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平板输入法切换:“社会主义”来自哪里？来自这里！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用倒推的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件大事；但在当日，这场十余人的秘密聚会，与彼时中国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相比，其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理解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热衷，就不能真正理解此后历史的奇异走向。

    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

    国人最早了解“社会主义”的途径，是日本，而不是西方。“社会主义”于1850年代在西方兴起；1870年代，日本人福地源一郎首创用“社会主义”来翻译“Socialism”；到188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已通行日本，“下至普通学生，上至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乃至前总理大臣，几乎都对社会主义的主张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但直到1900年，“社会主义”一词才被引入中国。

    此后，中国知识界，上至梁启超这样的名学者、孙中山这样的名革命家，下至普通留日学生，高谈社会主义蔚然成风——1902年，梁启超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903年，孙中山也公开声称：“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留日学生邹容则说，他现在当务之急要鼓吹的是社会主义了，而不再是消灭满人，社会主义将成为他今后写作最重要的主题……

    社会主义成为国人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在社会天翻地覆，政局朝秦暮楚，民生颠沛流离的民国初年，“社会主义”之所以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与国人强烈的“越级进化”期望有莫大关系——自接受“进化论”以来，中国知识界曾一度以为，按照社会进化的原理，中国目下的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快步进入资本主义；这种认知不过维持了十余年，就被留日知识分子们集体推翻了——通过日本这个中转站，留日知识分子们了解到西方知识界对资本的批判，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种批判的内容，正如严复所总结的那样：

    “欧美之民，其今日贫富之局，盖生民以来能未有也，富者一人以操之金钱以兆计，有时至千万亿，……乃不谓文明之程度愈进，贫富之差愈遥，而民之为奸，有万世能未尝梦见者，此宗教之士所以有言，而社会主义能以日盛也。”

    西方的这种反思，对做了许多年强国梦而不得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是莫大的利好消息——既然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实有着造就巨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弊端，必须用社会主义拯救之，那么一直在苦苦追赶西方的中国，就应该明智地规避掉这一弊端，越过西方的这段“进化弯路”，如此，不但可以实现强国梦，而且有机会赶超西方，坐上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头班车。

    知识分子们这种“越级进化”的心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必不可少，但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需辅以社会主义，防止社会出现西方式的巨大贫富差距；一种则认为不妨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两条进化路径的争论，贯穿了1900-1949年的整个近代史，甚至与到了1950年代，国家最高决策层关于是否还要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争论，其实质，也仍然是上述两条进化路径的争执——无论争执如何，在1920年代，在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社会主义”已然取代了“资本主义”，成为了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知识界名流全都在谈论“社会主义”

    在19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流行到了何种程度？不妨以严复、梁启超、孙中山为例，看看当日的知识界名流们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此三人，一为改良派知识分子领袖、保守的进步党党魁（梁启超）；一为革命党领袖、激进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而严复的“进化论”启蒙，则同时改变了改良、革命两派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观察社会主义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以此三人为例，最合适不过。

    【严复：西方资本主义在解决贫富差距上没有办法】

    严复用《天演论》引入了进化论，也引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二者都彻底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进而又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路径的选择。中国知识界 20年代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也与严复有深刻的关系。

    严氏本人未曾信奉过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所知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严氏在强烈的“越级进化”愿望的驱使下，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做出批判，1901年，天津《直报》刊登严氏的《原强（修订稿）》一文。与1895年刊发的《原强》相比，修订稿在内容上有大幅度的增改。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中对西方的批评：

    “夫自今日中国而视西洋，则西洋诚为强且富。顾谓郅盛极治，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亦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来，西洋……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

    严复感慨说：幸好西方国家的政教“以平等自由为宗旨”，所以强豪虽盛，但尚无强横奴役之风，但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则是“虽欲平之而终无术矣”，可谓毫无办法。 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批评，与西方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大致同步。这种批评，意味着在20世纪初年，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发生了某些转变。自严复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西方社会决不是人类文明进步链条中的终极盛世形态。稍后一些，孙中山也有类似的言论：“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民族极乐之乡也。”

    【梁启超：社会主义精神是一定要的，实行则还为时过早】

    1918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此行使其思想发生巨大转折。梁氏此行的目的，本是为了考察欧洲物质文明之繁盛及其背后的原因，但稍后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一书，却充满了对欧洲物质主义破产的感慨和反思。一战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民众的潦倒困顿冲击了梁氏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战后欧洲学界流行的“西方因物质文明过盛而趋向毁灭”的“反思”，更加剧了这种冲击。梁氏终于转而成为欧洲工业文明的批判者：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今天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破产的同时，梁氏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已经支撑了两年而未倒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梁氏说：

    “各国时髦政治家公认为无法无天的过激派列宁政府，报纸上日日咒他夭折，它却成了个不倒翁，支持了两年，到今日依然存在。……不管（苏维埃政权）将来结局如何……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

    梁氏如此定义自己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

    但梁氏并不赞同在中国立即实施社会主义：“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我的意见，提倡这种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固有的。……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

    【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

    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与孙氏同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孙逸仙，他不是个学者，他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孙氏对社会主义兴趣的由来，除西欧之外，也有“东洋传统”——1903年，孙氏流亡东京，曾与日本《共产党宣言》译者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过意见。同年，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氏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要求加入第二国际，请求第二国际“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并“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后来的一封致第二国际的书信中，孙氏恳切地请求：”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学习资本主义文明迅速转向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孙中山的转变，其实代表了20世纪最初20年里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就是：知识分子们不但希望赶上欧美国家，完成救国的重任，而且希望一劳永逸地超越欧美国家，完成强国的使命。孙氏说：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像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

    孙氏认为靠“社会主义”可以使中国实现这一“驾乎欧美之上”的目标，因为欧美资本的弊病，必须靠“社会主义”来拯救：

    “现在欧美两洲，像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专制，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

    但与小部分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同，孙中山反对废除私产和搞阶级斗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段话中就明确表示，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氏认为，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

    【改良、革命两大阵营的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兴趣浓厚】

    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有一个庞大的进步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张东荪、张君劢等等；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则是一个庞大的国民党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胡汉民、张继、吴稚晖等等。前者总体上是改良派，后者大致上是革命党。这两派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都对社会主义有这浓厚的兴趣。

    进步党的“二张”，均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张东荪既写文章谈《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又极力反对在现时段以革命的方式搞社会主义；张君劢则极力呼吁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应效仿德国，而不是效仿俄国；而在1919年9月1日，进步党改良派知识分子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公开发表宣言文章，宣称世界由封建专制而至资本主义再至社会主义，是一个必然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面对第三种文明即将到来，处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的中国人，决不应当再提倡资本主义的文明，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的工夫”。

    国民党的胡汉民，1920年7月在广州“市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叫做“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课程；张继、吴稚晖则一度成了另一支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在1917年1月4日，刚刚经孙中山改组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在其机关报《民国日报》如此公开倡言：

    “科学的社会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理_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虽然时至今日，“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有着特殊指向的名词，但在当日，信奉各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曾以为自己所信奉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此外，还有许多同时横跨进步党与国民党、横跨改良派与革命党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深受社会主义影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李大钊，后来成了革命党；再譬如曾是进步党成员的蔡元培，后来也成了革命党。二者都曾一度尝试过搞和平的社会主义实践；甚至于连周作人这样无法归类的人物，在1920年代，也曾积极将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村主义”引入到中国来。

    国民党人冯自由在1919年，曾如此描述他所感受到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市场有多大：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最时髦的名词”，这几个字，其实恰恰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的弊端而兴起社会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会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自严复“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很快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后来终于成了“共产主义”。

    【一个粗糙的数据统计：80%的报刊在谈社会主义】

    据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统计，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中的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1922年间，共计约280中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国民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产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1918-1922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会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也不得不开始谈社会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宣言：只要“社会主义改良”，而坚决排斥“社会主义革命”】

    与1921年中共一大的召开对当时的知识界几乎毫无影响相比，1920年9月，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以及张君劢等主张改良的知识分子群体，所共同拟定的“公定之趋向”十六条，作为改良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观的集大成者，对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可谓极为深远。十六条内容如下：

    1、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2、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3、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4、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5、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6、军事上取消极自卫主义，且为适合世界新潮，应取兵民合一制度。

    7、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

    8、地方自治，应由各地方自动制定根本法以守之。

    9、闰民的结合，应实行地方和职业同时并举。

    10、社会之生计，应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力求实行分配平均之法。

    11、生产之事业，应于分配平均之际力求增加之。

    12、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本，故应于地方根本法中规定强迫教育。

    13、劳动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国民有劳动之义务。

    14、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皆应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采择。

    15、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为国民进步之障碍，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应进行忠实深刻之研究。

    16、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有整顿发扬之责任。

    这实际上是一份改良派的“社会主义宣言”。“宣言”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了一体，企图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梁启超们的这十六条，按照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的理解：“然而，这样主张的结果，岂不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了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梁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

    为什么只要“社会主义改良”，而坚决排斥“社会主义革命”呢？梁氏说：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这会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

    严复，1905年拍摄于伦敦。正是在1905年前后，严复了解到了西方正在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严氏关心社会主义“倡平等，重民生”的理念，并将之对应于中国墨家的“兼爱”，说：“至于墨道，则社会主义。”

    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游欧，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明确好感，但又对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表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不认为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晚年的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将其区分为温和、激进二端，推崇改良的梁氏，对温和一派“绝对表同情”，而排斥激进一派，自是情理之中。 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期间，梁启超曾在舆论上极力批判共产党在农村实施的激烈革命，视之为洪水猛兽。

    1911年6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这年11月，孙氏因辛亥革命自法国乘船回国，途中发电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12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宣布：“吾党之责任不卒之于民族主义，而卒之于民权、民生主义。”次年，孙氏辞去大总统职务，社会上对其离职后的去向猜测纷纷，南京专使蔡元培曾就此答记者问：“（孙总统退职后）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总统尝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当提倡社会主义。予意孙总统或将为社会党之首领乎。”在此前后，孙氏本人也曾多次声言：“余实为社会党人”、“余固一热心社会党人”。

    中国首个社会主义政党党魁江亢虎。关于江氏在19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地位，刘师复曾如此评价：“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其创立的“中国社会党”，一度号称党员达数十万人，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早年也曾是“中国社会党”党员。江氏早年提倡无政府主义，1924年曾坚决反对孙仲山联俄，称“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苏俄）国必亡”，晚年则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

    蒋介石的理论智囊、中共宣布的所谓“第十六号战犯”戴季陶。1930年2月，李立三曾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瞿秋白也说过，国民党的“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戴季陶自己也曾如此说过：“讲到共产主义，便以为是马克思的独占，一讲到马克思，便以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独占，这一种浅薄而错误的观念，只有限于中国共产党中毫无学识经验的人们和中国的反共产主义者。”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戴氏说：“我们要养成劳工的斗争劳力，要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有力的民众组织，同时要避免阶级斗争的恶果”。连戴季陶这般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热衷者，可见19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界覆盖范围之广。

    张东荪。曾全程参与组建中共的张申府晚年回忆：“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张氏之所以拒绝与陈独秀一起组建共产党，与其对社会主义的特殊理解有关，按张氏的理解，社会主义绝不单单是打土豪分田地解决物质分配的不平等那么简单，它同时还是一种新的“友爱互助”的精神文明建设，若没有这种精神上的建设，恐怕连物质上的公平都做不到——“譬如中国人听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便疑心是主张贫民抢夺富人的财产，独身者奸占有夫的妻子，社会主义中固然有主张共产的，也有主张废除婚姻制度的，但是他有一个极重要的前提：就是须知社会主义的道德与现在资本主义的道德完全不同。必定有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方能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在1919年那篇著名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中，张氏说：“须知现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大家非大注意不可的。这就是普遍的生活困难。在乡村因为生活困难，遂跑到都市，在都市依然是生活困难。所以在这个普遍的生活困难状态下，无论甚么主义必定都变了抢饭吃的手段，不单是社会主义有这种危险的。”

    民国学人、所谓“第43号战犯”张君劢。张氏对社会主义有深入研究，曾极力批评俄式社会主义：“吾辈既言社会主义，自当承认社会主义之所谓幸福；而所谓幸也福也，自不能无决定之人，……如曰幸福决于民意，不决于一二人，则吾以为蓝宁（即列宁）之民意机关，不合于吾上举之二标准。彼之所谓幸福者，犹是蓝宁一二人之所谓幸福，而全俄民意之所谓幸福是否在此，吾未之敢信焉”。

    结束语

    关键词：社会主义 知识分子 共产党

    1920年代这场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热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历史日后的走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例：

    这个组织是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决心置身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它的基本成员是国民党中上层政治军事领导人、社会名流与少数原来的共产党人，比如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李世璋、邓初民、彭泽民、谭平山等人。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初，即明确宣布：

    “中国革命终究的目的，不是在乎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乎达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该组织曾在12个省市建立过自己的组织，出版过6种以上宣传革命的报刊，最多的报刊一度发行到50000以上。它所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曾在全国18个城市建立过分会或特别支部，影响黄埔学生达5000多人，占当时整个黄埔学生总数的50%之多。

    在观察整个1930-1940年代，大批知识界名流如李公朴、黄炎培积极抨击国民党而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时，不要忘了，这些人在1920年代，都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当1949年到来，大批的国民党要员和知识界名流如章伯钧、张东荪等，选择留在大陆时，也不要忘了，这些人在1920年代，都曾集体热衷于“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或许没有人比梁启超看得更清楚：“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百年已过，回顾当日社会主义热潮之初衷的同时，今人也不妨试问一下“公平”二字之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