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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战争

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背景

　　中印边界全长约１７００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６５０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６７９５高地；西段长约６５０公里，从札达县的６７９５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一、英国种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标划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１９１１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画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１９１４年３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和辛亥革命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１４年７月在印度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贝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５０００支枪、５０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９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４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划在比例页为１英寸等于８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诿、迟疑不决，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一九一四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１９８７年５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１９８９年第２期。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在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９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有着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嵴。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法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然而，英国侵略者既做贼心虚，又贪婪成性，在时隔２０多年后，于１９３８年又故态复萌，干起偷偷模模的不光彩勾当来，采取伪造证据、偷梁换柱的手法，重新出版１９２９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１４卷，篡改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重新出版该卷，而出版日期仍用１９２９年原版日期。这样，１９３８年印刷的标明１９２９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１４卷伪本中，出现了“麦线”秘密的非法文件。伪版本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１９２９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的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炮制出来了。由此可见，“麦线”是非法的，失效的，但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在中心边境西段，１８４６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末代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１８６５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对此，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坚称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二、印度政府挑起边境冲突
　　
　　
　　１９４７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它就是要继承英帝的衣钵。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好长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乘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１９５１年２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予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１００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１０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１９５３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来福敌连共７０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到１９５３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１９５４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９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正官方地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按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然而，印度军政人员自知“麦线”不合法而感到心虚。１９５５年４月６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１９５４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１９５５年侵占了波林三多；１９５７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一块草地；１９５８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１９５１年前后，印军趁我军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４５０平方公里的土地；１９５４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外交部边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８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１９５９年３年，在西藏所取得的评判改革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中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９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和阿克赛钦等地区３３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１年我军进军阿里、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１２．５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５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４月２８日侵占了塔马墩；８月１３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８月２５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２人毙命后，于２７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印军３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６０多名印军于２１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９人，俘７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２年９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４３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４０００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１９６２年６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１１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嵴作为边界。９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印军３０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位哨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２０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１人，打伤战士１人，我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２９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１０月８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１０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２０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４７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３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１２０余架次。


战争过程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战争西线和田地图

　　一、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怩加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周总理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如正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１９５９年９月８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６日的来信后，又于１１月７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２０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６日的来信后，于１２月１７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１９６０年４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六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结商谈。他提出的六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１９６０年６月到１２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我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方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１９６０年８月至１０月，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北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二、战争爆发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还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这样，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尤其是从１９６２年４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４３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印度立场：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见１９６２年７月７日印度《闪电》报。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而走险，诉诸武力。

　　战争中线错那县地图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１２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１４日，印度国防部长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１７、１８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但是，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它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还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遭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停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同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战争结果

　　中印作为亚洲及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保持中印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维持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发展关键。然而中印边界问题仍然困扰两国战略合作向实质性方向迈进，同时也制约中印关系的纵深发展。

　　2008年1月，辛格总理在访问中国后不久，就到包括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区视察，抛出推动印度东北边境地区开发的一揽子计划。11月8日，印度外长慕克吉又在中国达旺地区（印度称为“阿鲁纳恰尔邦”）访问时老调重弹，再次宣称印度对达旺拥有主权。印度强化对中印边界争议地区“事实占领”和“事实开发”的做法，不利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不利于两国在安全领域增加的互信。2008年美印核协议签署和美印太空合作等第三方因素，如果不在中印战略对话层次增信释疑，可能也会阻碍中美关系提升的高度。

　　不论是东线的麦克马洪线，还是西线的约翰逊线，都不具有法律依据，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承认。在中印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原则，在边界协定中，中国间接承认了印度对锡金的主权，为解决边界争端做出了重大让步。锡金王国是1975年被印度并吞的，北京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这次签署的边界协定规定，中印两国重新开放自中印边境战争以后一直封闭的一个锡金边界口岸，另外还准备在中印边境再开放一个口岸。在中印边界协定中，锡金被视作印度的一个邦，喜马拉雅山麓的纳图拉口岸定为边防和海关检查关口。

　　印度在边界谈判中顽固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仅对中国在东线合理的领土要求置之不理，甚至还妄图在西线阿克赛钦瓜分一片土地。鉴于印度的强硬立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任重而道远。

　　1962年11月21日24日，中印边境中国边防部队接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命令。

　　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电文如下：西藏军区前指、军 区、丁指、康指、新疆军区并成都、兰州、北京军区：为进一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中央决定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 全线停火。

　　1962年12月1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到1962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9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中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 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 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不同于国内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也不同于抗美援朝战争。中印战争的五个基本特点：第一,这场战争是由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引起的，是政治军事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印度尼赫鲁政府则坚持扩张主义立场，执意以武力实现其领土要求。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军事、政治、外交斗争融为一体，交织进行。军事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外交斗争。这个特点，不仅制约着这场战争的形式，进程和结局，而且影响着双方的战略指导。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即使在印军蓄意挑衅，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的严重事态下，仍克制忍耐，这就在政治，外交斗争和道义上处于主动地位。只是在印军完全拒绝和平解决边界争端，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才后发制人，实施反击。而在首战告捷后，中国政府却发表声明，申明大义，仍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蛮横拒绝和平谈判，再度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再次被迫反击并取得反击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为进一步开展政治，外交斗争赢得了主动，得到了世界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场边境局部战争，决定了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三者要紧密结合，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决定军事行动的打、停、进、撤；军事上的胜利，又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争取以打促谈，以打促和及相对的和平稳定。

　　第二，这场战争，中印双方力量对比虽互有优长，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大于印度，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高于印度军队。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敌强我弱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

　　印度军队，原属英国殖民主义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过战，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其参战部队主力印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73页。军第四师系"王牌部队".印军技术水平好，后方运输线短，后备兵团机动快，补给便利。但印军又是资产阶级的雇佣军队，带有浓厚的封建和殖民主义色彩，沿袭英军的基本制度，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士气较低，内部矛盾重重。且战术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近战、夜战。而中国边防部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久经考验的人民军队，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纪律，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战略战术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多数部队具有高原地区作战经验，而且系正义之师，得道多助。这个特点为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客观基础。

　　第三，这场战争，是在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该区属于"世界屋脊"的一部分，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东段作战地区，山高谷窄，路险林密，气候多变。西段作战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主要山峰在6000米以上，地表裸露，终年积雪，严重缺氧，气候酷寒。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严重影响着军队作战行动，部队集结，机动，指挥和协同困难，战场容量较小，容易发生非战斗减员，武器技术性能难以正常发挥，后勤补给十分艰难。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夺取作战胜利的关键。

　　第四，这场战争，是在地处祖国西部边疆主要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进行的，群众工作，民族和宗教政策，对战争有重大影响。只有高度重视和切实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取得边疆各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正是在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经过长期艰苦和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紧密团结边疆少数民族的基础上，取得战争胜利的。

　　第五，这场战争，中国边防部队的后勤补给基本来源于内地，路线长、道路少，运输手段落后，难度大。这对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有极大制约。而印度军队后勤补给基地距战场较近，交通方便，利于持久作战。这些特点，规定着战争的复杂性，影响着战争的规模，进程和结局。这些特点，是双方指导战争的客观基础，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诸这场战争的特点，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筹谋划，作出一系列符合战争实际的决策，实施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区指挥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发扬军事民主，作出了正确的部署，进行了周密的战役指挥;参战部队扬长避短，依靠政治优势，吃苦耐劳，英勇善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在中印边境这一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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