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战警实力:许知远: 随感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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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四则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2009-05-14 是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感慨说:“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说服对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

协议的内容令人屈辱,但谈判的气氛却是缓和的。李鸿章七十三岁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有权力的大臣,以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轻十八岁,是明治维新中的领导人物。两人互存好感,因为比起到来的西方人,中日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伊藤博文这一代仍浸润于中国文化传统,熟悉儒家的伦理和唐人的诗歌,日本皇室和大臣们之间经常使用汉字的书信来交流。即使中文与日文的发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想法。

他们十年前还在天津见过,伊藤博文专程去拜访这位北洋大臣,讨论两国变法的事宜。那时,两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还几乎处于同一条跑线上,都派遣留学生去西方,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看起来,中国要更令人生畏些,它购买的战舰规模更大。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伊藤博文可以进入权力中央,而他在英国的同学严复归国后却郁郁不得志。

决定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日本可以迅速集结全国之力,而中国则先是反应迟缓,然后陷入一团慌乱,在战机不断延误之后,又决定拼死一战。战斗发生后,所有隐藏在巨大船舰背后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指挥的失利、炮弹不足、官兵士气堕落……

朝廷中的争吵从未结束过,一个国家的战争,被当作李鸿章的一个人的战争,他的政治反对者首要的意愿,是借此摧毁他的政治权威。而民间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普通的公众从未接受过基本的知识训练,也从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山东烟台的农民们,为了一点点报酬领着日本士兵登陆。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头脑,则被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占据着。至于最高的当权者慈禧太后,她已不受控制的行使了三十年的权力,没人敢于挑战她的权威。而一八九四年正是她六十大寿,与日本的冲突的坏消息被瞒了再瞒,才最终进入她的耳中的,因为李鸿章担心因此坏了她的心情。

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是彻底的私有化。皇室在表面上拥有一切,而在剩下来的空间里,大臣们各自发展自己的私人力量。而这种权力结构,必然性的腐蚀掉整个社会,没人为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考虑,都是眼前利益的俘虏。

在伊藤博文看来,这位德高望重的李中堂,或许没办法集中一国之力战胜日本,却有能力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李鸿章在此刻享有了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在第一次会谈里,伊藤博文感慨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办,办事甚为棘手。”而他自己,倘若在会谈中失利,则可能随时被议院弹劾。 

谈判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天朝。“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里之辽台,偿二百兆金币。元气尽断,以启戎心而速危亡。”梁启超在四年后回忆说。这时,他已流亡日本。一年前,他和他的老师、朋友与光绪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嘎然而止了。年轻、雄心勃勃、却脆弱不堪的皇帝,想推动变革,却发现既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智慧。

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回到他最擅长的领域——创办报纸、写作、推介新观念。他自己也清楚,他那支常带浓厚感情的笔锋,是多么的富有感染力。提倡民权是《清议报》的宗旨之一,梁启超一定感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困境,是国家权力的私人化。长久以来,这个国家最开明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强调的是保民与牧民的观念——人民像婴儿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权力。倘若不幸出生在残暴和乱世,那么经常仅仅是服从和被屠杀的材料。

梁启超相信如今的时代已经变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已转化了。他在日本不断开阔的视野,寻找新的名词来表述这种新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是公司之事务所,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在做出这两个比喻之后,他接着问道,是公司为事务所而设立,还是事务所为公司而设立,是会馆为村市而设立,还是村市为会馆而设立。在他看来,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是颠倒的。

这个事务总办、会馆值理的慈禧太后和他那一群满族奴仆,垄断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国家的权益,作为私人礼物赠送给入侵者,以维持自身统治。满族大臣刚毅的臭名昭著的名言必让他气愤不已。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困境时,他首要关心的满族人的绝对权威正在被汉族人侵蚀。他说这江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友邦”是入侵者,“家奴”则是四亿汉族人。

于是,对于失败国家的深刻沮丧、对于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一小群满族统治者的愤怒。人们很容易想当然的以为,帝国主义导致的民族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倘若你身处那时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的大本营时,你会发现满汉矛盾才是最热门的话题。满族人的当政,意味着无限的政治专制,意味着民权的被压抑,满族统治者对自身权力的关注,早已超越了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关注。他们变成了整个国家自我更新的最大的障碍。

不能开花的枯树,不能生蛋的公鸡,不能蒸出饭的沙子,梁启超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满人政权。唯有打破它,才可能缔造一个强大、富足、健康的中国。

沮丧和愤怒也导致了激烈的药方,至少是在1899年—1902年,梁启超是个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他说破坏之药,是此刻第一要务,也是第一美德。

他也知道这种破坏主义可能导致的悲剧。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进展深感绝望。破坏主义或许会带来了残暴,但是目前满人所统治的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它的伤害或许更为惊人。他在《新民说》列举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这个国家像是慢性的溃疡,败坏和重生都在进行。因为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和权利意识,也没有足够的现代通讯,塑造全国性的舆论,这些溃败经常在本地被消化掉,它对整个国家的稳固性似乎没有太多影响。

                 

1905年在中国旅行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也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发现,中国每发生一次饥荒就会有几千万人被饿死,每发生一次内乱就有几千万人被杀死。但是,当他穿越南方的省份时,发现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似乎没留下太多的痕迹。

“关于中国人的繁殖力,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说其非常伟大应该是不过分的”,他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写道。他也发现在面对任何灾难时,中国人几乎都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不依赖政府的了……中国人是独立自主。”但是在这种独立背后,又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放弃——“政府就连指甲垢那么一点点关照国民的心都没有”,国民则没有兴趣关注任何与个人无关的公共事务。

德富苏峰到来时,中国精英阶层对立宪的讨论正激烈展开。人们期待宪政,能约束专职权力,也造就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德富苏峰了解中国对于立宪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表明,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它表明了立宪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自己的经验也让他熟悉这所有的对立宪的热忱的原因。

出生于1863年的德富苏峰,是那一代人中最知名的思想家和作家。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是日本的梁启超。他的青少年阶段,正是风云激荡的明治维新开始之时。

日本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如何获得独立与尊严,摆脱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们的行动比中国更迅速也更有力。日本没有强大的专制传统,皇室家族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一小群政治精英,有能力扭转整个国家的方向。当他们齐心协力时,就爆发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但很多人成为了激烈的国家主义者,他们用各种方式令政府强大,并相信只要政府强大了,其中的人民也就自然获得了自由。他们很多变成了帝国主义者与武力主义的信仰者。结果,一种新的形态形成了,日本出现了一个强大、高效的官僚和军事体系,他们可以对外展开战争。但是日本人的生活和权利,却得不到保证,他们依旧贫穷。

德富苏峰寻求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是对富国不热心,而是只把政府当作了整个国家,痴心妄想地以为富政府就是富国”,他在1888年的《国民之友》上问道,“为了富他们的政府,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使人民愤怒,使人民痛苦,这样作难道合适吗?”

              

距离梁启超与德富苏峰的年代,已经一个世纪了。但一些关键问题上,历史的进步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安慰。

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我想起了梁启超的国权与民权之争,想起德富苏峰对于中国人的“个体主义精神”的感慨。很多方面,它已发生了变化。

信息已如此畅通,灾难不会被遮蔽。政府也不再无能到袖手旁观,它出动直升机、军队,并动用国有财政。但是在一些基本逻辑上,它却又没有改变。尽管政府的发言人早已使用了现代西方词语,学会了新的宣传方式,但“保民和牧民”的思想却依旧如此。

这种感觉在死亡人数的公布上,是如此明显。一直到5月6日,距离去年的地震已将近一年。中国公众仍不清楚有多少同胞在这场灾难中遇害。让人不安与气愤的是,其中到底有多少个学生,仍然是个秘密。

政府也阻止试图了解真相的人。那些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和亲属,遭遇恐吓和非法拘留,他们被禁止谈论自己的苦难、愤怒和疑问。死亡的数字则成了禁区,一些独立调查者们在试图收集有关地震信息时,遭遇到搪塞、拒绝或者暴力攻击。

死亡或许暂时惊醒了公众内心的良知,却显然没有惊醒那个漫长、庞大、令人恐惧的官僚体制。而这个体制,随时准备吞噬人们所有的善意和温暖,还之以冷漠和怯懦。

68712人死亡,18000人失踪,其中5335个是学生。5月7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最终公布了死亡与失踪的数字。它像是对一个长期公众质疑的傲慢和不耐烦的回应——你们不是需要数字吗,那么我就给你数字。它的潜台词是明确的,这个数字只能由官方来提供,其他任何个人、社会组织,都无权过问。它没有耐心给出更详细的解答,这些死亡者姓甚名谁,一个抽象的、整体性的数字取代了具体和生动的个人。

这些数字的给出的过程,也暗示了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挑战所在——官僚权力的垄断。它垄断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甚至公民的死亡。这种垄断不再是向毛泽东时代那样无处不在,却仍然是强大得令人窒息。

在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中,所有人仍只是实现某种目标或者展现权力的工具。官僚权力和公众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前者施舍,后者接纳,后者永远不可能挑战前者。前者掌握了主要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它可以展开广泛的收买,塑造一种附庸关系。所有头脑精明的人都会很快意识到——一旦进入一个特权阶层,臣服于某种游戏规则,你将获得无限的自由和富足。

作为公众,你可以表现你的同情、正义和参与,但是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区域内。倘若,你要超越这个区域,那么迎接你将是重重障碍。大多数人在探寻的过程中,变得心灰意冷,最终可能丢失掉最初的所有热忱,而放弃或变得冷嘲热讽。而一小部分人坚持下来,但经常也变成了愤世嫉俗的斗士形象。一个我们渴望的、健康的公众群体、社会力量,总是难以实现。

1902年的梁启超,把满族统治者视作社会进步的障碍,号召中国青年像日本人“驱逐幕府”一样去驱逐满人。而现在的中国呢,如果以某种不一定准确的类比,这个仍在不断膨胀的官僚体制,是压在中国人身上最大的障碍,它自身的意志和利益,早已超越了这个民族的利益。

当然,历史提醒我们,一切并非这么简单。我们以为越过一个障碍就轻车熟路,却发现度过了一个障碍后,掉入另一个更大的陷阱。

不过,这希望与幻灭的交替,不正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吗?

(作者邮箱: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