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gta5ol 射击:文革时期的《红楼梦》再版前言（李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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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4-5 0:21:41 发布：夜很深风很凉 评论：6 点击：1700 转自夜很深茶楼
我国古典小说的著名作品《红楼梦》，最初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清代乾隆王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传抄、流传，到了十八世纪末，才有高鹗、程伟元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刊行间世。这时距离前八十回作者曹雪芹逝世不过三十年左右，《红楼梦》已风靡全国。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间，曾经盛传过这样的谚语：“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这说明了这部小说在清代中叶之后，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近代文学史上，《红楼梦》一向是学者文人们注目的中心，所谓“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这情形从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大体上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百多年间，是穿凿附会的“索隐派红学”占主流地位。他们大搞“索隐”、“抉微”，拚命想从这部小说中寻求所谓“微言大义”，“抉”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破裂，又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新红学派”。他们假借研究《红楼梦》的名义，大肆推销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们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行反对革命、毒害青年之实。
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狂热鼓吹什么“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谂，以及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的伪“科学方法”，用来研究古典文学。他的《红楼梦考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胡适根据他这种“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进行“小心的求证”，在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里，分析研究《红楼梦》的结果，得出了这样几条结论：
(一)《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二)《红楼梦》“作者明明说‘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又说‘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
(三)《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胡适在这里妄图用这种“自传”说完全抹杀《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内容，取消这部小说的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历史价值，否定它的艺术典型的概括意义。然而，实用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反动本质的，因为胡适的这种孤立的、狭隘的、离开社会实践的研究方法，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真面目。
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出版时《红楼梦辨》里，对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考证学亦步亦趋。据俞平伯自己讲，在胡适提出这些主张以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以后，“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才感染到我”。从此，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一唱一和地讨论《红楼梦》，以实践他们的主张了。俞平伯一会儿说：《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一会儿又宣称：“《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它的“基本观念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甚至从所谓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的形式主义考证出发，推断出薛宝钗、林黛玉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实为一人”，即作者的“意中人”。他把胡适所考证出来的结论加以扩充吹涨，本末倒置地把小说《红楼梦》的内容变成事实考据的对象，又把史实上的曹家和小说中的贾家互相比附，使《红楼梦》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被割裂成从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的偶然的事实碎片，妄图用这种不可知论的“自传说”，把文学青年引进烦琐考证的迷魂阵里去，以便于“无形中，养成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用主义的信徒。于是，《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充满了内外矛盾、贯串着尖锐斗争的衰亡史，在“新红学派”的这种考证戏法里，其黑暗、腐朽，以及渗透着血腥罪恶的封建统治的毒瘤与脓疮，都被用“自叙”再加上“闺友闺情”的纱幕完全遮掩起来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们的痛苦与反抗消失了，贵族青年叛逆者向封建秩序和孔孟之道发起的冲击，最后是在“时间”的“感召”下“深自忏悔”了！至于在“护官符”魔影的笼罩下，那一条条命案，一笔笔斑斑血泪账，势必也当然要在“平淡无奇”的“自然趋势”里全部勾消了!
“新红学派”特别是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假借“整理国故”研究古典小说，大肆贩卖这一套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胡适曾毫不掩饰地声明：“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我是“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并恶毒地叫嚣，“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因而，他们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狂热鼓吹：“京事一切沉闷，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其毒害青年、涣散斗志的罪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但是，就是这个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新红学派”，却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统治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全国解放后又同刘少奇、周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勾结起来，继续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妄图顽固地保持资产阶级的文化专政。一九五四年五月，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目周扬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大肆美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是有“抱负和理想”、“有良心的、正直的人”，吹捧他们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奴颜婢膝的可耻面目。
正是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支持和利用下，俞平伯把他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红楼梦辨》稍加改动，易名《红楼梦研究》再次出版，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复散播胡适派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而《文艺报》，却在它的“新书刊介绍”的专栏内，狂热吹捧“《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当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任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一直在进行疯狂反扑。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呈现出空前激烈的状态。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就是突出的例证。因而，“新红学派”反动观点的泛滥，只不过是这场激烈斗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看到了文艺界资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形势。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间，继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毛主席的多次口头指示受到刘少奇的走卒周扬、邓拓一伙的疯狂抵制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发出了向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全面开火的伟大动员令。
毛主席在这一光辉信件中，深刻地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严正地指出，刘少奇、周扬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主席还着重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在毛主席光辉指示的照耀下，批判胡适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全面展开了。经过这场大批判，作为帝国主义文化掮客的胡适的画皮被撕掉了，胡适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受到了初步的批判，“新红学派”及其著作的所谓权威性和“学术价值”开始破产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举起了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鲜朋旗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目陆定一、周扬一伙，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振的故技，继续抗拒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力图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着形势不妙，才改变策略，抛出了“错误人人有份”的大毒草《我们必须战斗》，妄想借此蒙混过关。
一九五六年年初，陆定一又亲自出马，在他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竟然攻击对俞平伯的批判“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等等，公开为“新红学派”翻案。于是，一场反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正在取得胜利的尖锐斗争，又被他们在高压下引向了歧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正是由于批判“新红学派”的斗争没有能沿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正确方向贯彻到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人性论，仍然不断地出现在《红楼梦》研究著作中。它们歪曲《红楼梦》的主题，美化《红楼梦》中的封建糟粕，宣扬资产阶级的“永恒的人性”和“爱情至上”主义。在有些《红楼梦》的评论文章中，完全违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原则，鼓吹什么“爱情，这本是人类灵魂的一种财富，生活诗意的一个源泉。因此它一直在艺术上成为一个经常出现、不嫌重复的永恒主题”，而《红楼梦》则是“通过整个社会来歌颂了”贾宝玉林黛玉的“这一爱情”。《红楼梦》“代序”的作者何其芳同志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超阶级的“典型共名”说。公然宣扬什么“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这却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因而，“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这就是贾宝玉的典型性格的突出特点；“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深沉地而又温柔地爱着的少女”，这就是林黛玉“在生活中流行”的“共名”。
其实，两性间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岂只“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它不也是动物间的“共性”吗?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所谓永恒的爱的主题的论调，本来早在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现在却又在《红楼梦》研究中重复出现了。正是在这样一片恶浊的空气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在文坛上出现了一股烦琐考证的逆流。
于是，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前后，捕凤捉影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出笼了，成百万字的、关于曹雪芹卒年及其祖宗的烦琐考证，连篇累牍，充塞某些报刊。《文学评论》还发表了俞平伯的所谓《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又把他的“钗黛合一”论和“悲金悼玉”说改头换面地抛了出来。《文艺报》刊登了俞平伯的《谈古为今用》的文章，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事，有人也竟然满怀仇恨地借机叫嚷：“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
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顽固地抗拒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明显罪证之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进军号角。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正是这五个光辉文件之一。两条路线进行决战的盖子终于揭开了：毛主席的历次光辉指示之所以不能得到贯彻，就是因为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是因为文艺界有周扬等一小撮以刘少奇为后台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五个文件，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它们深刻地阐明了，建国十七年来，文艺路线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何等尖锐，何等激烈！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时起时伏的斗争，不过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缩影。
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进行的这场长期而又尖锐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两种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大搏斗。资产阶级是利用文学遗产散播他们的那套反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期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则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批判地继承遗产，帮助人民正确地认识历史，评价遗产，总结经验，武装自己的头脑，涤荡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污泥浊水，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光辉信件，是把《红楼梦》和一切优秀文学遗产从唯心主义迷魂阵中解放出来，并给以科学评价、批判继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人性论进行斗争，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流毒，才能巩固地占领文化遗产的阵地。
《红楼梦》的主题、情节及其社会历史价值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书?二百多年来，无论是赞扬的也好，咒骂的也好，都离不开一个“情”字。直到今天，还有人说《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谈情说爱的内容。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但是，事物又是多么矛盾!《红楼梦》分明是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却扬言他的《红楼梦》“大旨不过谈情”；而且在这部小说的情节里，也确实写了各式各样的婚姻爱情的小悲剧。如何解释?原来，他是用“谈情”的方式来掩盖他的“干涉时世”，也是用那些婚姻爱情的悲剧来掩盖书中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情节。
因而，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应当把《红楼梦》作为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地阅读。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楼梦》所叙述的就是个别家族、个别人物的实事记录；我们所说的作为“历史”来阅读，是因为它用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并通过封建社会的各种类型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封建阶级的贵族社会，在这部小说里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真实形象。因而，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读一读《红楼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
曹雪芹在《红楼梦》卷首，虽然以“石头”自譬，“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一再剖白过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
“……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
这不过是曹雪芹处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力图逃脱文字狱的“狡猾”之笔！
曹雪芹要表现的“真事”是什么?为什么又要“隐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红楼梦》做认真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同曹雪芹的公开宣言恰恰相反，这部小说的所谓“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其犀利的笔锋，完全是指向当时黑暗的政治的。
因而，这里的所谓“真事”，就是康熙、雍正、乾隆统治下的清王朝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就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衰落。在文字狱笼罩下的清王朝，特别是在如鲁迅所说的人们“不敢讲话”的乾隆时期，这样的“真事”，这样的创作意图怎么能公开讲呢?所以要设一些迷障，要“隐去”。
于是，小说里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并且由这个甄土隐在第一回里就提纲挈领地唱出那首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兴亡曲——《好了歌注》，由这个贾雨村的活动，来揭开这部小说总纲的帷幕。
读《红楼梦》，我们就一定要透过曹雪芹故意设置的“假语村言”的迷障，抓住这个总纲。这个总纲，就是《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一节文字。这节文字写了清朝贵族统治的所谓“护官符”：“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宫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宫符’。”
这段话虽然是出自葫芦僧之口，但对刚刚靠“贾府王府之力”“补升”了“金陵应天府”尹的贾雨村来说，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因为他上任遇到的“殴伤人命”的“葫芦案”的主犯，就恰恰是这应天府上了“护官符”的“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府子弟——“呆霸王”薛蟠。对金陵府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这张“护官符”上记载着这样的“俗谚口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大家族”不仅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而且“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横霸一方，无人敢惹。薛蟠打死了人，可以“没事人一般”，扬长而去，“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而贪赃的官吏，却“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使杀人者毫不在意地逍遥法外了。
《红楼梦》的这节文字，虽然是“有涉于世态”的简略描写，却深刻地概括了封建贵族社会的黑暗政治的本质面貌，“葫芦”—案，不过是《红楼梦》所描写的残酷现实的一个小小缩影。它显示了四大家族在社会上的特殊权势。他们在封建王朝的躯干上，虽然还算不上心脏地位，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和封建统治者的心脏血脉相通。他们都是皇亲国戚或开国元勋，他们以皇室贵族为靠山，勾结地方官府，把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触须四面八方地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所谓“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的血腥统治下，何止白死了一个冯渊。纵欲行凶，为了他们自己的享乐，置被害者于死地，不正是《红楼梦》中男女主子们的家常便饭吗?因为抢夺几把古扇，贾赦就可以唆使京兆尹贾雨村诬陷穷书生石呆子拖欠宫银而加以逮捕。变卖了他的家产，抄浪子他的古扇，迫得他家破人亡。荣国府的“支柱”，残忍、狠辣的王凤姐，公开地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真是言如其人，就是在她“说行就行”的小弄权诈中，倚官仗势残杀了多少条人命啊!贾瑞这种纨裤子弟，虽然死有余辜，但“毒设相思局”，也可见其报复的残酷；“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逼得张家的女儿和某守备的儿子双双自尽；被贾琏霸占的仆妇鲍二家的死在她手里，被贾琏骗娶的尤二姐，包括孕育中的胎儿，也被她用最狡诈、最狠毒的方法害死，她还不放心，为了掩饰她的罪行，又企图追杀尤二姐的前夫张华。以“菩萨”自称的王夫人，一巴掌就置金钏儿于死地，一个抄检大观园的行动，就断送了司棋和晴雯的性命，并实际上把芳官等小丫头送进了火坑。大观园内外的几十条人命，大都是这样，由于一时的“触犯”，就在弹指之间，被毫无道理地、“合法”地虐杀了，而那沾满血迹的“护官符”，却使这些虐杀人命的统治者一练不损。这一切，在客观上都揭露了建立在这样社会基础上的政权，正在走上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
珠光宝气的荣宁贾府，是“四大家族”的首席代表，也是清代王朝贵族社会的一个典型写照。表面看来，这个榨尽民脂民膏、奢华无度的所谓“钟鸣鼎食之家”的围墙，似乎是很高的，实际上它却遮断不了反映在这个家族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围墙外的政治斗争的洪流在冲击着它；围墙内的恶浊生活的湖泊，也时常要掀起不平静的波涛。
变幻莫测一代王朝的政局，不时地给这个家族的统治者带来风险的警报。曾经是“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第十六回)，在确实的消息没有传出以前，皇帝的突然陛见，成了笼罩家族的乌云——“贾政也猜不出是何来头，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真是一片惊慌恐惧的气氛。直到“喜信”传来，“方放下心来，一时皆喜见于面”，以为有贾元春的“晋封”贵妃，又可以维持他们的“荣华不绝”了。但是，那“盛筵必散”的“异兆悲昔”，却仍然在袭击着、动摇着这个贵族之家的“世业”。南京的甄府被抄家了，这不过是贾家被抄的先兆。曹雪芹笔下的荣宁二府最终结局的手稿虽然没有留存下来，但从脂砚斋批注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贾家将是“事败”“抄家”，甚至包括贾宝玉也曾一度被关在监狱里，最后是到了“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的落魄境地。
即使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四大家族”最终政治命运的伏笔，决不是高鹗所续的“兰桂齐芳，家道复初”，而是所谓“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以说，《红楼梦》是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在一定侧面上反映了雍、乾两朝不同政治集团的贵族阶级在激烈的互相倾轧中所遭遇的险恶风暴。使人们从这些艺术描写里，看到了清代贵族统治的毒瘤与脓疮，黑暗与罪恶，集中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关系，客观上展示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规律。
围墙外的政治斗争是这样，围墙内的生活也同样渗透着贵族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对外，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对内，家政大权和嫡庶继承权的争夺，也在每个家族的内部派系中间展开着。贾、史、王、薛四家族经常是互相婚配的。荣国府的所谓“老太君”贾母，是史家的，贾政和贾琏的妻子是王家的，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又是贾政妻子的姊妹，这样互相婚配的结果，就造成了家族内部的族系势力。荣国府的家政大权是掌握在贾政的手里，实际上是掌管在他妻子王夫人的手上。可是，贾赦的儿媳妇凤姐，却又由于是贾政的内亲(王凤姐是王夫人的侄女)，来到这府管事，使王氏家族在荣国府独揽了家政大权，排挤其他族系的势力。她们的飞扬跋扈招来了暗地里的嫉妒和仇恨，贾赦的妻子邢夫人，经常窥伺王夫人的“弊政”，不时地给王凤姐制造难看。为了替贾环一宝玉的异母兄弟——谋夺家私和继承权，贾政的妾赵姨娘也在使用种种手段暗害王凤姐和贾宝玉。
在日常的家事中，这种明争暗斗，更加此此皆是。一个职位出缺了，大家都来争夺。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是“天大的喜事”，为了省亲的夸耀，荣府要大兴土木。于是，贾琏的乳母赵嬷嬷来为她的儿子要事儿做，贾蓉要求贾琏安排贾蔷；一件管理和尚、道士的差使，也产生了矛盾：王凤姐要安排贾芹，贾琏要安排贾芸，而贾芸为了得到凤姐的安排，不得不借债送礼；由于贾蔷得了“下姑苏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的美差，贾蓉、贾蔷争着问贾琏、凤姐要带什么东西。甚至王夫人的大丫头金钏儿被辱自杀，为了她留下的一两月银的位置，很多丫头的父母，都不得不被迫给王凤姐打点送礼。管家的王凤姐，靠着迟发公费月例放债，就“翻出有几百”，甚至“上千的银子”的“体己利钱”。封建制度的毒瘤——贪赃纳贿，在家务管理中，也成了合法的存在……。主子间的族系势力、族系矛盾，也伸展到管家的奴才中间去。赖大家、林之孝家、周瑞家、王善保家、来旺家(不少是太太的陪房)，依募着不同的主子，树立着不同的派系，层层相依，层层相制，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房族之间，嫡庶之间，以至父子、兄弟、夫妇、姐妹之间的互相争夺、仇恨、猜忌、欺诈、陷害，甚至于残杀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在曹雪芹的笔下得到了真实而深刻的反映。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家族，这样残酷的封建的人间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开展着这样的混战，当然只能把它引向崩溃的结局。
更何况经济上的豪华、奢侈、挥霍无度，已经为它的死亡种下了不可救药的病毒。贾府四百多口的小王国，实际上是清代盛世整个贵族阶级腐朽生活的缩影。统治着这四百多口小王国的，只有不及十分之一的少数封建主子。他们整日间忙忙碌碌，尔虞我诈的中心内容，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淫乐和享受。他们吃的是珍贵的食品，用刘老老的话说：他们消遣性的一次小东道用的银子，就够“庄家人过一年了”！用的也是豪华的装饰，已经有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高级奢侈品。他们豢养着大批的家奴，层层阶阶，连洗脸的小事都有专人负责。平时挥霍无度，就很惊人，遇到所谓婚丧大事，就更以奢华糜费展开竞赛。荣府为了贾妃的省亲，修盖了豪华的大观园；宁府为了秦可卿之死，“尽其所有”，大办丧事。而这“末世”的繁华，比较起四大家族过去在江南接待皇帝的盛况已经差得多了(见十六回赵嬷嬷和凤姐的回忆)。
荣宁二府的所谓“功名奕世，富贵传流”的膏粱锦绣生活，装璜着迷人的外表，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浸透着被榨干了的农民的血汗。维持这一家族豪华开支的，主要的仍然是残酷的封建地租剥削。为了他们的奢侈的生活，这些贵族地主不仅向农民进行形形色色的实物地租的掠夺，还要榨取大量的货币地租，以供应他们在城市的挥霍。只要看看乌进孝缴租(五十三回)的那张单子，就可以了解，甚至在荒年歉收的情况下，封建贵族阶级及其代理人是用怎样残酷的手段在压榨农民了。可是，他们的贪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见了乌进孝的账单子，宁国府的统治者贾珍立刻表示不满地说：“这够做什么的?”“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虽然吸尽了农民的血汗，也还是不足以供应贵族们日盆增多的挥霍。于是，他们就只好用典当、变卖、借贷来维持这“末世”繁华。然而，毕竟是末世繁华了，那破落、颓败的前景无法掩饰地暴露出来。古董商冶子兴说得好：“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运终数尽”的悲哀，不时地在袭击那些所谓“才自精明”的主子。管家的凤姐说；“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儿来”，“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样讲究。”曾经一度管事的探春，在这个家族的统治者抄检大观园的时候，也说出了她悲凉的预感：“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七十四回)秦可卿临终托梦给凤姐的“盛筵必散”的筹划和警告(第十三回)，不过是压迫着这个贵族之家的政治与经济即将破败的现实的阴影。
当然，使曹雪芹感到悲哀的，并不是少数有“才智”的统治者觉察了这种颓败的趋势，而是他们的大步数依然故我地加速着这种趋势。看看作者笔下的那些贵族“爷儿”们的丑恶形象吧!
贾政是他们中间唯一的正统人物，但他只有一副灵魂空虚的假道学面孔。除去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和热衷于八股科举以及庸俗的立身处世哲学外，一无所能。他唯一能施展威力的，是力图用儒家学说的僵死的道统来扼杀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维护封建主义的精神统治。但是，象贾政这样为封建礼教招魂、搞“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在贾府里也已经是“孤立”的存在，更多的则是一些“人形的动物”，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姻戚薛蟠、邢大舅、王仁等等，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眠花宿柳，偷鸡摸狗，聚赌斗殴，花天酒地，无所不为。特别是性生活的糜烂，无异于禽兽。正统儒家提倡的那套三纲五常的道统形式，在他们手里早已经撕得破烂不堪。焦大用两句话概括了这个所谓“诗礼簪缨之族”的伦理关系：“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而柳湘莲只用一句话：“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就活画出这个贵族家庭溃烂的道德面貌。
但是，可笑的是，这个家族的封建统治者们，时时刻刻还企图把这腐烂的一切包装在森严的封建秩序的外衣里。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场面，象是何等庄严、肃穆、堂皇、神圣，而这样严整的封建秩序，在整个封建贵族的生活里，实际上是一个强烈的讽刺，因为它只是一年一度祭祖时的一瞬间的虚伪的存在!同儒家极力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封建秩序相反，《红楼梦》展现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画面，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局面。
但是，在男性贵族的生活如此糜烂而又无力维持统治的封建大家庭里，却活跃着一个极尽权术机变、残忍阴毒之能事的女管家人。在曹雪芹笔下多方面显示了统治“才能”的王凤姐，成了从内部腐蚀这“诗礼簪缨之族”，加速其破败进程的蛀虫。这个精强狠辣的管家少妇，较之那些贵族“爷儿”们，更具有封建贵族统治者的典型的性格特征。
这个在人们心目中“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从小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的“巾帼英雄”，总揽着荣府的家务。她对这个大家族的一切困难、矛盾和种种没落的趋势，不能说毫无觉察。然而，以极端利己主义的疯狂追求作为生活目的的王凤姐，却决不会为这败落家族的任何“生机”而舍弃现实的收益。恰恰相反，她所需要的正是这败落家族的重重困难和矛盾的掩护，以便混水摸鱼。在荣府，她高踞在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把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口才和威势是她谄上压下的作战武器，而攫取权力和窃积财富却正是她作战的目的。王凤姐在这败落家庭的混战中，确实曾获得小小的胜利，但是，她的胜利，却无疑是在加速这一家族的更加溃败，当“大厦”之将倾时，这个封建阶级的“巾帼英雄”，也到了她心劳日拙、众叛亲离的末日。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她和她所掠取的一切，也当然要被那必然倒坍的大厦所埋葬。
尽管曹雪芹的世界观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但是，用如此真实而深刻的艺术笔触揭露(其中也有批判)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以及形形色色的腐烂的生活形象和精神面貌， 这是《红楼梦》的突出的贡献，也是这部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
自然，《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的典型概括的客观意义，却远不止是一个贵族家庭衰败史的写照，外表烜赫内里腐烂的荣宁二府，只不过是清代雍、乾盛世以至整个封建社会即将破败的缩影。它的艺术形象清楚地揭示给人们：这表面繁荣的“昌明隆盛之邦”，实际上是滋生着各种毒菌的腐烂的机体，愈是那所谓“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就愈是埋藏着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事物，增长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酝酿着种种行将爆发的危机。不管它怎样修饰装璜，也掩盖不住它的腐朽不堪，挽救不了它的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
也正是因为曹雪芹在封建阶级末代王朝的盛世给它留下了“缺憾”的阴影，如鲁迅所说：“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史略》)。于是，《红楼梦》八十回以后那破败结局的手稿散失了。这究竟是因为作者或传抄者惧于文祸，秘不敢传，还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注目删削不全了，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那破败的趋势也已显露出来。因而，这“缺憾”是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所不能容忍的。与曹雪芹有着同样“升降盛衰，俱所亲历”的没落贵族文康，就是因为“有憾于红楼”(鲁迅语)，而写出了美化封建制度、美化贵族子弟的反动小说《儿女英雄传》。
就是现在高鹗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虽然保留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写出了贵族阶级摧残叛逆者的黛死钗嫁的感人的悲剧场面，以至贾宝玉的终于出走，较之后来那些狗尾续貂的作品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之流，硬是要黛玉复活，宝玉还俗终于团圆的结局，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封建礼教有所控诉的，是大致上符合曹雪芹原著的精神的。但是，又确如鲁迅批评的那样，这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的高鹗，还能“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中国小说史略》)。但是，这位心志未灰的举人老爷，却是不可能深切理解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意图的。如上所说，《红楼梦》广阔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决不在于它写了一对贵族青年叛逆者的爱情悲剧，而在于它“并无讳饰”地敢于如实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破败，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在这一方面，后四十回续书却又歪曲了《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续书不仅没有写出前八十回多次预示的“四大家族”在经济崩溃和政治斗争中的必然破败，相反的，却大写所谓“沐皇恩贾家延世泽”，让贾政、贾珍仍袭荣宁世职，所抄家产全部发还，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大异于曹雪斤的茫茫大地真成干净的结局。对于《红楼梦》的几个主要人物性格，高鹗续书也是有很大歪曲的，特别是在贾宝玉出家前，还要画蛇添足地写他“高魁贵子”“入圣超凡”，以“稍示神灵”。这—切，都说明了高鹗也同样是有憾于曹雪芹的《红楼梦》，力图用续书把《红楼梦》纳入他的“尚不谬于名教”的轨道，以削弱它的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为什么封建贵族阶级的御用文人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们这样“有憾于红楼”，而拚命要狗尾续貂呢?这恰恰反证了《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及其批判的锋芒，严重地破坏了孔孟之道的世界观，打破了封建阶级的大一统万年基业的幻梦，这就是《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及其社会历史价值。
大观园的阶级斗争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形象
曹雪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倾轧和斗争的贵族社会和贵族家庭里，封建制度、封建贵族阶级的毒瘤与烂疮，在《红楼梦》中虽然受到了广泛的揭露，但是，《红楼梦》并不是腐朽事物的陈列橱窗。曹雪芹及其家族所经历的充满着尖锐斗争的兴衰际遇，对于他这个曾经是“纨裤与膏梁”的贵族子弟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也太深刻了!因而，在他的不断跌落的生活里，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促使他对许多重大社会历史的复杂现象，以及自己出身阶级的丑恶和腐朽，有着一定程度的感受和认识。这一切，也就导致曹雪芹对于生活中进步的光明的事物，特别是对贵族阶级和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和叛逆者，作了热情的歌颂。曹雪芹正是通过反抗者和叛逆者的悲剧、封建礼教摧残下青年妇女们的悲剧，以及形形色色贵族阶级的生活烂疮，表现了这个黑暗王国必然灭亡的趋势，揭示了封建阶级借以支持它的精神统治的腐朽的孔孟之道和正统儒家的谬说，已经日益暴露出它的“吃人”的本质，日益引起奴隶和叛逆者的反抗，同样预示了这个黑暗王国不可避免的崩溃命运。
绝望于男性贵族堕落、腐败的曹雪芹，是把全部热情倾注在塑造他所谓的有才智的青年妇女的形象上。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中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还说，他所以要写这本小说，是因为“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为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在封建社会里，曹雪芹的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对孔孟之道的“男尊女卑”信条的明确否定，而且也正是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一种表现。
托庇于贾妃的归省，在荣国府的围墙里，存在着一个大观园“女儿国”，这就是曹雪芹倾全力描写的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们的具体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个贵族青年妇女寄生的“女儿国”，也不过是深闭内宫的贾元春，特下“恩旨”，叫她的“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的小天地。表面看来，她们在这里，“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真是一个所谓“女孩儿天真烂漫的混沌世界”，实际上它同样掩盖着血腥剥削的本质，大观园“女儿国”的花柳繁华，也完全是农民的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些贵族小姐们生活的奢侈糜费，并不比其他统治者逊色。
大观园也决不是社会矛盾的绝缘体。每一个贵族小姐的身旁，都陪侍着大批的女奴，有奶娘，有教引嬷嬷，有掌管钗钏盥沐的大丫鬟，还有洒扫房屋使唤的小丫头，特别是丫头们，她们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封建的奴婢制度是怎样摧残和虐杀了许多年轻的妇女啊！在大观园女儿国里，遭受到最悲惨结局的，也首先是这些身居奴隶地位的少女们，曹雪芹对于这些人物，是充满了同情和悲悼的。
丫头们不仅要伺候女主子，而且还时刻有可能成为男主子在肉体上进行践踏和荼毒的对象。
男性贵族可以任意蹂躏妇女，纳妾嫖妓，这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无辜的金钏儿，只不过顺着贾宝玉的话碴儿说了两句俏皮话，王夫人就咬定“好好的爷儿们，都是你们教坏的”，骂她是“下作的小娼妇”，打了她的嘴巴，并撵了出去，逼得金钏儿投井自杀。
凤姐的膀臂，贾琏的妾平儿，在贾宝玉的眼里，“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平素“—味赤胆忠心伏侍”王凤姐，可是，到了贾琏和鲍二家的事件引起风波的时候，这个奴气十足的丫头，却成了男女主子双方泄愤殴打的牺牲品。正如贾宝玉评论的那样：“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四十四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封锁在大观园里的女奴们，在围墙外的阶级斗争的冲击下，也并不安静：“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处。”当然，“风和日暖”的大观园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阶级觉醒，但那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女奴们的自发的反抗，却是屡见不鲜的。曹雪芹以深切同情的态度描绘了这些女奴的机智而又动人的反抗，“鸳鸯抗婚”就是一例。
贾母的贴身侍婢鸳鸯，平素本来是一个不露锋芒，表面上很和顺的女孩子，但是，她却看透了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腐烂，所以当老而好色的贾赦看中了她，让邢夫人作说客迫她作妾的时候，贵族统治者们本以为这是给她脸面，没想到却激起了她强烈的反抗。鸳鸯责骂她嫂子那一席火辣辣的话：“怪道成日间羡慕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爷；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这是多么沉痛的揭露和控诉啊!聪明的鸳鸯看透了这一切，抱定了宁死不屈的宗旨，斩钉截铁地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地娶我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四十六回)这些话说得何等坚决，何等有骨气!虽然鸳鸯终究很难逃出主子的摧残和迫害，但是，一个奴隶身份的少女，敢于如此大胆地蔑视主子的“赏识”，如此激烈地反抗主子安排的陷阱，宁愿以死殉之，这挑战的怒火虽然微弱，却毕竟闪现了奴隶反抗的光辉，使人耳目一新。
在《红楼梦》中，这类反抗女奴的形象和性格，写得最鲜明、最出色的，还是在前八十回就被暴戾虐杀了的晴雯。这是大观园中的一个野性不驯的女奴。
这晴雯原是贾府管家赖大买的，只因为生得“十分伶俐标致”，“贾母见了喜欢”，就被赖嬷嬷当做一件小玩艺孝敬了贾母。但是，这个“身为下贱”的晴雯，却是一个不屈服于奴隶地位，不畏强暴，具有敢怒敢言的泼辣性格的女奴。尽管在贵族阶级的生活和精神的腐蚀下，晴雯的性格也沾染了一些奴化思想，如在打坠儿、撕扇子等情节中表现的。但她的性格却既不象平儿那样委曲求全而又朴实善良，也不象鸳鸯那样平日十分“和顺”，富于机智而又勇于自卫，她是一个所谓“风流灵巧招人怨”，喜怒哀乐都坦露在行动中，毫不掩饰的倔强的女奴。她鄙视花袭人的卑屈，常常锋芒毕露地撕开她的假面。她不屑于博取主子们的欢心和赏识，也不肯为了那残酷的压力而改变她火炭般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个完全清白的少女，和贾宝玉并无私情，只因为模样十分标致，眉眼儿长得象林黛玉，却“枉担了虚名”，被王夫人视为眼中钉，骂成狐狸精，受尽摧残，含冤而死。相反的，那和贾宝玉有私情的花袭人，却深得王夫人的信用和赏识。曹雪芹正是通过这样两个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女奴的强烈对比，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及其维护者的虚伪和残酷。
大观园的贵族主子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的精神统治，曾假借所谓“绣春囊”事件，掀起轩然大波，抄检大观园，其结果仍然是晴雯、司棋，芳官等几个丫头成了最悲惨的牺牲者。
女奴们的遭遇是这样，大观园的贵族少女们的命运又如何呢?在曹雪芹的笔下，她们虽然过着“饫甘餍肥”的剥削阶级生活，却同样是所谓“有命无运之物”，不仅才智被埋没，而且连生命也要接受男性贵族的摆布，大都是属于所谓“薄命司”中的人物。
才选凤藻宫的贾元春，虽然给贾家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而她自己却被幽闭在最高统治者的深宫里。就是那归省，在富贵繁华的氛围之中不也暴露了她的并不心甘情愿的苦痛吗?最后是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早夭了。懦弱的迎春，“浑名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却嫁给了一个好色酗酒狼一样的男人，受尽了折磨和摧残：“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才自精明”的探春，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本来是可以力挽“危局”的人物，却因为“生于末世运偏消”，最后也没有逃脱被迫远嫁——“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年纪很轻就死了丈夫，“心如槁木”的李纨，是封建阶级为大观园树立的活榜样，不过是牺牲了自己的一生为封建礼教留个虚名而已!小小的巧姐，在败家后，也成为狠舅奸兄鱼肉出售的对象；来自贫寒之家，被卷入这龌龊生活的尤氏姊妹，也没有一个得到好结局。向往荣华富贵的尤二姐，被贾琏骗娶以后，在王凤姐的明枪暗箭下，只好吞金而逝!勇敢的尤三姐，刚烈自恃，曾试图自主婚姻，也还是逃脱不出现实的魔掌而被迫自杀。
这腐朽而残忍的现实，不能不给少女们带来绝望的考虑。抄检大观园，迫使出身“戏子”的女奴芳官、藕官、蕊宫，“斩情归水月”。“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眼看着三个姐姐惨遭不幸的贾府四小姐惜春，要想不蹈覆辙，也只有走“把这韶华打灭”，用“出家”来逃避的路了!
这就是大观园中贵族少女们的结局，她们的遭遇虽然同鸳鸯、晴雯、司棋等女奴们受压迫受荼毒的悲惨生活，有本质的不同，但也没有能避免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命运。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被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摧残和毁灭的几十条少女生命的悲剧中，簇拥出两个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鲜明地展示了大观园中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同维护者、信奉者的尖锐矛盾。
在《红楼梦》中，封建阶级的法制和孔孟之道的所谓纲常名教，本来早巳变成一块块破烂不堪的遮羞布。但是，贵族统治者却仍然掩耳盗铃，妄想把严格的等级制度、徒有其表的封建秩序和虚伪的正统观念，当做传宗接代维持统治的法宝。贵族“爷儿”们对它们可以视有如无，在实际生活中玩尽各种花招撕毁它们，可是，任何表示怀疑它们的“神圣存在”的思想，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曹雪芹不仅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那些所谓纲常名教的虚伪的外衣，而且通过两个贵族青年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思想和生活的悲剧，控诉了那些摧残和窒息人们思想感情的封建教条，即使在这两个贵族青年的生活和思想里，也是怎样地难以忍受！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毫无疑问，贾宝玉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少爷，象他所出身的这个贵族家庭的一切成员一样，过着剥削阶级的奢侈的寄生虫的生活。这种阶级烙印在他的性格里表现得是很鲜明的。所谓“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破败，虽然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冲击，但是，哪怕生活已经沦落到“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的困难境地，他还是终于没有找到一条斗争到底的出路，只得怀抱着“无材补天” “枉入红尘”的遗恨而出走。可以说，曹雪芹倾全力塑造的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他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经历的。
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的精神面貌，固然和贾琏、贾蓉等“人形动物”有着差别，但也还是渗透着那一阶级的贵族公子、富贵闲人的浓厚情调，这不只表现在他和秦钟、琪官的那种暖昧关系里，而且渗透着他的整个脂香粉气的生活。这一切虽然是贾宝玉生活环境的真实和阶级性格的真实，却由于同样出身于贵族公子的曹雪芹，对于这些可耻的烙印缺乏批判的认识和描写，甚至还用欣赏的眷恋的情调对它们进行了浓重的渲染，这对于不了解封建社会、不懂得贵族阶级生活是建立在榨取农民血汗基础上的青年读者来说，仍然是会有消极影响的。封建时代的旧红学家们，不去分析和体察贾宝玉的叛逆精神，却垂涎于贾宝玉的为许多妇女所娇宠、所包围的这种贵族公子哥儿的寄生生活，如鲁迅所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以宝玉……自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固然是他们自作多情的腐朽的生活艺术趣味，但也反映了贾宝玉的性格以及创造这一性格的作家的阶级的局限性。
不过，同整个贵族阶级的形象相对照，贾宝玉的性格却显示了对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叛逆的特点。这既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夕开始出现的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在叛逆的贵族青年中间的反映，又是大观园内外残酷的阶级斗争冲击下的合理产物。在曹雪芹虚构的《红楼梦》的艺术境界里，贾宝玉自幼就生活在父亲贾政的暴力管制和祖母的娇养、宠爱的矛盾中。在贾政看来，贾宝玉必须被教养成一个贵族阶级的“克己复礼”的忠臣孝子，立身扬名，“学而优则士”，才不辜负皇恩租德。而在贾母的心目中，虽然并不绝对排斥贾政的这种愿望，但是，这爱孙首先却是荣国府传宗接代的“宝贝”，是她暮年膝下解闷的“玩物”。在这两种教养方式的矛盾中，贾政不得不经常被迫让步，放松了对贾宝玉的管教。贾宝玉就是在这种特殊境遇的空隙里，得到了接触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封建“邪统”的机会，发展了叛逆性格。
贾宝玉的主要生活场所，这个大观园女儿国，虽然也有主子和奴仆的严格的阶级界限，但是，这里的贵族阶级的少女，还没有成为掌权的封建统治者，而且她们的生活命运，也是要听从封建家长们的摆布和安排。因而，在她们的寄生生活里，也埋藏着被支配的不幸命运。而绝大多数的丫头们，却已经或正在经历着被摧残和受蹂躏的悲惨遭遇。男性贵族的腐烂和丑恶，未婚的贵族少女尤其是年轻的女奴们的辛酸悲苦，在贾宝玉的思想感情里受到了深切的薰陶，形成了强烈的对此，使他产生了对所谓“世俗男子”的轻蔑和憎恶，得出了完全违反“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的结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这当然还是一种十分含混的思想观点，但是，它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特别是象贾宝玉生活的这个贵族社会里，却不能不说是对孔孟之道的一个大胆的抗议。贾宝玉是把他的同情倾注在那些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妇女的身上。他和大观园中的丫头们的关系，虽然也烙印着贵族公子的生活和思想的痕迹，但在主要的方面，还是表现了他对贵族阶级摧残和蹂躏青年女奴的愤慨，对封建的等级制度的不满。
贾宝玉的这种愤慨和不满，还导致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否定，逐渐走上了一条同孔孟之道的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要求截然相反的道路。第一，他憎恶这没有“自由”的富贵之家，他曾说过：“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二，他蔑视封建阶级的功名利禄，他把那些热衷于所谓“读书上进的人”，一律骂成“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斥清朝的时文八股是“最可笑的”，是禄鬼们借以“诓功名混饭吃”的工具，并且批评传统儒家的那套所谓仕途经济学问，都是说“混赈话”。他鄙视贾政迫使他努力的封建官僚的前途，断然否定了正统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第三，他辛辣地嘲讽了程朱理学的那—整套的封建伦理道德，甚至把“文死谏，武死战”的“君子杀身以成仁”的“三纲”中的第一纲，也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胡闹”!第四，他反对僵死的礼教教条，要求尊重人们的个性发展和婚姻自主。第五，他反对“混供神，混盖庙”，平日，“毁僧谤道”，对神权表示怀疑。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贾宝玉的这种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突破封建贵族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的贵族公子哥的生活烙印，使他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对出路的探索，往往坠入虚无主义的思想泥淖。他不满于封建阶级的残酷统治，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蹂躏，但却看不到封建阶级吸血的本质，看不到真正处于被压迫被剥削最底层的，是用血汗供给他过着豪华生活的农民，而且妄想他的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可以永存下去。当林黛玉和他谈到荣府经济情况“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时，他却安然回答：“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六十二回)，并劝探春“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七十一回)。这一切都表明了他所不满于封建制度的，并不是那残酷的剥削本质。不过，作为一个封建阶级的贵族子弟，敢于对孔孟之道提出这一系列的怀疑和否定，也还是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矛盾。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对封建阶级的叛逆精神，是从这个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种种矛盾冲突的现实土壤里萌发出来的。归根结底，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尚未成熟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尽管它们是在一个叛逆的贵族青年的生活和思想里的历史现象的折光，而其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实质，是同这个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上的要求相符合的。
贾宝玉这样的“行为偏僻性乖张”，在贵族社会里，不能不说是大逆不道，不能不和清代统治者极力提倡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产生尖锐的矛盾。封建卫道者贾政痛打贾宝玉时的决绝的言词：“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I”这正表明了贵族统治者对贾宝玉叛逆精神的恐惧心理。
如上所说，曹雪芹是用“谈情”的形式来遮盖《红楼梦》所反映的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内容。而且就是作者笔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也只是他们的叛逆思想和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渗透着同孔孟之道的尖锐冲突，同样灌注着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内容。
在荣宁二府溃烂的道德面貌里，男女关系的混乱，已经达到了最卑劣的程度。男性贵族可以随心所欲地荒淫无耻，其间根本谈不上任何爱情关系的存在，但这一切却可以得到统治者公开的默许和庇护。当王凤姐向贾母控告贾琏和鲍二家的“奸情”时，贾母反而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四十四回)甚至连“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也并没有受到家法的制裁，可是，青年男女间自己做出的爱情选择，却要遭到绝对的禁止和摧残。同是这个贾母在五十四回对忘了父母、忘了书礼、“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佳人的长篇议论，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宝黛爱情的严重警告。男的可以随意玩弄妇女，可以占有三妻四妾，女的却不能有任何自主的婚姻和爱情；公子哥儿们可以任意蹂躏下层妇女，而在真正的婚姻问题上，却只能由父母去决定，不能有自己的选择，这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大观园中的妇女，不过在重复那千百年来共有的命运。而表现在贾宝玉和林黛玉性格里的，又是双重的悲剧，在突破封建礼教所不能允许的爱情悲剧里，又渗透着相互支持的叛逆思想的悲剧。
同时，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在封建贵族阶级那里，“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曹雪芹是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他们中间的思想矛盾，以及由于他们中间的婚姻问题在这一家族内部关系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来揭示这个悲剧的社会意义的。他们中间的“三角”关系，决不是曹雪芹所不齿的那种才子佳人和拨乱于其间的第三者的公式，而是表现了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曹雪芹通过这两个叛逆者的爱情悲剧，深刻地写出了孔孟之道的吃人的本质，并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在这个大观园“女儿国”里，能和林黛玉互相匹敌的，也是所谓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就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讲，确实曾经在贾宝玉的感情上形成过一些波澜，如他由羡慕薛宝钗的美貌和健康而想到金玉良缘……但是，由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思想的根本对立，贾宝玉一直把他的感情倾注在林黛玉身上，以致影响到将来的悲剧结局——贾宝玉不得不由于“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而出走，那不只表现了爱情的破灭，而且显示了在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中的共同叛逆理想的悲剧失败。
我们所以说宝黛爱情的悲剧，是叛逆者的悲剧，是因为在这一悲剧中出现了迥异于封建社会才子佳人小说的新的因素，即他们有着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础。长期的生活相处，培育了他们感情的幼苗，同封建礼教桎梏的斗争，又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了解。象贾宝玉一样，这个林黛玉，也不是一个驯服的贵族小姐。生活在贵族社会苦雨凄风中的林黛玉，此之贾宝玉，经受着更为沉重的封建礼教的精神压迫。她不是四大家族的后代，“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灵，融合着寄人篱下的极其敏感的气质，再加—上那无法向人诉说的感情的折磨，形成了她的多愁多病和性格的悲凉、阴沉的一面。但是，这样的性格特点，恰恰反映了封建的人间关系和封建礼教加在一个贵族少女身上的残酷压力，她那悲凉的声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微弱的抗议。那以花自喻的悲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道出了她内心的痛苦。而她又不肯‘安分随时”，不愿隐蔽感情的锋芒。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她却仍然不肯对龌龊的环境妥协，而宁愿以死殉之，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这表现了她和贾宝玉有着共同的蔑视功名利禄和孔孟之道的思想。用贾宝玉的话说，那就是林黛玉自幼不曾说过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混账话”。这种共同的叛逆思想，虽然奠定了他们的感情基础，也同时形成了这个富于才智的贵族少女的违背封建规范的性格。注定了她的不可能得到幸福的不幸结局。
薛宝钗的性格，恰恰和林黛玉相反。她对贾宝玉也不无感情，但却不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在贾宝玉面前有任何表示，而是把它隐藏起来，力图利用“端庄贤淑”的虚伪的贵族闺范的外衣，博取贾氏家族统治者的好感，以达到她的直上“青云”的功利主义目的。她“藏愚守拙”，“随分从时”，象王熙凤所说的：“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依靠着这种“会做人”的周旋，在荣国府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和周围上下老幼，无不相处得八面玲珑，尽得人心，终于作成了“金玉良缘”的“翻案文章”。但是，象这样一个穿着女装的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努力奉守着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规范，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居。她的“温柔敦厚”、“庄重典雅”，她的“怒于中而不形于外”，“心如城府之严”，再加上她家的财势，虽然可以博取贾府统治者贾母、王夫人之流的欢心，获得荣府中宝二奶奶的地位，却怎么能得到那叛逆者的心呢?“空对着，山中高土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在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的《红楼梦》里，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冲突的结局，但在脂砚斋(第二十一回)的评注中曾透露：“宝玉看(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从此可知，最后和贾宝玉成为夫妇的薛宝钗，也并没有得到幸福。封建势力无情地摧毁了两个叛逆者的爱情，但也没有给它的忠实信徒带来更好的命运。贾宝玉终于为了林黛玉的“泪枯”，为了叛逆思想的破灭，而恪守“木石前盟”“悬崖撒手”了!这位封建礼教王国的“冷”美人——薛宝钗，得到了什么呢?“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对立，实质上就是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与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的一场生死搏斗。
但是，大观园中的悲剧，毕竟有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决不是什么“写出了永远可以激起读者同情的痴心的恋爱”。相反的，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来说，贾宝玉林黛玉这类没有恋爱就没有生命的人物，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而只能成为批判分析的历史对象。因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包括他们的叛逆理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反映了微弱的资产阶级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要求，那根底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何况就是这样一种要求，也还是在大观园中产生的。它们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并没有离开朱门绣户的贵族生活环境，特别是那种无休止的互相试探，过敏性的猜忌以及形成“浪费”的争吵，都带有强烈的病态的色彩，形成了他们表达爱情的缠绵悱恻的方式，而反抗的无力和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更加暴露了这悲剧的纤弱和窄狭。这一方面是封建礼教的压力所造成的，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思想感情的深刻的贵族阶级的烙印。这是寄生者的病态，剥削者的流毒。
对于宝黛爱情悲剧肯定太多，批判过少，这一向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顽强表现。包括笔者在内，也在不少文章中散播过这种有害的影响。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仅压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贵族统治者已经被人民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方式和叛逆思想，也早已和今天的青年男女毫无相通之处。还是鲁迅说得好：“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花边文学·看书琐记》)。因而，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离开阶级观点来认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而是必须批判地阐明它的历史意义，批判地分析它的消极影响，特别是由于《红楼梦》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曹雪芹在这方面又作了浓重的渲染，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同作者以及他所着力表现的这两个主人公划清思想感情的界限，就有可能接受其消极的、有害的影响，而得不到有益的历史知识。
历史的局限与阶级的局限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红楼梦》属于这“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曹雪芹属于这伟大的文学家名列前茅的一个，是毫无愧色的。
我们古老国家的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文化，其中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加以区别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历史上的东西，精华和糟粕又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即使是反封建的文化，其中也难免包含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若干思想影响。因而，无产阶级对于它们，也决不能无批判、无区别地利用，无批判、无区别地继承。
如上所说，《红楼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败史的典型概括，真实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而预示了它的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猛烈地抨击了“以理杀人”的孔孟之道的种种谬说，并赞颂了大观园中的奴隶的反抗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从客观的艺术效果来讲，不能不说《红楼梦》的确显示了对于封建制度的许多方面的批判和否定。从曹雪芹的主观思想来看，他对于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对于封建的科举制度、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以及封建社会的奴婢制度、婚姻制度，也都持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把《红楼梦》列入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的优秀作品，是并不过分的。
但是，这又决不等于说，曹雪芹就没有封建思想，更不是说《红楼梦》就没有封建性的糟粕。因为曹雪芹毕竟是二百年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没落贵族阶级出身的作家，《红楼梦》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学。因而，他的时代，他的阶级，都不能不在他的世界观和他的作品里投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和阴影。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曹雪芹必须具有今天的思想。但是，从二百年来新旧“红学”的谬说中把《红楼梦》解放出来，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给以批判的分析和评价，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的作用，同时认真剔除作者世界观和作品中的思想糟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以便于能使今天的读者正确地阅读和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这都是完全必要的。
《红楼梦》第一回，作者曾经借石头之口，写了这样“一偈”：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曹雪芹在开章第一回以石头的“梦幻”作为楔子，杜撰了顽石无材补天的神话。一方面是为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需要，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世界观的一个概括。我们虽然不相信“新红学派”的“自传”说，却也无须否认，《红楼梦》的男女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曹雪芹思想性格和生活经历的概括。“无材补天”的深情的自我嘲讽，反证了他是由于补天不成而产生的悲愤。在封建社会里，这块不同流俗的顽石，从贵族阶级的行列中被排挤出来，坎坷一生，孤傲不屈。他能深刻地看到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种种不合理，拆穿它卑污、奸恶、虚伪的无耻面目，但是，对于那所谓往日的风月繁华之盛，却又充满了眷恋和悲悼的感情。败家后的曹雪芹的生活，虽然已经破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程度，却并没有能彻底改变他的没落贵族的世界观。所谓“燕市哭歌悲遇合”，“废馆颓楼梦旧家”，—恰恰是真实地说明了他的《红楼梦》，唱的是一曲“大无可如何之日”的挽歌。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没有能彻底背叛他本来的阶级，却深深遗憾于自己的补天才能不被封建阶级所理解，而把它倾注在这部呕心沥血的作品里。但这种“无材补天”*的遗恨，使曹雪芹在对丑恶的贵族统治的诅咒中，常常流露出一个败落贵族子弟的痛苦惋惜的情绪，浸淫着作者的现实主义的批判艺术。这既表现在他对四大家族破败的唯心的、宿命的注解上，也颤动在他的不可抑止的“恨铁不成钢”的哀音里。从《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客观效果来看，四大家族的破败，本来是贵族阶级政治上的腐朽和相互倾轧、生活上的奢侈堕落的结果，是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而在曹雪芹的主观解释里，这一切却归之于“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的宿命的循环，如第五回警幻预示结局的《红楼梦》第十四支曲“飞鸟各投林”，第一回甄士隐的《好了歌注》，充满了对贵族阶级兴衰现象的唯心主义的图解，实际上都烙印着曹雪芹的没落贵族立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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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所引曹雪芹的自题画石诗的后四句：“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说明他后期的“补天”思想有所变化。可惜的是，《红楼梦》始终没有最后定稿，也没有写完，因而，这种“有志归完璞’的思想，还表现得不明显。
愤怒地揭露贵族阶级的腐烂生活，又交织着对于繁华盛世的眷恋和哀悼，曹雪芹世界观的这种尖锐的矛盾，也表现在《红楼梦》中对有统治才能的女性的美化和颂扬上面。对荣宁二府的男性贵族统治者，曹雪芹几乎都采取了猛烈抨击的态度，独独对于两个有统治才能的妇女，却发出了深沉的惋惜和由衷的赞赏。一个是王凤姐，一个是贾探春。这两个人物都是小说中创造得非常成功的典型性格。曹雪芹对于她们性格中的贵族阶级的残酷的本质，不能说没有批判的描写。象十二回写王凤姐“毒设相思局”的狠毒，十五回“弄权铁槛寺”的贪赃害命，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对尤二姐的暗害，以及多次写探春对亲母赵姨娘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封建主义的冷酷态度。特别是王凤姐，她的“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里一把刀”的狠毒贪欲的多面性格，在曹雪芹的笔下被刻划得淋漓尽致。但是，事情只要一触及到处理家务的才干上，作者就不由得要进发出赞赏的感情，把有材“补天”的希望融合到她们的形象和性格里。警幻十二金钗正册的题诗，所谓“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凡鸟偏从未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王凤姐)以及小说中的三个回目(第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五十五回“欺幼主刁奴蓄险心”、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完全以赞赏的态度那样细致地描绘她们似乎能够挽救这个贵族家庭厄运的“理家”的才能，实际上是表现了仍然站在没落贵族立场上的曹雪芹的惋惜的哀感。
对叛逆者反抗无力的幻灭得不到解答的悲哀，是曹雪芹宿命论思想的更强烈的反映。热情地歌颂叛逆和绝望的宿命的注解是那样相互矛盾地渗透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又是那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宝黛性格的命运里，使虚无的悲观主义的色彩相当浓重地渲染着《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境界，这就是在过去的时代，也决不是健康的东西。
尽管在《红楼梦》中出现的那些超现实的力量，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以及“太虚幻境”等等．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虚写和假托。但是，给现实斗争中宝黛的叛逆性格和悲剧以及大观园被虐杀的青年妇女蒙上这层宿命的云纱，这也是曹雪芹虚无主义人生观的一种反映。费了如许笔墨借警幻仙子的“幻境指迷”，唱那些空虚缥缈的哀音，所谓“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所谓“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所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决不只是为了结构需要的抽象的图解，因为作者已经把它当作一条宿命的绳索牵引到人物性格的艺术生命里去。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现实的悲剧命运，被渲染成大荒山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萆的一段宿缘。为贵族统治者虐杀的大观园中的青年妇女，早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里就有了注定每个人命运归结的底册，而且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诗词、谜语、酒令、志趣、爱好，以至于部分人物的名字，都暗合着她们的“自古红颜多薄命”的不可避免的“运数”。
这种虚无的悲观主义的思想感情的渲染，又是和作品中的某些宿命论思想，以及所谓“色”“空”观念的表面说教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反对“新红学派”完全抛开《红楼梦》艺术形象的社会的、阶级的内容及其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把《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说成是表现了佛教反动唯心主义的“色”“空”，即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一切皆空而已。因为依照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剖析《红楼梦》的内容，就会把大观园中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各种人物的悲剧，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变成“色”“空”观念的演化。而这不仅不符合《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不符合曹雪芹世界观中的主导倾向。“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曹雪芹是以同情的态度控诉了贵族统治者虐杀金钏、晴雯、芳官等女奴的，也是以愤慨情绪反映了元春、迎春等不自由婚姻的悲惨遭遇的，并倾全力赞颂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叛逆。这一切，在《红楼梦》中，都是真实的现实人生的矛盾和斗争，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是与“色”“空”观念根本相矛盾的。而且从《红楼梦》的整体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来看，作者也不是一个佛教思想的信仰者与宣传者，如果他真的完全相信“色”空”观念，也就不会有“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的愤慨了!实际上无论是芳官的“斩情”，惜春的为尼，都是对现实绝望反抗的一种自卫形式，特别是贾宝玉的“悬崖撒手”，并不是由于什么“解悟”，而恰恰是由于“俺只念木石前盟’。但是，曹雪芹在描写他的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时，又毕竟是作了某些“色”“空”观念的说教，有时甚至还把贵族统治者一些荒淫无耻的东西，同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混在一起，如贾瑞追逐凤姐屡被愚弄而死于风月宝鉴，秦氏由于同贾珍有奸情(这在《红楼梦》定稿时已做了修改，只是还没有完全抹掉痕迹)被人发现而自杀，这本来同大观园的悲剧毫无共同之处，曹雪芹却把它们同样归结为“宿孽总因情”。
怎样解释曹雪芹世界观中的这种深刻矛盾呢?
千百年来，佛家思想在封建士大夫中间是相当流行的，特别是在清代贵族阶级残酷的相互倾轧的斗争中，那些幸免于难的八旗知识分子；在政争中心有余悸，意志消沉，就从佛家思想里寻找“解脱”的出路，这曾经是当时风靡一时的思潮，也必然要影响到那些还找不到出路的叛逆者们。八旗子弟的曹雪芹，自然也逃不脱这种思潮的薰陶和影响。因而，在败家、沦落的大苦痛笼罩之下，浸染了这些唯心主义的虚无梦幻的东西，并且免不了有时仍用这样一些陈腐的观念来解释他所经历和目睹的现实人生的悲剧，这正反映了他的叛逆的局限性。所以，尽管《红楼梦》情节发展的客观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粘附在艺术形象上的虚无梦幻的外壳，广泛地揭露了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显示了艺术形象和人物性格的社会生命，但是，它们毕竟不能完全排除曹雪芹在艺术上做的这些消极的浓重渲染，从而，影响到《红楼梦》故事情节的结构，人物性格的塑造，使它的节奏调度；往往脱离生活的尖锐矛盾，而被作者那种人工图解的哀调所左右。
深情地眷恋往日的繁华而又以“无材补天”引为憾事的人，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叛逆者，封建主义思想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也远是有不少表现的。曹雪芹辛辣地嘲讽过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道德，也不满地控诉了封建皇帝把元春幽闭在深宫的残暴。但是，这位八旗子弟却又不能完全忘情于“天恩租德”，有时还不免流露出对清代文治武功的某些颂扬的情绪。他对大观园被践踏的女奴的反抗，是抱有同情态度的。而当问题涉及到人民的反抗，涉及到农民起义军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他的立场就明显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边，七十八回贾宝玉的都篇歌颂林四娘抵抗“流寇”的“姽婳词”，也就是作者的态度。尤氏姊妹之死，分明是贵族阶级的血腥罪行，特别是尤二姐之死，作者也愤慨地写出了这是王凤姐“弄小巧用借剑杀人”，但是，却又让尤二姐在临终前做了一个因果报应的梦：梦见尤三姐托梦给尤二姐，说什么“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六十九回)这无形中是给刚烈的尤三姐和懦弱的尤二姐的无辜惨死抹了黑，而又开脱了那借剑杀人者的罪行，并且也不符合尤三姐的性格逻辑。
所有这一切，固然反映了曹雪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脆弱的萌芽，终究还不能完全冲破千百年来封建主义思想的僵硬的外壳，同时，也反映了在那个历史时代，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生产关系，也无力冲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因而，软弱的叛逆者的悲剧同时也就成了思想上的败局。《红楼梦》中贵族之家的溃败，青年一代的悲剧结局，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存在，而在“飞鸟各投林”里，却被曹雪芹描写成同一的宿命归结：
为官的，家业雕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一切矛盾，一切冲突，在这里都化解成“前生注定”、“在劫难逃”，谁压迫谁，谁杀害谁，在这里没有了是非，不过“一切皆空”而已!这种虚无命定的观点，同《红楼梦》里尖锐谴责过的封建制度和贵族阶级的腐朽和残酷，热烈歌颂过的叛逆理想，是怎样的不相融洽啊!但它们却统一在《红楼梦》的思想艺术里，并通过作者的富有特色的笔触，成为《红楼梦》整个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而《红楼梦》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动人的故事情节，逼真的细节描写，独创的艺术风格，以及众多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都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高峰。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那些融合在艺术形象里的虚无命定的思想和情调，往往使读者受到不自觉的感染，特别是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不甚了解的青年读者，更不容易在色彩缤纷的艺术形象里辨认和剔除这些糟粕的毒害。所以，在把《红楼梦》这部古代的优秀作品变为人民的艺术财富的工作中，我们必须严肃地、细致地分析这些封建糟粕的危害性，以帮助青年读者认识《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和弱点。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主张要认真地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认为拒绝研究和排斥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是错误的，但是，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批判方法去研究，才能使我们从历史遗产中得到有用的东西，成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总结阶级斗争史的有益的借鉴，才能做到“古为今用”，“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或研究《红楼梦》时，应当做到和努力做到的科学态度。
附记：这篇《前言》是一九七二年写成的，曾收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一书中。该书出版后，我陆续收到了不少读者热情地鼓励和批评的来信。现在，我根据读者意见对一些不妥当的看法，进行了修改，但由于自己思想水平的限制，错误和不妥之处仍然是难免的，我衷心地期待着工农兵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李希凡 一九七四、三、二十八
我国古典小说的著名作品《红楼梦》，最初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清代乾隆王朝)以《石头记》八十回的手稿传抄、流传，到了十八世纪末，才有高鹗、程伟元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刊行间世。这时距离前八十回作者曹雪芹逝世不过三十年左右，《红楼梦》已风靡全国。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中间，曾经盛传过这样的谚语：“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这说明了这部小说在清代中叶之后，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近代文学史上，《红楼梦》一向是学者文人们注目的中心，所谓“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这情形从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大体上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百多年间，是穿凿附会的“索隐派红学”占主流地位。他们大搞“索隐”、“抉微”，拚命想从这部小说中寻求所谓“微言大义”，“抉”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到了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破裂，又出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新红学派”。他们假借研究《红楼梦》的名义，大肆推销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们打着“整理国故”的旗号，行反对革命、毒害青年之实。
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胡适，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狂热鼓吹什么“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一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谂，以及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的伪“科学方法”，用来研究古典文学。他的《红楼梦考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胡适根据他这种“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进行“小心的求证”，在他的《红楼梦考证》和《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里，分析研究《红楼梦》的结果，得出了这样几条结论：
(一)《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二)《红楼梦》“作者明明说‘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又说‘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
(三)《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胡适在这里妄图用这种“自传”说完全抹杀《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内容，取消这部小说的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历史价值，否定它的艺术典型的概括意义。然而，实用主义的考据学，是无法掩盖它的唯心论的反动本质的，因为胡适的这种孤立的、狭隘的、离开社会实践的研究方法，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真面目。
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出版时《红楼梦辨》里，对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考证学亦步亦趋。据俞平伯自己讲，在胡适提出这些主张以前，他对《红楼梦》“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兴味”，等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以后，“于是研究的意兴方才感染到我”。从此，他们就以通信的形式一唱一和地讨论《红楼梦》，以实践他们的主张了。俞平伯一会儿说：《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一会儿又宣称：“《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它的“基本观念是‘色’‘空’”，“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甚至从所谓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的形式主义考证出发，推断出薛宝钗、林黛玉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物形象“实为一人”，即作者的“意中人”。他把胡适所考证出来的结论加以扩充吹涨，本末倒置地把小说《红楼梦》的内容变成事实考据的对象，又把史实上的曹家和小说中的贾家互相比附，使《红楼梦》的完整的艺术形象被割裂成从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的偶然的事实碎片，妄图用这种不可知论的“自传说”，把文学青年引进烦琐考证的迷魂阵里去，以便于“无形中，养成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都变成实用主义的信徒。于是，《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充满了内外矛盾、贯串着尖锐斗争的衰亡史，在“新红学派”的这种考证戏法里，其黑暗、腐朽，以及渗透着血腥罪恶的封建统治的毒瘤与脓疮，都被用“自叙”再加上“闺友闺情”的纱幕完全遮掩起来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们的痛苦与反抗消失了，贵族青年叛逆者向封建秩序和孔孟之道发起的冲击，最后是在“时间”的“感召”下“深自忏悔”了！至于在“护官符”魔影的笼罩下，那一条条命案，一笔笔斑斑血泪账，势必也当然要在“平淡无奇”的“自然趋势”里全部勾消了!
“新红学派”特别是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假借“整理国故”研究古典小说，大肆贩卖这一套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政治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胡适曾毫不掩饰地声明：“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我是“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并恶毒地叫嚣，“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因而，他们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中，狂热鼓吹：“京事一切沉闷，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其毒害青年、涣散斗志的罪恶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但是，就是这个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新红学派”，却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统治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全国解放后又同刘少奇、周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勾结起来，继续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妄图顽固地保持资产阶级的文化专政。一九五四年五月，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目周扬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大肆美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是有“抱负和理想”、“有良心的、正直的人”，吹捧他们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把“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奴颜婢膝的可耻面目。
正是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支持和利用下，俞平伯把他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红楼梦辨》稍加改动，易名《红楼梦研究》再次出版，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复散播胡适派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而《文艺报》，却在它的“新书刊介绍”的专栏内，狂热吹捧“《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当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任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一直在进行疯狂反扑。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呈现出空前激烈的状态。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就是突出的例证。因而，“新红学派”反动观点的泛滥，只不过是这场激烈斗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反映。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看到了文艺界资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形势。一九五四年九、十月间，继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之后，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在毛主席的多次口头指示受到刘少奇的走卒周扬、邓拓一伙的疯狂抵制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发出了向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全面开火的伟大动员令。
毛主席在这一光辉信件中，深刻地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严正地指出，刘少奇、周扬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毛主席还着重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在毛主席光辉指示的照耀下，批判胡适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全面展开了。经过这场大批判，作为帝国主义文化掮客的胡适的画皮被撕掉了，胡适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受到了初步的批判，“新红学派”及其著作的所谓权威性和“学术价值”开始破产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举起了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鲜朋旗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头目陆定一、周扬一伙，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振的故技，继续抗拒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力图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着形势不妙，才改变策略，抛出了“错误人人有份”的大毒草《我们必须战斗》，妄想借此蒙混过关。
一九五六年年初，陆定一又亲自出马，在他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竟然攻击对俞平伯的批判“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等等，公开为“新红学派”翻案。于是，一场反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正在取得胜利的尖锐斗争，又被他们在高压下引向了歧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正是由于批判“新红学派”的斗争没有能沿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正确方向贯彻到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人性论，仍然不断地出现在《红楼梦》研究著作中。它们歪曲《红楼梦》的主题，美化《红楼梦》中的封建糟粕，宣扬资产阶级的“永恒的人性”和“爱情至上”主义。在有些《红楼梦》的评论文章中，完全违背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原则，鼓吹什么“爱情，这本是人类灵魂的一种财富，生活诗意的一个源泉。因此它一直在艺术上成为一个经常出现、不嫌重复的永恒主题”，而《红楼梦》则是“通过整个社会来歌颂了”贾宝玉林黛玉的“这一爱情”。《红楼梦》“代序”的作者何其芳同志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超阶级的“典型共名”说。公然宣扬什么“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这却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因而，“为许多女孩子所喜欢、而且他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子”，这就是贾宝玉的典型性格的突出特点；“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深沉地而又温柔地爱着的少女”，这就是林黛玉“在生活中流行”的“共名”。
其实，两性间的互相吸引，互相爱悦，岂只“不是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现象”，它不也是动物间的“共性”吗?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所谓永恒的爱的主题的论调，本来早在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现在却又在《红楼梦》研究中重复出现了。正是在这样一片恶浊的空气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在文坛上出现了一股烦琐考证的逆流。
于是，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前后，捕凤捉影的《京华何处大观园》出笼了，成百万字的、关于曹雪芹卒年及其祖宗的烦琐考证，连篇累牍，充塞某些报刊。《文学评论》还发表了俞平伯的所谓《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又把他的“钗黛合一”论和“悲金悼玉”说改头换面地抛了出来。《文艺报》刊登了俞平伯的《谈古为今用》的文章，这本来是一件普通的事，有人也竟然满怀仇恨地借机叫嚷：“俞平伯这个名字，在《文艺报》上出现，就是一个胜利。”
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顽固地抗拒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明显罪证之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进军号角。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正是这五个光辉文件之一。两条路线进行决战的盖子终于揭开了：毛主席的历次光辉指示之所以不能得到贯彻，就是因为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是因为文艺界有周扬等一小撮以刘少奇为后台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五个文件，既是历史的见证，又是文艺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它们深刻地阐明了，建国十七年来，文艺路线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何等尖锐，何等激烈！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时起时伏的斗争，不过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缩影。
围绕着《红楼梦》研究问题进行的这场长期而又尖锐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两种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大搏斗。资产阶级是利用文学遗产散播他们的那套反动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期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则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批判地继承遗产，帮助人民正确地认识历史，评价遗产，总结经验，武装自己的头脑，涤荡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污泥浊水，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光辉信件，是把《红楼梦》和一切优秀文学遗产从唯心主义迷魂阵中解放出来，并给以科学评价、批判继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人性论进行斗争，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流毒，才能巩固地占领文化遗产的阵地。
《红楼梦》的主题、情节及其社会历史价值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书?二百多年来，无论是赞扬的也好，咒骂的也好，都离不开一个“情”字。直到今天，还有人说《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谈情说爱的内容。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但是，事物又是多么矛盾!《红楼梦》分明是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却扬言他的《红楼梦》“大旨不过谈情”；而且在这部小说的情节里，也确实写了各式各样的婚姻爱情的小悲剧。如何解释?原来，他是用“谈情”的方式来掩盖他的“干涉时世”，也是用那些婚姻爱情的悲剧来掩盖书中具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情节。
因而，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应当把《红楼梦》作为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地阅读。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楼梦》所叙述的就是个别家族、个别人物的实事记录；我们所说的作为“历史”来阅读，是因为它用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并通过封建社会的各种类型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封建阶级的贵族社会，在这部小说里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真实形象。因而，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读一读《红楼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
曹雪芹在《红楼梦》卷首，虽然以“石头”自譬，“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一再剖白过他对社会现实的态度：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
“……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
这不过是曹雪芹处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力图逃脱文字狱的“狡猾”之笔！
曹雪芹要表现的“真事”是什么?为什么又要“隐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红楼梦》做认真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同曹雪芹的公开宣言恰恰相反，这部小说的所谓“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其犀利的笔锋，完全是指向当时黑暗的政治的。
因而，这里的所谓“真事”，就是康熙、雍正、乾隆统治下的清王朝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就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衰落。在文字狱笼罩下的清王朝，特别是在如鲁迅所说的人们“不敢讲话”的乾隆时期，这样的“真事”，这样的创作意图怎么能公开讲呢?所以要设一些迷障，要“隐去”。
于是，小说里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并且由这个甄土隐在第一回里就提纲挈领地唱出那首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兴亡曲——《好了歌注》，由这个贾雨村的活动，来揭开这部小说总纲的帷幕。
读《红楼梦》，我们就一定要透过曹雪芹故意设置的“假语村言”的迷障，抓住这个总纲。这个总纲，就是《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一节文字。这节文字写了清朝贵族统治的所谓“护官符”：“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宫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宫符’。”
这段话虽然是出自葫芦僧之口，但对刚刚靠“贾府王府之力”“补升”了“金陵应天府”尹的贾雨村来说，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因为他上任遇到的“殴伤人命”的“葫芦案”的主犯，就恰恰是这应天府上了“护官符”的“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府子弟——“呆霸王”薛蟠。对金陵府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这张“护官符”上记载着这样的“俗谚口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这“四大家族”不仅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而且“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横霸一方，无人敢惹。薛蟠打死了人，可以“没事人一般”，扬长而去，“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而贪赃的官吏，却“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使杀人者毫不在意地逍遥法外了。
《红楼梦》的这节文字，虽然是“有涉于世态”的简略描写，却深刻地概括了封建贵族社会的黑暗政治的本质面貌，“葫芦”—案，不过是《红楼梦》所描写的残酷现实的一个小小缩影。它显示了四大家族在社会上的特殊权势。他们在封建王朝的躯干上，虽然还算不上心脏地位，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和封建统治者的心脏血脉相通。他们都是皇亲国戚或开国元勋，他们以皇室贵族为靠山，勾结地方官府，把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触须四面八方地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所谓“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的血腥统治下，何止白死了一个冯渊。纵欲行凶，为了他们自己的享乐，置被害者于死地，不正是《红楼梦》中男女主子们的家常便饭吗?因为抢夺几把古扇，贾赦就可以唆使京兆尹贾雨村诬陷穷书生石呆子拖欠宫银而加以逮捕。变卖了他的家产，抄浪子他的古扇，迫得他家破人亡。荣国府的“支柱”，残忍、狠辣的王凤姐，公开地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真是言如其人，就是在她“说行就行”的小弄权诈中，倚官仗势残杀了多少条人命啊!贾瑞这种纨裤子弟，虽然死有余辜，但“毒设相思局”，也可见其报复的残酷；“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逼得张家的女儿和某守备的儿子双双自尽；被贾琏霸占的仆妇鲍二家的死在她手里，被贾琏骗娶的尤二姐，包括孕育中的胎儿，也被她用最狡诈、最狠毒的方法害死，她还不放心，为了掩饰她的罪行，又企图追杀尤二姐的前夫张华。以“菩萨”自称的王夫人，一巴掌就置金钏儿于死地，一个抄检大观园的行动，就断送了司棋和晴雯的性命，并实际上把芳官等小丫头送进了火坑。大观园内外的几十条人命，大都是这样，由于一时的“触犯”，就在弹指之间，被毫无道理地、“合法”地虐杀了，而那沾满血迹的“护官符”，却使这些虐杀人命的统治者一练不损。这一切，在客观上都揭露了建立在这样社会基础上的政权，正在走上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
珠光宝气的荣宁贾府，是“四大家族”的首席代表，也是清代王朝贵族社会的一个典型写照。表面看来，这个榨尽民脂民膏、奢华无度的所谓“钟鸣鼎食之家”的围墙，似乎是很高的，实际上它却遮断不了反映在这个家族内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围墙外的政治斗争的洪流在冲击着它；围墙内的恶浊生活的湖泊，也时常要掀起不平静的波涛。
变幻莫测一代王朝的政局，不时地给这个家族的统治者带来风险的警报。曾经是“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第十六回)，在确实的消息没有传出以前，皇帝的突然陛见，成了笼罩家族的乌云——“贾政也猜不出是何来头，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真是一片惊慌恐惧的气氛。直到“喜信”传来，“方放下心来，一时皆喜见于面”，以为有贾元春的“晋封”贵妃，又可以维持他们的“荣华不绝”了。但是，那“盛筵必散”的“异兆悲昔”，却仍然在袭击着、动摇着这个贵族之家的“世业”。南京的甄府被抄家了，这不过是贾家被抄的先兆。曹雪芹笔下的荣宁二府最终结局的手稿虽然没有留存下来，但从脂砚斋批注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贾家将是“事败”“抄家”，甚至包括贾宝玉也曾一度被关在监狱里，最后是到了“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的落魄境地。
即使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四大家族”最终政治命运的伏笔，决不是高鹗所续的“兰桂齐芳，家道复初”，而是所谓“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以说，《红楼梦》是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在一定侧面上反映了雍、乾两朝不同政治集团的贵族阶级在激烈的互相倾轧中所遭遇的险恶风暴。使人们从这些艺术描写里，看到了清代贵族统治的毒瘤与脓疮，黑暗与罪恶，集中地反映着当时社会矛盾的复杂关系，客观上展示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规律。
围墙外的政治斗争是这样，围墙内的生活也同样渗透着贵族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对外，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对内，家政大权和嫡庶继承权的争夺，也在每个家族的内部派系中间展开着。贾、史、王、薛四家族经常是互相婚配的。荣国府的所谓“老太君”贾母，是史家的，贾政和贾琏的妻子是王家的，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又是贾政妻子的姊妹，这样互相婚配的结果，就造成了家族内部的族系势力。荣国府的家政大权是掌握在贾政的手里，实际上是掌管在他妻子王夫人的手上。可是，贾赦的儿媳妇凤姐，却又由于是贾政的内亲(王凤姐是王夫人的侄女)，来到这府管事，使王氏家族在荣国府独揽了家政大权，排挤其他族系的势力。她们的飞扬跋扈招来了暗地里的嫉妒和仇恨，贾赦的妻子邢夫人，经常窥伺王夫人的“弊政”，不时地给王凤姐制造难看。为了替贾环一宝玉的异母兄弟——谋夺家私和继承权，贾政的妾赵姨娘也在使用种种手段暗害王凤姐和贾宝玉。
在日常的家事中，这种明争暗斗，更加此此皆是。一个职位出缺了，大家都来争夺。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是“天大的喜事”，为了省亲的夸耀，荣府要大兴土木。于是，贾琏的乳母赵嬷嬷来为她的儿子要事儿做，贾蓉要求贾琏安排贾蔷；一件管理和尚、道士的差使，也产生了矛盾：王凤姐要安排贾芹，贾琏要安排贾芸，而贾芸为了得到凤姐的安排，不得不借债送礼；由于贾蔷得了“下姑苏请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的美差，贾蓉、贾蔷争着问贾琏、凤姐要带什么东西。甚至王夫人的大丫头金钏儿被辱自杀，为了她留下的一两月银的位置，很多丫头的父母，都不得不被迫给王凤姐打点送礼。管家的王凤姐，靠着迟发公费月例放债，就“翻出有几百”，甚至“上千的银子”的“体己利钱”。封建制度的毒瘤——贪赃纳贿，在家务管理中，也成了合法的存在……。主子间的族系势力、族系矛盾，也伸展到管家的奴才中间去。赖大家、林之孝家、周瑞家、王善保家、来旺家(不少是太太的陪房)，依募着不同的主子，树立着不同的派系，层层相依，层层相制，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房族之间，嫡庶之间，以至父子、兄弟、夫妇、姐妹之间的互相争夺、仇恨、猜忌、欺诈、陷害，甚至于残杀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在曹雪芹的笔下得到了真实而深刻的反映。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家族，这样残酷的封建的人间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开展着这样的混战，当然只能把它引向崩溃的结局。
更何况经济上的豪华、奢侈、挥霍无度，已经为它的死亡种下了不可救药的病毒。贾府四百多口的小王国，实际上是清代盛世整个贵族阶级腐朽生活的缩影。统治着这四百多口小王国的，只有不及十分之一的少数封建主子。他们整日间忙忙碌碌，尔虞我诈的中心内容，都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淫乐和享受。他们吃的是珍贵的食品，用刘老老的话说：他们消遣性的一次小东道用的银子，就够“庄家人过一年了”！用的也是豪华的装饰，已经有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高级奢侈品。他们豢养着大批的家奴，层层阶阶，连洗脸的小事都有专人负责。平时挥霍无度，就很惊人，遇到所谓婚丧大事，就更以奢华糜费展开竞赛。荣府为了贾妃的省亲，修盖了豪华的大观园；宁府为了秦可卿之死，“尽其所有”，大办丧事。而这“末世”的繁华，比较起四大家族过去在江南接待皇帝的盛况已经差得多了(见十六回赵嬷嬷和凤姐的回忆)。
荣宁二府的所谓“功名奕世，富贵传流”的膏粱锦绣生活，装璜着迷人的外表，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浸透着被榨干了的农民的血汗。维持这一家族豪华开支的，主要的仍然是残酷的封建地租剥削。为了他们的奢侈的生活，这些贵族地主不仅向农民进行形形色色的实物地租的掠夺，还要榨取大量的货币地租，以供应他们在城市的挥霍。只要看看乌进孝缴租(五十三回)的那张单子，就可以了解，甚至在荒年歉收的情况下，封建贵族阶级及其代理人是用怎样残酷的手段在压榨农民了。可是，他们的贪欲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见了乌进孝的账单子，宁国府的统治者贾珍立刻表示不满地说：“这够做什么的?”“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虽然吸尽了农民的血汗，也还是不足以供应贵族们日盆增多的挥霍。于是，他们就只好用典当、变卖、借贷来维持这“末世”繁华。然而，毕竟是末世繁华了，那破落、颓败的前景无法掩饰地暴露出来。古董商冶子兴说得好：“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第二回)“运终数尽”的悲哀，不时地在袭击那些所谓“才自精明”的主子。管家的凤姐说；“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儿来”，“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样讲究。”曾经一度管事的探春，在这个家族的统治者抄检大观园的时候，也说出了她悲凉的预感：“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七十四回)秦可卿临终托梦给凤姐的“盛筵必散”的筹划和警告(第十三回)，不过是压迫着这个贵族之家的政治与经济即将破败的现实的阴影。
当然，使曹雪芹感到悲哀的，并不是少数有“才智”的统治者觉察了这种颓败的趋势，而是他们的大步数依然故我地加速着这种趋势。看看作者笔下的那些贵族“爷儿”们的丑恶形象吧!
贾政是他们中间唯一的正统人物，但他只有一副灵魂空虚的假道学面孔。除去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和热衷于八股科举以及庸俗的立身处世哲学外，一无所能。他唯一能施展威力的，是力图用儒家学说的僵死的道统来扼杀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维护封建主义的精神统治。但是，象贾政这样为封建礼教招魂、搞“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在贾府里也已经是“孤立”的存在，更多的则是一些“人形的动物”，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姻戚薛蟠、邢大舅、王仁等等，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眠花宿柳，偷鸡摸狗，聚赌斗殴，花天酒地，无所不为。特别是性生活的糜烂，无异于禽兽。正统儒家提倡的那套三纲五常的道统形式，在他们手里早已经撕得破烂不堪。焦大用两句话概括了这个所谓“诗礼簪缨之族”的伦理关系：“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而柳湘莲只用一句话：“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就活画出这个贵族家庭溃烂的道德面貌。
但是，可笑的是，这个家族的封建统治者们，时时刻刻还企图把这腐烂的一切包装在森严的封建秩序的外衣里。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场面，象是何等庄严、肃穆、堂皇、神圣，而这样严整的封建秩序，在整个封建贵族的生活里，实际上是一个强烈的讽刺，因为它只是一年一度祭祖时的一瞬间的虚伪的存在!同儒家极力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封建秩序相反，《红楼梦》展现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画面，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局面。
但是，在男性贵族的生活如此糜烂而又无力维持统治的封建大家庭里，却活跃着一个极尽权术机变、残忍阴毒之能事的女管家人。在曹雪芹笔下多方面显示了统治“才能”的王凤姐，成了从内部腐蚀这“诗礼簪缨之族”，加速其破败进程的蛀虫。这个精强狠辣的管家少妇，较之那些贵族“爷儿”们，更具有封建贵族统治者的典型的性格特征。
这个在人们心目中“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从小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的“巾帼英雄”，总揽着荣府的家务。她对这个大家族的一切困难、矛盾和种种没落的趋势，不能说毫无觉察。然而，以极端利己主义的疯狂追求作为生活目的的王凤姐，却决不会为这败落家族的任何“生机”而舍弃现实的收益。恰恰相反，她所需要的正是这败落家族的重重困难和矛盾的掩护，以便混水摸鱼。在荣府，她高踞在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把大大小小的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口才和威势是她谄上压下的作战武器，而攫取权力和窃积财富却正是她作战的目的。王凤姐在这败落家庭的混战中，确实曾获得小小的胜利，但是，她的胜利，却无疑是在加速这一家族的更加溃败，当“大厦”之将倾时，这个封建阶级的“巾帼英雄”，也到了她心劳日拙、众叛亲离的末日。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她和她所掠取的一切，也当然要被那必然倒坍的大厦所埋葬。
尽管曹雪芹的世界观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但是，用如此真实而深刻的艺术笔触揭露(其中也有批判)封建贵族阶级的内外矛盾和斗争，以及形形色色的腐烂的生活形象和精神面貌， 这是《红楼梦》的突出的贡献，也是这部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
自然，《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的典型概括的客观意义，却远不止是一个贵族家庭衰败史的写照，外表烜赫内里腐烂的荣宁二府，只不过是清代雍、乾盛世以至整个封建社会即将破败的缩影。它的艺术形象清楚地揭示给人们：这表面繁荣的“昌明隆盛之邦”，实际上是滋生着各种毒菌的腐烂的机体，愈是那所谓“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就愈是埋藏着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事物，增长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酝酿着种种行将爆发的危机。不管它怎样修饰装璜，也掩盖不住它的腐朽不堪，挽救不了它的即将崩溃的历史命运。
也正是因为曹雪芹在封建阶级末代王朝的盛世给它留下了“缺憾”的阴影，如鲁迅所说：“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史略》)。于是，《红楼梦》八十回以后那破败结局的手稿散失了。这究竟是因为作者或传抄者惧于文祸，秘不敢传，还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注目删削不全了，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是，即使在前八十回，那破败的趋势也已显露出来。因而，这“缺憾”是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所不能容忍的。与曹雪芹有着同样“升降盛衰，俱所亲历”的没落贵族文康，就是因为“有憾于红楼”(鲁迅语)，而写出了美化封建制度、美化贵族子弟的反动小说《儿女英雄传》。
就是现在高鹗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虽然保留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写出了贵族阶级摧残叛逆者的黛死钗嫁的感人的悲剧场面，以至贾宝玉的终于出走，较之后来那些狗尾续貂的作品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之流，硬是要黛玉复活，宝玉还俗终于团圆的结局，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封建礼教有所控诉的，是大致上符合曹雪芹原著的精神的。但是，又确如鲁迅批评的那样，这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的高鹗，还能“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中国小说史略》)。但是，这位心志未灰的举人老爷，却是不可能深切理解曹雪芹《红楼梦》的创作意图的。如上所说，《红楼梦》广阔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决不在于它写了一对贵族青年叛逆者的爱情悲剧，而在于它“并无讳饰”地敢于如实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破败，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而在这一方面，后四十回续书却又歪曲了《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续书不仅没有写出前八十回多次预示的“四大家族”在经济崩溃和政治斗争中的必然破败，相反的，却大写所谓“沐皇恩贾家延世泽”，让贾政、贾珍仍袭荣宁世职，所抄家产全部发还，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大异于曹雪斤的茫茫大地真成干净的结局。对于《红楼梦》的几个主要人物性格，高鹗续书也是有很大歪曲的，特别是在贾宝玉出家前，还要画蛇添足地写他“高魁贵子”“入圣超凡”，以“稍示神灵”。这—切，都说明了高鹗也同样是有憾于曹雪芹的《红楼梦》，力图用续书把《红楼梦》纳入他的“尚不谬于名教”的轨道，以削弱它的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为什么封建贵族阶级的御用文人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们这样“有憾于红楼”，而拚命要狗尾续貂呢?这恰恰反证了《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及其批判的锋芒，严重地破坏了孔孟之道的世界观，打破了封建阶级的大一统万年基业的幻梦，这就是《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及其社会历史价值。
大观园的阶级斗争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形象
曹雪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着倾轧和斗争的贵族社会和贵族家庭里，封建制度、封建贵族阶级的毒瘤与烂疮，在《红楼梦》中虽然受到了广泛的揭露，但是，《红楼梦》并不是腐朽事物的陈列橱窗。曹雪芹及其家族所经历的充满着尖锐斗争的兴衰际遇，对于他这个曾经是“纨裤与膏梁”的贵族子弟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也太深刻了!因而，在他的不断跌落的生活里，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促使他对许多重大社会历史的复杂现象，以及自己出身阶级的丑恶和腐朽，有着一定程度的感受和认识。这一切，也就导致曹雪芹对于生活中进步的光明的事物，特别是对贵族阶级和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和叛逆者，作了热情的歌颂。曹雪芹正是通过反抗者和叛逆者的悲剧、封建礼教摧残下青年妇女们的悲剧，以及形形色色贵族阶级的生活烂疮，表现了这个黑暗王国必然灭亡的趋势，揭示了封建阶级借以支持它的精神统治的腐朽的孔孟之道和正统儒家的谬说，已经日益暴露出它的“吃人”的本质，日益引起奴隶和叛逆者的反抗，同样预示了这个黑暗王国不可避免的崩溃命运。
绝望于男性贵族堕落、腐败的曹雪芹，是把全部热情倾注在塑造他所谓的有才智的青年妇女的形象上。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中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还说，他所以要写这本小说，是因为“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为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在封建社会里，曹雪芹的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对孔孟之道的“男尊女卑”信条的明确否定，而且也正是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一种表现。
托庇于贾妃的归省，在荣国府的围墙里，存在着一个大观园“女儿国”，这就是曹雪芹倾全力描写的他笔下的那些主人公们的具体的生活环境。其实这个贵族青年妇女寄生的“女儿国”，也不过是深闭内宫的贾元春，特下“恩旨”，叫她的“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只管在园中居住，不可禁约封锢”的小天地。表面看来，她们在这里，“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真是一个所谓“女孩儿天真烂漫的混沌世界”，实际上它同样掩盖着血腥剥削的本质，大观园“女儿国”的花柳繁华，也完全是农民的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些贵族小姐们生活的奢侈糜费，并不比其他统治者逊色。
大观园也决不是社会矛盾的绝缘体。每一个贵族小姐的身旁，都陪侍着大批的女奴，有奶娘，有教引嬷嬷，有掌管钗钏盥沐的大丫鬟，还有洒扫房屋使唤的小丫头，特别是丫头们，她们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封建的奴婢制度是怎样摧残和虐杀了许多年轻的妇女啊！在大观园女儿国里，遭受到最悲惨结局的，也首先是这些身居奴隶地位的少女们，曹雪芹对于这些人物，是充满了同情和悲悼的。
丫头们不仅要伺候女主子，而且还时刻有可能成为男主子在肉体上进行践踏和荼毒的对象。
男性贵族可以任意蹂躏妇女，纳妾嫖妓，这认为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无辜的金钏儿，只不过顺着贾宝玉的话碴儿说了两句俏皮话，王夫人就咬定“好好的爷儿们，都是你们教坏的”，骂她是“下作的小娼妇”，打了她的嘴巴，并撵了出去，逼得金钏儿投井自杀。
凤姐的膀臂，贾琏的妾平儿，在贾宝玉的眼里，“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平素“—味赤胆忠心伏侍”王凤姐，可是，到了贾琏和鲍二家的事件引起风波的时候，这个奴气十足的丫头，却成了男女主子双方泄愤殴打的牺牲品。正如贾宝玉评论的那样：“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四十四回)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被封锁在大观园里的女奴们，在围墙外的阶级斗争的冲击下，也并不安静：“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处。”当然，“风和日暖”的大观园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阶级觉醒，但那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女奴们的自发的反抗，却是屡见不鲜的。曹雪芹以深切同情的态度描绘了这些女奴的机智而又动人的反抗，“鸳鸯抗婚”就是一例。
贾母的贴身侍婢鸳鸯，平素本来是一个不露锋芒，表面上很和顺的女孩子，但是，她却看透了这个贵族大家庭的腐烂，所以当老而好色的贾赦看中了她，让邢夫人作说客迫她作妾的时候，贵族统治者们本以为这是给她脸面，没想到却激起了她强烈的反抗。鸳鸯责骂她嫂子那一席火辣辣的话：“怪道成日间羡慕人家的丫头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爷；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这是多么沉痛的揭露和控诉啊!聪明的鸳鸯看透了这一切，抱定了宁死不屈的宗旨，斩钉截铁地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地娶我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四十六回)这些话说得何等坚决，何等有骨气!虽然鸳鸯终究很难逃出主子的摧残和迫害，但是，一个奴隶身份的少女，敢于如此大胆地蔑视主子的“赏识”，如此激烈地反抗主子安排的陷阱，宁愿以死殉之，这挑战的怒火虽然微弱，却毕竟闪现了奴隶反抗的光辉，使人耳目一新。
在《红楼梦》中，这类反抗女奴的形象和性格，写得最鲜明、最出色的，还是在前八十回就被暴戾虐杀了的晴雯。这是大观园中的一个野性不驯的女奴。
这晴雯原是贾府管家赖大买的，只因为生得“十分伶俐标致”，“贾母见了喜欢”，就被赖嬷嬷当做一件小玩艺孝敬了贾母。但是，这个“身为下贱”的晴雯，却是一个不屈服于奴隶地位，不畏强暴，具有敢怒敢言的泼辣性格的女奴。尽管在贵族阶级的生活和精神的腐蚀下，晴雯的性格也沾染了一些奴化思想，如在打坠儿、撕扇子等情节中表现的。但她的性格却既不象平儿那样委曲求全而又朴实善良，也不象鸳鸯那样平日十分“和顺”，富于机智而又勇于自卫，她是一个所谓“风流灵巧招人怨”，喜怒哀乐都坦露在行动中，毫不掩饰的倔强的女奴。她鄙视花袭人的卑屈，常常锋芒毕露地撕开她的假面。她不屑于博取主子们的欢心和赏识，也不肯为了那残酷的压力而改变她火炭般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个完全清白的少女，和贾宝玉并无私情，只因为模样十分标致，眉眼儿长得象林黛玉，却“枉担了虚名”，被王夫人视为眼中钉，骂成狐狸精，受尽摧残，含冤而死。相反的，那和贾宝玉有私情的花袭人，却深得王夫人的信用和赏识。曹雪芹正是通过这样两个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女奴的强烈对比，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及其维护者的虚伪和残酷。
大观园的贵族主子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的精神统治，曾假借所谓“绣春囊”事件，掀起轩然大波，抄检大观园，其结果仍然是晴雯、司棋，芳官等几个丫头成了最悲惨的牺牲者。
女奴们的遭遇是这样，大观园的贵族少女们的命运又如何呢?在曹雪芹的笔下，她们虽然过着“饫甘餍肥”的剥削阶级生活，却同样是所谓“有命无运之物”，不仅才智被埋没，而且连生命也要接受男性贵族的摆布，大都是属于所谓“薄命司”中的人物。
才选凤藻宫的贾元春，虽然给贾家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而她自己却被幽闭在最高统治者的深宫里。就是那归省，在富贵繁华的氛围之中不也暴露了她的并不心甘情愿的苦痛吗?最后是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早夭了。懦弱的迎春，“浑名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却嫁给了一个好色酗酒狼一样的男人，受尽了折磨和摧残：“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才自精明”的探春，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本来是可以力挽“危局”的人物，却因为“生于末世运偏消”，最后也没有逃脱被迫远嫁——“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年纪很轻就死了丈夫，“心如槁木”的李纨，是封建阶级为大观园树立的活榜样，不过是牺牲了自己的一生为封建礼教留个虚名而已!小小的巧姐，在败家后，也成为狠舅奸兄鱼肉出售的对象；来自贫寒之家，被卷入这龌龊生活的尤氏姊妹，也没有一个得到好结局。向往荣华富贵的尤二姐，被贾琏骗娶以后，在王凤姐的明枪暗箭下，只好吞金而逝!勇敢的尤三姐，刚烈自恃，曾试图自主婚姻，也还是逃脱不出现实的魔掌而被迫自杀。
这腐朽而残忍的现实，不能不给少女们带来绝望的考虑。抄检大观园，迫使出身“戏子”的女奴芳官、藕官、蕊宫，“斩情归水月”。“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眼看着三个姐姐惨遭不幸的贾府四小姐惜春，要想不蹈覆辙，也只有走“把这韶华打灭”，用“出家”来逃避的路了!
这就是大观园中贵族少女们的结局，她们的遭遇虽然同鸳鸯、晴雯、司棋等女奴们受压迫受荼毒的悲惨生活，有本质的不同，但也没有能避免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命运。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被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摧残和毁灭的几十条少女生命的悲剧中，簇拥出两个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鲜明地展示了大观园中孔孟之道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同维护者、信奉者的尖锐矛盾。
在《红楼梦》中，封建阶级的法制和孔孟之道的所谓纲常名教，本来早巳变成一块块破烂不堪的遮羞布。但是，贵族统治者却仍然掩耳盗铃，妄想把严格的等级制度、徒有其表的封建秩序和虚伪的正统观念，当做传宗接代维持统治的法宝。贵族“爷儿”们对它们可以视有如无，在实际生活中玩尽各种花招撕毁它们，可是，任何表示怀疑它们的“神圣存在”的思想，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曹雪芹不仅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那些所谓纲常名教的虚伪的外衣，而且通过两个贵族青年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思想和生活的悲剧，控诉了那些摧残和窒息人们思想感情的封建教条，即使在这两个贵族青年的生活和思想里，也是怎样地难以忍受！如鲁迅所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毫无疑问，贾宝玉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少爷，象他所出身的这个贵族家庭的一切成员一样，过着剥削阶级的奢侈的寄生虫的生活。这种阶级烙印在他的性格里表现得是很鲜明的。所谓“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破败，虽然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冲击，但是，哪怕生活已经沦落到“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的困难境地，他还是终于没有找到一条斗争到底的出路，只得怀抱着“无材补天” “枉入红尘”的遗恨而出走。可以说，曹雪芹倾全力塑造的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是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他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经历的。
在曹雪芹的笔下，贾宝玉的精神面貌，固然和贾琏、贾蓉等“人形动物”有着差别，但也还是渗透着那一阶级的贵族公子、富贵闲人的浓厚情调，这不只表现在他和秦钟、琪官的那种暖昧关系里，而且渗透着他的整个脂香粉气的生活。这一切虽然是贾宝玉生活环境的真实和阶级性格的真实，却由于同样出身于贵族公子的曹雪芹，对于这些可耻的烙印缺乏批判的认识和描写，甚至还用欣赏的眷恋的情调对它们进行了浓重的渲染，这对于不了解封建社会、不懂得贵族阶级生活是建立在榨取农民血汗基础上的青年读者来说，仍然是会有消极影响的。封建时代的旧红学家们，不去分析和体察贾宝玉的叛逆精神，却垂涎于贾宝玉的为许多妇女所娇宠、所包围的这种贵族公子哥儿的寄生生活，如鲁迅所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以宝玉……自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固然是他们自作多情的腐朽的生活艺术趣味，但也反映了贾宝玉的性格以及创造这一性格的作家的阶级的局限性。
不过，同整个贵族阶级的形象相对照，贾宝玉的性格却显示了对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叛逆的特点。这既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夕开始出现的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在叛逆的贵族青年中间的反映，又是大观园内外残酷的阶级斗争冲击下的合理产物。在曹雪芹虚构的《红楼梦》的艺术境界里，贾宝玉自幼就生活在父亲贾政的暴力管制和祖母的娇养、宠爱的矛盾中。在贾政看来，贾宝玉必须被教养成一个贵族阶级的“克己复礼”的忠臣孝子，立身扬名，“学而优则士”，才不辜负皇恩租德。而在贾母的心目中，虽然并不绝对排斥贾政的这种愿望，但是，这爱孙首先却是荣国府传宗接代的“宝贝”，是她暮年膝下解闷的“玩物”。在这两种教养方式的矛盾中，贾政不得不经常被迫让步，放松了对贾宝玉的管教。贾宝玉就是在这种特殊境遇的空隙里，得到了接触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封建“邪统”的机会，发展了叛逆性格。
贾宝玉的主要生活场所，这个大观园女儿国，虽然也有主子和奴仆的严格的阶级界限，但是，这里的贵族阶级的少女，还没有成为掌权的封建统治者，而且她们的生活命运，也是要听从封建家长们的摆布和安排。因而，在她们的寄生生活里，也埋藏着被支配的不幸命运。而绝大多数的丫头们，却已经或正在经历着被摧残和受蹂躏的悲惨遭遇。男性贵族的腐烂和丑恶，未婚的贵族少女尤其是年轻的女奴们的辛酸悲苦，在贾宝玉的思想感情里受到了深切的薰陶，形成了强烈的对此，使他产生了对所谓“世俗男子”的轻蔑和憎恶，得出了完全违反“男尊女卑”的孔孟之道的结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这当然还是一种十分含混的思想观点，但是，它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特别是象贾宝玉生活的这个贵族社会里，却不能不说是对孔孟之道的一个大胆的抗议。贾宝玉是把他的同情倾注在那些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妇女的身上。他和大观园中的丫头们的关系，虽然也烙印着贵族公子的生活和思想的痕迹，但在主要的方面，还是表现了他对贵族阶级摧残和蹂躏青年女奴的愤慨，对封建的等级制度的不满。
贾宝玉的这种愤慨和不满，还导致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否定，逐渐走上了一条同孔孟之道的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要求截然相反的道路。第一，他憎恶这没有“自由”的富贵之家，他曾说过：“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二，他蔑视封建阶级的功名利禄，他把那些热衷于所谓“读书上进的人”，一律骂成“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斥清朝的时文八股是“最可笑的”，是禄鬼们借以“诓功名混饭吃”的工具，并且批评传统儒家的那套所谓仕途经济学问，都是说“混赈话”。他鄙视贾政迫使他努力的封建官僚的前途，断然否定了正统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第三，他辛辣地嘲讽了程朱理学的那—整套的封建伦理道德，甚至把“文死谏，武死战”的“君子杀身以成仁”的“三纲”中的第一纲，也说成是毫无意义的“胡闹”!第四，他反对僵死的礼教教条，要求尊重人们的个性发展和婚姻自主。第五，他反对“混供神，混盖庙”，平日，“毁僧谤道”，对神权表示怀疑。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贾宝玉的这种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并没有完全突破封建贵族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的贵族公子哥的生活烙印，使他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对出路的探索，往往坠入虚无主义的思想泥淖。他不满于封建阶级的残酷统治，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蹂躏，但却看不到封建阶级吸血的本质，看不到真正处于被压迫被剥削最底层的，是用血汗供给他过着豪华生活的农民，而且妄想他的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可以永存下去。当林黛玉和他谈到荣府经济情况“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时，他却安然回答：“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六十二回)，并劝探春“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七十一回)。这一切都表明了他所不满于封建制度的，并不是那残酷的剥削本质。不过，作为一个封建阶级的贵族子弟，敢于对孔孟之道提出这一系列的怀疑和否定，也还是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矛盾。贾宝玉不是畸形儿，他对封建阶级的叛逆精神，是从这个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种种矛盾冲突的现实土壤里萌发出来的。归根结底，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尚未成熟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尽管它们是在一个叛逆的贵族青年的生活和思想里的历史现象的折光，而其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实质，是同这个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上的要求相符合的。
贾宝玉这样的“行为偏僻性乖张”，在贵族社会里，不能不说是大逆不道，不能不和清代统治者极力提倡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产生尖锐的矛盾。封建卫道者贾政痛打贾宝玉时的决绝的言词：“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I”这正表明了贵族统治者对贾宝玉叛逆精神的恐惧心理。
如上所说，曹雪芹是用“谈情”的形式来遮盖《红楼梦》所反映的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内容。而且就是作者笔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也只是他们的叛逆思想和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渗透着同孔孟之道的尖锐冲突，同样灌注着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内容。
在荣宁二府溃烂的道德面貌里，男女关系的混乱，已经达到了最卑劣的程度。男性贵族可以随心所欲地荒淫无耻，其间根本谈不上任何爱情关系的存在，但这一切却可以得到统治者公开的默许和庇护。当王凤姐向贾母控告贾琏和鲍二家的“奸情”时，贾母反而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四十四回)甚至连“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也并没有受到家法的制裁，可是，青年男女间自己做出的爱情选择，却要遭到绝对的禁止和摧残。同是这个贾母在五十四回对忘了父母、忘了书礼、“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佳人的长篇议论，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宝黛爱情的严重警告。男的可以随意玩弄妇女，可以占有三妻四妾，女的却不能有任何自主的婚姻和爱情；公子哥儿们可以任意蹂躏下层妇女，而在真正的婚姻问题上，却只能由父母去决定，不能有自己的选择，这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大观园中的妇女，不过在重复那千百年来共有的命运。而表现在贾宝玉和林黛玉性格里的，又是双重的悲剧，在突破封建礼教所不能允许的爱情悲剧里，又渗透着相互支持的叛逆思想的悲剧。
同时，也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在封建贵族阶级那里，“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曹雪芹是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他们中间的思想矛盾，以及由于他们中间的婚姻问题在这一家族内部关系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来揭示这个悲剧的社会意义的。他们中间的“三角”关系，决不是曹雪芹所不齿的那种才子佳人和拨乱于其间的第三者的公式，而是表现了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曹雪芹通过这两个叛逆者的爱情悲剧，深刻地写出了孔孟之道的吃人的本质，并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在这个大观园“女儿国”里，能和林黛玉互相匹敌的，也是所谓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就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讲，确实曾经在贾宝玉的感情上形成过一些波澜，如他由羡慕薛宝钗的美貌和健康而想到金玉良缘……但是，由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思想的根本对立，贾宝玉一直把他的感情倾注在林黛玉身上，以致影响到将来的悲剧结局——贾宝玉不得不由于“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而出走，那不只表现了爱情的破灭，而且显示了在两种思想、两种生活道路的冲突中的共同叛逆理想的悲剧失败。
我们所以说宝黛爱情的悲剧，是叛逆者的悲剧，是因为在这一悲剧中出现了迥异于封建社会才子佳人小说的新的因素，即他们有着叛逆思想一致的基础。长期的生活相处，培育了他们感情的幼苗，同封建礼教桎梏的斗争，又加深了他们的相互了解。象贾宝玉一样，这个林黛玉，也不是一个驯服的贵族小姐。生活在贵族社会苦雨凄风中的林黛玉，此之贾宝玉，经受着更为沉重的封建礼教的精神压迫。她不是四大家族的后代，“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灵，融合着寄人篱下的极其敏感的气质，再加—上那无法向人诉说的感情的折磨，形成了她的多愁多病和性格的悲凉、阴沉的一面。但是，这样的性格特点，恰恰反映了封建的人间关系和封建礼教加在一个贵族少女身上的残酷压力，她那悲凉的声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微弱的抗议。那以花自喻的悲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道出了她内心的痛苦。而她又不肯‘安分随时”，不愿隐蔽感情的锋芒。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她却仍然不肯对龌龊的环境妥协，而宁愿以死殉之，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这表现了她和贾宝玉有着共同的蔑视功名利禄和孔孟之道的思想。用贾宝玉的话说，那就是林黛玉自幼不曾说过劝他去立身扬名的“混账话”。这种共同的叛逆思想，虽然奠定了他们的感情基础，也同时形成了这个富于才智的贵族少女的违背封建规范的性格。注定了她的不可能得到幸福的不幸结局。
薛宝钗的性格，恰恰和林黛玉相反。她对贾宝玉也不无感情，但却不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在贾宝玉面前有任何表示，而是把它隐藏起来，力图利用“端庄贤淑”的虚伪的贵族闺范的外衣，博取贾氏家族统治者的好感，以达到她的直上“青云”的功利主义目的。她“藏愚守拙”，“随分从时”，象王熙凤所说的：“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依靠着这种“会做人”的周旋，在荣国府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和周围上下老幼，无不相处得八面玲珑，尽得人心，终于作成了“金玉良缘”的“翻案文章”。但是，象这样一个穿着女装的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努力奉守着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规范，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居。她的“温柔敦厚”、“庄重典雅”，她的“怒于中而不形于外”，“心如城府之严”，再加上她家的财势，虽然可以博取贾府统治者贾母、王夫人之流的欢心，获得荣府中宝二奶奶的地位，却怎么能得到那叛逆者的心呢?“空对着，山中高土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在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的《红楼梦》里，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冲突的结局，但在脂砚斋(第二十一回)的评注中曾透露：“宝玉看(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而(为)僧哉。玉一生偏僻处。”从此可知，最后和贾宝玉成为夫妇的薛宝钗，也并没有得到幸福。封建势力无情地摧毁了两个叛逆者的爱情，但也没有给它的忠实信徒带来更好的命运。贾宝玉终于为了林黛玉的“泪枯”，为了叛逆思想的破灭，而恪守“木石前盟”“悬崖撒手”了!这位封建礼教王国的“冷”美人——薛宝钗，得到了什么呢?“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对立，实质上就是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与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的一场生死搏斗。
但是，大观园中的悲剧，毕竟有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决不是什么“写出了永远可以激起读者同情的痴心的恋爱”。相反的，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来说，贾宝玉林黛玉这类没有恋爱就没有生命的人物，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而只能成为批判分析的历史对象。因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包括他们的叛逆理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反映了微弱的资产阶级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要求，那根底仍然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何况就是这样一种要求，也还是在大观园中产生的。它们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并没有离开朱门绣户的贵族生活环境，特别是那种无休止的互相试探，过敏性的猜忌以及形成“浪费”的争吵，都带有强烈的病态的色彩，形成了他们表达爱情的缠绵悱恻的方式，而反抗的无力和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更加暴露了这悲剧的纤弱和窄狭。这一方面是封建礼教的压力所造成的，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们思想感情的深刻的贵族阶级的烙印。这是寄生者的病态，剥削者的流毒。
对于宝黛爱情悲剧肯定太多，批判过少，这一向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顽强表现。包括笔者在内，也在不少文章中散播过这种有害的影响。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仅压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贵族统治者已经被人民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方式和叛逆思想，也早已和今天的青年男女毫无相通之处。还是鲁迅说得好：“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花边文学·看书琐记》)。因而，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离开阶级观点来认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而是必须批判地阐明它的历史意义，批判地分析它的消极影响，特别是由于《红楼梦》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曹雪芹在这方面又作了浓重的渲染，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同作者以及他所着力表现的这两个主人公划清思想感情的界限，就有可能接受其消极的、有害的影响，而得不到有益的历史知识。
历史的局限与阶级的局限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红楼梦》属于这“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曹雪芹属于这伟大的文学家名列前茅的一个，是毫无愧色的。
我们古老国家的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文化，其中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加以区别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历史上的东西，精华和糟粕又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即使是反封建的文化，其中也难免包含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若干思想影响。因而，无产阶级对于它们，也决不能无批判、无区别地利用，无批判、无区别地继承。
如上所说，《红楼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败史的典型概括，真实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而预示了它的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猛烈地抨击了“以理杀人”的孔孟之道的种种谬说，并赞颂了大观园中的奴隶的反抗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精神。从客观的艺术效果来讲，不能不说《红楼梦》的确显示了对于封建制度的许多方面的批判和否定。从曹雪芹的主观思想来看，他对于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对于封建的科举制度、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以及封建社会的奴婢制度、婚姻制度，也都持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把《红楼梦》列入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的优秀作品，是并不过分的。
但是，这又决不等于说，曹雪芹就没有封建思想，更不是说《红楼梦》就没有封建性的糟粕。因为曹雪芹毕竟是二百年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没落贵族阶级出身的作家，《红楼梦》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学。因而，他的时代，他的阶级，都不能不在他的世界观和他的作品里投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和阴影。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曹雪芹必须具有今天的思想。但是，从二百年来新旧“红学”的谬说中把《红楼梦》解放出来，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给以批判的分析和评价，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的作用，同时认真剔除作者世界观和作品中的思想糟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以便于能使今天的读者正确地阅读和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这都是完全必要的。
《红楼梦》第一回，作者曾经借石头之口，写了这样“一偈”：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曹雪芹在开章第一回以石头的“梦幻”作为楔子，杜撰了顽石无材补天的神话。一方面是为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需要，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世界观的一个概括。我们虽然不相信“新红学派”的“自传”说，却也无须否认，《红楼梦》的男女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曹雪芹思想性格和生活经历的概括。“无材补天”的深情的自我嘲讽，反证了他是由于补天不成而产生的悲愤。在封建社会里，这块不同流俗的顽石，从贵族阶级的行列中被排挤出来，坎坷一生，孤傲不屈。他能深刻地看到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种种不合理，拆穿它卑污、奸恶、虚伪的无耻面目，但是，对于那所谓往日的风月繁华之盛，却又充满了眷恋和悲悼的感情。败家后的曹雪芹的生活，虽然已经破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程度，却并没有能彻底改变他的没落贵族的世界观。所谓“燕市哭歌悲遇合”，“废馆颓楼梦旧家”，—恰恰是真实地说明了他的《红楼梦》，唱的是一曲“大无可如何之日”的挽歌。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曹雪芹没有能彻底背叛他本来的阶级，却深深遗憾于自己的补天才能不被封建阶级所理解，而把它倾注在这部呕心沥血的作品里。但这种“无材补天”*的遗恨，使曹雪芹在对丑恶的贵族统治的诅咒中，常常流露出一个败落贵族子弟的痛苦惋惜的情绪，浸淫着作者的现实主义的批判艺术。这既表现在他对四大家族破败的唯心的、宿命的注解上，也颤动在他的不可抑止的“恨铁不成钢”的哀音里。从《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客观效果来看，四大家族的破败，本来是贵族阶级政治上的腐朽和相互倾轧、生活上的奢侈堕落的结果，是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而在曹雪芹的主观解释里，这一切却归之于“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的宿命的循环，如第五回警幻预示结局的《红楼梦》第十四支曲“飞鸟各投林”，第一回甄士隐的《好了歌注》，充满了对贵族阶级兴衰现象的唯心主义的图解，实际上都烙印着曹雪芹的没落贵族立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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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所引曹雪芹的自题画石诗的后四句：“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说明他后期的“补天”思想有所变化。可惜的是，《红楼梦》始终没有最后定稿，也没有写完，因而，这种“有志归完璞’的思想，还表现得不明显。
愤怒地揭露贵族阶级的腐烂生活，又交织着对于繁华盛世的眷恋和哀悼，曹雪芹世界观的这种尖锐的矛盾，也表现在《红楼梦》中对有统治才能的女性的美化和颂扬上面。对荣宁二府的男性贵族统治者，曹雪芹几乎都采取了猛烈抨击的态度，独独对于两个有统治才能的妇女，却发出了深沉的惋惜和由衷的赞赏。一个是王凤姐，一个是贾探春。这两个人物都是小说中创造得非常成功的典型性格。曹雪芹对于她们性格中的贵族阶级的残酷的本质，不能说没有批判的描写。象十二回写王凤姐“毒设相思局”的狠毒，十五回“弄权铁槛寺”的贪赃害命，六十九回“弄小巧用借剑杀人”对尤二姐的暗害，以及多次写探春对亲母赵姨娘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封建主义的冷酷态度。特别是王凤姐，她的“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里一把刀”的狠毒贪欲的多面性格，在曹雪芹的笔下被刻划得淋漓尽致。但是，事情只要一触及到处理家务的才干上，作者就不由得要进发出赞赏的感情，把有材“补天”的希望融合到她们的形象和性格里。警幻十二金钗正册的题诗，所谓“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凡鸟偏从未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王凤姐)以及小说中的三个回目(第十三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五十五回“欺幼主刁奴蓄险心”、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完全以赞赏的态度那样细致地描绘她们似乎能够挽救这个贵族家庭厄运的“理家”的才能，实际上是表现了仍然站在没落贵族立场上的曹雪芹的惋惜的哀感。
对叛逆者反抗无力的幻灭得不到解答的悲哀，是曹雪芹宿命论思想的更强烈的反映。热情地歌颂叛逆和绝望的宿命的注解是那样相互矛盾地渗透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又是那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宝黛性格的命运里，使虚无的悲观主义的色彩相当浓重地渲染着《红楼梦》艺术形象的境界，这就是在过去的时代，也决不是健康的东西。
尽管在《红楼梦》中出现的那些超现实的力量，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空空道人”以及“太虚幻境”等等．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虚写和假托。但是，给现实斗争中宝黛的叛逆性格和悲剧以及大观园被虐杀的青年妇女蒙上这层宿命的云纱，这也是曹雪芹虚无主义人生观的一种反映。费了如许笔墨借警幻仙子的“幻境指迷”，唱那些空虚缥缈的哀音，所谓“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所谓“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所谓“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决不只是为了结构需要的抽象的图解，因为作者已经把它当作一条宿命的绳索牵引到人物性格的艺术生命里去。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现实的悲剧命运，被渲染成大荒山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萆的一段宿缘。为贵族统治者虐杀的大观园中的青年妇女，早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里就有了注定每个人命运归结的底册，而且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诗词、谜语、酒令、志趣、爱好，以至于部分人物的名字，都暗合着她们的“自古红颜多薄命”的不可避免的“运数”。
这种虚无的悲观主义的思想感情的渲染，又是和作品中的某些宿命论思想，以及所谓“色”“空”观念的表面说教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反对“新红学派”完全抛开《红楼梦》艺术形象的社会的、阶级的内容及其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把《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说成是表现了佛教反动唯心主义的“色”“空”，即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一切皆空而已。因为依照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剖析《红楼梦》的内容，就会把大观园中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各种人物的悲剧，与社会现实割裂开来，变成“色”“空”观念的演化。而这不仅不符合《红楼梦》具有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不符合曹雪芹世界观中的主导倾向。“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曹雪芹是以同情的态度控诉了贵族统治者虐杀金钏、晴雯、芳官等女奴的，也是以愤慨情绪反映了元春、迎春等不自由婚姻的悲惨遭遇的，并倾全力赞颂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不满和叛逆。这一切，在《红楼梦》中，都是真实的现实人生的矛盾和斗争，活生生的现实人生的悲剧，是与“色”“空”观念根本相矛盾的。而且从《红楼梦》的整体艺术形象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来看，作者也不是一个佛教思想的信仰者与宣传者，如果他真的完全相信“色”空”观念，也就不会有“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的愤慨了!实际上无论是芳官的“斩情”，惜春的为尼，都是对现实绝望反抗的一种自卫形式，特别是贾宝玉的“悬崖撒手”，并不是由于什么“解悟”，而恰恰是由于“俺只念木石前盟’。但是，曹雪芹在描写他的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时，又毕竟是作了某些“色”“空”观念的说教，有时甚至还把贵族统治者一些荒淫无耻的东西，同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混在一起，如贾瑞追逐凤姐屡被愚弄而死于风月宝鉴，秦氏由于同贾珍有奸情(这在《红楼梦》定稿时已做了修改，只是还没有完全抹掉痕迹)被人发现而自杀，这本来同大观园的悲剧毫无共同之处，曹雪芹却把它们同样归结为“宿孽总因情”。
怎样解释曹雪芹世界观中的这种深刻矛盾呢?
千百年来，佛家思想在封建士大夫中间是相当流行的，特别是在清代贵族阶级残酷的相互倾轧的斗争中，那些幸免于难的八旗知识分子；在政争中心有余悸，意志消沉，就从佛家思想里寻找“解脱”的出路，这曾经是当时风靡一时的思潮，也必然要影响到那些还找不到出路的叛逆者们。八旗子弟的曹雪芹，自然也逃不脱这种思潮的薰陶和影响。因而，在败家、沦落的大苦痛笼罩之下，浸染了这些唯心主义的虚无梦幻的东西，并且免不了有时仍用这样一些陈腐的观念来解释他所经历和目睹的现实人生的悲剧，这正反映了他的叛逆的局限性。所以，尽管《红楼梦》情节发展的客观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粘附在艺术形象上的虚无梦幻的外壳，广泛地揭露了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和斗争，显示了艺术形象和人物性格的社会生命，但是，它们毕竟不能完全排除曹雪芹在艺术上做的这些消极的浓重渲染，从而，影响到《红楼梦》故事情节的结构，人物性格的塑造，使它的节奏调度；往往脱离生活的尖锐矛盾，而被作者那种人工图解的哀调所左右。
深情地眷恋往日的繁华而又以“无材补天”引为憾事的人，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彻底的叛逆者，封建主义思想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也远是有不少表现的。曹雪芹辛辣地嘲讽过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道德，也不满地控诉了封建皇帝把元春幽闭在深宫的残暴。但是，这位八旗子弟却又不能完全忘情于“天恩租德”，有时还不免流露出对清代文治武功的某些颂扬的情绪。他对大观园被践踏的女奴的反抗，是抱有同情态度的。而当问题涉及到人民的反抗，涉及到农民起义军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他的立场就明显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边，七十八回贾宝玉的都篇歌颂林四娘抵抗“流寇”的“姽婳词”，也就是作者的态度。尤氏姊妹之死，分明是贵族阶级的血腥罪行，特别是尤二姐之死，作者也愤慨地写出了这是王凤姐“弄小巧用借剑杀人”，但是，却又让尤二姐在临终前做了一个因果报应的梦：梦见尤三姐托梦给尤二姐，说什么“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麀聚之乱，天怎容你安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六十九回)这无形中是给刚烈的尤三姐和懦弱的尤二姐的无辜惨死抹了黑，而又开脱了那借剑杀人者的罪行，并且也不符合尤三姐的性格逻辑。
所有这一切，固然反映了曹雪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脆弱的萌芽，终究还不能完全冲破千百年来封建主义思想的僵硬的外壳，同时，也反映了在那个历史时代，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生产关系，也无力冲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因而，软弱的叛逆者的悲剧同时也就成了思想上的败局。《红楼梦》中贵族之家的溃败，青年一代的悲剧结局，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存在，而在“飞鸟各投林”里，却被曹雪芹描写成同一的宿命归结：
为官的，家业雕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一切矛盾，一切冲突，在这里都化解成“前生注定”、“在劫难逃”，谁压迫谁，谁杀害谁，在这里没有了是非，不过“一切皆空”而已!这种虚无命定的观点，同《红楼梦》里尖锐谴责过的封建制度和贵族阶级的腐朽和残酷，热烈歌颂过的叛逆理想，是怎样的不相融洽啊!但它们却统一在《红楼梦》的思想艺术里，并通过作者的富有特色的笔触，成为《红楼梦》整个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而《红楼梦》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动人的故事情节，逼真的细节描写，独创的艺术风格，以及众多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都是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成就的高峰。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那些融合在艺术形象里的虚无命定的思想和情调，往往使读者受到不自觉的感染，特别是对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不甚了解的青年读者，更不容易在色彩缤纷的艺术形象里辨认和剔除这些糟粕的毒害。所以，在把《红楼梦》这部古代的优秀作品变为人民的艺术财富的工作中，我们必须严肃地、细致地分析这些封建糟粕的危害性，以帮助青年读者认识《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和弱点。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主张要认真地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认为拒绝研究和排斥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是错误的，但是，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批判方法去研究，才能使我们从历史遗产中得到有用的东西，成为帮助我们认识和总结阶级斗争史的有益的借鉴，才能做到“古为今用”，“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或研究《红楼梦》时，应当做到和努力做到的科学态度。
附记：这篇《前言》是一九七二年写成的，曾收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四部古典小说评论》一书中。该书出版后，我陆续收到了不少读者热情地鼓励和批评的来信。现在，我根据读者意见对一些不妥当的看法，进行了修改，但由于自己思想水平的限制，错误和不妥之处仍然是难免的，我衷心地期待着工农兵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李希凡 一九七四、三、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