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指导老师姚文元：他是个书呆子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姚文元了。与北京的李希凡相对应，人称“南姚北李”，是文艺理论方面崭露头角的新人。

认识姚文元，则是在五九年底，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文艺思想批判座谈会上。我和戴厚英等一批来自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是在会议中间参加进去的。会议以批判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创导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为题目，针对的，却是国内文艺理论界。因为，他们张扬人道主义、人性论，从舆论上影响了，乃至妨碍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贯彻。

起初，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院校中文系的老师们、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们。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深受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并且，继续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奉之为当时文艺理论领域的经典。批判会自然开不下去了。于是，有关方面和会议的主持方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从本市的三所高校中文系，调集了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会议。与老师们、编辑们唱起了对台戏。

在这个批判会上，我认识了姚文元。当时，姚文元是作协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轮流主持会议。但姚文元似乎从未主持过会议，也很少在会上露脸。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一次会议组织的联欢活动上。批判会从五九年底开到了六零年初。元旦过后不久，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庆贺会议胜利闭幕的余兴。作协在沧浪亭摆了十几个台面。请与会者们吃一顿。饭后还有舞会。正当大家济济一堂，尽情享用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难得一尝的菜肴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姚文元。

与我同桌的作协党组秘书郭信和，眼光追随着姚文元，咯咯的笑个不已。姚文元意识到他要找的东西在我们这一桌，就走了过来。他只是瞧着郭信和，不尴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来走去的干吗呀？是不是想早点溜回家去陪金英啊？姚文元嗫嚅着，只见嘴巴在动，不知在说些什么。郭信和这一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协机关工作的人，都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钱出来请客。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费了。再看姚文元，这哪像是个大作家呀？也不见有一点斯文相。最后，还是郭信和出来打了圆场，把被她藏了起来的姚文元的一只黄绿色军用背包，递给了他，说，今天就放你一马啦。看在金英的面子上。客，总该请一请的吧？交给我了。实报实销，如何？姚文元接过背包，依然不吱一声，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

看着姚文元离去的身影，我忽发奇想。都说文如其人。事实恐怕未必。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憨厚中带着窝囊。

姚文元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是在我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室工作之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结束以后，参加会议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大部分回学校去了。复旦、师大、师院三所院校的中文系，各有两名学生被留了下来。作为大学毕业生，正式分配到作协机关下属的文学研究室工作。我和戴厚英都在其中。我们虽然学的是中文系专业，但在文艺评论上总归是新手。因此，作协党组安排了这方面的专家，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凡是我们写的文章，照例，必须先交给指导老师看过。同意后，方能拿出去发表。姚文元被指定是我的指导老师。姚文元虽然也是作协党组成员，却从不见他坐班。连他的人都极少照面。只是在我刚分配到文学研究室工作时，辅导我写过一篇小杂文。以后，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他也许从来就没有认我这个门生。

但在我来说，不管怎么样，一朝为师，终身是师。人间尚有“一字”师，我就曾有过这么一位“一文”师。我曾因工作需要，阅读过他写的大部分文章。当时，对我的这位“一文”师还是很佩服的。

在单位里找不着他。六四年，我随孔罗荪去丁香花园写批判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文章时，却又经常能够见到。

见了面，彼此也不招呼，更不对话。就跟陌生人似的。

丁香花园内，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边上有一条水泥铺的走道。工作之余，我常常会踩着从伙房偷偷弄出来的黄鱼车，在走道上兜着玩。一般人都以为，踩黄鱼车与踩自行车是一回事。其实并不。把握黄鱼车的笼头与把握自行车笼头使的力有所不同。胡锡涛是骑自行车的能手，他见我这个骑自行车要有人在后面扶着的人，骑着黄鱼车悠游自在的样子，挺不服气的。他要和我比拼踩黄鱼车。

擂台摆起，华东局《内刊》编辑部的人和写作班子的人都来助兴。姚文元当时也在场。这次比拼的结果是，胡锡涛踩着黄鱼车，一头撞到走道边的夹竹桃树丛里。夹竹桃的枝桠挑落了他戴着的眼镜。幸好，人没伤着。

此情此景，围观的人们惊惊咋咋的。唯独姚文元，视而不见似的，双手抱胸，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事后，我问胡锡涛，姚文元与他下棋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冷漠？不苟言笑？胡锡涛说，才不呢。输了棋，他会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