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无法正常连接adb:钱学森谈为何日本能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他们没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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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谈为何日本能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他们没文革

2011年12月13日 08:20
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向他的亲朋好友们表露过这样一个心声:中国的航天专家较之于苏、美、法、日的专家绝对不差,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们强。可是,他们那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航天专家们不曾受到这场劫难的摧残。否则,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先于日本发射,是不成问题的。

钱学森(资料图)

文章摘自《钱学森》 作者:杨增全 出版:花山文艺出版社

“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按照初样正在加速研制之中。然而,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林彪江青对第一颗人造卫星工作频频插手,企图把人造卫星当作他们的一份政治筹码,成可邀功,败则倭罪,居心叵测。让“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高唱《东方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强加给科技人员的。

但是,不管这样的“高见”出自何人之口,在当时一旦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其他人是很难说“不行”的。

钱学森是十分崇敬毛主席的。在他看来,《东方红》这首歌曲,是对毛主席的颂歌,也是对共产党的颂歌。他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热爱新中国,崇敬新中国的奠基人。因此,对于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播送《东方红》乐曲,是乐于接受的。尽管他知道此举难度很大,耗资颇巨,难题很多。

首先一个难题是,让“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东方红》全曲?还是播放其中的部分小节?

当时,一部分人认为,《东方红》这首乐曲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应当播放全曲;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卫星要播完全曲,技术上无法实现,只需要播出前八小节就可以了。

照第一种意见办,倒是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这将会给整个卫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若是企图避免这些灾难,在技术上又无法解决。按第二种意见办,在技术上较好处理,但潜伏着“断章取义”的政治风险。这样的大事谁也不敢贸然行事,大家要钱学森来决定这件事情。

钱学森面对这样一个说是科学又不完全是科学,说是政治又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难以定夺。他只好把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交到国防科委,要国防科委决定。

可是,国防科委领导班子考虑再三,同样难以决定。钱学森只好以正式报告的形式,把两种意见同时报告给了中央领导。

周总理审阅了报告之后,批准了第二个方案,“东方红一号”上天后,只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前八小节。

方案定下来了,技术上的问题交由自动化研究所多才多艺的助理研究员刘承照具体承办。

在卫星上播放音乐,这件事不仅在科学上尚属首例,在无线电广播史上也是首创,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可借鉴。刘承照经过苦思冥想,反复琢磨,终于拿出了方案,又经过昼夜奋战,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制成了音源振荡器,奏响了《东方红》乐曲。

总体设计人员又研制了乐曲发生器与之配套。为了简化卫星结构和减轻卫星的重量,决定安置一部功率较大的发射机,交替发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这样,地面每隔4O秒可将乐曲用磁带记录下来,再通过广播电台播放出去,人们从收音机中即可听到宏亮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

那时,凡是涉及到毛泽东的事没有小事,都得百倍小心谨慎。所以,周总理在批准了第二个播放方案之后,对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工作,抓得非常细致,非常具体,一直到这个装置研制成功,还不敢放下心来。因为卫星还没有发射上天,上天后《东方红》能否响起来,都还是个未知数。

1969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起在酒泉发射中心55米高的发射架上。

当时,国际形势非常紧张。在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

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更加虎视眈眈。

1969年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是,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出厂前测试时还很完好的陀螺仪突然一下子“失明”了。大家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原因。

转眼2O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找不出来。只好报告给在北京的钱学森,请求设法解决。

1969年9月26日深夜,钱学森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酒泉发射基地。

已经年近花甲的钱学森,不顾远程旅途之劳,下车后,来不及喝上一口水,放下背包,连夜赶往发射场。他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真空箱中反复出现故障的试验,看来看去,他那严肃的面庞,突然绽

开了笑容:

“嘿!同志们,大家太着急了,没有沉住气呀!”

原来,火箭试车后,在给仪器加强度时,操作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碰掉了。

由于钱学森的亲临现场,陀螺仪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火箭发射随即转入紧张的准备之中。

这两枚火箭若是发射成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便有了成功的基础。从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和进展速度来看,完全有可能在1969年底或197O年初,也就是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是,如若这两枚二级火箭发射失败,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只好推迟,落在日本后面就成定局。

1969年11月16日17时45分。

西北酒泉发射基地。

第一枚两级火箭点火升空了。但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一发生了——由于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发射遭到失败。

这次失败对钱学森和他的助手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这如同一场体育比赛,在关键的时刻,偏偏输掉了最为关键的一局。这不仅给了日本人以追赶的时间,也引起世界各国一片哗然。

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共同社、塔斯社等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新闻通讯机构,几乎在同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条新闻。邻国日本获悉中国运载火箭试验失败的消息后,更是惊喜若狂。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乘机向日本提供了卫星运载火箭的关键部件“陀螺仪”。

陀螺仪就如同火箭的眼睛,是火箭飞行中制导与稳定的装置系统。一个性能好的陀螺仪,可以自行瞄准,使火箭达到预期的发射精度。钱学森主持研制的陀螺仪,从最初的改善滚珠轴承式陀螺仪开始,很快便研制成功了静压气浮陀螺仪。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走完了国外花几十年才走完的第一代惯性技术的路程。此后,我国迅速跟上了国外第二代惯性技术的发展步伐,研究成功了静压液浮陀螺仪装置。九十年代又研制成功了四轴挠性陀螺平台。35年以来,我国航天惯性技术,几乎年年都有新突破,发射精确度创造了最高记录,达到了国际水平。而日本当年则不得不靠美国才得到这一技术。这再一次证明了钱学森常说的那句话:我们中国人绝不比洋人笨,要比洋人聪明得多!

然而,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却抑制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时常导致航天事业受阻。

中国的航天科学家们却偏偏要争这口气。第一枚火箭试飞失败了,他们擦干眼泪,继续进行第二枚两级火箭的试飞。钱学森说得好:

“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

时间推移到1970年1月30日,也就是距离第一枚两级火箭发射失败后仅仅两个多月,我国第二枚两级火箭,再一次竖在了酒泉基地的发射架上。

“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早日发射,关键就看这一回了。

隆冬季节,年近花甲的钱学森,穿了一件棉军大衣,迎着奇冷无比的寒风,来到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基地。

那肆虐的戈壁寒风,挟裹沙石,雷霆万钧,摧枯拉朽,遮天蔽日。不用说是在露天的风沙中工作,就是站也站不住。人们只好缩进营地。钱学森听着窗外大风发出的如鬼怪般的吼叫声,突然想起了儿时母亲给他讲过的《西游记》中的“黄风怪”的故事。他想到,这“黄风怪”也许就潜藏在这一带。当年,唐僧师徒曾饱尝过“黄风怪”的苦头;今日,它这“黄风怪”重又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代航天人施加淫威,只怕是这“黄风怪”错打了算盘。“人杰者,当忧

以天下,乐以天下”——古人的遗训激励着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信条在鼓舞着他。于是,一种迎战“九九八十一劫难”的豪情油然而生。

风小了,试飞立即进行。

“点火!”的号令发出了,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撼人心的轰鸣声的渐渐消失,火箭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这时,钱学森最担心的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他密切注视着火箭的去向。透过漫漫风沙,钱学森似乎看到天空爆出一个火团。待云烟散去,蓝天上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终于成功了!

很快,从落区传来喜讯,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于是,1970年2月,国防科委正式向酒泉发射基地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预先号令。

2月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启运。“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

这时,钱学森出现在卫星总厂。在他的指挥下,对“东方红一号”卫星进行整星状态下的自旋试验,仔细认真地检验卫星的质量。

然而,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了: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抢在中国之前上天了。

这个消息对于正在加速同日本抢时间的钱学森来说,无异于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向他的亲朋好友们表露过这样一个心声:中国的航天专家较之于苏、美、法、日的专家绝对不差,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还要比他们强。可是,他们那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航天专家们不曾受到这场劫难的摧残。否则,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先于日本发射,是不成问题的。今天,却让日本抢了先着,尽管日本发射这颗人造卫星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尽管它小得可怜,但毕竟它是颗卫星,毕竟先于中国上天啊!对此,钱学森只好以无奈的苦笑了之。他将目光盯住了自己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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