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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淮海战役决策内幕

转帖 2010-08-31 13:40:21 阅读4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对战局十分乐观，积极要求各部扩大战果。1948年7月16日，在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即将攻克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许、谭不顾疲劳，以主力抢占济南机场，迅速完成攻击济南的准备。同日得到攻克兖州的报告后又要求许谭部争取十天内外夺取济南。但实际上华东野战军粟裕直接指挥的部队，在豫东战役中伤亡严重，加以雨季将临，华野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粟裕不能不要求休整，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济南是国民党政府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徐州有国民党政府军的强大兵团。华东野战军能否攻克济南，并无绝对把握。但济南已被我军孤立，即使攻击不利，也已无关大局。尽管如此，毛泽东攻击济南的部署仍然十分慎重，指示粟裕：“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因此，华野以总兵力的44％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强，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但济南战役作为解放军一次最大规模的攻坚战斗，9月16日晚发起攻击，仅战斗8天，即于24日晚予以攻克，进展意外地顺利。

　　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在望的时候，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攻济战局发展十分顺利，粟裕估计国民党政府军徐州北援部队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北进，华野打援兵团也就不需要投入打援战斗，因而可以不必休整，继续作战，而攻济部队伤亡也有限，稍加休整后也可以连续作战。为了扩张战果，为以后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他即于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目标为攻占淮阴、淮安（两淮）及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以后全军再转入休整。显然，由于济南战役原设想的作战规模大大缩小了，华野战力有余。但两淮、海连并无国民党的精锐兵团，这一作战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选择的是国民党政府军的薄弱环节，以扩张占领区域。由于华野战力强大，可以不必休整，即能完成淮海战役的任务。粟裕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有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而淮海战役计划是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尽管如此，军委接到建议后，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但对战役目标仍感到不能满足。

　　毛泽东作为统帅，更关心全局，不使部队有任何松懈的情绪。由毛泽东起草的军委对粟裕建议的复电，肯定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休整的计划，但显然考虑到部队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的事实，因此，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目标之外的严重任务，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他追求的是更大的战略利益，因而对部队提出了更高更严厉的要求。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黄兵团在国民党政府军中虽不是一个最精锐的兵团，但黄敢于死战，很有战斗力。黄兵团是国民党政府军徐州剿总所属的四个兵团之一，徐州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屏障，攻击黄兵团，必然要遭到徐州各兵团的反击，非常可能发展为南线的战略决战。所以，粟裕自己提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确是一个战略性的严重的硬任务，毛泽东把粟裕的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把淮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歼黄”战役。因此，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战役性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严重性，在9月28日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华野如不进行休整，进行充分的准备，显然是很难完成的。为此，毛泽东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机动地推迟了出动的时间。军委于9月底又改变了原先不休整的计划，指示华东部队休整20天左右。

　　要说服部队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战役计划，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具体的军事上的权衡。华野并没有立即接受毛泽东提出的战役计划。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严重任务，进行了多次反复的研究。部队要执行毛泽东的战役计划，对前线部队来说，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做出严重的牺牲。为此，直至9日晚各纵队主要干部会议后，才放弃了在华野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下决心采纳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于12日上报军委。中央军委和华野将领就作战部署进行了反复磋商，至14日，华野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作战部署，决定于11月5日开始攻击，并于15日上报军委，17日即得到军委的批准。这一时间距离原来毛泽东要求的出动时间，整整推迟了一个月。至此，解放军完成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的决策。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战斗最激烈的战役。1948年11月4日，粟裕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而这时，蒋介石的精力为辽沈战役所牵制，无法充分考虑南线的作战计划，国民党政府军在徐州一线犹豫不决，直到11月5日才决定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华东野战军各部5日间正向前进位置运动，6日晚开进接敌。黄百韬兵团正好于7日凌晨起离开既设阵地，侧敌运动。由于晚了一天的行程，黄百韬兵团与驻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也未能靠拢，以便团集一起撤退。黄兵团这样的态势，正好是最容易受到割裂攻击的态势。国民党政府军统帅部不明敌情，指挥凌乱，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后果。尽管如此，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仍然打得十分艰苦，前线部队因为伤亡太大，且局限于战场一隅，对继续战斗一度有所犹豫，直到传达了中央军委准备伤亡十万人的指示后，才不惜一切牺牲，坚持战斗，直到胜利。如果黄百韬兵团没有撤退，或提前一天撤退，与李弥兵团会师，团集一起，那么，淮海战役将进行得更加艰苦。由此可见，毛泽东以其雄伟的胆略和坚毅的魄力，才能作出淮海战役的英明决策，胜利的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总前委，即总前敌委员会，又称总前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组织领导重大战役或某一地区武装斗争而设立的临时性派出机关，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淮海战役总前委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人民解放军中设立的第一个总前委，后来延伸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军事史学界对淮海战役进行过多角度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该役的某些问题，仍然存在研究的空间。例如，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研究，就未能尽如人意。.过去一般认为淮海战役是在总前委的领导之下进行和获胜的。但笔者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却发现总前委并非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本文希望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恰当评价总前委的作用，还淮海战役指挥机构之历史本来面貌.

一  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无成立总前委之预设

    淮海战役作为南线大决战的条件是随着敌情的变化逐渐成熟的，故该役的决策经过多次调整。在筹划阶段，该役由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独立承担，中原野战军(以下简称中野)作战略配合，故未计划设立领导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前委的总前委。

    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粟裕于1948年9月24日晨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华野下一步拟举行淮海战役等设想。粟裕的建议经过中野指挥员的认真研讨，获得完全赞同。毛泽东经征询意见并反复考虑后，于次日予以批准。这是华野独立作战，未考虑成立总前委的问题。10月11日，毛泽东进一步预见到淮海战役规模将会很大，指示华野应“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及阻击及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成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此电初次提到中野：“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也就是说，华野将独立完成歼灭黄百韬兵团，并阻击黄兵团之西徐州附近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和黄兵团之东李延年部对黄兵团可能的救援；中野则应从西面拖住位于郑州附近的孙元良兵团，不让孙兵团再东援徐州，以减轻华野打援的负担。中野当时兵分两路：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邓子恢、参谋长李达率约3个纵队兵力在豫西，将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张淦第3兵团、黄维第12兵团向西南拖往鄂中大洪山、鄂豫边桐柏山，使其难以东援徐海地区；副司令员陈毅、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张际春率4个纵队在豫中，准备打郑州，牵制孙元良兵团。均为对华野淮海战役作远距离战略配合.

    10月22日凌晨，毛泽东致电中野陈、邓，指示：“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牵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

    同日中午毛致电华野，分析：“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中野陈邓在攻郑后，以一部或全部向东行动，“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这是毛泽东初次提出中野徐蚌作战的设想，目的是割阻孙元良、刘汝明，吸引邱清泉、李弥分兵一部南援，以配合华野的歼黄(伯韬)作战。即视华野的淮海战役和中野的徐蚌作战为两个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在战役上分别展开的平行战役，尚非后来的南线大决战，故此时也未考虑设立总前委的问题。

    后来郑徐线上战局的发展比预想的顺利。孙元良兵团于10月6日离郑东移。10月22日，中野主力占领郑州。24日，开封守敌也弃城东撤，中野地方武装不战而下开封。随着国民党军向徐州收缩，中野4个纵队尾追逐渐靠拢徐淮战场。中野对华野从原先疏松的战略配合，逐步发展成紧密的战略配合，并向战役协同转化。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华野饶粟谭，告以“陈邓率十一个旅，戌(11月)支(4日)进至涡阳、永城、毫州三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并威胁徐、蚌，对于你们作战当然会起很大的配合作用，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你们的计划应放在华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才是可靠的。因为敌处内线，调动灵便，而陈邓对刘峙不能起致命的作用。”可见此时毛泽东虽然命令中野在徐蚌地区作战，切断徐蚌线，但尚未形成南线大决战的意识。中野徐蚌作战也非对徐州守敌“关门打狗”，而是对华野淮海战役的近距离战役配合，希望能对邱、孙有所牵制。故此时仍未提出设立总前委的问题。

    综上所述，关于成立总前委的问题，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从未提上过议事日程。如果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这样的安排就显得不太符合毛泽东指挥作战眼光远大、未雨绸缪的常规。

二  11月初的“陈邓统一指挥”并未实施

    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于10月28日晚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几经修改的华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详细作战计划。30日凌晨，毛泽东回电，除提醒运河东、西的部队应同时发起进攻，以加强作战意图的隐蔽性之外，赞扬华野“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此电还要求中野“陈邓方面亦请于虞(7)日或齐(8)日同时动作”，以策应华野。 

    31日晨，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转报中野陈邓、华东局、中原局说：“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询问：“但不知道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最后提出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当天夜里，中野陈邓复电中央军委、华野并告中野刘邓李，表示：预定11月6日集结徐州西南永城地区，“齐夜与华野同时开始进人战斗”；关于配合华野作战的方式，提出了三种预案；并拟另派地方部队攻击津浦铁路徐蚌段。虽然陈邓未明说是否收到了粟裕当日晨的电报，但从此电内容看，应是已经收到了。耐人寻味的是，此电对于粟裕请陈邓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建议，却未置一词。

    11月1日黄昏，毛泽东复电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授权“由陈邓临机决定”中野主力配合华野的具体作战方案。

    陈、邓不能不再表态。11月2日中午，陈邓致电军委并告华野粟谭和中野刘邓李，除报告根据敌情变化设想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新方案外，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表态说：“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这就是说：陈、邓抽象地接受了指挥权，具体又要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华野，实际推卸了“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责任。观察在此之后中央军委的电报，对华野的指示仍旧如前，既直接又具体，并未通过陈邓来“统一指挥”华野。客观上看，陈邓当时也不具备“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条件，他们连电台都没有一部，只能通过4纵陈赓的电台来对外沟通。而且，没有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的参与，也不可能有对两大野战军真正的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总之，“陈邓统一指挥”仅是一个没有贯彻的过渡性构想。

三  总前委成立滞后，其成员构成也不利于战役指挥

    淮海战役比原计划提前两天于11月6日打响。7日上午，根据当时淮海战场的态势，又受到东北辽沈战役胜利结束的鼓舞，粟裕和华野参谋长陈士集、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切断徐州守敌退路，将徐州集团之敌逐次歼灭的重要建议。8日上午，粟裕和张震再次联名向中央军委正式提出“在江北大量歼敌”的建议。9日晚，中央军委复电粟张：“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标志着淮海战役发展成南线大决战。

    中央军委于11月9日至11日，连电陈、邓，催促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切断徐蚌线。此时孙元良兵团从宿县北上，向徐州收缩；从商丘撤退蚌埠的刘汝明兵团未遵刘峙命令加强宿县防务，宿县守备兵力单薄。中野司令员刘伯承率中野前指于11月5日离开豫西，10日抵达拓城、永城之间，与陈、邓会合，立即商议部署徐蚌线作战。中野一部12日晚出动，13日包围宿县，15日深夜攻克，为歼灭徐州集团主力创造了条件。

    至11月中旬，淮海战役打响已经10天了，总前委还未诞生。如果说总前委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其成立是否过于滞后？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中野、华野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北局等，指示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主要任务是解决该役的后勤统筹问题：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近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像皖苏分局、冀香像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望从这个现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柔、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里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五位委员中，三位常委，刘伯承为中野兼中原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野兼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原局第二书记，同时仍兼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邓小平为中野兼中原军区政委、中原局第一书记；两位非常委，粟裕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并代理前委书记，谭震林为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总前委常委三人全在中野，其成员结构似不合理。因为淮海战役是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合作，而且两大野战军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平分秋色”，就像平津战役不能说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地位平等一样。

    (1)从指挥兵力看。中野下辖7个纵队，总兵力共13. 6万余人，连同军区部队3个旅，合计15万余人。华野下辖16个纵队，总兵力共36. 9万余人，连同军区部队4个旅，总兵力共约42万人。华野总兵力是中野的两倍多，武器装备也远优于中野。

    (2)从承担任务看。在淮海战役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重点是消灭黄百韬兵团，由华野独立承担，并阻援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中野4个纵队参加堵截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牵制黄维、孙元良兵团。显然华野是第一阶段的主角，中野尚未全军参战。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是中心，以中野为主，但华野北“挟”杜幸明集团3个兵团，并基本消灭了孙元良兵团，南“看”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还先后派出近6个纵队增援中野，最终与中野7个纵队一起“吃”掉了黄维兵团。该阶段华野实际歼敌数多于中野。。第三阶段消灭杜幸明集团，华野单独作战，中野全军休整(战略预备队)。总之，华野是自始至终，全军、全程参与淮海战役；中野则是一部“迟到”，全军“早退”，参战兵力由局部到全体，逐步增加。

    (3)从战果看。淮海战役，华野第一阶段至少歼敌14. 08万余人，第二阶段至少歼敌10. 8万余人，第三阶段歼敌17. 6万余人，合计华野至少歼敌42. 5万余人，占歼敌总数55万的80%以上。中野第一阶段歼敌约2万人，第二阶段歼敌约7. 9万人(其中歼黄维兵团约7. 8万人，。南线歼李延年兵团约0. 1万人黔，第三阶段休整，合计中野歼敌约10万人，占歼敌总数约18%。从歼敌数看，华野是中野的4倍多；从自身损耗看，兵员伤亡数和弹药消耗数，华野都是中野的3倍以上。

    (4)从战役关系看。成立总前委的时候，华野正在紧张地围歼黄百韬兵团，诱歼邱清泉、李弥兵团一部，无疑是淮海战场上最重要、最关键、最主要的作战方向；而中野此时处于牵制、保障、配合华野作战的地位。按照解放军作战的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 11月中旬淮海战役的主要方向、先打响的、兵员多的，无疑都是华野。如果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常委全在中野的安排就显得不太符合常规，也不利于战役的指挥。这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总前委真是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吗？

四  总前委并未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工作

    毛泽东斌予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一切”、“临机处置一切”的大权。但总前委究竟统筹、处置了些什么事情？又是如何统筹、处置的？考察起来却令人感到困惑。因为：

    1.总前委仅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而讨论的内容却非淮海战役

    毛泽东除了明确要求总前委统筹解决后勤问题之外，对其他任务用词模糊：“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但哪些问题属于“重要问题”？在总前委成立的11月16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打击对象尚未最后确定，需要总前委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很多、很紧迫。但奇怪的是，总前委成立之后，一次也未召开五人会议研究淮海战役的有关问题。所有问题，仍由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分别商量，和总前委未成立之前完全一样。

    直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快结束的12月12日，毛泽东才对总前委作出第一次明确的工作部署：

    (一)黄维兵团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佑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粱、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年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

    (二)我们对今后作战方针大致意见如下：甲、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常诸件(……)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乙、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丙、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战役。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丁、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拉制之。

    这是总前委成立将近一个月时间内毛泽东第一封明确致总前委的电报。此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正在紧张进行，第三阶段尚未开始。但此电内容与正在进行中的淮海战役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高睑远瞩地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显然毛泽东并不认为有关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部署，需要由总前委来研究、统筹、处置、指挥。

    总前委于黄维兵团全歼后的12月17日晚至18日召开了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会议内容正如军委电报所示，是讨论淮海战役结束后至将来渡江战役等一系列作战的有关问题，以及战后部队整编问题，并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负责起草渡江战役作战计划。这与其说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不如说是渡江战役总前委第一次预备会议。而且，这唯一的一次总前委会议，是中野刘、陈、邓三常委到相距百里的江苏萧县蔡凹村粟裕的华野指挥部开会，而不是非常委的粟、谭到三常委的中野指挥部去开会。这又是一个有违常规的做法。

    2.从电报中也找不到总前委工作的痕迹

    总前委不开会，可以采取发电报的方式来行使其军事指挥权。但从已经公布的电报来看，极难找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考察该役200余封往来电报，初步分类统计如下：

    第一，中央军委下发的电报。收人(毛泽东军事文集》的有74封，其中给中野的25封(没有一封是给邓小平个人的)，给华野的29封(其中有4封是给粟裕个人的)，同时给两大野战军的20封，无一封以“总前委”为收报人。给总前委五人刘陈邓粟谭的电报，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以后，仅有两封。一封是总前委成立不久的11月18日，内容是分别指示中野、华野的作战部署，实际是给两大野战军而不是给总前委的。从19日下午开始，毛泽东就注意给华野的电报，收报人由“粟谭”改为“粟陈张”了，明白无误地点明收报人的身份是华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委员。另一封确实发给总前委五人的即前述12月12日指示总前委开会研究渡江战役问题的电报。从时段分布来看，中央军委给华野的电报，在总前委成立之前是15封，在总前委成立之后是14封，数量上没有明显差别，内容上后一阶段的指示仍旧十分具体细致。同时给中野的电报分别是14封和11封，总前委成立之后反而少于总前委成立之前。可见中央军委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一指挥淮海战役。

    第二，华野、中野等呈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没有一封以“总前委”的名义落款，也无一封以刘陈邓粟谭总前委五人联合署名。以刘陈邓三人名义致军委的电报，从内容看，主要谈中野问题，应是以中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常委身份发出的电报。邓小平个人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仅有两封：一封是第二阶段结束后，报告中野各部队休整地点，显然不是以总前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中野政委的身份；另一封讨论淮海战役后中野进行江淮作战的问题，内容与淮海战役无关。。粟裕个人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则有5封，大多事关淮海战役全局问题。

    第三，中野和华野两大野战军相互之间的电报。在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后，中野致华野的电报，收报人均写为粟陈张，而非粟谭，即非总前委常委给总前委委员的电报，而是中野给华野的电报。

    第四，分段综合统计。从9月24日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到11月15日总前委成立之前的50天里，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64封；与中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56封。在总前委成立之后至淮海战役结束的50余天里，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69封；与中野之间的往来电报，共计39封。中央军委和两大野战军之间的往来电报，总比例是133：95，即军委和华野之间的电报远远多于军委和中野之间的电报。而且这一比例在总前委成立之后是69：39, 远远高于总前委成立之前的64；56。也显示中央军委不是通过总前委常委即中野指挥员来指挥华野，而是自己直接指挥华野。

    第五，中央军委每一封给中野的电报，均同时转发华野。同样，给华野的电报也都转发中野。显然是军委让两个野战军相互知照中央的指示(同样，两大野战军各自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也均转发给另一个野战军以便相互知照)。如果中央军委真的把淮海战役指挥权赋予总前委常委，如此繁琐和大量的越级直接指挥，是否可能贻误战机或有违其授权呢？

    总而言之，从档案文献来看，找不到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的痕迹，更找不到总前委书记“主持决定”淮海战役“部署决策”的任何踪迹。

五  总前委也未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

    那么，毛泽东明确赋予总前委的统筹后勤任务，是否由总前委具体完成的呢？事情似乎也并非如此。

    华东早有自己的后勤机构：华东军区后勤部，司令员周骏鸣。淮海战役筹划期间，又于10月5日在山东曲阜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刘瑞龙任部长，俞绳云任副部长。华东局随后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以傅秋涛为主任，负责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组织民工和车辆、船只运送到前方兵站。除此之外，华东局各分局还成立了鲁中南支前委员会(主任高克亭)、渤海支前委员会(主任王卓如)，华中工委成立了华中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贺希明、政委曹荻秋)等。从10月至11月，华东局多次开会，研究部署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作出许多重要决定，下发一系列文件。显然，华野后勤部、华东军区后勤部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以及各分局支前委员会(司令部)，就是淮海战役期间华野的后勤统筹和供应机关。

    中原也有自己的后勤机关。首先是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在中原军区兼中野参谋长李达的协助下，专门分管淮海战役中原局的支前工作和中野的后勤工作。中原局还专门成立了位于前方的豫皖苏后勤司令部(司令毕占云、政委杨一辰)，以及位于后方的豫西军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李一清)。郑州解放后，中野又在郑州先后成立交通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文建武)和军事运输司令部，用火车等现代化工具运送军需物资，中原军区兼中野参谋长李达曾亲自兼任过一段时间的交通司令部司令员。此外，中野原有供给部，部长刘岱峰，后又在郑州设立中原军区办事处，刘岱峰兼主任，负责中原野战军的后勤供应工作。可见，中原局、中野供给部、豫皖苏后勤司令部等，是淮海战役期间中野的后勤供应机构。

    除了两大野战军各自的后勤部门之外，中央军委也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早在1948年8月下旬至9月，中央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及预备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就十分关心华东的后勤工作。8月28日，分管后勤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起草给华东局、华北局的指示，明确规定华东、华北在战役中所应担负的后勤供应任务，并责成华东军区组织一个“坚强健全的后勤司令部，分遣其所属机构和兵站随军工作”。9月中旬以后，周恩来直接领导各战区的后勤工作。9月1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各军区领导人电，作出“统一全军后勤补给系统及其分工”的决定，主要内容有：(1)由华北军区后勤部统一负责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进行补给的拨送工作；(2)成立中央军委后勤部，由原华北军区外线后勤司令员杨立三任部长；(3)成立华东野战军后勤部，以原豫皖苏分局财经办事处主任刘瑞龙任华野后勤部长，调原华北军区邯郸外线后勤司令部办事处的余鳗云(俞鳗云)为华野后勤部副部长。9月，杨立三抵达山东，奉命研究、检查、指导华东的后勤工作(例如监察济南战役弹药使用情况邹。10月底，刘瑞龙抵达曲阜，出任华野后勤部部长，和俞绳云一起，负责淮海前线的后勤工作。以后，杨立三常驻山东，与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合作，统筹协调，保障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11月中旬总前委成立后，杨立三仍驻山东，继续代表中央军委后勤部，统筹、协调、督促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中央军委领导也仍关注并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中野后勤工作领导人之一、中野参谋长李达回忆说：“周恩来副主席对此也十分重视，委派杨立三参加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我们请示中央的电报，周副主席亲自过问，件件有具体批示。”

    12月12日，中野负责后勤的邓子恢、李达致电中野前指刘陈邓和华野粟陈张，建议组织中原、华东统一支前机构。15日，粟裕(根据刘瑞龙的建议)回电邓李并报刘陈邓、华东局、中央军委，“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之联合支前会议”，以商讨统一后勤问题。20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刘陈邓粟谭并华东局、中原局、冀鲁豫区党委、华中工委，指示总前委主持召开一次联合支前会议：

    如刘陈尚未动身，请小平同志考虑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讨论今后三个月的根食供应、弹药补给、交通运愉及其他有关后勤支前的工作。其中，关于前线者，即由你们直接令行，关于与后方有关者，请以你们决定通知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并告我们。如你们认为有开联合支前会议必要，即由你们直接召开包括华东、华中、中原、冀普豫四方面支前代表的会议，解决具体问题，并由总前委中一人主持。

    此时刘、陈已经离开，总前委未召开后勤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华东、华中、中原、华北冀鲁豫四方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但总前委无人与会主持，而是全权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筹备、召集。12月26日至29日，淮海战役联合支前会议在徐州召开。与会者有：华野代表、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华东军区代表、华东军区后勤部长周骏鸣；华东局代表、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和“华支”政治部长张雨帆、粮食部长张劲夫、人力部长魏思文、财政部长程照轩、民站部长梁竹航；华中工委代表、华中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贺希明、政委曹荻秋、副政委李干臣；中原局代表、豫皖苏后勤司令部政委杨一辰；华北冀鲁豫分局代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政委韩一哲(闭会前赶到)、该部粮食部长王维(开始代表韩一哲与会)；中野代表苗科长(代表中野供给部长刘岱峰)。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轮流主持会议。该会主要协商、讨论了各区应出粮食数量及其运输供应问题。和民工问题。等，达成一致意见。并建议“(一)如此巨大之粮食及民力供应，拟由华支负责统一调度，以免浪费。(二)华东随军粮站干部此次在新区帮助部队筹粮作用很大，工作也较熟练……最好留部队继续服务”。关于淮海战役结束后继续进军江淮和渡江作战的后勤间题，“拟今后交换意见，向中央及各中央局暨总前委提出建议，以备采择。”1949年1月3日，会议主持人刘瑞龙返回华野司令部，将徐州联合支前会议的情况首先向华野前委作了汇报；当晚，又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做了书面汇报。。邓小平收到此报告一周后，回复了一封短信：“瑞龙同志：送来联合支前会议各件，均已阅悉。我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邓还附笔说明：刘瑞龙来件已交豫皖苏后勤司令部政委杨一辰、司令员毕占云一阅。邓回信的这一天1月10日，正是淮海战役正式结束的日子。

    由上可见：第一，在总前委成立之前，中央军委通过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总前委成立之后，杨立三统筹指导的地位不变，中央军委也一如既往地直接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并未通过总前委来统筹领导。第二，至12月下旬徐州联合支前会议之前，华野、华东局和中野、中原局的后勤及支前机关，一直分别负责华野和中野各自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其中中野后勤领导人是副政委邓子恢和参谋长李达，具体工作主要由在战地的豫皖苏分局后勤司令部承担，而中野前指刘陈邓三人不分管中野的后勤工作。第三，总前委成立后，委员五人或常委三人中，并无一人分工专管或兼管整个战役的后勤统筹工作。第四，总前委无人参加徐州联合支前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代为主持会议。徐州四方联合支前会议的与会人员，以华东为主，华中次之，中野仅派一名科长作代表，中原局也只派了豫皖苏分局后勤政委一人与会。会议决定，由华野后勤部和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具体统筹整个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和支前工作，会后总前委对此决定表示同意。显而易见，总前委对淮海战役的后勤供应工作，并未承担统筹领导之职责。

六  结论：淮海战役的指挥机关不是总前委

    综上所述，在淮海战役的筹划阶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成立总前委的预设。11月初的“陈邓统一指挥”并未实施。现有论著一般将总前委常委、中野指挥员刘陈邓与总前委划等号，但刘陈邓是否代表总前委？应作具体分析。首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应非总前委指挥。因为战役筹划，主要在中央军委和华野之间进行，第一阶段时过大半，总前委尚未成立。第一阶段消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总前委成立后第一阶段仅剩的6天也不需要它来指挥。其次，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刘、陈两人离开淮海战场，前往中央商讨渡江战役等事宜，邓(和副政委张际春)领导中野休整，故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也无法由总前委常委刘陈邓三人来指挥。最后，唯一可能由总前委常委发挥指挥作用的主要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中，中央军委发出了仅有的两封直接对总前委布置工作的电报：一是请总前委召开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但商讨的不是淮海战役的有关部署，而是淮海之后乃至渡江战役等问题。另一是指示总前委或开会研究或派一人主持召开一次联合支前会议，商讨淮海战役的后勤统筹问题。结果总前委既未开会也未派委员主持会议，而是委托华野后勤部长代为主持，并接受会议做出的由华东后勤支前机关统筹淮海战役后勤支前工作的决定。至于其它以刘陈邓名义发出和接收的电报，从内容看应是代表中野指挥员而非总前委常委身份。总之实际情况是：总前委既未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军事工作，也未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显然淮海战役的指挥者并不是总前委。

    那么，究竟是谁指挥了淮海战役呢？笔者认为：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华野和中野分别指挥的。即淮海战役的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权在中央军委，战役和战斗指挥权在各野战军，即华野和中野的指挥员分别行使了对各自部队(包括交叉配属的部队)的指挥权。和一般战役不同的是，淮海战役由于开始条件不成熟，变化很多，因此中央军委在行使战略指挥和战役决策权时，较多地听取和吸收了前线将领的合理意见，即由统帅部和战区指挥员协商、共同行使战役决策权。而总前委有其名无其实，实际是中野的代名词，最多只能算是11月16日成立后在淮海战役大半时间内名义上的指挥者。

    不过，粟裕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和毛泽东决定成立总前委的目的，是实现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的战役协同，而这个目的是完全实现了。这也许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最大功绩。（选自史林杂志,2009年第三期,101页-110页）

附2 刘太行访谈录：淮海战役谁把陈赓搞气了？
                                     
    按：录刘太行访谈下一节前半部分,纪念粟裕研究专家石征先先生。因视频未剪辑，故本人根据记录对有些内容作了说明）。

                                      一
    刘太行：我爸爸这个人，和粟裕一样都是干实事的，而且都是实实在在地干事的人，你让他干个事，干不好他心里不安，你让他打个仗，他不把敌人消灭他心里不安。

    刘太行：当然打仗不光是你心里安不安的问题，还有你自己实力行不行的问题，但是他很尽心。但是有些人，我说过有些人他就未必是这个样子，打起仗来是……咱们说老实话，打淮海战役，你们可以问，邓小平绝对打扑克。你问我爸爸打过扑克不？当然我爸爸也不会，但是他这个心在那个地方（打仗），粟裕恐怕也是这样。
                                     二

    刘太行：打淮海战役，邓小平下命令要几天几天把那个地方收（拾）掉，二野的部队怎么打得下来嘛，刚从大别山出来，武器又差，人员、编制又不足，怎么打？所以想些办法近迫作业，挖战壕。
    刘太行：挖战壕，邓小平老是嫌太慢，大发脾气，搞得陈赓气得不行，挖不动也得挖啊（张雄文按：即不能硬打，要挖战壕，近迫作业，挖不动也得挖），部队这么弱，你说怎么打嘛！最后搞得陈赓气了，我不接你电话，我不跟你说话！然后这个事还是通过陈毅和我爸爸（一起）和粟裕通过电话，然后回（过）来才给陈赓讲，还是按他的办法去打去。
   刘太行：这个绝对是对的。我爸爸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嘛，“你在第一线，你最了解情况，你根据你们的情况去打去！”
   刘太行：然后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脾气了（张雄文按：即中野即使打光了也要打）。邓小平当然在部队里有时候很严厉，但是那个严厉有点没道理。淮海战役的问题，我还是同意我爸爸说的话，主要是华野打的，中野（或者叫二野）只能起配合作用，客观条件决定的。 

附3

 质疑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

                           －－纪念淮海战役胜利60周年

    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的南线战略大决战，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战争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解放军前线指挥员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战役指挥才能，谱写了大兵团作战的光辉篇章。历史事实表明，淮海战场的绝对主力——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将军在这一战役中起到了首屈一指、不可替代的作用。

    邓小平晚年在回忆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这一说法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一些书籍如《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的军事谋略》和影视片《风雨钟山路》等，都沿用了这一说法。电影《大决战》第二部《淮海战役》更是以此为拍摄指针。

    邓小平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但他晚年回忆的这段话，与历史真实是有一段距离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曾指出：“实事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活的灵魂”和“精髓”。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淮海战役指挥的历史真相，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由于直接的当事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已辞世，可能知道毛泽东撇开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粟裕、刘伯承，而授权中野政委邓小平全权指挥这一空前激烈、关系到国共生死存亡战役的中共中央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总前委的其他成员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也都早已辞世，人们无法直接向他们求证这一事实，而只能根据现有历史资料进行分析、考证。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于1948年9月24日向中央军委提出的，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举行淮海战役。此役最初决定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1948年10月下旬，中野攻克郑州、开封后，邓小平、陈毅率中野主力东进至淮海地区，战役发展为两大野战军联合举行。

    关于淮海战役的指挥，毛泽东有过两次明确指示：一次是1948年11月1日，在陈邓已经进入淮海战场的情况下，毛泽东根据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建议，致电陈邓粟并告华东局、中原局，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一次是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野司令员刘伯承东来和陈邓会合后，发电给刘陈邓并华东局、中原局等，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这两次电报都提到邓小平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前者是陈邓指挥、后者是刘陈邓粟谭）的事，但它们与邓小平1989年所说毛泽东“我把指挥交给你”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语气上看都不是一回事。

     从毛泽东说“我把指挥交给你”的内容和语气来看，这是他当面向邓小平口头交代的，邓小平1989年也强调“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当时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远隔千里，只有电报往来，没有电话联系，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见邓小平说这番话的呢？

    根据现已发表的党史军史文献和资料，在淮海战役前和淮海战役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见过面。在淮海战役前，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等14人，列席会议的有胡耀邦等10人。但当时粟裕还没有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所以会议期间，毛泽东不可能和邓小平谈论有关一场未来的尚无踪影的淮海战役指挥之事。

    邓小平何时离开西柏坡返回中原野战军，目前尚未见史料明确记载，但从中央和中野、华野之间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48年9月24日，粟裕致毛泽东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举行淮海战役；9月25日，中原局、中野刘（伯承）、陈（毅）、李（达）致电军委并粟裕，同意举行淮海战役；同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复粟裕并刘陈李等，同意举行淮海战役。这些往来电报的收发人中都没有邓小平，说明邓当时还没有回到中野。直至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的电报中，收报人中才有邓小平；10月12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就配合华野攻歼郑州之敌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这两份电报说明邓小平当时已回到中野，也说明此前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有淮海战役这件事。

    同时，此前邓小平虽然有可能有一段时间在西柏坡，但此时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还没有发展到共同进行淮海战役这一步，所以毛泽东不可能有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的事情。

    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邓小平参加了中共中央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由于此时战役已经结束，毛泽东不可能在会议期间和邓小平再谈论淮海战役指挥事宜。

    那么，从邓小平和陈毅率中野主力进入淮海战场直至淮海战役结束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有无可能直接召见邓小平面授机宜呢？

    据目前已公开的党史军史资料，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

    据已发表的淮海战役期间中央军委和淮海前线指挥员之间往来电报，邓小平在此期间没有离开过淮海战场。

    邓小平与陈毅率中野主力于1948年10月24日攻克开封后东进河南柘城，进入淮海战场。从10月24日至11月1日，陈邓和军委、华野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往来。

    11月2日，在接到中央授权陈邓指挥淮海战役的电示后，陈邓致电中央，称“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11月9日，刘伯承从豫西来到柘城与陈邓会合。从这时到12月16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华野之间往来电报十分频繁，有时一日数电，邓小平或为收报人之一，或为发报人之一，说明他一直在淮海前线。

    12月17日，根据中央指示，刘陈邓到蔡洼华野司令部驻地召开总前委会议。会后，刘伯承、陈毅去中央汇报，邓小平回到中野亦即总前委驻地小李家。此后，直至淮海战役结束，中央和淮海前线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文，都表明邓小平一直在淮海前线，没有面见过毛泽东。

    以上事实说明，在整个淮海战役进行期间，邓小平虽然在粟裕“机断专行”发起战役多天后成为总前委书记，但毛泽东没有召见过邓小平。也就是说，在淮海战役进行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存在毛泽东亲口向邓小平交代“我把指挥交给你”的时间和地点。

    再者，就淮海战役战场实际看，第一阶段华野围歼黄伯韬和阻击徐敌东援，第三阶段追堵撤离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都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下令的，未见有邓小平指挥下令的记载。

    特别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11月6日，粟裕根据战场形势，当机立断，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改为11月6日夜间发起攻击。当天戌时（19-21时），就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康生、张云逸、舒同、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同时下令部队执行。中央军委于11月7日复电粟裕：“完全同意鱼（6日）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如果毛泽东确曾把指挥权授予了邓小平，他是不会绕过邓小平又授权粟裕“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的。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华野战场休整，两星期内对杜聿明集团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也是中央直接指令粟裕实行的。

    即便是第二阶段中刘陈邓决定中野“先打黄维”，也是先报告中央军委，得到批准后才付诸实施的。这从另一面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把淮海战役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

    总之，就淮海战役而言，不存在毛泽东亲口交代邓小平“我把指挥交给你”这件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真相。

附4

回忆淮海战役，谭震林为何有冲天之怒？
         1989年11月，85岁高龄的邓小平接见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写者时，回忆淮海战役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为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注释1）
         这时候，总前委“五个人”中的四个——陈毅、谭震林、粟裕、刘伯承以及当时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早已先后作古。于是，邓小平的说法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官方正史的定论。
    诸多熟谙军史的研究者与在世的知情人十分惊讶，表示不好理解。也有人认为，人到垂暮之年，记忆衰退，回忆时出现差池情有可原。
    其实，这个说法并非回忆者心血来潮，而是数十年一以贯之的观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共中央八大召开，邓小平与林彪先后进入中共中央常委，前者似乎便不满足于政委亦即“文官”的出身，以“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自许，有与军中公认的名将、长期担任野战军军事主官——司令员的林彪比肩之念（粟裕因官衔低，地位浅，自然不在考虑之内），言行便时有表露。
        林彪是平津战役货真价实、经得起检验的总前委书记，统率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军作战，是名副其实指挥过两大野战军打仗的统帅。邓小平也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尽管战役打响好几天，还没有总前委这一机构，全局的战役筹划、指挥更不见经传，他担任政委的中原野战军也仅在华野的支援下，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战役，但他名义上曾是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确堪与林彪比肩。
    这个看名不看实的说法，居于高位时尚无人敢诟病，最多只有腹诽；一旦冰山倒塌，不服者自然挺身而出。
    1967年3月19日，邓小平不幸被打倒，许多人便公开站出来，指出其说法的不实。杨成武即是其中的一个。
    他在全军军以上干部会上点名道姓地说：“邓小平认为自已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主席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其他的人都不算帐。”（注释2）
        这是当着全军高级将领说的，其中不少是当年淮海战役的参与者，譬如粟裕等人，杨成武如非把柄在手，自然不会如此理直气壮地加以责难。
        同时，杨成武能获悉邓小平“我有淮海战役”的说法，可见邓小平说话的场合不止一个；杨成武也并非中原野战军或华东野战军的将领，能如此酣畅淋漓责难，也可见淮海战役指挥体系的实情，军中高级将领知者不少。
        由此，可以断定邓小平并非晚年才认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这个念头在其脑海中由来已久，挥之不去而已。

1977年，邓小平复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加强军队领导权，与当时“乳臭未干”的最高统帅以及众多深受毛泽东影响的军头较量、震慑的需要，“我有淮海”的说法再次登台。历史教科书与《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总前委书记”重新成为强调的重点。
    这虽然是政治，却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抬高了偏师中原野战军，抹杀了主力华东野战军的作用，是对数十万华野将士的不尊重，引起尚健在的华野高级将领的不满意（后来的电影《淮海战役》，诸多华野将士不满又是一例）。
    粟裕有个说法：“我觉得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注释3）他说的是华东整个战史，自然也包括了淮海战役。
    1978年7月，后来成为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的石征先与傅继俊等人，为撰写《淮海战役史》一书，专程采访粟裕时，一向低调的粟裕忽然说了句：“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注释3）在石征先惊讶的时候，粟裕向石征先谈了几个小时的淮海战役来龙去脉。
    随后，粟裕意犹未尽，亲自给当年的华野副政委、济南战役后一同筹划淮海战役的谭震林打电话，请他和夫人葛慧敏接见石征先（注释4：参见石征先《我与粟裕不解之缘》手稿）。
    谭震林和葛慧敏夫妇接电话后，满口应承，很高兴地接待了石征先等人。石征先后来回忆说：谭震林比粟裕更能畅所欲言，“对我政策更宽，登门不用预约，有问必答。”（注释5）
    石征先回到徐州后，谭震林和夫人不久也来到这里，听说他得了病，还特意从北京带来名医焦树德给他治病。

 这一次，谭震林专门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作了报告，他只允许石征先一人在他旁边作记录（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至今可见谭震林与石征先等人的合影）。也就在这次讲话中，针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的“我有淮海”，谭震林十分气愤地说了八个字：“贪天之功，无耻之尤。”（注释5）
    显然，谭震林与粟裕一样，并非为个人争某种战功，而是在为自己当年统率的野战军争取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