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pcb外层aoi开路原因:巴金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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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文革”中
2011年08月11日14:43 三联生活周刊 我要参与(105)
妻子萧珊之死
上海是巴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上海的家在武康路，从50年代初至今，他一直在这里居住。
他一次又一次跨过大门，穿过草坪小径，走进客厅，走进书房，走进卧室。在这里，他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文革”初期，这里成了批判的大舞台:红卫兵野蛮地抄家;灰溜溜地接受批斗，妻子萧珊被迫害致死……
大门前发生的一切，折磨着巴金和萧珊。
“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口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这是巴金不堪回首的回忆。
萧珊被罚扫街。
“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只有走进这座大门，回到妻子身边，磨难中的巴金才会感到一点儿解脱。
“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诉。”
就在最痛苦难熬的日子里，他们相濡以沫。萧珊为了保护巴金，受到北京来的红卫兵铜头皮带的毒打。
女儿李小林回忆过这一时期母亲对父亲的爱:
母亲始终视父亲为良师益友，更是她深深至爱的人。母亲珍藏着父亲给她的信（遗憾的是，由于战乱和搬迁，1949年以前父母的通信，都没能保存下 来），她还按照时间顺序给这些信编了号码。“文革”初期，作为“罪证”，造反派抄走家中所有信件。母亲曾天真地请求造反派给她留下这些纯属私人的书信，毫 无疑问招致一顿训斥。事后母亲告诉我，竟有人说她“不要脸”，年纪这么大还写这样“肉麻”的“情书”，还想保留这种东西。我至今记得，母亲说这番话时由于 激愤而变调的声音，以及受到伤害后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痛苦和无奈。这些信件被反复翻阅审查，划上红杠杠，打了各种各样的记号。因为是“罪证”，它们才没有被 销毁。它们终于又“物归原主”。然而母亲却再也不可能看到它们了。当我读到我父母的380多封通信时，我不禁为他们字里行间流泻的深情所感动，我这才明 白，这些信对母亲有多重要。它们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一份迟到的礼物》）
惊恐、忧虑、劳累，损坏了萧珊的健康。她患了肠癌没能得到及时检查、治疗，身体一天天消瘦，为了不让巴金担心，她从不哼一声，也不诉说疾病的痛苦。
萧珊患病时，巴金正在位于上海奉贤县的文艺界“五七干校”里劳动。其间，他向连部写了这样一封请示信: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5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烧到38℃左右，有时超过39℃。曾到医院挂急诊号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 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但至今尚未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一面继续服中药，一面还准备进行检查，需要医药费较多，全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 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药费100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 巴金
1972年6月22日
写过多少文学作品，写过多少书信，这却是巴金一封最为特殊的“求情信”。一切都为了萧珊。读它，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历史远景里颤抖地拿起笔，然后，又叹息一声，把笔放下。
直到1972年7月底，萧珊才好不容易住进中山医院病房，癌细胞已经扩散，在不得不立即开刀进手术室以前，她生平第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萧珊开刀后仅仅活了5天。
1972年8月13日，萧珊走了。
巴金在“文革”期间的照片很少，但留下了一张对他个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纪念意义的照片。这是他在为萧珊送别之时拍摄的。他臂戴着黑纱，双手叉腰，低着头，脸上悲痛欲绝。他在为自己失去了感情中最美丽的东西、生活最重要的东西而哭泣。
萧珊走了。回到家里的巴金，从此，只有怀着对妻子的思念，从武康路那个大门孤独地走出走进。在他的卧室里，萧珊的骨灰盒一直陪伴着他。彭新琪在《巴 金萧珊之恋》中，这样描写到:“现在，巴老的卧室里，安放着萧珊的骨灰盒;巴老的写字台上，搁着萧珊的照片;巴老的床头，放着萧珊翻译的几本小说;在巴老 心中，一直保存着对萧珊最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