的较大市基本上集中在几个重工业，能源工业发达的城市。那时候重工业是立国之本。80年以后，几个外资发达，经济外向的城市先后成为较大市。其中包括宁波。这期间发展经济招商引资是改革开放的主题。因此想成为较大市，有海外背景并且本土商人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将唾手可得。相对于温州的屡战屡败，宁波更像得来全不费工夫。“你们为较大的市跑得那么辛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审批下来。”宁波法制局一位领导曾笑着对前温州法制局局长瞿桂仁说。( \) o" L: o/ c, I, q; _ 宁波轻松成为较大的市除了本身的强大实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宁波的海外军团宁波帮。根据宁波法制局的一位领导的说法是：因为当年船王包玉刚到宁波投资，为了将宁波作为投资的窗口，于是“大笔一挥”就给宁波批了“较大的市”。由此可见一个实力强大而又爱乡爱国，海纳百川的商业团体，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温州在申请较大市的道路上，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屡屡落败，缺的正是像宁波帮这样的爱国爱乡的温州商帮。温州的官员们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认识到这一点，凭目前温商的实力依然不足以推动温州的巨轮扬帆远航，成为温州申请较大市的王牌。
小农的政治意识：各扫门前雪! C3 X: t" O- E& m) Y1 n( l/ h
“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关。”奔驰公司的开山鼻祖卡尔.本茨对他的属下说。如今的温商显然深谙此道。从无品的村委主任，民间组织的商会会长，到各级政协人大代表，温州商人的政治欲望膨胀到一郑千斤也再所不惜的境界。每到人大政协换届，哪怕是村委会选举都会出现的夸张的景象是：温州商人一下飞机就径直往自己村里赶，因为当时各个村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据知情人士说，很多私企老板愿意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就为了跻身“政界”。与此同时，温州民营企业的党政建设也搞的如火如荼。8 q6 [/ I' p7 l+ g 温州商人参政入党的意愿为何如此高涨？“我的入党动机，无非是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更好地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浙江长江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国如是说。那么绝大多数的温州商人是否都如刘建国一般拥有如此高尚的从政情节和如此先进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他们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第一财经日报》一名记者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一语中的。" ], L" Y3 M2 p 温州商人的这种从政意识显然非常有利于他们企业壮大成长，但对温州的发展却并无益处。温州200万商人中担任本地外地、地方中央的人大和政协为数众多，但即使这样，温州本土并没有从他们的“仕途”中谋得任何政治好处。温州唯一的政策性扶持还是那个名不副实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 k0 ?2 E/ Y# R s& k- i4 Y) }5 ]6 i7 U) q “利用政治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了温州商人的共识。”当地一名官员说。但是温州商人实现自身企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顾及或者考虑到温州的发展问题，更谈不上帮助或者推动温州发展。“你不能要求农民出身的商人有很高的社会服务意识和远大抱负，即使如今他进修了MBA，参加了党章学习，脑袋里的小农意识依然根深蒂固。自私性是资本家的根本特性。是经过《资本论》证明了的，更何况是小农资本家。”他接着说，“所以温州商人注定出不了如霍英东这样爱国至诚，为一方热土的发展，一方百姓的富足而奋斗一生贡献一生的商人。”4 c4 u v. L% x$ W8 m& A A& F2 M4 `$ W& ^: \. L% L0 G; E 温州商人对温州发展责任感的薄弱，从近几年温州企业和资金的外流也可见一斑。调查显示，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大企业，如著名的均瑶集团等，就已经把总部迁到了上海或其他的省市，截止到目前，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 这其中涉及到的资金外流高达千亿。除了温州本土土地和人才制约以外，温州商人将企业外迁无非是想可以借助更广阔平台，在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发展。资本逐利，企业发展无可厚非，“但似乎没有哪个商人会去思考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会给温州本土经济造成多大的打击。”一位温州教师感慨，“温州的发展似乎跟他们并无关系。”
小商品怎有大作为; Z6 S. x3 \3 X H
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吃惊于晋商徽商的辉煌历史。一个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奇迹。一个书写“无徽不成镇” 的传说。中国的商人群体没有一个像晋商徽商那样权倾朝野，并将自己的经济实力最大限度地换来等价的政治地位，其中以乔致庸，胡雪岩为代表。这完全归于他们所控制的产业对国家的重要程度。一个是控制了整个清政府经济命脉的金融大佬，一个是掌握整个清政府物流漕运的交通巨子。# k9 h$ V7 r' o8 m* {/ q$ |- A* |9 `2 }& r4 M9 n" D3 q 产业决定命运。温州商人所掌控的轻工产业并非关乎国计民生，关乎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必然生产资料。因此，舆论界学术界对温州商人的定位是“民商”。“晋商徽商与政府紧密相连的关系，注定了它们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局限性。而温州商人作为是一种民本经济虽然充满活力，但处于政治的中心意味着比在边缘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温州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因此温州商人的政治地位对温州的发展并不能起到任何的帮助。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是过江的泥菩萨。”" U2 t3 T& u* W8 m
温州近20年的发展，显然应验了温州商人政治地位的尴尬。修一条普通的铁路也非要劳驾国学大师南怀谨；建一个经济开发区也必须先斩后奏；立一所大学也不得不进行全民募捐。环顾温州的四周，因为宁波帮，宁波被中央升格为计划单列市；因为闽商，厦门被辟为经济特区，厦门大学入选211工程；因为潮商：广东成立三大经济特区。足见一个有影响力的商帮，一个有实力的商帮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显然温州商人并不属于这类能对一个地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商业团体。因为只有温商，中央可以置若罔闻，可以不闻不问。时至今日温州商人的影响力除了在温州的媒体上天花乱坠之外，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能够看出它还有影响力。( @9 }; i0 r2 ?& |, f' t0 [' ~
“同时温州商人缺乏领袖级别的领军人物也注定了温商缺少政治影响力，从而导致未能为温州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资本。”一位温州记者说。作为温州商人代表性人物的南存辉，其影响力大部分仅限于商界。但是其他商帮代表性人物的影响力却让人瞠目结舌（比如宁波帮：船王包玉刚，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电影大鄂邵逸夫等；闽商：爱国华侨陈嘉庚、糖王郭鹤年等；潮商：华人首富李嘉成，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等）。20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寥寥数语，表达了邓小平对宁波帮的号召和关怀。让温州商人相形见绌。' e3 Y$ L. a. ?1 r v3 B+ w结束语+ O8 d- e" @/ T. }
如今温州经济举步维艰的情势下，最近传言甚嚣的温商拯救论只是堂吉柯德式的一相情愿，典型的头痛医脚。温州商人的本质特性，行为方式都决定了他们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将温州带出困境，走向辉煌。任何将温州的发展寄托于200万温州商人的梦，该醒了！2 U3 N3 N* h" r6 Z) L6 c _ [( U0 i4 D4 _) W6 n! b5 t/ nPS：“小农意识"也称"小农经济意识"，是一种与小农经济相伴随的落后观念。生活在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方式中的人们，常常表现为满足于自给自足，缺少开阔的视野、远大的目光，更看重于眼前利益而难有长远的打算。与之相反的是”长大精神“。
“小农意识”制约中小企业发展
www.zhaoshang-sh.com 2010-03-29 13:53:54 博锐管理在线 中小企业大多数为私人投资兴办，一般情况下企业主是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身，且决策管理时，只需对私人利益或少数投资者负责即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个人专权的家长式管理模式。三十年前，因为温州人“求生”的本能，凭借“以血缘筹措资金，以亲缘进行管理”的管理模式，闯出一条“温州模式”的民企发展之路。造就了温州的多数草根农民成了中小企业主，而温州占90%比重的小农经济模式，其企业文化即老板文化的特点也越发突显的淋漓尽致。 从中小企业自身的管理结构特征和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看，其内部的缺陷也严重制约了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清华长三角管理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中小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由小农经济逐步萌芽发展起来的，因此其本身就带着与生俱来的两个致命弱点，这既与我国农村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致使中小企业主的大部分管理者观念陈旧、知识匮乏，从而不能快速和主动地掌握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有关；同时又与在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在中小企业主的身上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有关，这一点突出的表现便是家族化管理和独裁决策，这两大缺陷归结为一句话便是中小企业主头脑中的小农意识。这种小农意识渗透在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对其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约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初期客观上存在着市场不成熟的问题，许多配套政策不到位，国企还没有放开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这其中必有一些市场空白，许多中小企业主抓住了这个机遇，使企业的财力实现了扩张，有些企业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但这对于还未深入了解管理企业的理论方法，建立科学的企业发展机制的中小企业主来说，由此衍生而来的只能是心浮气躁，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形成误导，错误地以为企业有了他便无所不能，没了他便一事无成。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小企业主发迹大多是抓住两个好产品，瞄准一个市场空档，然后押宝市场促销一举成功。这种偶然性的成功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在决策时带有极强的赌博性。一个产品赌赢了，其他所有产品都如法炮制。它们并没有意识到，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扎实稳定的基础，然后创造一个逐渐发展的趋势，并保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由于缺乏远见的理性思维，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在中小企业主经营中最容易滋生，想把自己的企业做成一个百年老店的企业家还太少，能把自己产品做成世界名牌的更少，更多的则是昙花一现。 思想不端缺乏商道：在我国中小企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着经营作风不端正的问题。他们不是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手段来积累财富，而是采取投机行为，甚至是非法手段来牟取利益。在他们当中，抢注他人商标者有之；假冒别人产品、瞒天过海、以次充好者有之；坑蒙拐骗、赖账不还者有之。其手段多种多样，无所不用其极。不规范经营，不遵从市场竞争规律，甚至违反国家法令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一些民营企业家天马行空的特色，往往具有很大危险性。 许多中小企业存在着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偷税漏税、违规经营等违法违规经营现象，以及逃债、赖债、甩债等不守信用的现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一切经营者都必须以不触犯国家法律为根本前提，再聪明的经营者都不能有企图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来获得市场利润的念头。因此，守法经营、规范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之路，也是企业家成熟的标志。“小胜在智，大胜在德”，“无道者不可成大事也”。 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中小企业靠机制和政策上的漏洞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原始资
本的积累，从而导致中小企业主在如何发展企业的问题上不是考虑改善产品、结构和机制，而是热衷于寻找捷径，投机取巧，有的甚至不惜丧失企业信誉经营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又快速、盲目地投资，进行多元化经营和快速扩张，由于缺乏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更没有一套系统的近期、远期规划，加之粗放和原始化的管理，家族化的指挥，造成企业无法实现良性发展，最终一蹶不振走向衰落，更有一些企业在顷刻之间遭到毁灭的命运。中小企业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文化倾向，诸如缺乏实业精神，投机性，无序性，唯眼前利益是图等等这些错误制约了企业家的理性决策。 创业动机狭隘：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在创业之初都是以名利作为企业第一目标的，这一点在原生态民企中就更为突出。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时，企业主的先天性素质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了。企业主如果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所以，民营企业的失败绝不是因为过程中的种种不可预见因素所导致，而是在企业初创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基因。失败成了一种宿命，成了无可逃避的规律。 创新求变意识淡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知识经济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流，中小企业在适应高度市场化和网络、信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催化的产业革命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或手足无措，从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潮流这个层面上考虑，中小企业在新一轮的市场竞争格局中保持可持续发展，在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面临的挑战将是十分严峻的。中小企业主的创业机制决定了其管理者便是经营者，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企业结构特征，在企业规模小的时候，便于控制和提高效率，但当企业规模壮大后，其管理者便很难超越自我和约束自我，致使企业无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乃至走向死亡。 中小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相当丰厚由此步入家族化的过程中，仍然实行一元化的投资结构，表现出同国有企业投资结构完全相似的特征，因此许多上了规模的中小企业，在很多方面同国营企业毫无二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自身的活力，为自身的体制创新带来巨大障碍。中小企业在步入新世纪，面对崭新的市场竞争格局时，由于众多管理者的素质尚不足以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深远意义，市场的预测和运作能力低下，管理方式和经营体系仍相对落后，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以上各方面的消极因素及产生的后果，绝非危言耸听，而且也绝不仅仅是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 总之，清华长三角管理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专家曾水良认为，随着中国中小企业的壮大，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不断完善，中国过快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也需要对其理念和治理经历彻底的“凤凰涅槃”。就像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资本主义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课”必须补，补的过程就必须要承担先天不足的成本和痛苦。否则，就可能很容易走向事情的另一个极端，摔坏的最终可能不仅仅是中小企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