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篆文与《说文解字》

篆文指的是小篆。历来认为，小篆是秦始皇时代用来统一中国文字的字体，还有传说认为小篆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创造的。以前载有小篆的古代文物，时代较早的有秦始皇封禅于泰山和峄山的刻石，还有他称帝前用的新棲虎符，似乎也都证成了小篆使用于秦始皇时代的说法。但是近年来新出土的杜虎符是 秦惠文君时物。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片瓦书，上面的刻铭是标准的小篆，是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 334年）物。这些材料证明，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在使用小篆。

在传世典籍中，收录篆文形体最全的一部书是《说文解字》，虽然《说文解字》中所收的篆文形体有些已带有汉代篆文的特点，它们仍然是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的篆文形体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一、《说文》和它的作者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字典。它不仅是一部工具书，同时也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学术专著。传统小学中文字学的建立，即以《说文》的成书为其标志。

《说文》的作者许慎，东汉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字学家，可是史书上关于许慎生平事迹的记载却很少，仅仅在范晔《后汉书》第一百零九卷“儒林传”中，有不足一百字的记载：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没长，卒于家。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结合其他零碎材料，我们可知，许慎在三十多岁时被推举为“孝廉”，并进入京师洛阳，做了太尉府的“南阁祭酒”。“南阁祭酒”是东汉三公府曹属之中的主要官员，自此以后，他得以接触贾逵，经常向贾逵问学。贾逵是著名文学家贾谊的九世孙，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他不仅精通古文经，也通晓今文经，他是东汉传授古文经的第一位大师。贾逵尤其精通古文《春秋左氏传》，许慎从他受业也是从《春秋左氏传》开始的。继而旁及古文《尚书》、《毛诗》等，成为当时博通古、今文经的大学问家。

战国时期，群雄割据，长期的分裂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变异，不同地域里流行的汉字形体差异很大，已经到了不经翻译无法阅读的地步。前面讲过，现代战国文字研究的成果表明，当时的汉字分为秦、齐、楚、晋、燕五大系，每一系文字代表通行一种字体的文化圈，这文化圈内可能是一个诸侯国，也可能是几个、十几个国家。其中如秦国，地处关西，文字直接继承了宗周的文字发展而来。战国时期秦国通行小篆和隶书二种字体。小篆一般用在书写诏诰、牌匾、符玺等重要而字数少的场合，隶书则是日常用字，一般的著书、笔录、公文、书信等都使用隶书。

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于是，统一文字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用什么字体来统一文字呢？当然是秦文字。于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官方规定通行的文字为隶书和小篆。

“汉承秦制”，汉朝在文字上完全继承了秦朝的制度：通行的应用文字是隶书，小篆只在碑额和玺印中才可以见到。战国时秦国以外的“六国文字”，汉人已经见不到了。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提倡尊孔读经，朝廷上设有五经博士引导学生读经。他们所讲所读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听儒生讲经记录下来整理出来的本子，或者是当初流传到秦国改写成隶书的本子，总之，都是用汉代通行使用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文本，称作“今文经”。今文经学家也讲解文字，但他们所依据的字形是隶书，于是闹了很多笑话，像“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都是例子。

后来民间发现了古文经，古文经是战国时期的人们用六国文字抄写的儒家经典，其文字已经不为当时的一般人所认识。古文经学家要阅读、讲解古文经，首先必须研究古文字。因此他们在文字学上的见解是远远高出今文经学家的。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作《说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驳斥今文经学家们在文字方面的那些荒谬说法。

二、《说文》的体例

《说文》以前，没有字典，只有字书。这些字书都是把一些常用字编成歌诀的形式，供学童们诵记，以达到学童识字的目的，类似于后代人编的《三字经》、《百家姓》，其实是一种教科书。如果在这种字书中所收的字下面用小字标明读音，解释意义，字书就可以起到工具书的作用。不过使用者查字时要凭自己背诵过的顺序，才能找到要找的字——在部首检字法发明之前，这也是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现在知道，中国最早的字书是《史籀篇》。据《说文·叙》，这是西周宣王时的一个叫作“籀”的太史编著的。这本书汉代以后就失传了，因此原书的面貌已经不可见，只有一些零星的字收在《说文》里。据近代学者王国维研究，《史籀篇》并不那么古老，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字书。

《史籀篇》以后，又出现了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这三种都是秦代的字书。汉初，人们曾把这三部书合编在一起，也称作《仓颉篇》。西汉末年，扬雄续《仓颉篇》作了《训纂篇》，东汉时期贾鲂又作《滂喜篇》。这样，当年的人们就有了三种字书，人们把它们汇编在一起，把《仓颉篇》 55章作为上卷，《训纂篇》作为中卷，《滂喜篇》作为下卷，合称“三苍”。此外，西汉的司马相如作有《凡将篇》，东汉的史游作有《急就篇》。

以上字书，除史游《急就篇》外，都已散佚。散佚的字书，清人有辑本，《仓颉篇》在考古发掘所得的汉代竹简、木简中发现有残篇。把它们与《急就篇》相比较，可以知道它们都是同一性质的字书，即都是搜集罗列当时的常用字，便成四言、六言或七言的韵文，供学童们记诵，以掌握这些字。

到许慎编著《说文解字》的时候，他看到这些早期的字书不过是罗列式地保存了许多古代文字的形体材料而已，对汉字本身的研究并没有任何贡献。他所著的《说文》打破了以前字书四字一句或七字一句的韵语章句的编排体例，经过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归纳出字的部首，用部首来统辖汉字，使成千上万个汉字各有归属，人们查找一个汉字就不必事先将它们的顺序背下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明，部首检字法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只不过略有改进罢了。

《说文》共分为 540部，部与部之间的顺序依“据形系联”的原则排列。所谓“据形系联”就是把字形结构相近的部首相联排列，形成一个形体相关的系列。全书以“一”部起始，至“亥”部结束，体现了汉代人万物始于一，毕终于亥的哲学思想。

三、 篆文与字的“本义”

《说文》成书于东汉，当时普遍使用的字体是隶书，按理说，要想使这部字典具有实用价值，应该以隶书作为标准的字头进行解说，可许慎却选用了篆文作为字头。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编写《说文》的目的不是为当年普遍应用的文字提供一个工具，而是为研读先秦时代的儒家经典提供服务。其二，因为阅读的对象不是当时的人写的文章，而是古人写的文章，因而对于一个字的意义来说，便忽略它的眼下通行义而重视它的古代意义。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表意文字的一个特点是，对一个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关于这个字的意义方面的信息，这个意义是古人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赋予它的，学术界称为字的“本义”。许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所作的《说文》就是对每一个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对它的“本义”进行探讨和解说的书。

汉字发展到隶书阶段后，字的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构成事物形象的笔画变成了方折的点划，很多字都丧失了造字时的构字意图。而小篆的圆转笔画仍保留着古代文字反映的形象，字的结构也往往保留着古人构字的意图，很便于对它的结构进行分析讲解，这是许慎采用篆文作《说文》中所收字的字头的原因。

许慎运用“六书”分析篆文的形体结构，推导它的本义，例如：

目 ：人眼，象形。

耳 ：主听也，象形。

刃 ：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

亦 ：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

信 ：诚也，从人言。

析 ：破木也，一曰析木。从木从斤。

林 ：平土有丛木曰林。从二木。

晶 ：精光也。从三日。

膏 ：肥也，从肉，高声。

零 ：余雨也。从雨，令声。

篆文字头之下，首先揭示这个字的本义，接着分析字形结构，表明其获得本义的依据。《说文》这种靠分析字形结构探求字的本义的方法，成为后代训诂学中一种独特的训诂手段——形训。形训所获得的字义是该字产生时规定的意义。后代的词汇学家在讨论一个词的本义时，也往往采用对该词的书写形式进行形训的方法。理论上讲，一个词的本义要比与之相应的字的本义要古老得多，但是汉字产生以前的汉语情况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了。因此，通过形训获得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这个词最古的意义了。

应当指出的是，形训所依据的古文字字形时代越早，所探得的意义就越可靠。我们知道，《说文》里的篆文是使用于战国时期秦国的一种字体，时代本来不算早，经秦、西汉传到东汉，又有一些字形发生了讹变。因此，用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甲骨文、金文一比较，就可以发现篆文字形上的许多问题。不过，《说文》对字形的分析绝大部分是可信的，因此，它仍是我们现在查考的字的本义的一部最重要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