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用同花顺交易安全吗:记者不是单纯的记录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22:25:33
首先很感谢给我提供了一个和年轻人交流的机会，而且地点又在我的母校湖北大学。我是1983年从这所学校的中文系毕业的。转眼近20年要过去了，如今站在这里面对当年和我同年龄的同学们，我感到非常亲切，在你们身上我看见了我年轻时候的影子。但是，我并不奢望时光倒流，因为人都是要成长的，而且还会走向衰老，这是个必然的过程。如果说人可以永不衰老，那么这所学校的课堂上也永远不会坐着我和你。
走出校门后，我当了一年中学语文教师，后来又到媒体工作，如今在武汉晚报做了近19年的编辑记者，虽然不能称作好记者，但毕竟算个老记者了。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学可能都有当记者的愿望，我就谈谈自己做记者的一些粗浅感受，和大家一起探讨今天的记者该怎么做？
当记者就要捕捉新闻写报道，就像厨师每天演奏锅碗瓢勺交响乐，这个行业没有什么神秘感。也许和我自小在报社的环境中长大有关系。当我走上新闻岗位以后，我觉得自己不过在重复前辈做的那些活儿。曾经有位新闻老前辈感叹地告诉我，他干了一辈子总结出四个字“新闻无学”。当时我听了很有点悲凉，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从文字要求上讲，新闻的确不需很高的写作技巧，只要你懂得了新闻的几个必要要素和掌握了一种倒金字塔写作方法，就像掌握了一个处处可套用的数学公式。我甚至相信五年级的小学生也可以轻易地掌握这个公式，而且能熟练地运用它。在报社的时候还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事，省市级乃至国家级新闻大奖会被到报社实习不到一个月的大学实习生拿走。新闻奖给刚到报社工作不久的年轻记者拿走，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记者还被教导在新闻写作中要尽量地删去形容词、删去“自以为生动”的描述，留下一篇干巴巴没有任何文学色彩或感情色彩的官话套话行话，和工作报告没有什么区别。还被称之为新闻写作的最高境界“文字干净”。即便你写的报道丝毫没有影响新闻事实的准确性，但是别人依然认为那些生动的语句都是该挤出去的“水分”。当你将青枝绿叶的文字删成一根酷似水泥杆似的东西，别人说这个感觉就找对了。而我坚持认为，除了对新闻事实的虚构和对新闻人物主观的心理刻画，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可以运用在新闻写作上的。新闻也应该和一切文字作品一样具有美学上的意义。
我“出身”于中文系，文学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每当我要写新闻的时候，打个夸张些的比方，要将自己还原到小学时还没有学作文课的那个阶段。然后将这多年学到的那些“优美”的词汇，从笔下过滤出去。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何况你还要面对新闻评奖、职称评定等现实的问题，我甚至这样想，学理科的干记者应该最合适了。当然，理科也有不少文学修养很高的学生，即便这些人来干也会不适应的。
在写作的磨练中，很多当初与我一样想坚持初衷的人渐渐放弃了，甚至会反过来批评我愚笨的坚持，因为他们都在放弃中尝到了甜头，而且一旦沿着那些套路写顺了手，写报道就成为很轻松的事情。何乐不为？不瞒大家说，我也尝试过放弃，那些在我看来枯燥无味的文字，发稿还很顺利。但我面对将被永远定格在报纸的这些方块字，脸上就发烧。我终于无法改邪归正，仍然按着自己的爱好写下去。庆幸的是，如今新闻的写作风格的多样化虽然没有得到很充分的肯定，但已得到愈来愈多的包容。在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风格中，读者能找到我自己。
其实新闻写作的多样化风格即便不遇到记者个人的挑战，也要遇到电视媒体的严峻挑战。电视新闻可以将新闻的第一现场直接反映给观众，特有的视听效果，产生强烈的新闻冲击力。纸媒体的记者也将不得不依靠生动的文笔再现新闻现场描述新闻人物。
当然，要写一篇好新闻，决不仅仅是写作技巧的简单问题，新闻的形式也绝不能大于内容。好新闻其中复杂的因素，我
接下来我还想就我这几年重走郑和路的采访，谈谈新闻题材的选择问题。从2000年7月开始，我在报社的派遣下重走郑和路当年下西洋的路线，追访郑和船队的历史遗迹，采写这条航路上的现实历史。一个记者放下眼下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做，却去追访六个世纪前的一桩历史事件，是不是游离与新闻的本质和记者的使命？这个选题的确引起众多的非议。
什么是新闻？它的涵盖面应该是很广阔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媒体所做的大部分新闻报道仅仅限于正在发生的历史，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关注是很不够的。关注不够并不能说明昨天的历史就不应在新闻人的视野中。在跨度二年的海外追访中，我到达了郑和船队在海外登陆的18个国家，发现郑和下西洋历史时间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内，尤其在东南亚一带，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三宝庙”纪念中国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游人和香客络绎不绝。谈起郑和，华人都非常激动，纷纷主动为我当向导和翻译，帮助我采访郑和在海外的历史遗踪。采访中我才了解到，明代的这次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远航，既显示了中国强大的国力又奉行着平等友好的外交政策，有被移居南洋的华人视为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是他们与所在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文化象征。
采访中我还了解到，在我出发之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曾经追访过郑和船队的历史，在我采访途中，美国时代周刊也在策划重访郑和航线的报道，而台湾省的经典杂志也已在1998年沿郑和航线的部分国家作了追访，还出版了一本精美的书《海上史诗》，在海外反响极大。时代周刊起初以为我国大陆媒体没有关注此事，后来才知道我已走到中东，派人到处找我。当我回到国内休整等待下一站行程时，他们从香港打电话到我们报社，给我提了一连串的采访提纲。里面最刺痛我的是，他们问为什么中国一向不重视郑和下西洋这段重要的航海史。说实话，我们长期以来的确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郑和大航海比欧洲探险家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等要早近一个世纪，航海技术也是15世纪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二百多艘巨船，28000多船员，航海规模史无前例。就连当今的海军将领也感慨地说，即使今天的一支航空母舰编队出航，也不过七八千人。而15世纪初叶，中国已以这种阵势从印度洋驰过了，最远抵达了非洲。
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我回答他们，中国一向对这段历史是重视的，郑和的事迹写入了教科书，中国人是了解郑和下西洋历史的，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地方媒体记者能跨洋过海追访郑和遗迹，也证明我们的重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很了解这段历史吗？有个同行曾经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没到台湾，他说郑和当年收复了台湾啊。显然他将郑和与郑成功都没弄清楚。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西方有家媒体到中国来寻访郑和历史，特意询问遇到的中国人，世界上著名的航海家有哪些？很多人都回答有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西方人很奇怪，为何不提你们的郑和呢？
在千禧年的时候，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出版了一份千年探险图，列举了千年来世界最有影响的探险人物，郑和便列入其中，他是36位探险名人中惟一的东方人 ，还有西方媒体将郑和列入世界100位伟人之中。面对西方媒体对郑和的追访，我不由感慨万端，人家确定有一种全球性的新闻视野和宏大的历史眼光。我们现在没有实力和眼光去追访西方的探险史，但有责任聚集自己的历史人物吧！
新闻就是向人们提供和传播新的信息。历史同样是一座丰富的信息矿，有待我们探索求证的太多了。探索历史真相传播历史文化信息同样是媒体的责任。是的，物质欲望的躁动、急功近利的迫切，使人们关注今天和未来比关注过去要重要得多，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那些淡漠历史的人也不会永远如此。何况对历史的把握将使我们更清晰更理性地面对今天和未来，当我们将今天发生的一切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就会理解香港康凤凰台的著名评论员阮次山先生说的那句话：“一些不相关的事看似偶然的，但世界上的事其实是相关联的。”
我庆幸自己重走了郑和路，在世界媒体对中国这段历史的采访竞争中大陆记者没有交白卷，也为大陆媒体取得了话语权。
这里我还告诉大家一个遗憾。当我重走郑和路之前，曾经有个愿望想重访元代时马可·波罗路线。当年对丝绸之路的采访，也是日本人首先提出的，最后是中日两国共同完成，据说最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又准备与向康的凤凰卫视联手重走马可·波罗线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在这方面比别人晚半拍都不止，为什么如果我们先做了，又被很多人不理解？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比我前面讲的那个新闻写作方法的问题更让人痛苦。
如实说，我们媒体的采访设备的现代化已经完全与国际接轨了，有不少省市媒体的设备比某些外国国家级媒体还要先进，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和国际接轨的差不多。但是我们的新闻视野呢？
接着采访郑和下西洋这个话题，我再谈谈作为一个现代记者的业务素质。仅谈一点，要尽可能地多掌握一些操作各种采访工具的技能，做到既能写文章又能拍照片，还能摄电视片。我在这次只身赴海外采访的时候就尝到了运用各种采访工具、多形式地报道题材的甜头。
我本是报社的一个文字记者，出国时除了带上手提电脑，还带上了机械照相机、数码相机和微型摄像机。还得配备各种充电设备，各种型号的电池，还有大量的录像带和胶片，这些采访工具确实大大加重了背囊的重量，但采集的资料也更丰富些，尤其是那些图像资料，很大成都上弥补了文字报道的单一性，极大地增添了新闻的冲击力。
回国后我还将这些图像资料提供给电视台、摄影展及研究郑和的史学专家们。武汉电视台文化绿洲栏目根据这些图像资料再加上对我的采访，制作了文化系列专题片《风从中国来——范春歌重访郑和路》，该片一经播出在观众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应他们要求一再重播，还有不少人向电视台索要播出光碟。该片后来还在中国电视文化专题评奖中获得一等奖。回国后，我经常被要求去参加郑和国际研讨会，每次应邀在会上播放此片后，常常获得与会学者一阵阵掌声。虽然学界研究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几十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专家学者能亲赴历史发生的现场，当然不是学者们不愿去，大家知道搞历史研究的学者们的考察经费十分窘迫。我带回来的这些图像让人们第一次直观地目睹了那段历史的人文遗迹，怎么能不让读者和观众兴奋呢！
譬如，我在非洲肯尼亚一个叫帕泰的小岛找到一批传闻中郑和船队当年遗留下的船员的后裔。他们宗教信仰变了，语言变了，生活方式变了，连肤色都改变了，可是这些外形上和非洲人没有什么区别的“法茂”人仍然念着自己的祖先来自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如果单靠文字是无法形象地反映我目睹的人物和场景的，可当人们看见了照片和录像，便大大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通过这次运用采访设备以各种新闻手段立体形象地报道新闻题材所起到的效果，我坚定了将他运用下去的决心。特别是在纸媒体的记者的采访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仅有你一个人在事发现场，如果你有准备地带着各种采访设备，不仅能用文字记录，还能用图像记录下来，照片供报纸使用，录像送电视台采用，做到信息资源共享。仅仅传递文字，就浪费了信息资源。
重走郑和路中途回国时，我到北京办事遇到中国记协主席，还向他提了我的一些想法，是不是可以打破纸媒体与电视媒体间严格的分工壁垒，提倡报社记者也可以配摄像机，以便在电视台记者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录制新闻现场，然后供电视台使用。他对我的提议很感兴趣，认为是大可以鼓励的，当然在实际运作中还有许多现实的问题要面对。至于报社和电视台能否打破分工，也许是我想的天方夜谭。但作为报社文字记者多掌握些新闻报道的手段是大有益处的.
最后我想和大家探讨记者的新闻伦理问题。这是我在采访中遇到的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最早引发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我所经历的一次采访。那天我接到读者的来电，说武昌有个收废品的男子收购了几个民工挖地基的时候挖出的旧炮弹，他想将炮弹上的铜芯敲下来卖个更好的价钱，在使用锤子敲打炮弹时，炮弹突然爆炸，将他炸成重伤，现正躺在武昌某医院。这无疑对报社来讲是条很有价值的社会新闻。我第一感觉是得到新闻线索的兴奋，接着快速赶往那家医院，果然看见那个男子血淋淋地躺在病床上，他的两眼蒙着厚厚的纱布，脸部显然也给炸烂了，而且一条腿也给炸断了。
得到消息的不止我这家媒体，很多记者都像我一样围着搁在走道上的病床。那个伤者竟然还有点清醒，大家围着他七嘴八舌地问事情的经过，还问他后不后悔自己的冒失。可怜的人说自己懊悔极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报道中很重要的细节，电视镜头和摄影镜头也纷纷对准他的惨状，伤者自身的肉体疼痛加上作为“反面教材”被媒体聚光，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是个外来农民，人挺老实，被这个场景吓坏了，忍着痛苦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我当然也是提问者之一。他的弟弟在一旁气愤地说：“我哥现在已是这种惨状，你们为什么还不放过他！这不是催他死吗？”
记得当时无人理睬他的话，还认为他不配合采访。我们又追问他一些细节，他坚决不予回答。·但是我们还是从送伤者来的人的口中和伤者的回答中得到了采访素材。那天我们分别回到各自的单位发消息。我也急冲冲地写下了消息，发在第二天报纸头版作为偏头条，以此事告诫那些收废品的人引以为戒。
这只是我遇到的灾难性报道中的一件。我以为自己将这件事忘掉了，但是我不能，那位受伤的农民的痛苦和窘迫以及他兄弟的愤怒一直让我不安。我想到新闻伦理的问题。本来我们完全可以不惊扰本已痛苦不堪的他，侧面去向其他在爆炸现场的人了解情况，即便来到医院也应该首先对这个不幸的人致以慰问，并且不在他面前暴露记者身份，给伤者增添更大的甚至更神的痛苦。他的错只是在于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安全知识而已，而且他已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在报道中除了披露这个事件告诫更多的人避免伤害，还须追究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允许他开办收购废品的部门没有告诉他收购危险品应该注意的事项。
通过这件事我还追问自身，为什么对新闻报道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受害人的冷漠？我自认为是一种人道关怀的缺失。这件事已过去很多年了，我忘不掉它对我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我还在想，这位农民不知是否还在人世，是否会原谅我们那天的近似残酷的“执着”。
当然话题直到这里已不是一个新闻伦理的问题，它已涉及到我们对人的认识，对个体生命的态度，甚至对世界的态度。
今天的媒体竞争更加激烈，到处充满了对信息资源的拼夺，而那些突发事件尤其是灾难性的大小事件往往更能吸引新闻人的目光。希望我的这段采访经历能给同行以及将来与我同行的人一点教益。
以上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几点感受。拉拉杂杂，信马由缰。如何当记者，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只是想以我经历的一些酸甜苦辣和经验教训来说明，记者不是单纯的记录者。
最后，再次感谢大学给予我一个表述感受的机会，一个和年轻的校友们沟通的机会，也谢谢大家的热情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