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板3跑分: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上)

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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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最近几年，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和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本文从多种角度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并介绍了关于“倒U型”关系的争论。  
 
　　关键词  分配  不平等  经济增长  倒U型曲线  发展经济学
 
　　分配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两个方面，它始终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发展经济学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分配的研究往往服从于对增长的研究，大多数文献都关注分配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并且认为经济发展将会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刘易斯(W.A.Lewis)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和库兹涅茨(S.Kuznets)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把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引向高潮.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从60年代末起，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分配问题的复杂性，开始反思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与经济增长的那些简单乐观的观点。正如阿德尔曼(I.Adelmen)和莫里斯(C.T.Morris)所指出的(1973)，在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速经济增长的问题。但是，大约从1965年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并未按人们的预期进行，而且经济增长成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基本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分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跨国和国别实证研究，这都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80年代末以后为第三阶段，伴随着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分配数据的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关于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高潮。本文从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长期互动三个方面，对发展经济学关于分配不平等的研究进行介绍。
 
　　一、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数据质量问题。针对发展中国家统计制度不够健全，收入结构复杂和二元结构明显等特点，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提出了评价收入不平等数据质量的三个标准：(1)数据应来自于对居民的调查，而不是来自于国家的统计数据；(2)数据应覆盖所有的收入来源渠道，而不是仅仅限于工资收入；(3)数据应代表整个国家所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不仅仅代表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或纳税者的收入。根据这三个标准，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对其1996年的数据库进行了重新整理，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54个国家，其中32个国家拥有8个以上的观察数据，其他22个国家也有4个以上的观察数据。利用该数据库，他们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中间值为：东欧28.6、南亚31.59、东亚及太平洋地区34.80、中东和北非39.7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2.30和拉美50.00，而同期的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为33.20。同期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的中间值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41.1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49.00、南亚58.35、中东及北非67.53(80年代)、拉美77.42、东欧91.95、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59.03。发展中国家分配不平等的差异明显，并且收入分配和土地分配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分配不平等问题呈现出复杂性特点。这种复杂性给发展经济学家以广阔的思考空间，当代发展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理论研究。
 
　　1.结构主义思路的分析
 
　　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而形成的一种分析思路，即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二元经济、劳动剩余、隐蔽性失业和“中心一外围”关系等。迄今这仍然是分析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复杂性的一条重要思路。
 
　　F.布吉尼翁和C.莫里森(1998)研究了二元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和作用。首先，他们从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出发，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各国面临相同的国际价格的假设下，证明了各国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由他们的人均资本差异、人均人力资本拥有量差异、矿藏量差异和土地集中程度差异所决定。接着他们将上述模型推广到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二元经济情形，指出还应该从另外两个方面考虑各国之间收入分配差异的解释变量：(1)在不完全竞争要素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各要素的真实报酬；(2)各要素所有者获得这些外生给定的要素报酬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各国的人均可耕土地和工业部门的真实工资(ω0)也作为各国收入分配差异的解释变量。其中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ω0的增函数，其就业人数是ω0的减函数；农业部门的农业生产率是ω0的减函数，其就业人数是ω0的增函数。ω0可以由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相对劳动生产率(RLP)近似表示。他们在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的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由38个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数据库。以1970年的校正人均GDP、1960年的高中入学人数、人均可耕土地、矿产品出口量、可耕土地的分配和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为解释变量，对1970年的收入分配进行了横截面回归，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土地多少、中小农场的土地份额和相对劳动生产率(RLP)这三个与农业有关的变量，是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差异的主要解释变量。其中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作为惟一解释变量的回归，显著性更强。同时，他们对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相关分析，数据显示相关性不明显，从而消除了相对劳动生产率(RLP)作为解释变量只是同义反复的疑虑。对于1985年前后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验证了该文的理论性结论。
 
　　M.R.卡特和F.J.齐默尔曼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现象，探讨了两个问题：(1)市场能否将富人的财产转移给穷人，从而在一定时期内缓解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并减少这种不平等程度降低过程中所产生的代理成本；(2)如果市场能够消除财产分配不平等状况，它和国家减少不平等的政策相比，哪一个的作用更快?首先，他们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建立了一个静态的收入最大化模型。该模型的最优解决定农业生产季节的投入决策，模型的约束条件不同，投入决策也不同。他们根据约束条件的不同，将静态模型的最优解分为12种类型。他们进一步假设：在不考虑风险且效用函数是时间可分的条件下，农业家庭的消费和积累决策与其生产决策是可分离的。在该假设下，他们建立了一个无限期效用最大化动态模型，该模型的解取决于上一模型的解和未来价格下的消费。他们用尼加拉瓜的数据，对动态模型进行了50期的运算。计算结果显示：在尼加拉瓜，贫困的农业家庭通过理性预期的模仿，能够绕过由于多重市场失效所造成的静态决策下的积累障碍，使财产分配趋于平均化，当然，这一收敛过程是漫长的。而且，正确的再分配政策比自由放任的资本市场更能推动财产分配的平均化。该文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农村财产分配的收敛性和不平等的相对持久性，以及各发展中国家之间农村财产分配状况存在差异的可能性。其中，发展中国家农业家庭经济的“可分离特性”是以上结论的主要出发点。
 
　　P.阿吉翁、E.卡罗利和C.加西亚—佩尼亚洛萨在“中心一外围”框架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些国家拥有丰富的非熟练劳动力，但熟练劳动力稀缺。于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国际市场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而对其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这将减轻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使其收敛于一种低收入的均等。
 
　　2.人力资本积累角度的分析
 
　　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丰富了对分配不均等问题的研究。根据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特点，发展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出发，对分配不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O.加罗尔和J.泽拉在信贷市场不完全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可分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该模型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在第一期，人们或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参加工作，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之相对应，第一期作为非熟练劳动力参加工作的个人在第二期仍是非熟练劳动力，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在第二期成为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的报酬小于熟练劳动。而且人们只在第二期消费和添置遗产，个人效用的大小由其第二期的消费和所置遗产来决定。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贷市场所决定的假设下，存在一个临界点g。初始财富小于g的人，无论是贷款投资于人力资本还是直接从事非熟练劳动，他们的收入都将收敛于较低的均衡点。反之，初始财富大于g的人，无论是贷款投资于人力资本还是直接投资于人力资本，他们的收入都将收敛于较高的均衡点。文章进一步证明，当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小于某个临界值时，该经济将收敛于一个收入不平等的均衡。
 
　　决定人力资本大小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的健康程度。A.德亚顿研究了影响人们健康程度的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他认为，农村中的贫困往往是由于长期的疾病或残疾所造成的，即使是在存在着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二元经济中，情况也是如此。在他的差分方程组模型中，t期的健康指标表示为t-1期的健康指标、t期的收入和影响健康的随机变量ε1t的线性函数；t期的收入表示为t期的健康指标和影响收入的随机变量ε2t的线性函数。T-1期的健康指标对t期的健康指标的影响程度β1(0≤β1<1)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减小，t期的健康指标对t期的收入的影响程度β2随着健康保险制度的完善而减小。A.德亚顿证明，收入分布的方差是β1、β2和ε1t的方差的增函数，从而发展中国家卫生环境的落后和健康保险制度不完善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差异。新的医疗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速度将影响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相对健康程度和相对收入。快速传播是否会改善穷国的收入分配状况?A.德亚顿认为，这要取决于该技术所针对的疾病主要分布于穷国的哪一收入阶层，至少当该疾病分布于富有阶层时，快速传播将会扩大该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3.风险环境角度的分析
 
　　在阿罗—德布鲁经济中，影响分配不平等的因素是偏好和禀赋的不同。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有很大的影响，并且经济中风险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经济以外的因素。
 
　　F.J.齐默尔曼和M.R.卡特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特别是多雨地区和半干旱地区，存在严重的风险性，并且贫困家庭所遭遇的风险要大于富裕家庭。农村的生活水平低下，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处于生存线附近，一旦发生意外的灾难，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生存线以下，从而使他们丧失劳动能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资本市场不完全和存在流动性约束，所以贫困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低回报、低风险的保险型财产(粮食储存等)组合；而富有家庭则倾向于高回报、高风险的生产型财产(土地等)组合。当意外灾难发生时，贫困家庭将出卖保险型财产以追求收入和资产的稳定，从而保证以后的生产和生活，而富有家庭则买入保险型财产以追求生活水平的稳定。由于灾难往往具有区域性特点，且发展中国家存在流动性约束，这时的保险型财产市场是买方市场，内生的市场价格将不利于贫困家庭。F.J.齐默尔曼和M.R.卡特用一个时间可分的动态优化模型梳理了以上思路，并采用布基纳法索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250期的运算。运算结果显示：在布基纳法索，贫富家庭没有收敛的趋势，收入不平等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各地风险发生概率和市场不完全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差异。
 
　　发展经济学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探讨了影响分配不平等差异的复杂因素。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分配不平等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制度背景，从政治和制度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但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多见。
 
　　二、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发展经济学家注意到，原来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发展业绩往往较好。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韩国和菲律宾，在60年代初，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人均GDP、人均投资、人均储蓄率)相近。惟一不同的是，韩国的分配状况比菲律宾更为平等，在以后的30年中，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菲律宾。同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K.戴宁格尔和L.斯夸尔的文章，他们对1960-1992年的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和仅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了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都有负面的影响，而且土地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大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这与A.阿列辛那和D.罗德里克对1960—1985年跨国数据进行回归所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虽然很多实证结论是90年代以后才得出的，但这些客观的发展实践早已存在。事实上，自80年代末以来，发展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这些现象，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实证研究的结论更加坚定了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信念。经过第二阶段的反思，伴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对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发展)影响的研究更为成熟，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发展经济学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第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1)拓宽了分配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2)更加重视市场的不完全性；(3)多数研究结论都认为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