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环防不防水:吴德口述：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吴德口述：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                        我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有个认识的过程，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提高，对他们的活动有所警惕。“批林批孔”实际搞成批“周公”，即批周总理。政治局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方针、步骤都没有讨论过。事后证明，毛主席对他们的具体活动也不完全清楚。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召开在京部队干部大会，搞突然袭击，指责周总理。第二天，周总理被迫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四人帮”私下商量后要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内容除“四人帮”外事先政治局都不知道。“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这样大的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这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当时，江青还提出要下发经他们整理的讲话录音。毛主席知道后，认为三箭齐发是错误的，制止了。毛主席并在叶剑英同志给他的一封信上写了如下批语：“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并批评他们“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个时候，中央的政治生活被“四人帮”糟踏得不像样子，我对“四人帮”的活动、言论更加警惕了。                         北京市对“四人帮”布置的事，能应付的就应付，能顶住的就顶住，凡是没有中央正式通知的，都把住关。“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在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之前，北京市没有传达。在“四人帮”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和江青宣传小靳庄经验时，我布置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不要批“唯生产力论”，不宣传小靳庄经验。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来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整顿后，我传达了小平同志关于几个方面整顿的讲话，召开了整党座谈会，搞了整党的试点工作。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对《创业》的十条意见。我传达了毛主席评论《水浒》的谈话，没有传达姚文元写给毛主席的信。１９７５年４月，江青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批“经验主义”。她气势汹汹地说：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同志胸有成竹，沉稳地坐在那里，没有理睬，会议讨论了别的问题。江青很气恼。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前，江青就到处送所谓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大批大反“经验主义”。姚文元发表文章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一时间，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甚嚣尘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被邓小平同志搁置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在新华社报道计划中来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任务。姚文元将这个计划报送毛主席审批，企图蒙混毛主席能对报道计划作出圈阅。如果毛主席圈阅了，中央政治局就要讨论执行，这样他们就可以另搞一套。批所谓的“经验主义”，矛头完全是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以及一些老干部的。                         他们的罪恶计划落空了，毛主席没有圈阅同意，而且还批评了。“四人帮”把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４月２７日晚上，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同志主持，新华社朱穆之同志列席会议。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通知开会，我就去了。会议开始后，姚文元说毛主席有个批示，他念了毛主席在新华社的报道计划上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当时批判“经验主义”的舆论已经造得很大，火已经被“四人帮”点得很旺了，没有尚方宝剑，不足以扭转它。所以，在政治局会上，除“四人帮”之外，大家的意见都是要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这样才能刹住批“经验主义”的歪风。“四人帮”当然不甘心，张春桥气急败坏地首先起来反对。他说，毛主席的批示在其他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他想尽量削弱毛主席这个批示的影响，以维持他们的局面，稳住他们的阵脚。双方僵持了。张春桥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也许意想不到，有毛主席的批示，我们也就好说话了，增加了胆气。我发言了，批评了他们。在发言中我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否则，批“经验主义”的那股风在北京就刹不住。我还说：这样大的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也不请示主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发信，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主席可以这样做，其他政治局成员未经政治局讨论不可以这样做。现在老干部刚出来参加“三结合”，刚刚稳定和安顿下来，你们又搞起什么批判“经验主义”。所谓批判“经验主义”是反对老干部的，你们几个人背着政治局这样搞是宗派主义！我发言时，江青一直瞪着我，姚文元也发呆似的看着我。叶剑英同志接着说：主席讲你们是“四人帮”，要你们停止活动，你们是停止活动了，还是照样活动？问话非常有力，也鼓励了以下的发言。其他同志发言，都要求把毛主席的批示发下去。但“四人帮”一言不发。会议开得很僵，不欢而散。散会后，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我说：是啊。                         ４月２８日，周总理找我去谈话。当时周总理住在三O五医院。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啦？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周总理说：你还能吵起来？和为贵嘛！团结要紧。我说：我看不惯了，就说了几句话。周总理说：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周总理与我谈了个把小时，主要是讲要团结，要注意方式。我走时，周总理送我，我看他心情很沉重。快出走廊时，我说：总理，您回去吧。周总理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周总理当时语重心长。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对周总理说：我懂了，我有精神准备。５月３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前，毛主席与大家握手，并在与我握手时说：“吴德有德。”毛主席说这个话，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７１年的９月１２日，毛主席在丰台说过。这次是第二次。５月３日这天毛主席的讲话，集中批评了四人帮”。                         根据我存的记录，大意这样：“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同志给我，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经验主义，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反走后门……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大学，她们劳动了几年，我也是走后门呀，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了，历来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的是（要）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四人帮’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二百多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和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再重复一遍，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其他事情你们去议。依我看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治病救人，这次不处分任何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多……“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都没有参加，（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的历次斗争），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了。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遵守纪律，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先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同志谈过一次。王洪文同志要见我，江青同志打电话又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会开完后，王洪文过来同毛主席握手，并说要按主席指示办。毛主席作手势，要他不要翻过来覆过去，摇摆不定。看得出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作为很不高兴。但我对毛主席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摸不着头脑。５月３日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决定，以后要开会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批评“四人帮”的会，二十多天中陆续开了一些会，“四人帮”在会上什么都不说，也不检讨。在一次会上，纪登奎和我还有几个同志问王洪文说：你们几个人商量，你背着周总理、政治局其他同志飞长沙见毛主席，你谈了什么？任我们怎么问，王洪文也不吭声。后来，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说：现在工作繁重，这个批评会先停一下，问题可先挂起来，以后什么时候想批就批。这个暂告一段落的意见经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同意了。以后，政治局曾传阅过江青写的一个很不像样子的检讨。周总理在江青的检讨书上写了一大段的批语。毛主席也圈阅了这个检讨。                         ５月３日政治局开会后的一天，张玉凤找我，说要我介绍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实际上是毛主席派她了解政治局会议召开情况的。张玉凤在闲谈中问谁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比较好。我也问张玉凤，如何理解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的话，我说我不懂这个意思。张玉凤说：４月２７日政治局会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转告主席说，４月２７日的会议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才恍然大悟。５月３日后，毛主席就不愿意见“四人帮”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稍有下降。“四人帮”见不到毛主席了，他们就又想办法接近毛主席。                         １９７５年９月３０日，毛远新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１０月上旬回到北京，借口要向毛主席汇报辽宁的工作而未返回辽宁。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时，乘机向毛主席耳边吹风，说辽宁的干部和群众反映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映了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言论。毛主席听了，对毛远新说，这些意见（指毛远新反映的邓小平同志当时的言论），顺着不好。毛主席要毛远新当面与邓小平同志谈，并且让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参加。后来，汪东兴、纪登奎告诉我，这个会上谈得很僵。邓小平同志说：你这些意见不就是说我犯了路线错误？毛远新说：提意见嘛，要杀头吗？以后小平同志收回这个话。在毛远新与邓小平同志谈话的第二天，邓小平同志把我找去，谈了十一条意见，主要是将他与毛远新谈话的情况告诉我。这次谈话后，政治局的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邓小平同志见不到毛主席了，王海容、唐闻生也见不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当时身患重病，身体不好，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又不愿见“四人帮”，结果就指定了毛远新做他的联络员，并在政治局宣布了这件事。邓小平同志当时已经很困难了。                         １９７５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他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冰要谈什么问题。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８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８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他提出至少要搞两至三个方案，以便主席选择。他说清华大学党组织的关系在市委，要有一个由市委主持传达的方案。我在原来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加上了由我代表市委传达的方案。邓小平同志看过我上报的两个方案后，也同意我去传达，他找先念、东兴和我在国务院的小会议室开了一个会。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加上了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先把方案报送毛主席。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在由我去传达的方案处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我说迟群讲话就可以了，但“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他们说，毛主席让你参加六个人的会议，清华又是北京市委管的，你应该到大会上去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要传达毛主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句话，要大家讨论好、辩论好。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前，我在大会堂东大厅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也有你的什么事？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他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李昌、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什么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１９７４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２９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市工作，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不是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当时，专案的情况不许过问，甚至逮捕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公安局局长李钊等人，我都不知道。那时受机关群众监管，刘仁被分配打扫厕所，忽然有一天不见了，我打电话问谢富治知道不知道刘仁的下落，谢富治说：你不要问了！李钊也是这样。李钊是在原局长邢相生被关押后由公安部派来的新局长。有一天，我找公安局长，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知道不知道李钊的去向，谢富治还是说：你不要问了！还有范瑾，也是这样。忽然不见了，我怕出事，又问了谢富治，答复还是一样：你不要问了！以后我的确不再问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问他们的案子，只是人不见了总要问一问吧。这一次接受参加清理一、三办的任务，我的确是不曾沾过边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虽然是超脱的，可难就难在对这些案件的情况都不了解。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一个人的，要看完它就要一个星期。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他们都是始作俑者，今天打倒这个人，明天打倒那个人，阴暗的报复心理和邪恶的野心驱使他们要打倒一切，整倒一切，要被打倒和整倒的人永不翻身。这已是有前例的。１９７４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叶剑英把这首诗给纪登奎还有李先念看过，他们又给我看了。这首打油诗写道：“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这时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都是毛主席批示解放的。所以叶剑英说“多谢牵骡人”。在“四人帮”的阻挠和干扰下，没有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也解放不成。再举一个例子。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１９３６年，我是地下党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就在政局会议上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势很好，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干部。同时，日本侵略者已剑拔弩张，铁蹄霍霍，即将占领华北，我党被关在北平监狱的干部有被杀害的危险。这样，就由北方局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允许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这些干部履行反动派要求的一定手续出狱（包括在报上发表反共声明）。当时是北方局的柯庆施与我们接头的，地点就在我家。柯庆施到后，向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和我传达了经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柯庆施要北平市委想办法找人打通狱内的关系。当时在监狱中的同志已经建立了党组织，负责人可能是薄一波同志。北平市委找到邢西萍（即徐冰同志，当时任中国大学教授，地下党员），要他想办法。                         经他在上层活动，找到保外就医的孔祥桢同志（建国后曾任轻工部副部长）与狱中联系，传达党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坚决不出狱，多次做工作后，才一批一批地出狱，由北方局分配了工作。我当时曾接过殷鉴（后牺牲）、鲁奔（后牺牲）、刘慎之等出狱同志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吉林造反派揪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发现他是在１９３６年履行反共手续出狱的，给他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揪斗。当时，我刚调到北京，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些同志出狱的经过，周总理说他知道当时的情况。同时，我还向周总理反映了我在长春的家被抄，其中有我参加历次中央会议的记录本被抄去的情况。周总理批评我不把记录本带到北京，太疏忽。我记得周总理批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吉林省委，要他们设法追回我被抄去的记录本；另一个是发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的，大意是说明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是经组织批准的，中央知道，如无别的问题，他们不是叛徒。其实，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批发的电报没有起作用。那时已经搅成一锅粥了，康生、江青等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蓄意制造了这起大冤案。我把当年我所经历的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以后，江青变脸了，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我也不能说了。因此，在这次清理专案工作中，我们想到“四人帮”肯定又会多方阻挠和干扰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原来的专案组，自己又不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三个月内就弄清情况，作出结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弄不好会把整个解放被关押干部的问题耽搁和拖延下来。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作。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一、毛主席批的、中央作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二、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关于马明方同志的所谓在新疆叛变一案，公安部的于桑同志找到了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审问马明方等同志的原始记录，从这个敌伪档案中可以看出，马明方等同志在敌人审问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是很有气节的。他不是叛徒而是很好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谓的证明材料，不足为凭。我们将马明方同志的情况上报周总理后，周总理指示应马上平反。可惜马明方同志被平反时已经在监狱中逝世了。还有北京市体委的所谓无线电案，也被平反了。在这中间，“四人帮”出来刁难，最会出鬼点子的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我们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                         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２９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写出《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和有关特赦的文件并附有这两个文件涉及的人员名单，先送了周总理审阅。                         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电话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说：告纪、华、吴，对特赦文件、专案文件已审查同意。已告王洪文，把这两个并附名单的文件提到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不吭气了，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文件经政治局通过后，报毛主席审批。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汪东兴向毛主席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毛主席考虑汪东兴的意见后，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我，说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我们好高兴，立即要一、三办搞出各专案人员的名单。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同志。周总理说：这是毛主席急要的，毛主席没有批示之前，政治局不好讨论，政治局要等毛主席的批示。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听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３月８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３５０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毛主席批示后，周总理又指示我们：人放出后，不要都堆在北京，有病的要好好治病，一般人可暂分到全国各地。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写个报告，开个会，请各省来人交接，分到各省的同志以后再分别回京。周总理告诉我们，他已打电话给王洪文，由王洪文出面召集这个会，我们几个人参加。当时我的思想还有些不通，认为这些同志的家都在北京，刚放出来又马上分到外地去，有点说不过去。然而这只不过是常人之见，还是周总理考虑得深，这个办法避免了这些刚放出来的同志再遭“四人帮”的迫害，完全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总理提出的这些与“四人帮”斗争的办法是颇费苦心的。有了这些办法，才能绕过“四人帮”的梗阻，得到毛主席的很快批准。如果不是先放人后审议，而是先审查后结论、再放人，必然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四人帮”必定会借种种问题发难，从而推迟放人的时间。周总理这样处理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同“四人帮”的一场智斗。                         放人后，传来毛主席的指示，说可解散各专案办公室。汪东兴回到北京后，说还要留一些熟悉材料的人。不过我理解，毛主席关于解散专案办公室的指示，包括我们四个人的小组也要解散，这以后我就不去看材料了。只是汪东兴有时有批阅的文件和材料送来，我也在文件上划过圈。这些划圈的文件，如有错误的，事先虽未经我审查，我也应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平反冤假错案是很正确的。这是我们想到而未能办到的大快人心的事。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刊登一个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息的重要渠道。比如周扬，我们原来也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
                        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送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１９７５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思，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
                            　（吴德口述，朱元石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