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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拍摄
1970-01-01 08:00
——记美国首席女摄影记者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
当北约的第一枚炸弹投向南联盟土地上时，美国女摄影记者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正在拍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难民潮。自1991年以来，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一直在巴尔干半岛负责报道该地区事件。为此，她当选为《美国摄影》杂志1999年首席摄影师，同时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授予她1999年ICP奖。——编者
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被要求拍摄北约轰炸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那第一晚的情况。她同两位同事不得不呆在旅馆房间里，通过窗户拍摄。因为在街上太危险了，但在呆在室内，情况仍然令人捉摸不定。全副武装的塞尔维亚警察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在旅馆周围，不时冲进房间对记者进行搜查。“所以我们只能不停咳嗽，以掩盖照相机快门发出的声音，”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说，“我们知道这些家伙能听到我们。”
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和她的同事意识到他们遇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五名粗暴野蛮的塞尔维亚人冲进他们的房间，他们经历了记忆中最惊悚的遭遇。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说：“他们把我推到床上，一支枪指着我朋友的头，拿走了我们所有的胶卷。我想如果他们不是一进门就朝我们开枪，我们就是安全的。”除了这一点外，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最担心的不是安全的问题，而是担心这些人抢走她的相机。幸运的是，这些人搜查了几间房间后，只拿了几卷曝光的胶卷后就离开了。“他们一离开，我们就锁住房间门，拿出相机放在窗户上，”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说，“我们不得不进行工作。只要相机一拿到手中，只要有拍摄的题材，你就得拍摄。”这就是摄影记者的第一原则：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忘记拍摄。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照片是否能交流思想，传播信息。布朗特的照片做到了这一点。这些照片以平铺直叙的风格和富于感染力见长，照片表现的感情丰富但不矫揉造作，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不主观，并且布朗特确实用自己的镜头捕捉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所有的这些，使37岁的布朗特当选为《美国摄影》杂志1999年首席摄影师。
巴黎出生的布朗特已从事摄影工作有二十年了。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坚持走摄影这条路。她的父亲皮埃尔·布朗特是巴黎著名的摄影记者，为《生活》杂志工作了二十五年；她的母亲安妮·布朗特是巴黎COSMOS图片社的负责人。他们因为摄影这一行当的艰辛劝说自己的女儿不要进入这一领域。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说：“我父亲说摄影不是妇女应该干的工作。”所以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先进入艺术学校学习绘画，以艺术家的身份进入社会。但是在1989年，她突然放弃绘画，拿起相机，决定干她想干的事。凭着天赋和运气，她的作品很快受到注意，并且被西帕图片社聘用。
1991年，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在南斯拉夫陷入动荡局面的前三个月被派到南斯拉夫。尽管起初她并不愿意去，但西帕的总裁戈科辛坚决派她去。他告诉她：“这个国家因为诸多原因，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焦点，去做一项像《国家地理》杂志故事一样的工作吧。”当随后发生的武装冲突时，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是在南斯拉夫为数不多的几位摄影师之一。
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从不希望拍摄战争。在她去南斯拉夫前，亚历山大德拉·布朗特拍摄像日本艺术收藏家这类题材。当斯洛文尼亚准备1991年6月宣布独立时，FIGARO杂志派她去斯洛文尼亚。一天后她就站在卢布尔雅那（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布满南斯拉夫军队的街道上了。她说：“西帕图片社给我打电话并且说：‘嘿！不要害怕。我们马上派鲁克·D和所有从事报道战争的人员帮助你。’因为我不能单独面对这一事件，对吗？我非常害怕。但我不想离开，因为我想，如果我现在离开了，他们将不会再派我去从事类似的报道。所以我没有吭声，并且留下来了。”毫无疑问，布朗特最终成了一名战地摄影师。
离开斯洛文尼亚后，她又去了克罗地亚，报道那里发生的一系列灾难。然后，她返回了美国，做了一年以前的工作。她说：“我真的被吓坏了，没有人鼓励我坚持下去，22位记者在报道这场战争中牺牲。”
这个时候，布朗特已非常关心巴尔干的局势。1993年当波斯尼亚发生冲突后，她又到了那里，报道被包围的萨拉热窝和莫斯托。这样，她的简历读起来就像现代灾难的备忘录：从分裂的南斯拉夫到Shetland岛的种族屠杀；从报道德国种族主义到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1995年，她55幅反映前南斯拉夫的作品在法国举行的Visa L‘Pour新闻摄影节上展出。
1998年她又返回南斯拉夫，《时代》杂志派她去科索沃报道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不断升级的冲突。年末又奉《新闻周刊》之命去报道冲突扩大后的难民情况。她绝没有想到在六个月中她拍到了欧洲50年中出现的最大的难民潮。她说：“在科索沃解放军没有形成规模前，并没有真正要拍的战斗场面。能拍的只有难民和葬礼。”她的同情心在照片中表露无疑。1998年布朗特因其卓越的成绩获得两项大的新闻摄影奖——巴黎竞赛报的大奖和法国新闻摄影节的visa d‘Or奖。
她在工作日记中写道：“当灾难最终降临科索沃时，我已有在战场上的丰富经验了，我初涉战场的热情已经消失了，但我凭借某种信仰继续报道危机。从那时起我越来越不能忍受发生在我眼前的灾难。”
今年1月奉《时代》杂志之命重返科索沃时，她学会了更多的忍耐。在突然接到驱逐北约各国和马其顿的记者的通知时，她已在科索沃呆了二个月后，。随着事态日益恶化，难民潮涌向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到4月，大约60000人滞留在马其顿和科索沃边境，不得不露宿野外，仅以少量的食物和水维持生活，并被武装的马其顿军队包围。
马其顿军既不允许难民出去，也不允许记者进入。所以布朗特和其它摄影师不得不乔装打扮化妆成难民躲过军队的检查。布朗特说：“为了应付检查，我们尽量看上去很虚弱。我们把照相机用塑料包起来，藏在身上。同行的其它摄影师也是这样。”当一名军官赶他们走时，他们已经在难民中从上午5点到下午4点拍了整整10个小时了。
几天后，马其顿军队开始驱使难民去临时难民营。布朗特震惊地发现难民营根本不能居住。午夜，马其顿军队强迫剩余的45000人上汽车，把他们带到指定的地区。“这是相当奇怪的事，”布朗特说，“没有一个人留下来。”
这段时间，布朗特身心都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程度。她的工作从下午5点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包括胶卷处理，扫描底片，传送照片。她不仅给自己的图片社传照片，而且有时直接给《时代》、STERN和《巴黎竞赛报》传，因为这些杂志也给她布置了任务。“因为我们看到的事是如此令人心痛以致拍照都相当困难，”布朗特说，“你越呆的时间越长，你就越被环境影响，因此拍照就越困难。”
不管困难与否，布朗特知道她必须完成所做的工作。像每个优秀摄影记者一样，布朗特具有博大的胸怀和顽强的性格。她知道如何拍摄我们称之为新闻的灾难。尽管在某些范围内，新闻摄影的重要性显得次要，但是布朗特向我们展示了从人的角度见证历史的发展是多么有意义。
 
原 作 者: 卡罗尔·斯哥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