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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西曼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

　　                                                                                                                                                                                                                         张小曼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科学”和“宪政”，无数革命者前仆后继，抛头颅、撒热血，经过一代又一代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创立了新中国，而张西曼（1895－1949）教授就是近代中国文化战线上一位当之无愧的为马列主义的传播，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为民主、法制的新中国奋斗终生的民族英雄。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第二次波澜壮阔的民主宪政运动中，随着旧政协的召开，张西曼为推动民主进程，实现以法治国，忘我地奔走呼号，积极联络各方进步人士，顶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政治高压，在1946年2月毅然决然创办成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揭幕，会议名额38人，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施政纲领、宪法草案、国民大会及军事问题五项，同日公布政协代表名单，其中国民党代表孙科等8人；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7人；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等9人；青年党代表曾琦等5人；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等9人。1月12日，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重庆成立，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和综合五个专门委员会，主席团改为理事会，张西曼积极参与了协进会的发起，与会者同声疾呼当局实行经济民主化；撤消特务机关，使自由真正兑现。1月19日晚七时，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第七次集会，。当粱漱溟报告整军方案时，突遭特务袭击，一群暴徒将会场内桌椅全部捣毁，制造了“沧白堂事件”。1月26日上午11时，佩带枪支的宪警和便衣特务等四人搜查了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会议代表黄炎培的寓所，民盟主席张澜召开紧急会议，当即决定向国民政府严重交涉。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决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五项决议。2月9日，“人权保障委员会”发起人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张西曼出席并发表演讲。2月10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庆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到3000人，会议进行中间突遭一群暴徒捣乱会场，殴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及《大公报》记者等十余人，是为较场口血案。血案发生后，张西曼立即亲临市民医院慰问伤员。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张西曼领衔发起，为促进中国民主宪政的彻底实施，为真正实现以法治国，为配合各革命团体争取民主的斗争而组织成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团体。不仅包括社会各界贤达，还包括中共代表团的邓发、何思敬等人。
　　 1946年2月18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通过会章，并决定2月19日召开第三次筹备会，会议讨论的项目有（一）、要求宪草审议委员会遵守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之原则修改宪草，（二）、要求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严禁各地党政军机关侵害人民自由，（三）、要求政府切实执行豁免田赋明令，严令粮政机关各省军政当局立即停止变相征粮行为。该会还讨论了较场口事件，通过致函慰问中国劳动协会、育才学校暨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诸先生，信中说“本会对于暴徒破坏民主组织之铁的事实，无限愤慨。除对你们敬致慰问外，誓为正义后盾，共同争取全国人民所急需的和平民主事业之彻底完成。”。
　　 1946年2月24日下午二时，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中苏文化协会餐厅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章程》和《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宣言》，提出十一项政治主张。选举张西曼、许德珩、孟宪章、吴藻溪、何思敬、潘震亚、章友江、李澄之、王卓然、伍丹戈、崔国翰、马哲民等廿五人为理事。并通过组织机构名单：
　　 理事长 张西曼
　　 秘书处主任 孟宪章 焦敏之
　　 组织处主任 李澄之 许德珩
　　 宣传处主任 张雪岩 马哲民
　　 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潘震亚 林亨元 何思敬
　　 农民委员会 吴藻溪 张雪岩
　　 工人委员会 邓 发 朱学范
　　 妇女委员 彭敏炯 孙荪荃
　　 青年委员会 甘祠森 伍丹戈
　　 儿童福利委员会 孙荪荃 魏希昭
　　 教育委员会 周新民 王卓然
　　 宪草委员会 詹熊来 雷启汉
　　 理事 宋云彬 阎宝航 潘 菽 潘梓年 李世璋 华 岗
　　 吴清友 陶大镛 尚 丁
　　 候补理事 杜国庠 寿晋文 董冰如 易礼容 章友江 崔国翰
　　 刘铁华
　　 会员 邹明初 李 佩 郁文哉 谢立惠 李侠公 丁日初
　　 丁雨山 葛一虹等
　　 上海会员 孙祥麟 柳亚子等
　　 大会在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宪法做实施准绳，但有宪法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都曾有过宪法，但他们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法西斯独裁国家，本会以‘民主宪政’命名，就是表示本会同仁希望中国实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宪政，而是民主的宪政。
　　 本会认为最近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五项协议，基本上符合于民主原则，如能一一付诸实施，是推进中国走向民主的正确道路。因此，本会表示真诚拥护，并愿为促进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本会认为正在举行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应该根据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十二项宪草修改原则，更深刻研究各民主国家的宪政趋势，切实把握当前中国国情，并继续与发挥政协的精神，以便汇综理出一部真正符合民主原则的宪法草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这是推进中国走上民主宪政大道的重要步骤。但是，有了好的宪草，还必须有深厚的民主力量做基础，必须人民大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施行无阻，有利于和平民主事业建国的推行。因此，政府当局所宣布的四项诺言必须完全兑现，人民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等和其他自由权利，必须有切实的保障。沧白堂与较场口的丑剧及殴打新华日报与民主报的事件，绝对不许重演。现政府必须根据政协决议，在和平建国纲领的基础上，立即实行改组。本会认为争取立即实施这些必要步骤，乃是中国人民当前的急迫任务。”
　　 大会通过的十一项政治主张是：
　　 一、要求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实施蒋主席的四项诺言，制止破坏政协成功及阻挠修改五五宪草的一切企图，迅速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二、要求释放政治犯及一切非法拘捕之人犯，并要请政府确定政治犯名词界说；
　　 三、要求政府令各地当局，禁止非法逮捕要求民主政治的人士；
　　 四、要求取消保甲制度及包办式的现行地方自治机构，解散一切特务机关，严惩贪官土劣，扫清农村民主运动及农村科学化的一切障碍；
　　 五、要求政府制止干涉人民团体的自由活动，废止一切妨碍人民团体的法令；
　　 六、要求立即取缔教育统制政策，废除党化教育，修改现行一切教育法令，革新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人事，藉以扫除民主教育与科学教育的障碍，发扬学术精神，提高学术水平；
　　 七、要求一切党派立即真正退出一切学校；
　　 八、要求制止在收复区的变相征粮；
　　 九、函请宪草审议会采纳本会对司法改革的意见；
　　 十、要求立即确立平行外交政策，增进中、苏、美、英的邦交，藉以奠定远东大局，巩固世界和平；
　　 十一、要求保障国际新闻自由，立即撤消禁止爱金生等六记者来华命令。
　　 2月22日，重庆大中学生万余人举行盛大游行，　党棍流氓特务假借学生与市民的名义，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重伤该报员工杨黎原、徐君曼、管佑民等人，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25日致函表示慰问，信中说：“此次贵报营业部之被捣毁，与诸先生被殴伤，实一连串的有计划的沧白堂暴行校场口血案等继续与扩大。堂堂陪都，丑行迭出，敝会闻之，深为愤慨。……并祝早复康健，继续为民主和平事业而努力。”
　　 1946年2月27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　到有张西曼、张雪岩、李澄之、孙荪荃、吴藻溪等二十余人，会上讨论东北问题，继东北名宿王卓然讲话后，邓发同志发表讲话，他说“受伤的民主战士成了被告要受到审判，凶手反成了原告，真是岂有此理。”何思敬教授指出较场口特务暴徒打了民主人士，是破坏立国方针，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会上还通过致电慰问被特务暴徒捣毁的燕大及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分处，慰劳马张周三人，庆祝整军方案成立，抗议佛朗哥判处民主分子十人死刑等议案。
　　 1946年3月4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致函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指出法西斯暴徒已日暮途穷，指出“一连串发生的沧白堂之石头，较场口之铁尺，以及重庆新华民主两报与北平调处执行部之被捣毁，均系彼等少数分子有计划的阴谋。贵营业分处此次之被捣毁，又彼等无数阴谋中之不可分的一部分，本会闻讯，深为愤慨，谨函慰问并祝再接再励，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而继续努力。”
　　 1946年3月6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因复旦大学特殊学生殴辱教授事致函洪深、潘震亚并转张志让、周谷城、靳以、张明养、胡文淑、马宗融、王思复等教授表示“谨此慰问，并愿为诸公后盾。”
　　 1946年3月18日，在欢迎李济深、李任仁、田汉以及才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叶挺、廖承志的宴会上，张西曼即席发表演说，回忆了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精神，呼吁国民党民主人士与各党派及社会人士，同法西斯反动势力斗争到底。
　　 1946年3月21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张西曼、孟宪章、吴藻溪、张雪岩、焦敏之、甘祠森、孙荪荃、艾毅根、严希纯、漆文定、詹熊来、雷启汉等出席，讨论会务及时局，通过抗议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声援并慰问四川大学被侮辱的陶大镛、李相符、彭迪先三教授及慰问被特务捣毁的西安秦风工商日报等决议六项。
　　 1946年3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宪草委员会18日对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公开建议，提出“宪草审议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本会碍难缄默，特公开建议四点意见，以供全国人民及宪草委员会采纳。”
　　 1946年3月27日《新华日报》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表对东北问题意见”为题报导了21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临时会员大会通过的主张，认为“东北问题必须实行和平民主而不允许实行内战独裁，政府应迅允三人小组赴东北，并应增请民主联军代表为委员”。
　　 据1946年4月2日《新华日报》载“张西曼教授今日即离渝赴京（指南京），其主办之《民主与科学》亦将迁沪出版。”
　　 1946年4月5日的《新华日报》报导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成都分会成立的消息，原文如下：
　　 “本市消息 中国革命先进张西曼教授等所主持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成立以来，声势日见发展，对于国事贡献尤多。成都各大学教授联谊会、成都文化界联谊会、成都妇女联谊会、成都各大学学联、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成都市职业青年联谊会、国民教育学会、业余时事研究社、成都文协分会、东北青年联谊会等十团体共同发组成都分会，业于3月30日成立，并发表宣言。”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社会上的影响面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的专机在黑茶山失事，机上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叶挺、邓发等17人全部遇难，张西曼和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同人立即致函中共代表团表示慰问。
　　 1946年4月13　日《新华日报》发表关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呼吁停止东北内战”的报导，提出三项主张：
　　 （一）东北内战必须停止，政府应给予东北小组以工作上之便利，协商解决一切问题，东北之民众武装应予承认，伪军不应庇护，政府应立即停运军队去东北。
　　 （二）任何国家不应替一方面运输军队，接济军火，而使内战扩大。
　　 （三）政协决议，停战命令，整军方案必须在全国各地彻底实现。
　　 4月18日在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筹备会启事上，张西曼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在同一天的《新华日报》上还登载了张西曼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70余人共同联名上书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的消息，呼吁重视中国严重局势，指出“东北内战是因美国不当措施所助成，援华贷款应在中国政府改组后实行。”“希望一本该会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中国政府军队，以及运送中国政府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目前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在该信的最后说”总之，中美两国素具深长友谊，中国人民本希望获得伟大美国友邦之帮助，使有利于中国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道路。中国人民现在有最大决心与力量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将并肩为世界的和平民主共同奋斗。敬致
　　 民主和平敬礼！”
　　 1946年4月21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致函美国马歇尔将军，请速调处停止东北内战，应尊重民意寻求协商解决，帮助我国人民求得和平与幸福。22日《新华日报》发表“本报特讯”报导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东北人民利益，大肆发动内战，以致情势越演越严重，人民对此极为关切，都希望立即停战，也就是希望国民党军队不要在‘接收’的名义下，进行内战。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特致函马歇尔将军，吁请迅速展开制止停战工作，帮助我国人民求得和平与幸福。该会在追述马歇尔将军对我国和平的争取的光辉成绩之后，接着很沉痛地说到‘中国政府内的顽固分子，他们没有企求中国和平的诚意，更没有为人民谋幸福的愿望，他们只有保持个人禄位和权利的私欲’。该会又说‘要使中国政治民主化，也不是简单的改组政府，最主要的是打击现在中国政府内的一切顽固分子，使其不能再把持政权、财权和军权，使他们不能再进行只顾他们私欲不顾人民利益，法西斯独裁政策和反民主的内战政策’”，并提出三项“安定东北方案”，以便停止东北内战。
　　 1946年4月22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理事会，讨论筹备成立重庆分会事宜，并讨论重庆卫戍司令部限制人民游行请愿的自由问题，认为这种行为与蒋主席四项诺言相抵触，拟发表抗议宣言。
　　 据1946年2月28日《新华日报》消息，　因黑茶山遇难的邓发系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理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为纪念邓发专门致函周恩来，内容如下：
　　 “恩来先生大鉴：
　　 邓发先生生前为本会发起人及理事之一，此次与王若飞先生等同机遇难，本会同人哀痛无似，先生毕生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对本会会务发展尤多贡献，兹经本会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邓发先生为本会永久理事，邓发先生光荣的名字永远保留在本会理事名列之中，以资纪念！敬祈鉴照，并转邓先生家属为幸， 此祗颂
　　 大安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启”
　　 1946年4月28日下午，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假大粱子工人福利社召开成立大会，到来宾七、八十人，由林亨元任主席，到总会常务理事张雪岩及郭沫若、李澄之、阎宝航、王卓然等均即席演说，庆祝该分会成立，并勉励该分会为民主运动努力。嗣即通过宣言，表示要保卫政协的各项决议，要求立刻无条件停止东北的内战，实现蒋主席的四项诺言，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并向美国呼吁，要求立刻停止运输中国政府军队到东北去，在中国政府没有改组成为真正民主的政府以前，不要贷款给中国政府。该分会并对南通惨案、北平惨案提出抗议，讨论通过该会章程，最后选出焦敏之、崔国翰、雷启汉、萧曼等14人为理事。
　　 1946年4月29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暨重庆分会，致电慰问北平陈瑾昆教授等先生，原电如下：“北平陈瑾昆、江绍原、张豫苓诸先生：本月二十一日先生等于北平中山公园国大问题讲演会上，又被反动的特务分子殴伤，显然是有人在后主使的。本会同仁非常愤激。民主为全国及全世界人民的要求，集会为民主国家基本的自由之一，且完全符合于蒋主席宣布之四项诺言，而今少数特务分子在各地继续大打出手，使我们更加团结”。
　　 1946年5月2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午后二时举行，出席焦敏之、雷启汉等，推定焦敏之为秘书长，雷启汉为秘书，除讨论会务外，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总会暨重庆分会发表宣言如下：“关于东北内战问题，我们一再说过，如不用政治方法解决，东北的内战，有扩大为全国内战的危险，现在继东北内战之后，中原又将掀起更加严重的大战，因此，我们不能不再向有关各方沉痛的提出我们对解决东北问题及中原问题的意见：（一）东北内战应在现状下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从而打开谈判协商的大门。（二）酝酿中的中原大战，必须立即停止，驻军各归原防，迅速由国共及第三方面至宣化店前线调查真相，澈底和平解决一切问题。（三）任何一个友邦，不准袒护任何一方或继续运送军队以扩大内战。”
　　 1946年5月22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负责人焦敏之对《警员警管区制》发表谈话，首先他指出，这是违反中国目前的需要和世界民主潮流的，是中国陷入黑暗和大混乱的凶兆。（一）、在政治上用警察统治人民，德、意、日三个警察制度的失败可为殷鉴。（二）、如依其藉口“维持治安”的观点，警管制是小题大做，其结果一定是“官逼民反”，全国大乱。（三）、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中国，反动派如果要以警察统治全国，那就除非他能豢养出几千万的警察不可，但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并且我们可以断言，这种制度的实行，恰恰是给一般不肖分子大开方便之门，流弊不堪设想。最后他警告少数反动分子说：“如果你们企图利用《警员警管区制》来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压迫人民，那一定会得到自绝绝人，自趋灭亡的结果”。
　　 1946年6月27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致函慰问下关惨案各受伤人员，信中说“此次在南京下关的暴行，无异对全国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宣战，充分证明正是这些人愿进行战争，反对和平。本会相信全国人民受此激励后，必加倍为和平反战而努力。深望诸先生为国珍重，善自调养，为和平民主继续奋斗，除驰电慰问外，为保障和平及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由起见，特向当局提出下列要求：
　　 （一）迅速严惩一切肇事暴徒，澈查及法办维持治安不力之当局，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
　　 （二）对受伤诸先生的医药费用，由政府负全部责任，一切被失及被劫衣物由政府赔偿，并由当局向受伤诸先生赔罪。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
　　 1946年7月8日《新华日报》“本市消息”报导，“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暨渝分会发表意见，抗议美国片面援华助长中国内战。由于美国务卿贝尔纳斯所提‘继续军事援华法案’为美国会的通过以及美副国务卿艾契逊（爱奇逊）日前对这要马歇尔将军斡旋中国的内争，促使中国民主和平的实现，而同又以大批金钱和军备来片面援助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军队至内战危机最严重的东北。毫无疑意（义），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除了助长中国内战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外，是不会有其他的意义的，因之，我们不能不向盟邦美国提出严正的抗议。
　　 （一）撤退一切中国主权地区内的美军，停止装备、运送国民党军队。
　　 （二）所谓经济援华应限于救灾，建设等方面，并且在中国未有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产生前，不得贷款与目前非民主的中国政府。
　　 （三）真诚襄助马歇尔将军和中国人民迅速完成和平大业”。
　　 1946年7月12日《新华日报》“本市消息”报导：“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暨渝分会，以和平谈判，仍陷僵局，各地内战仍未停止，特提出如下的意见，望国共两党采纳：
　　 （一）在谈判未完全获或取协议前，应无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冲突，尤其是目前中原的战争。
　　 （二）欢迎马歇尔将军以不袒不偏公正精神，督促国共两党继续谈判。
　　 （三）政协五项决议为推进中国走向民主的正确道路，必须一一付诸实施，并及时重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四）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应尊重各党各派意见，共同商定。在起码的民主没有实现前，一党独断的行为应设法终止。
　　 （五）恢复宪草审议委员会工作，根据政协十二项宪草修改原则，汇综整理一部民主的宪法草案，俾提供于将来各党参加的国民大会。”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血案，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暨渝分会13日致函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暨李公朴先生家属，痛悼李公朴先生遇难。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害后仅仅两天，1946年7月17日张西曼毫不畏惧地写下了“公朴，我们民主战士的伟大楷模！”一诗，庄严地宣告“不，民主战线绝不战栗、动摇，反要因此加强愤恨与斗争勇气。公朴，我们民主战士的伟大楷模，你那精忠报国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们同你一样的坚强英勇，不达到自由民主的目的誓不终止！”表达了张西曼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
　　 1946年9月18日，张西曼在《新华日报》发表《九一八是中国内战造成的》一文，指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正是借中国此前发生了1930年爆发的中原蒋冯阎大战，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杀人盈野，生产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国力凋零，而随后少帅张学良率东北军精锐部队入关援蒋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以及1931年西南政委会与南京的对立这两大自相残杀的内战之机，日寇乘隙攻虚，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物产富饶的东北四省，奠定了此后进攻华北、华南以灭取全中国的侵华战争，张西曼在这篇落款为“九一八国难十五周年草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文章最后写道：“在所谓胜利灾难后的今日，鉴往知来，痛定思痛，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切要体验“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明训，大家悔悟内战的足召灭亡，一秉公诚，相忍为国，彻底尊重民意，从速恢复政治协商会议来奠定民主统一的光明前途吧！”
　　 1946年9月21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渝分会与重庆文协等等17社团发起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欢迎劳协员工胜利出狱大会”，欢迎“八·六”事件中宁愿坐牢，也不愿签字移交的22名劳协员工。周颖女士和汤湘杰先生等在会上介绍了劳协为劳工福利所做的工作，及劳协被占领的经过和狱中生活。与会全体表示“我们相信民主自由必然到来，人民的力量一定胜利。”
　　 1946年9月22日至28日，为响应美国民主人士在美国三十五个大城市同时举行了一周的“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等重庆24个团体发表长篇宣言表支持，坚决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中国的事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
　　 针对日趋严重、即将全面爆发的内战，1946年10月4日《新华日报》以“友声”栏目发表了张西曼9月26日草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反对迷信武力》一文，指出“本来各方同意的政协商五项决议已由蒋主席昭告中外，应该成为当前和平建国的准绳，然而又被片面的修改破坏了。互信不立，战祸日形扩大，攻城夺垒，地方更遭糜烂，即使武力能造成统一，而收拾残破之局又非十年八载可期，如是人民痛只有千百倍的延长加深，离和平建国的希望日远。”接着张西曼尖锐地指出“到了今日，我们不免要问的，就是长江以北的惨状可以推到中共身上。然而无中共活动的长江以南的惨状就无法卸罪他人了。总而言之，国家遭受大敌蹂躏以后，民众绝要和平休息，民主国际也再三声明，愿见中国建立多党政治的局面。再有内战，无论谁是谁非，谁胜谁败，历史上都要评论他们是国家的罪人。”最后张西曼大声疾呼“我们民众最欢迎大政治家，反对迷信武力！”
　　 1946年10月22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与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等廿四个人民团体，致电祝贺旧金山美国民主人士召开的中国与远东大会，要求大会继续领导美国人民奋斗，督促政府撤退所有驻华美军，停止一切军事上与财政上的片面援助。
　　 1946年10月26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渝分会与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渝分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四团体举行盛大的茶会，欢迎日前由蓉（成都）飞渝（重庆）的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张澜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民盟的一贯主张就是：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独裁，反对个人独裁；军队国家化，反对内战。
　　 1946年11月张西曼发表谈话，反对蒋介石排除各党派，单独召开伪国大的专横行为，并和青年学生一起，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1946年11月7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理事长张西曼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十月革命怎样感召了我》的长篇文章，以庆祝苏联友邦二十九周年国庆，文章最后说：“十月大革命感召了我，使我能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一战士，成为促进中苏永久友善和沟通中苏文化的前驱，虽然我精神仍在痛惜中国民众未能及时克服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继续作祟。然而我仍要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操，追随中国革命群众之后，在革命三民主义的大下，完成民族解放和实现民主宪政的任务。”
　　 1947年1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等十六团体联合声明，抗议美军在北平奸污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由于美帝国主义派大军驻华，并攫取中国海空基地，破坏中国和平；在经济上，美货排山倒海来华，夺取中国市场，使中国工商农各业濒于破产。为挽救新的亡国危机，坚决主张驱逐美军，抵制美货，废除损害中国主权的“中美商约”。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在重庆曾任中央大学俄文教授的张西曼被中央大学无故解聘，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学生运动，1947年1月，在全国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中，　张西曼参加南京学生的集会，应邀出席讲演，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媚外政策，他大声疾呼：“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　1947年1月26日下午，在南京中央大学“一二五”周年纪念会上，张西曼与民盟代表李相符、中大历史系主任贺昌群等先后演讲，指出政协是民主中国的道路，对同学们热爱民主的热诚，表示极大的同情和鼓励，并说，民主中国的前途已在望，希望大家努力督促和争取。
　　 此后全面内战爆发，张西曼英勇地战斗在南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第一线，口诛笔伐，不忧不惧，在国民党统治区发挥了积极的巨大的战斗作用。他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发表了震憾人心的演说，被学生们誉为“最具有号召力的演讲”。
　　 1947年2月，张西曼在万分险恶的形势下不避危险，　特意从南京赶往上海参加了校场口血案的周年纪念。还兴致勃勃赶往上海，积极参加中苏文协上海分会举办的普希金纪念、高尔基纪念等活动，并即席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1947年5月4日，在南京各院校学生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大集会上，张西曼再次应邀出席，他和杨晦、许杰先生先后发表演说，呼吁就继承五四精神：要民主，不要独裁；要和平，反对内战！本来张西曼因血压太高，医生不让他多说话，但这样热烈的场面，这么多可爱的青年人的面孔，千万只坚定而兴奋的眼睛盯住了他，张西曼抑制不住他的声带，他跳出台面，咆哮似地说：“今天，我看到你们，高兴透了，我要说几句话。”他说：“北伐时国共合作多么好，国共好像两只手，两只手共同建设是正常的；两只手互相碰击，甚至捶殴自己的身躯，那是‘疯狂’。”张西曼恳切地向同学们表示：“拼了老命我还是反对内战！”会后中大学生发表宣言，各地纪念五四的活动，促使当时已在萌动中的爱国学生运动思想日趋成熟。
　　 1947年5月10日至20日，从南京开始发展到全国，　爆发了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内容的学生运动。18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布《维护社会秩序办法》威吓学生，20日在南京爆发了由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5000组成的请愿大游行，遭到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五·二Ｏ”血案，第二天张西曼就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去慰问受迫害的学生，并慷慨解囊，竭其所有捐款数百万元法币，这是张西曼在早晚两餐皆食稀粥的困境中竭其所有的奉献，大大鼓舞了学生们的斗争情绪。
　　 为抗议血案、响应运动，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数十万学生罢课、游行，继续遭到疯狂镇压。学生们在斗争中成立了学联，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学生。正在僵持不下的紧要关头，28日张西曼先生亲临中大学生自治会理事会，要他们转知同学：立法院中不少人对政府的高压政策不满，主张进行疏导；他本人对学生的要求和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并说，他们正多方促使立法院出面调停，尽力促成政府满足学生的要求。30日立法院要召开临时大会商讨处理学潮的办法，　如会议进行顺利，可能邀请学联派代表于31日去立法院进行协商。张先生还说：“30日如派代表来立法院请愿，我首先接待你们。”
　　　　次日中央大学向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转达了这一情况。30日上午五区学联代表李明杠等五人到立法院请愿。立法委员张西曼和谭惕吾出来接待，送学生们到楼上旁听。并经孙科院长同意，要五区学联代表到会上做请愿报告。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学生李明杠在会上报告了“五。二０”游行经过及被镇压情况，向政府提出抗议和要求，并回答了部分立法委员的问题。立法院这次大会除行政院长张群因事未到会以外，内政部长张厉生、教育部长朱家骅、新闻局长董显光都到会列席。不少立法委员发言批评了政府对学生的高压政策，张西曼在发言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学潮的政治性不可否认，要求和平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愿望。现在应要求政府对孙中山遗教兑现，给人民以民主权力。上海三报代表民众，如此处理，易激起反感，应允许继续存在。”随后张西曼送学生代表出会场，直到大门口，并告诉代表：立法院决定邀请你们于次日到院进行协商。
　　 次日，立法院产生的九人委员会与学联代表十人协商后，答应进斡旋。由于全国学生的抗议，社会各界的声援，以及支持正义的部分立法委员们的帮助，当局于短期内释放了这次运动中各地被捕的学生，8月，又将大学每月公费生的副食费提到八万万，　虽然远不及高涨的物价。当年的学生、曾任中共南京市党史委副主任的许荏华回忆说：“学生运动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阶层人民运动的配合，还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其中，张西曼先生以他老同盟会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大学教授的身份，以他亲身的体验，向学生们讲话，给学生们的启发、支持和鼓励，是任何人所不可比拟的。”
　　 1948年5月4日张西曼参加南京大中学生“五·四”座谈会，发表了寓意深刻的重要演说，全文刊载在学联专刊《南京的五四周》上，他说：“年年检讨五四，但年年坏，反帝反封建是革命的先决条件，不完成，则建立民主建立科学都等于零。”张先生痛斥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指出“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并勉励学生：“青年人是暴风雨中的海燕，不怕压迫，为他们的革命理想而呐喊、而战斗，希望大家担负起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1948年5月20日，在沉痛纪念“五。二０”血案一周年的日子里，“反扶日、反迫害、反卖国”九个鲜红的大字，傲然雄视着全会场，围坐在雨后半干的中央大学民主广场上的是南京市大、中学校一万多个满怀愤怒的学生，张西曼这晚显得特别年轻，他说：“抗战是为了求自由，争民主，但在惨胜以后却是贪官污吏把持政权，把全国的青年逼上无路可走的境地，豪门资本逃到美国去了。华盛顿，林肯的不肖子孙竟然利用国际贫困混乱，来扶植反动力量的成长。……有人希望学生只读书，不要问国事，这是非常荒谬的。……在争取光明争取民主的奋斗中，任何迫害决不能破坏我们救国的共同信念，望各位爱国志士继续努力！”。
　　 1948年6月23、24　日两天的长沙《晚晚报》连续登载了该报驻南京特派记者史越的报导，在一篇“张西曼教授解剖司徒人格”中，张西曼对“反扶日”运动发表谈话表达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看法：“这是美国运动，……就整个声明而言，他代表了华尔街，就他个人来说，把他在中国教育界的声望最后摧毁了，所以不能再把他当作‘中国之友’看待。”接着张西曼回忆了一段往事：“马卿（指马歇尔）一九四四年底抵渝，我有封信给他，主张美国如果要调解中国内战，首先就要放弃军事援华的愚蠢行动，和苏联协调，以促进中国的民主和平。马卿复信中称赞和感谢我的宝贵意见，但是因为他有成见在胸，不能接受我这老革命党人代表民众所提供的意见，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错误到今天，这样只有增加中国问题的困难，乃至增加他们本身的困难和失败。”张西曼还在谈话中对于学生运动表示了高度的同情：“我很佩服他们力量的伟大。这般青年当然是时代改造的中坚分子。他们对现状表示积极和不满，可以证明他将不会走上欺骗和压迫民众的覆辙。我积极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青年时代不但有进步，而且可以说有必然成功的条件。”他笑着说：“我是极端重视伟大人民和青年力量的人，中国前途一线生机可说都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肩上，我虽然年纪大了，也还向他们学习，大家要向他们学习！”在另一篇“从张西曼教授谈话看翁文灏内阁前途”中，记者报导说“大家晓得，张西曼教授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战友，所以首先他就以警告的口吻，大声的说：‘不怕共产，就怕破产！’”接着他正色驳斥了某立委重申着孙先生的“大贫与小贫”论：“事实上，二十几年以来，官僚资本猖獗，贪官污吏横行，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只有几个人升官发财，出卖了三民主义革命。”张西曼的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他被开除了国民党籍，免去立法委员职务。同年夏，张西曼的家受到特务的搜查，张西曼的行动受到监视，被列上了黑名单。
　　 1948年7月15日，在中央大学丁家桥联合纪念李公朴、　闻一多被害两周年的纪念会上，窗外阴沉沉的天映着人们悲愤的脸色和哀悼的心情，潇潇细雨更引起人们无限的怀念，会场正面悬挂着两位烈士的遗容及张西曼的诗，桌上是两个黄色的花圈，张西曼的讲演博及空前热烈的掌声，他说青年可分三类：上者一面研究学问，一面以国家人民的解放为己任，中者，只埋头书中，不问他事，下者，不做特务，就投机革命。说到革命的投机者，他举出大汉奸周佛海。
　　 1995年5月，当年中央大学学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审、离休干部高叔眉同志在张西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深情地撰文回忆起近五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1948年秋，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俄语组的同学们以及其他院系的同学们约百十来人，齐集四牌楼中大校门口右侧刚刚落成不久的‘中央大学校友会堂’新址，聆听张西曼教授关于时局的讲演。据说这次活动是中大的一些进步社团组织的。张西曼教授此时已不在中大任教，但他还十分关心他曾经供职的母校，特别是他曾经直接授课的外文系俄语组的师生们的教学生活。只要一有空当或接到邀请，他就毫不推诿地回到中大来做报告，纵论天下大事，放谈中外古今。我记得，这一次是在一个秋阳普照的下午。当张西曼教授由会议主持人陪同进入会场时，同学们顿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多人还拥上前去抢着与他握手问好。张教授和蔼可亲，笑容可掬，频频点头挥手致意。在他走到讲台之前足足有好几分钟是被大家团团围住和簇拥着的。西曼教授戴着一幅眼镜，面色白皙清癯，额头高而宽，头发却是黑黑的。学者的潇洒风度，长者的慈祥谦和，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张教授的讲演一气呵成，声音宏亮，慷慨激烈，气宇轩昂。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说中，历数蒋介石国民党如何违背中山先生遗教的种种事实，特别是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背信弃义大搞独裁大打内战的倒行逆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张教授愤怒地指出，无论从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本义上讲，亦即从民族民权民生上讲，还是从三民主义的新政策上讲，亦即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上讲，蒋介石都完全违背了、背叛了，而且老早就违背了、背叛了。从大革命到现在，蒋介石一直打着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徒的旗号，干的却是反对人民反对民主的反动勾当，中山先生原本是为国为民的三民主义被他蒋介石搞成了独家经营的二民主义，就是民脂民膏主义嘛（　记得全场响起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他蒋介石，四大家族，　他们是怎么肥起来的呢？就是以实行三民主义之名行搜刮民脂民膏之实来满足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豪门之私而肥起来的！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南京，国民党的首都，学生们为什么要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搞学生运动呢？就是因为蒋介石违反民意，不给学生吃饱饭却要借助美国佬的援助，即所谓”美援“打内战，甚至扬言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共产党，所以才从反面激起了全国老百姓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义愤，所以才使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和平的蓬勃浩荡的学生运动……西曼教授的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真是落地有如金石声，使我顿时热血沸腾、胸中翻滚，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促使我热烈地无所畏惧地立即投身到中大后期的学生运动中去。
　　 张教授这次讲演还涉及一些别的方面，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之大、贡献之多，以及文学艺术成果之累累诸多问题，都是十分精辟的。而三民主义变二民主义则是张西曼教授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本质的最有穿透性、最富吸引力的独到概括。可惜当时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录音录像的设备和条件，张西曼教授的音容笑貌和挥斥方遒、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学者兼政治家的丰采，不能完全保真地长期地留存下来，传之久远。我作为一个当年亲耳聆听过张西曼教授讲演的中大青年学生，也只能从我的记忆中追寻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高叔眉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张西曼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感人事迹。
　　 在衣食忧苦中、在政治高压下，张西曼不优不惧、口诛笔伐，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继续坚持斗争，他赋诗志感：“两餐菽水自承欢，遍地呻吟国破残。可奈冬来仍敝氅，寒窗呵冻考乌桓。”诗后有小注云：“年来内战惨烈，通货恶性澎涨，物价超出平均五六万倍以上，薄俸日益不足养家。我因减少消费，早晚两餐皆食稀粥，然环观饥室遍地，又不禁忧愤万端也。入冬更难举火温室，徒穿十年前撤退武汉时所制之旧破大氅裹身取暖，勉强继续历史民族学上之发见工作……”身居陋室，仍然胸怀天下，这就是张西曼“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
　　 1948年12月26日的夜雨中，在中共上海地下党派出的交通员王克勤等三位同志的护送下，张西曼携夫人魏希昭和9　个月的小女儿乘船越过重重封锁线渡江北上，终于胜利到达江汉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先后受到军区领导李先念、邓子恢和陈毅的亲切宴请。
　　 可惜的是，天不假年，1949年7月10日，　革命一生万分精疲力竭的张西曼终于倒在了新中国的大门外，他没有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诞生，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大有作为于新中国。张西曼逝世后，由董必武、林伯渠、李达、李维汉、周扬、周恩来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笔题写了“敬题”的墓碑，并成立了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
　　 1950年元月，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起草了结束宣言，内容如下：
　　
　　 全国同胞们！同志们！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是在旧政协开幕的时侯，为配合各革命团体争取民主斗争而发起组织的。我们当时亲眼看到蒋记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诚意和真正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合作，不会履行旧的政协的决议案，我们组织了这个会，团结并动员了进步人士、民主教授和自由职业者来说破反动派在旧政协议案中的谎话，拆穿蒋匪帮的骗局，以促进民主宪政的实现。自从本会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不断地受着蒋匪帮的摧残和压迫，可是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我们从没有放松过我们的任务和工作。
　　 自从蒋匪帮疯狂地撕毁了旧政协的决议案以后，我们更坚决地完全把实现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我们和中国共产党更靠拢地站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文告的前后，在国内我们的会员，许多是在实际行动上相应了这个号召的，在海外也有从事调查、研究、宣传、联络和组织的工作，配合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而努力的，现在蒋匪帮集团已被打垮，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光荣地完成任务，并且制定了人民大宪章──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胜利地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所努力的目标，已经达到，我们今后虚心向毛主席学习，彻底站在中共领导下努力革命建设工作，我们愿向全国同胞和同志们宣告这个组织的光荣的结束。
　　 本来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侯，我们就准备从事结束了，可是因为本会首先是重庆和成都建立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发展起来，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侯，南京和上已经解放，但是重庆和成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会务不能宣布结束，现在重庆和成都都已解放，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侯宣布结束。
　　 我们的刊物──民主与科学杂志，早在解放战争爆发以前被蒋匪帮压迫停刊，现我们也不准备再行复刊，这儿我们谨向以往帮助我们的作家、教授、海内外的朋友和读者们的关心，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要：
　　 向死难的会员和人民英雄们敬礼！
　　 向中国共产党敬礼！
　　 向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敬礼！
　　 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　一九五Ｏ年元月　日
　　 起草人 雪
　　 阅稿人 陶大镛
　　 张雪岩
　　 甘祠森
　　 孙荪荃
　　 孟宪章
　　 同意结束人 何思敬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在1985年6月20日主持张西曼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时深情地回忆起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他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西曼就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他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促进民主宪政的真正实施。这个组织不仅有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而且包括了中共代表团的同志。西曼被推为理事长，我是理事之一。他当年为和平民主而到处奔走、席不暇暖的情景，至今思之仍然历历如在眼前。”他最后由衷地说“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西曼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他的亮节高风，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著名法学家林亨元也在会上回忆了这一段难忘的斗争历史，他说：“我跟西曼先生是1945年底、1946年初在重庆认识的，那时侯旧政协开会，刚刚通过了五项议案。第一项议案是改组政府，第二项议案是国民大会，第三项议案是和平纲领，第四项议案是军事草案案，第五项议案是宪法草案案。这五项议案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经过很大的斗争得来的，代表着人民的愿望，是用很大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在那种形势下不得不接受下来的。
　　 在五项决议里面，宪法草案是最主要的草案，因为其他草案都反映在宪法草案里。如果能真正实现宪法草案，如果能真正实现宪政，那我们就完全胜利了。所以说宪法草案在那时候是一个最根本的决定性的草案。当时张西曼同志找潘震亚同志跟我谈到法律问题，我就感到很奇怪，他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但他谈到法学问题时他的理论是真正内行的，我非常地佩服，他是一个学识非常广博、对法学有深入研究的人。他对我们说：‘要想实现今天的五项议案，最主要的是宪法草案，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宪政。’他又说：‘我们应该组织一个民主宪政促进会，来促进宪政的实施，促进宪法的实施，也就是要国民党实现它的诺言。’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到当初政协的议案，就是说为什么在1946年张西曼同志要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动机和目的。西曼先生搞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确是做了不少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实现我们党在抗战胜利后对时局发言中提出来的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口号。如果把宪法草案真正实施的话，那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就有了保障，所以说西曼先生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奋斗是非常努力、非常积极的。正如大家说，他不怕一切的困难，做了不少工作。”
　　 往事如烟，张西曼与他领导的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虽然是尘封了六十一年前的一段历史，但是他们可歌可泣、不屈不挠地为民主、科学和宪政在中国的实现而英勇奋斗的精神，成为激励后人继续前进的力量，在近代中国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提倡科学、实施宪法政治的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于1999年   2003年8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