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平板刷win8系统:试论《哀郢》、《涉江》所反映的屈原行踪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15:39:57

一、《哀郢》《涉江》中屈原被流放梗概

根据《哀郢》《涉江》的内容,结合《史记》记载,可以推想屈原当时的情况:顷襄王13年屈原可能在朝任大夫。顷襄王三年(前296年)“怀王客死,秦归其丧于楚”,屈原归咎于子兰,“令尹子兰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次年仲春,屈原“非罪而遭弃逐”。在“哀见君而不再得”的心情下“发郢都而去闾,遵江、夏以流亡” 顺风从流、过洞庭之地,下长江来到郢都以东的夏浦~鄂渚……。

九年之后,屈原所写的鸣冤叫屈的《哀郢》呈现在顷襄王面前。“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的愤愤不平直接针对顷襄王,还指责顷襄王:“憎愠怆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还用“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痛骂子兰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无论是子兰还是顷襄王看到《哀郢》后,都会愤怒……就下令把屈原再放逐到更僻远生存环境更恶劣的沅江溆浦。……“在次年的初春就涉江南行。”[1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P13)。《涉江》:“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说明屈原济江到“鄂渚”后,是从陆路去湘,渡湘江后再“乘舲船上沅”,最终到达沅江溆浦。从《哀郢》《涉江》的起点、终点,和诗文所反映的心情变化来看《哀郢》当写于《涉江》之前。 

二、《哀郢》剖析

(一)、流亡的起始时间、地点。

1流亡前,屈原在郢都经常见到王。

“发郢都而去闾兮,……哀见君而不再得”看,一方面明屈原离开郢都时君还在郢都,以后要回来再见楚君就很难了。一方面似乎表示 在屈原流亡前尚有任职,经常可以见到顷襄王,与顷襄王还有君臣之情。
“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发郢都而去闾”。屈原用反复吟唱,来表达被“弃逐”出郢都时的沉重心情。

2、顷襄王三、四年间“东迁”。

《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东迁”;“信非吾罪而弃逐”。这是屈诗中提及“迁、弃逐、流亡”最明确的一例。而且它可以与《史记》互证。《屈原列传》曰:怀王“竟死於秦而归葬。……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2《史记》](P627-628)当时的楚人把“怀王死於秦”归咎于子兰,势必倾向于屈原。子兰对民众的愤怒无可奈何,就把怒气发泄到屈原身上。《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2《史记》](P949)可见屈原放逐当在“怀王客死”以后。考虑到《哀郢》中屈原是“仲春”开始流亡,故有可能在“怀王客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前295年)被逐出郢都。

“顷襄王初年屈原被逐出郢都”前贤与今人均有论断。例如,

班固《离骚赞序》曰:“怀王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3《楚辞补注》](P51)

王逸《离骚经章句》解题曰:“怀王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3《楚辞补注》](P2)

洪兴祖(1090~1155年):“刘向《新序》云:‘……当顷襄王之三年,怀王卒于秦。顷襄听谗,复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怀王之世,被绌复用。至顷襄即位,遂放于江南耳。”[3《楚辞补注》](P135)

张汝舟先生说:“照前次拙文(按:指《光明日报》1951年10月13‘学术’栏发表的《谈屈原的生卒》)推断‘屈原是顷襄王三年(前296年)放逐的,在江南过了十年上下的流亡生活才投汨罗江的’”[4《再谈屈原的生卒》《文史哲》1957年5期](P11)。

陆侃如先生1956年也说过:“大约在前295年(顷襄王四年)左右,屈原第二次被放逐出去。”[5《楚辞选》前言第六页]。

山西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1961年12月举行的一次《哀郢》写作年代问题讨论会,其《纪要》云:“屈原于顷襄王三年被放,《哀郢》写于此后的九年,即顷襄王十二年左右。”[6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叶晨晖文]

潘啸龙先生1980年说:“屈原在顷襄三、四年间,又被远迁江南”。[7《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P94)

陈蔚松先生也曾说:“屈原迁于江南当在顷襄王三年怀王归葬于楚之后。”[8《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1期](P25)
……

(二)、流亡的终点。

1、东迁之终点在夏浦~鄂渚。

《哀郢》“方仲春而东迁”……“今逍遥而来东”——流亡地在郢都以东。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距“郢东之夏浦(今汉口)”不远。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在浩淼大江之北。
正如林庚先生所说:“这次他是毫无自由的被放逐到江南鄂渚对岸的一带去。”[1《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P12)]。

2、“东迁之地”不是“江南沅湘”。

有的专家,以王逸《楚辞章句》等“都以沅湘之间为屈原放逐江南之域”为据,把《哀郢》的“东迁之地”断定为“江南沅湘”,此论缺乏内外依据,不能令人信服。
“沅湘”虽在郢都东南,“然其势南多东少”,故屈原的作品和历来的治骚者,均称沅湘为“南”,与《哀郢》的“东迁”并非一地。
由于屈原后期确实被放于“南楚沅湘”,而且自沉在汨罗江。故前人说“屈原放于南楚沅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概略的说法,并没有涵盖全部。屈原曾经被“流放汉北、流放郢东”,虽然很多治骚者没有提及,但是不等于它们不存在,更不能以“屈原曾放于南楚沅湘”为由,而否定它们。即便“屈原放于南楚沅湘”是已经取得共识的问题,但只要有证据,这也是可以质疑和讨论的。因为“流放郢东”,在屈原作品中有内证,在刘向《九叹》、王逸《章句》中有旁证。请看:

  1)、屈原作品中的“东迁”与“南征”。
  《哀郢》曰:“方仲春而东迁”,“今逍遥而来东”,“背夏浦而西思兮”
  《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屈原在《哀郢》中一再强调“东迁”、“来东”和“背夏浦而西思兮”,这是夏浦在郢都以东的确证。相反《哀郢》中并没有放于“江南沅湘”的任何线索。屈原作品中的“济沅湘南征”与“今逍遥而来东”,两者不是一地,是显而易见的。

    2)、王逸的“徙我东行”与“南郢沅湘”。
王逸注《哀郢》说:“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3《楚辞补注》](P132)。王逸这里只是把顷襄王之事,错定为怀王,其“徙我东行”等解释还是可取的。王逸注《九歌》则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哀郢》的“徙我东行”,与放逐“南郢沅湘”并没有人证明它们是同一个地方。

     3)、刘向的“去郢东迁”与“南郢沅湘”。
刘向《九叹?离世》有:“去郢东迁余谁慕兮,……顾瞻郢路终不返兮。”[3《楚辞补注》](P288)这“去郢东迁”就是《哀郢》的“去故乡而就远兮”,“方仲春而东迁”。 《九叹·思古》中“回湘沅而远迁.……还余车於南郢兮”[3](P307)或许可与《涉江》篇之场景对应。《九叹·远游》的“见南郢之流风兮,殒余躬於沅湘。”[3](P311)当与〈渔父〉“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相合。可见《九叹》中的“去郢东迁”与“南郢沅湘” 两者很难说是同一个地方。(按:《九叹》是文学作品,其叙事并不都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地分析理解其意,而不要被它颠倒错乱的叙事所迷惑。)

3、“东迁之地”不在安徽、江西。

《哀郢》中描述的屈原流亡终点,是离夏浦不远的浩淼大江之边。而蒋骥的安徽“陵阳”和赵逵夫的江西“陵阳”,都是在远离浩淼大江的山区,与《哀郢》之描述不符。而且《涉江》中也没有从安徽“陵阳”或江西“陵阳”到“鄂渚”成百上千里“舟行为便”的描写。可见,安徽“陵阳”说和江西“陵阳”说难以成立。

(三)、《哀郢》不是哀“郢都沦陷”

或曰:《哀郢》是记“郢都被秦军攻破,顷襄王迁于陈城之际,屈原随民众一起迁徙流亡。”——此论同样站不住脚。

1、“郢都沦陷”论与《史记》与《哀郢》均不符。

首先,讲不通《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P627-628);讲不通《太史公自序》:“怀王客死,兰咎屈原”。[6](P949)楚襄王三、四年屈原已被“顷襄王怒而迁之”,后来又流放到沅湘溆浦。有什么依据说郢都沦陷前屈原还在郢都呢?这不是与人们所说的屈原后期流放在江南矛盾吗?

第二,与《哀郢》诗文不符。“郢都沦陷,顷襄王迁于陈城”与《哀郢》之“东迁”夏浦~鄂渚不符。也讲不通“至今九年而不复”。若是“郢都沦陷”,其后“沅湘”也成了秦人的领地,屈原如何能去汩罗自沉呢?

第三,郢都沦陷“楚襄王……东北保于陈城”,那么“楚国君臣、郢都之难民”,逃亡的终点当在“陈城”。《哀郢》流亡的终点不是“陈城”。说明“东迁”不是因“国都沦陷”而逃亡;而是屈原遭“弃逐”,而流放到郢都之东的“夏浦~鄂渚”。

第四,从“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来看,屈原流亡时“州土”而还处在“平乐”状态,并没有“郢都沦陷”楚国君臣东逃“保于陈城”的迹象。


王逸说得对:“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馅,思见君而不再得”[3《楚辞补注》](P137)。

2、假若“郢都沦陷”,实际的“流亡”者是谁呢?

假若“郢都沦陷”流亡的只能是“弃郢东迁的顷襄王君臣”。底层的人民是不可能出现在“難民”之中的。他们没有船、没有车马没有条件逃亡。他们没有钱财,逃出去也要饿死。从文献记载来看,战国之时的战争,并没有战败方“人民”大量逃亡之事。

只有“非罪而遭弃逐”的屈原,才与家室“离散而相失”;在被“顷襄王怒而东迁”的情况下,才有“楫齐扬以容与”的“徘徊而不忍去”。正因为屈原是被“弃逐而东迁”,所以在总撮词旨的“乱”中,才强调“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而无任何郢都陷落的暗示。

可见《哀郢》所记不是“郢都沦陷”时的逃难,而是顷襄王初年“怒迁”屈原。

3、“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之解

先回顾一下。约在楚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诗人面临“忠贞致祸,受谗被疏”的第一次打击,激动万分、“呼天抢地”写下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乡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现在楚襄王当政了,屈原再度蒙冤“非罪而遭弃逐”。诗人在悲愤激动之余,写出了“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惜诵》)。《哀郢》开头这四句与《惜诵》的描写有相似之处。 古代,貴族才有姓氏。诗中的“百姓”当指屈原之家族,并非今日之“老百姓”。诗文“民离散而相失兮”之“民”,乃屈原自称,而不是指现今之“人民”。故这四行诗可译为:“老天爷啊反复无常,为何叫百姓受罪遭殃?让我与家室从此离散,当仲春被弃逐要去东方”。这四句也与“郢都沦陷”无关。

总而言之,《哀郢》是屈原“无罪遭弃逐、九年不复的哀思”。与“秦兵破郢”、“郢都迁陈”无关。

三、《哀郢》写于《涉江》之前

1、《涉江》流亡的起点与《哀郢》流放的终点相合。

《涉江》中“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是写从江北“济江”到鄂渚。其“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佪兮”。是说从“鄂渚”走陆路往湘,渡湘江后“乘舲船上沅”,最后到达终点溆浦……。前文己论证《哀郢》流放的终点在夏浦~鄂渚江北。《哀郢》流放的终点,正可与《涉江》流亡的起点相符。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说明屈原去“溆浦”,是因为遭受流放被迫而行,而不是屈原自主的行动。同时反映出屈原认清了襄王之面貌后,抛弃了幻想,不管流放到多么僻远之地,也都无所谓了。

2、从屈原的心情变化看。

《哀郢》对于楚王,除了批判、抱怨之外,还存有幻想。其“忧国之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还停留在抨击“小人高升,贤能疏放”上。从“哀见君而不再得”看,屈原对楚君还有幻想,还有不能割舍的君臣之情。从“冀壹反之何时?”看,还存有等待朝廷复召,“冀幸君之一悟”的希望。

而《涉江》篇的“忧国之词”,已经是:“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哀叹朝政昏乱无可挽回了。“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联想前世就是这么样了,我又为何要抱怨当今的人?我打算守持正道而不犹豫,必然会更加晦气而了此一生。”——表示他对楚王已经澈底绝望了。 屈原“从历史上寻找自己人格和命运的”类似人物,是伍子胥、比干等,把楚王比作殷纣似的暴君了。

《哀郢》与其后的作品(《涉江》、《懷沙》、《悲回风》等)情绪和心态不同,还表现在后期的诗文虽然忧郁、哀伤,但是,再也不提“重回郢都”了。

毛庆先生说得对:“《涉江》则不一样了,诗人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明知自己后半生境遇悲惨,而坚持高洁情志决不动摇!”[10《论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想及整理》《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P13)

可惜的是,毛庆先生将“《九章》各篇的排序为: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悲回风,怀沙,惜往日。”[10](P14)说:《涉江》“是屈原由汉北被放至江南的作品”;《哀郢》“作于《涉江》之后。”[10](P13)毛先生的这个“排序”,不好解释 屈原是怎样从《涉江》的“沅江溆浦”,回到《哀郢》的始发点郢都的?不好解释 屈原是怎样从《哀郢》中 郢都以东的流放之地(陵阳?鄂渚?),来到《怀沙》中的“沅湘”之地的?不好解释《哀郢》中对“回郢都”还抱有幻想,而《涉江》则“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这个心情变化的。可见,把《哀郢》排在《涉江》之后,“明显与文本的精神和情感内容不符”。背离了毛先生要“将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到文本自身、放到内证、放至整体思考上来”;要“从各篇的内在联系进行探索”的主张。

四、《涉江》简析

(一)《涉江》的情节。

《涉江》是屈原受到楚襄王的“逼逐”,从鄂渚流放到更僻远的沅江溆浦的南行记。此行与〈離騷〉中的“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之路 相仿佛。传说中葬舜的南湘苍梧(九嶷山),离沅江上游的溆浦不太远。《涉江》中,屈原为这次痛苦的南行之旅,作了一个遐想神游的开端:“……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从“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高处,突然跌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的现实。

杨义先生对《涉江》情节的描述相当精彩。简叙如下:

《涉江》的开端,时间跨度由幼及老,空间跨度自俗世达到昆仑,其游仙幻想的奇伟开头令人叹为观止:奇异的服饰,象征独立不群的高尚德行,带长铗、被明月宝璐,用来沟通天地之精神。“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展示诗人的“重华情结”。“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的昆仑幻想,抒写着一种远离尘俗而与天地精神相通的高洁追求。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将济乎江湘”,一个伴帝舜登昆仑的奇才,却被流放“南夷”去伴烟瘴,这种强烈反差所产生的沉重的“哀”、所带来的巨大的道义和情感力量令人震撼。当读者与诗人一道走上涉江之路时,不能不景仰屈原崇高的身影。

涉江的出发点是武昌西南的鄂渚。先由陆路乘马车在山皋方林间行进,过湘水后必须弃车而乘船上沅。“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枉渚只不过是沅水在辰阳附近的一个小湾”,却用了整整一天。在《离骚》中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这种形容驰行神速的句式,此处却用来形容逆水行舟,迟滞难进,载不动许多愁。尽管如此,诗人对流放仍采取蔑视的态度:“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溆浦是这次流放的终点,地处沅水上中游。诗人进入溆浦后心神迷乱,连“要向何处去”都不知道了。迷乱的心灵,映現出的只能是迷乱的山水。诗人把自己沉重的感情渗透到山林的姿态、色调和云雾雨雪的气候变化之中。幻境中“游瑶圃、餐玉英而与日月同光”的诗人,却面对着山高蔽日、猿猴群居的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巨大反差所造成的语境压力甚至使诗人也不堪负荷,从而哀叹道:“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流放终点的沉重气氛,需要新的支撑点。历史反思成为诗人的理性归宿:“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诗人从历史上寻找自己人格和命运的范型,却是 伍子、比干式的灾难,接舆、桑扈式的狂狷。因此他半是嘲讽、半是预测地叹息:“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朱熹注:“乱,乐之卒章也。”乱辞的功能,可分总结要点、强调重点、宣发感慨和提升哲理诸种。《涉江》的“乱”“用吉鸟与凶鸟、芳香与恶草二元对立的形态,隐喻了朝政昏乱和价值颠倒。”——“鸾鸟凤凰一天天远离啊,留下燕雀鸟鹊在堂坛上筑巢。露申、辛夷这些香草香木,枯死在林野树丛中啊,腥臊之物一齐使用,芳香自然就无法靠近。”[《〈涉江〉的诗学结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03] P96-99

(二)、鄂渚的地望

应当在今湖北鄂州。需专文论证,这里从略。(见《“鄂侯”與“鄂渚”探源》)

(三)、淑浦的地望

潘惠先生说:「溆浦名县是在唐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在此之前,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始置义陵县。《水经注》云:“辰阳之上义陵县境内有‘序水’。”《元和郡县志》云:“溆浦本义陵县地,《离骚》入溆浦余擅徊兮’即此也。’,看来唐初改义陵为淑浦是因为有“序水”。淑浦之名出于唐,说屈原《涉江》中的溆浦“即此也”,实为臆断。两者相距九百多年,九百年前的屈原,能知道九百年后的溆浦县吗?」[12《屈原〈涉江〉“辰阳”“溆浦”地望考释》《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P140)

史籍失记的地名太多了,現存文献中溆浦之名出現很晚,不能作为否定屈原《涉江》中“溆浦”在今溆浦附近的理由。

在《涉江》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重华葬于九嶷,离溆浦不远都在沅湘上游。《涉江》中流放的路,与想象中的“与重华游”、《离骚》中“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走的的路线相近。

《涉江》:“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这是屈原“入溆浦、独处山中”的确切描述。潘惠先生把它误读为:「《涉江》云“入溆浦余擅徊兮”,细品诗意,它是指屈原准备去溆浦而又踌躇不决、欲入末入、拿不定主意的情形,而不是指去溆浦的路上艰难前行的状态。实际上,屈原根本就没有去辰溪溆浦。」如此“细品”,与原文之意相差太大。

溆浦,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商、周一直有人类居住。1988年在溆浦 马田坪乡高低村发掘的2号墓和9号墓是春秋晚期楚墓[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溆浦县高低村春秋战国墓清理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5集,《求索》增刊,1989年,第47、48页。]

西汉义陵城位于溆浦马田坪乡梁家坡,北临溆水,南依山丘。城址平方呈长方形,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50米,残存夯土城墙高3米,宽4-7米,南边护城河遗址还清晰可见,并由西向东注入溆水。从城内土层中采集到的绳纹灰陶罐、绳纹灰陶扁足、豆等文物和城址附近的楚墓分析,该城应始于战国中期。現存古籍中虽然失载“战国时代”此楚城之名,但是,它在溆水之边,就是《涉江》之“溆浦”的可能性较大。

此“湘西溆浦”至少还有唐初定名的溆浦县,和《元和郡县志》云:“溆浦本义陵县地,《离骚》入溆浦余擅徊兮’即此也。”的记载。以及溆浦之地“战国中期”已经建有“楚城”的考古资料。如果“湘西溆浦说”“实为臆断。”那么,潘氏之“溆浦……应是武陵、汉寿两县交界处的南部山中”(P141),这个在历史上连影子都没有的“溆浦”,又算是什么呢?

注释:

[1]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12)
[2]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10月
[3]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
[4]张汝舟《再谈屈原的生卒》《文史哲》总57,1957年5期 (P11-19)
[5]陆侃如、高 亨、黄孝纾《楚辞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4月。
[6]《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8日叶晨晖文
[7]潘啸龙《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03期
[8]陈蔚松《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 01(P25)
[9]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P101-102)
[10]毛庆《论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想及整理》《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 P4-16
[11]杨义《〈涉江〉的诗学结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98.03  P96-99
[12]潘惠《屈原〈涉江〉“辰阳”“溆浦”地望考释》《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P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