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显示照片预览图:凌志军：人民公社制度的大同思想渊源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沉浮》，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5月下旬出版了薄一波撰写的一本书，《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作者说，他曾参与了经济方面的一些领导工作，所以对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和执行情况有所了解。还说，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失误比较多，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将尽量告诉读者，这些失误是怎样发生的”，以使我们今后的建设能够“以史为鉴”。出版社方面为此书的出版刊登广告，宣布他们“隆重推出”的这本书，是一本“重要著作”，书的内容不仅史料翔实，而且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我们党以往所经历的决策与事件中，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页。因为这个发生在农村里面的故事，并不仅仅为农民所独有。它所凭借的政治原则和行政逻辑，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大政的要旨所在。这在薄一波的书中，已有专门章节详加描述，读之不禁掩卷长思，心中一个积郁，不吐不快。 　　人民公社的故事，发生在世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至少3000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3000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20世纪中国人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27年，也即1958—1984年，但它的序幕已经持续了2800百年。 　　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的记录。 　　人民公社之全部历史与“大同”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在它的诞生之际已有明显征兆。1958年盛夏，我们的国家就好像是一座深陷理想狂热之中的圣地，这种狂热气氛的中心则为河北省徐水县。8月4日，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这个地方，万民景仰，遂将梦想当作事实。第二天徐水即宣布了向共产主义的“进军”。248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为一个人民公社，自耕农民也即成为公社社员。这一情节后来被载入史册，作为人民公社历史的开端，广为转述。但是，其中一个细节却为大多数史家忽视：当日由京城赴徐水主持人民公社之开创者，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若干官员，他们奉命在身边携有《大同书》一卷，用作公社思想的指导。 　　这一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背后有着大历史的逻辑。 　　“大同”这一概念的最早出现，大约是在《礼记》中。后来则有儒家标榜“天下为公”，亦是继承这一典型表述，与“天下为家”之“小康”境界相对照。这样看来，这一思想的渊源，即在我们的国家中也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不过，以“大同”为宗旨而对未来社会的制度加以全面的设计，当以这本《大同书》为代表。 　　此书系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所作。他在1884年执笔，1902年杀青，成书十部。各部名录如下： 　　甲部：入世界观众苦； 　　乙部：去国界合大地； 　　丙部：去级界平民族； 　　丁部：去种界同人类； 　　戊部：去形界保独立； 　　己部：去家界为天民； 　　庚部：去产界公生业；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 　　壬部：去类界爱众生；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我们由此可对作者的思想轮廓及用心良苦有一个大体的印象。如此彻底的革旧鼎新之论，在当日实为惊世骇俗。书成之后，作者十年秘不示众，生前只将其中甲乙两部公开印行，时为1913年。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时作者已去世8年。又23年后共产党的官员们携带在身边的，也是这一版本。 　　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大同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有着事实方面的根据。毛泽东之阅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至少可以追溯到1917年他在24岁的时候。这一年他有一信寄至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黎锦熙，其中即热烈地响应“大同”。他说到孔子以“太平世”为其所望，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还说“大同”之世，也是我辈所望。这种将历史的进步分为三世的方法，正是康氏《大同书》所依之基本逻辑。然而更加要紧的事实在于，毛泽东的心中自此便时时萦绕着对于新社会的期望。所以他先是策划“工读同志会”，邀几朋友于岳麓山中从事半耕半读，继之又希望能够在山中建立一个功能及制度更加齐备的“新村”。他写道：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他的这一“新村”计划，发表于1919年第12期《湖南教育月刊》，题为《学生之工作》。毛泽东时为26岁。将这一计划与《大同书》加以对照，可知两者的关联至为清晰。比如康有为称其“大同”乃是无邦国，毛泽东则说国家与教会、资本家、君主一样，“为天下之恶魔”。康有为指斥家庭有不可避免之公害，必去之方可入“大同”，毛泽东的“新社会”则以“合并若干家庭”为前提。康有为又主张无产界，均贫富。贫者可得公政府恤养，病者可在公医院就医，农家居有公室，食有公厨，好学问者有公共图书可读，欲成才者有公共学校可进，想娱乐者则有公园可去。毛泽东的计划是公共银行、公共消费社、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图书馆、公共剧院和公园。这种对照固然失之机械，但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说，并非不可理解。 　　我们不能同意一种说法，即认为20多岁的毛泽东尚处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的想法不能代表日后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作为。实际上，所有历史伟人虽然具有不同特征，早熟则是他们共同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一个29岁，一个27岁。但是这一部书对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犹如《圣经》对于基督教徒。无数人为之奋斗，直至耄耋老矣，依然信守不渝。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共产主义的伟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毕生的思想轨迹，几乎全部可以在他30岁以前的生活中找到渊源。比如他认定自己在1920年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在那一年里所阅读过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实只有三部，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之《阶级斗争》和柯卡普之《社会主义史》。以三本书即能决定一个人毕生的世界观，已经令人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事。他从这三本书中所领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有四个字，即“阶级斗争”。他此时不过27岁，可是，就是这四个字，为他毕生所求，至死不曾改变，甚至可以凭此使我们的国家在以后60年里地覆天翻。 　　毛泽东在他去世的前夕曾说自己只不过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打垮了蒋介石和建立了新中国，其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可以看作是他给自己毕生所为的一个总结。将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其实就只有阶级斗争一个要旨。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毛泽东穷其毕生精力仅只搞了阶级斗争。实际上，他确曾对于“大同世界”寄予无限期望，并且以自己的热情、胆魄和权力将这个期望付诸实施。这在1949年他建立新政权之时，便已留下明确的迹象。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到达大同的道路”。这表明他并不否认将“大同”作为理想的目标，只是认为共产党较之康有为的高明处，在于可以开辟到达目标的道路。这道路便是他在27岁时即已认定的“阶级斗争”。此后若干年间，毛泽东已60多岁，自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康有为的著作仍是“经常要看”。到了1958年他在发动人民公社的时候，又曾宣布“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同样的意思康有为在60年前说“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焉”的时候，即已有过清晰的表述。 　　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民公社的故事虽然发生在50—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序幕其实在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时候就已经拉开。当然，《大同书》给予我们民族优秀分子的影响并不仅止于毛泽东一人。当日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无不为之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组成了一个17人的“工读互助团”来加以实际体验，只是实行三月，即告解散。 　　然而康有为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乌托邦”的思想家。比如“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创造者——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就早于康有为400年来到这个世界。《乌托邦》乃是他的成名之作，他在那里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其想象是如此丰富大胆，叙述又是如此娓娓动听，以致这一概念就永久地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王国的代名词。作者也就在当时以及后来的伟大学者中间占有了无可争议的崇高位置。 　　在幻想他的“乌托邦”的时候，莫尔充满了严肃的时代精神。他刻薄地指责教士的腐败、贵族的淫逸、穷人的悲惨处境以及世间种种不平的事实，其激烈甚至达到为罪犯开脱的程度。他指出个人的犯罪行为大多是由于整个社会安排不当。接着，莫尔开始描述一个理想国家。他的“乌托邦”在地理上有着具体的位置，坐落在旅行家韦斯普奇可能达到而其他人从未见过的某个地方。首都的名字叫做“阿马罗特”。这座城市没有狭窄坑洼不平坦的街道，也无低矮肮脏的建筑。人民讲究卫生，厌恶战争，全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统治他们的国家。其治理国家的首要原则乃是废除财产私有和建立公有制度，这是实现平等和消灭犯罪的最有效的办法。利益的分配也要遵循平等之原则，这不仅包括物质的方面，还有科学和艺术。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中，人民的道德水准已经十分崇高，不是以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本的动力。在一个没有个人财产的地方，每一个人便都热心于公共的利益。所有的人都明白，只要努力使公家仓库里面装满财富，个人也就什么都不会缺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根本不使用金钱，宁愿要铁也不会要金银，只有愚蠢顽固之徒才会颂扬金钱的价值。金钱乃是“万恶之源”，最彻底地使其名誉扫地，便会使人民摆脱畏惧、焦虑、劳累和日夜戒备。所以“乌托邦”的人民只是把金银用来制作最低级的器皿，或者做成罪犯的镣铐以象征丑恶和耻辱。服装的特征是俭朴而经久耐穿，因为奇装异服乃是在人民中引起分裂的根源。当然任何装饰也会遭到蔑视，假如有一位远方的使者来到这个国家，居然身着华丽的礼服并且饰以宝石金链，人们就会将其看作奴隶、小丑、傻瓜或者挂着一串玩具的孩子，因为在这里只有这些人才会具有这样的装扮。每一个人都在公共食堂里面吃饭。女人坐在一侧而男人坐在另外一侧。午餐丰盛鲜美，耳畔音乐荡漾，不过，这一切要在老人们作过一番道德的训示之后，才能开始。当然，这里没有光吃不干的人，男女各自从事适宜的工作，没有乞丐，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人们各尽所能，国家即有足够的物质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国家运行的要旨乃是中央集权，而中央的政治权力又都集中于一人之手。此人大权在握，纲常独断，但他具有道德的原则，可以把专制的精神与国家完美的制度融为一体。这个国家的美好和具有理性，还在于它应当控制和监督家庭。婚姻应受理智的支配，并需有元老院的准许，不须凭借感情或者金钱势力的依托。乌托邦人民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是认为将公众的利益置于个人私事之上乃是一种爱国的表现。所以，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就是获得了最高形式的快乐。国家将公开授予这样的人崇高的荣誉。他们的雕像将树立在广场的中心永远纪念，其他人连同他们的后代则努力向英雄学习。 　　在我们了解了人民公社的故事之后，就会发现莫尔超越他的同时代人好几个世纪。他所描述过的许多原则竟然真的会在20世纪世界1/5的人群中出现。他的《乌托邦》以拉丁文写就，三次译成英文，还译成其他多种文字，成为世人共知的话题。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预测未来的典范。 　　但是，莫尔虽然创造了“乌托邦”的概念，却仍然不是阐述“乌托邦”思想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乌托邦”思想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古代希伯来的先知者们。有阿莫斯，这个草原上的牧人和无花果树的剪修者，同时又是一个严厉的道德家，他宣告人民有罪，热切呼唤着一个充满公平和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个人和国家施以全面的改造，以重建集体道德。有霍齐亚，他是一个教士，却热衷于预言人世，时刻想象着人类精神上的净化会呈现—幅新的画卷：正直与公道，爱情与忠诚是新时代的福音。战争将告结束，弓剑束之高阁，大地奉献着丰硕的果实。有艾赛亚，他出身低微，可能是一个山野之民。所以他的理想王国充满了大自然的阳光：沙漠将欢呼，像玫瑰一样怒放，干裂的土地变成了池塘，豺狼与山羊同居，牛犊和小熊共眠，狮子和牛一样地吃草。有杰里迈亚，他相信由于个人和社会的革新，理想的国家定会实现。这是因为，一旦每一个人为了参加一项伟大的共同事业而慷慨激奋的时候，全社会也必形成一致的行动。有伊齐基尔，他注意到在一切伟大的事业中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教育国人像社团的成员那样生活在一起。有艾赛亚第二，他的预言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认为“为人民服务”乃是耶和华向各民族发出的最高号召。这些思想者的预言虽然还未提供鲜明的社会轮廓，我们却已经可以看到其中“乌托邦”思想的渊源。 　　在此之后，“乌托邦”思想家的力量开始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国家”中，比如耶稣的“天国”，奥古斯丁的“上帝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5世纪之前。然后“乌托邦”的思想脉络就间断了大约1000年。直到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诞生，历史又顽强地延续下来。莫尔的思想里面明显地具有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精神，后来者又无不深受莫尔的影响。这些人当中，在17世纪有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哈林顿的“大洋国”，18世纪有一大群空想社会主义者，19世纪有赫茨卡的“自由之乡”，20世纪有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这样，到了康有为撰写《大同书》的时候，人类的“大同”之梦已经持续了至少2800年。 　　“乌托邦”的思想家们有着各自独特的想象力，尽管如此，在某些关乎宏旨的重要方面，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惊人的一致。这些一致的所在居然能够历2800年之久而无明显变化。我们必须将它们概括地加以叙述，因为它们在人民公社的故事当中，几乎全部再现： 　　一、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消灭贫富差别，实行财产均衡。 　　二、道德至上。精神为施政的基础。只要社会具有坚强的意志，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三、金钱和私欲一样，都是万恶之源。 　　四、社会之繁荣在于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而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五、除培根外，所有人都认为家庭是人类通向“大同”的障碍，所以应当被废除或者受到控制。 　　六、公民应为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 　　七、除傅立叶外，所有人都主张抑制人的天性。不认为社会的变革须从个人开始，更不认为由个人的本性发展而成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只设想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更将个人的特性与团体的特性看作是一回事。 　　八、由社会最优秀的分子治理国家而百姓各司其职。 　　九、社会应对精神环境负责。教育是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手段。其首要的目标是向公民灌输纯洁的精神。 　　十、社会的进步乃是人的意志和计划的结果。可以预先精确地制定出一套具有完整秩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案，由同时代的人民去付诸实现。 　　对于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来说，1835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英国人，罗伯特·欧文，在这一年里开始把这个持续了2000多年的梦想称为“社会主义”。这一名称也就成了未来一个世纪的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当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欧文看作是一个“空想家”，以与他们自己的言行作出区别。然而他们又全都不会否认这些“空想”乃是他们思想的渊源。其中以考茨基的表述最为直截了当。他说：“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 　　平心而论，在所有“乌托邦”思想家中，对于我们国家精神最具有影响力的，乃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这一预言家的阵营里面，几乎全是法国人，而且全都诞生在18世纪。包括摩莱里、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和卡贝。不过，对于共产主义的运动最具震撼力量的却是欧文。此人出身于手工业工人的家庭，天赋和不懈的进取精神使他成为一个厂长，并拥有工厂的部分股权，也即成为一个共产党所说的资本家。然而他却热衷于技术改造和为他的工人建造优良的宿舍。他还是工团主义的倡导者，并且推动英国创立了第一个《工厂法》。他谋求人类的“最大幸福”，其思想的核心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是在最大的实际可行的范围里面，为每一个人创造幸福，而个人的幸福与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这些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务实的改良主义者和一个“乌托邦”思想家。但是最重要的，他是第一个试图将“乌托邦”的种种幻想付诸行动的人。他的“乌托邦”被命名为“团结合作村”，建立在苏格兰的奥比斯敦和北美的印第安那州。村宅呈四方形状。里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一应俱全，还有花园、马厩和洗衣房。人们生活其中，亦农亦工，像兄弟一样地团结合作。这位伟大的幻想者天天想着将他的“四方形”的典范延伸开来，组成一个有着千万“四方形”的大联合体，以此取代旧式的国家。他的“合作村”很快便告失败，但是这一“合作村”的精神却成为19世纪某些重大的社会改革的促进因素。 　　另外一位“乌托邦”的思想家——培根，把他的信念寄托在一艘乘风破浪的船上。他说他的船正在驶向未知的大海，越过世界的尽头，船桅悬挂着“超越极限”的铭言。这大体包含了所有这些思想家的精神状态。他们都是伟大的鼓动者和推进者，所叙述的一切乃是为了防止人类的停滞和促进社会进步。事实上，他们的许多思想，诸如普遍的义务教育、宗教自由、限制雇主盘剥工人、缩短工作日、优育优生、男女平等、体育和社会福利，在今天已经成为事实。“乌托邦”的思想也已走出思想家的头脑，同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融为一体，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