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牛奶糖做法: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显现

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显现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维稳的口号。但是，21世纪的维稳实质已经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不稳定因素主要还只是“改革的阵痛”，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摩擦，突出表现为意识与观念的冲突，主要存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之中；但是现在，由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官员腐败等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深层次的改革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 

　　各种各样的影响社会不稳定“事件”，只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的“显现”。目前，统观改革与发展全局，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思潮的泛滥和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五权”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使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受到制约，致使公共政策质量不高，官民之间信任度下降，官民矛盾扩大。这两点是产生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正”和“人民当家做主”，如果这些核心价值在制度上得不到真正落实，就无法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民心所向”的“政治优势”，也就无法维护我们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不以改革的思路消除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不但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稳定”难以实现，任由其发展下去，就很可能造成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牢固确立“忧患意识”。

　　首先，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不公正，是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7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贫富差距或财富分配不公正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失灵”和“社会不稳定性”的程度。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由此带来弱势群体普遍的心理失衡、怒气和怨气积聚、对社会的普遍不信任等情绪，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趋势增加。

　　其次，权力结构失衡导致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得到尊重，这又直接致使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个人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犯公众利益或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造成群众基本权利丧失、情绪对立，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最终可能酿成由偶发事件导致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性。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稳定”是政治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说明，政府自身改革以及用好“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历史经验证明，权力腐败是社会动乱的祸根。

　　总之，社会稳定源于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源于社会结构性稳定。我们要塑造一个稳定与发展的未来，就必须下决心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改革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改革政治行政体制以约束权力，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发展社会组织，落实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根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切实做到以改革促稳定。(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基层维稳的深层次逻辑

　　当下，维稳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成为基层治理的指挥棒。同时，由维稳引发的不稳定事件也频频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笔者看来，唯有理解了基层维稳的深层次逻辑，我们才能拨开笼罩在基层维稳上的迷雾，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基层治理弱化导致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

　　当前治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造成的，而非基层政府的权力过大造成的，这是目前社会各界容易对基层维稳产生误解的地方，一般认为维稳乱象乃是由基层政权的权力过大所致，其实不然，我在基层的长期调研发现，恰恰相反，正是基层政府的权力过于弱小而非过于强大，导致了治理层面稳定问题的大量发生。

　　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会有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呢，这种弱化又是怎么样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呢？这一切乃由近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瓦解和重构造成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的权力弱化、职能上收、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因而，基层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无法在基层治理体系内获得解决，而农民则要求更高层级的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形成越级上访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就笔者在基层的调研来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是当前稳定问题的主要来源。

　　治理型不稳定问题构成当前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主体类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问题要求基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强化乡村治权，而不是进一步弱化之。正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稳定问题从治理层面转向行政层面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治理层面的问题转化而来，因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弱化，问题和矛盾上移，群众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迫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之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维稳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

　　当前，信访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大接访意味着以县为主的维稳工作体制已经形成，县委书记大接访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许多地方的县级信访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副处级单位，而信访大厅则成为县级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门。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当前信访考核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使基层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反而不利于问题在治理层面的解决。并且乡镇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处理稳定问题，同时，这种维稳体制也被少数人利用，他们利用当前的信访体制要挟基层政府，产生了一批以获取不合理利益为诉求的老上访户，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真正合理的治理问题反而无法得到解决。

　　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

　　从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动机来看，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为数极少，绝大多数不稳定因素都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并在行政层面表现出来，对政治的直接冲击几乎不存在，当前基层社会的稳定问题以治理型不稳定为主要类型。但从客观影响来看，如果治理层面的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处理不及时，将会产生大量的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就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市县乡三级的不稳定因素，不管其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影响，均表现为治理问题在行政层面的表现，到了省里，则会产生一些政治影响，一旦到了北京，稳定问题便脱离了治理和行政的逻辑，而进入到政治逻辑中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不同层面的稳定问题呢？维稳体制应该对这些如何作出正确的回应呢？笔者的一个主要建议是，将维稳视为推动官民关系重塑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契机，促进基层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建构，完善乡村治权，并最终推动基层政权建设。

　　而当前的紧要工作则是要进行基层治理体制和维稳体制的重构，从社会层面着眼，将问题解决在治理和行政层面，如果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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