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速社区:孙权的用人之道

     孙权表示很想建立齐桓、晋文那样的匡辅王室的功业。鲁肃推诚进言，指出：往日高皇帝刘邦本想尊奉义帝而不得，因有项羽的阻碍。现在的曹操，如同昔目的项羽，有他从中作梗，将军怎能建桓、文之业？看来，汉室已不可复兴了，曹操也不能很快被除掉，为今之计，只有牢固地立足于江东这块好地方，等待时机。如今，北方多事，曹操无力南顾，将军可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首先剿除黄祖，进讨刘表，再完全据有长江，然后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这是汉高祖一样的伟大事业。鲁肃的这种高论，就今天看来，并无多少惊人之处，而在古代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条件下，没有丰富阅历，没有真才实学，没有远见卓识，是办不到的。

     孙权继承父兄遗业之后，当然胸怀大志，图霸称王，但毕竟年纪尚轻，思虑不深。鲁肃高层建瓴，统观全局，先在江东站稳脚跟，再据荆州，而后西上占有素称天府之土的益州，进而图天下这一宏伟蓝图，展现在孙权面前，使孙权眼睛更为明亮。然而此时的张昭，竟以鲁肃谦恭不足为由，指出此人不可用。面对自己待以师傅之礼，有如顾命之臣般的张昭的反对，这是一次重大的抉择。究竟是用还是不用？孙权认准了鲁肃决非夸夸其谈之人，毫不动摇，对鲁肃信任有加。孙权的这一选择，便为将来制定和执行联刘抗曹的正确外交军事路线提供了有力保障。史称鲁肃“思虑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过后，肃为之冠”。此论并不为过。其实，在制定和执行联刘抗曹统一战线方面，鲁肃是高于周瑜的。

     由于孙权信赖周瑜和鲁肃，委以大任，故能取得以少胜多的乌林之役的全胜，确保了孙吴集团在江东的地位，为今后长期和强大的曹魏集团相抗衡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从而也使周瑜成为一代名将。

     曾在夺取荆州中建立殊勋的吕蒙，是孙权在行伍中发现，并逐步提拔起来的。吕蒙少时避乱江东，依姐夫邓当。邓当是孙策的下级军官，战死后，吕蒙继之。孙权统事后，准备将兵少、经费又不足的小部队合并整编，以提高战斗力，便决定去各营检阅，以定优劣。吕蒙得知此事后，暗中通过借贷，为兵士购置了统一的绛色军装和裹腿，进一步加强训练。检阅之日，孙权看到吕蒙所部队列整齐威武，十分高兴，盛赞吕蒙治军有方，便增拨一批兵士归吕蒙率领。之后吕蒙的才能日益显露，征山越、讨黄祖、参加乌林之役，屡献良策，频立战功，职务也不断提升。

     公元211年，吕蒙通过实地考察，向孙权提出在濡须口两岸修筑坞堡，屯兵御敌的建议，认为既可控制曹军由巢湖入长江之通道，又可由此北上，争夺淮南。此议当即遭到众将反对，他们的理由竟然是“上岸杀贼，洗脚入船，要坞堡何用？”吕蒙耐心解释说：兵器有利有钝，打仗有胜有负，万一敌人的步骑兵突然打到跟前，连下水都来不及，还能上船吗？没有坚固的堡垒，岂不要误大事？众将信服，孙权立即采纳。坞堡修成，将士进入之后，看到坞堡像一把硕大无比的铁钳，紧紧卡住水口，无不佩服吕蒙的远见卓识。后来曹军虽屡屡进犯，均难得手。

    
     公元217年，鲁肃病死，吕蒙代之。在和刘蜀集团争夺荆州的多年战争中吕蒙功勋赫赫。先是智赚郝普于零陵，而后经过周密策划，于公元219年乘关羽北上进攻襄阳樊城之机，“白衣渡江”，逼“威镇华夏”的关羽“败走麦城”，完成了鲁肃早已制订的据有荆州的战略部署。荆州之役，充分展现了吕蒙把军事艺术、政治工作、外交活动融为一体的高超才能。更证明了孙权知人善任的英明。

     孙吴王朝另一位建立赫赫战功的名将是陆逊。公元221年，刘备率军东征，气势汹汹。孙权大胆提拔了资历不深的陆逊。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人，世代为江东大族，本人乃一书生出身。孙权开始统事时，参与幕府，出任地方小吏及县长，政声甚好。又在平定山越作战中屡屡建功，渐为孙权所知，提升为定威校尉，屯守芜湖。吕蒙定计夺荆州，称病回建业，推荐陆逊相代。一方面以陆逊声名不高，可以麻痹关羽；另一方面以为陆逊思虑深远，才干非常，终可大任。陆逊“外自韬隐内察形便”，协助吕蒙顺利取得荆州。此次受命率军拒蜀，深感关系东吴命运，决不能轻举妄动，必须深思熟虑，选择有利时机和有力方式进行反攻，不战则已，战则全胜。于是大胆后撤五、六百里，采用先让一步，诱敌深入，等待时机相机歼敌的作战方针。他顶住了内部非议，坚忍不拔，与刘备相持半年之久，终于一把大火，把刘备烧回了老家，取得夷陵之战的辉煌胜利。为此，陈寿十分感慨，他说：“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

     后来，孙权和陆逊一起谈论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时，指出：公瑾英雄壮烈，胆略过于常人，所以战败曹孟德，其功难继。往昔，公瑾邀子敬来，初一交谈便涉及天下大势和我们的方向及建帝王之业等，这是第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曹孟德率数十万大军来攻，张昭、秦松等又多主张妥协，只有子敬持相反意见，并建议“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这是第二件大快人心的事，子敬的“决计策意，出张（仪）苏（秦）远矣”。……子明少时，我只认为他“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

     孙权的这一番议论，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它从总体上指出了各人的主要优越之处；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孙权本人的知人善任。但其中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鲁肃主张“借地”与刘备“是其一短”便欠公允，其实这是形势所需，对孙刘双方均有益无害，刘可以此立足并壮大自己，孙可以刘御曹，用兵淮南，争取更大空间。这正是鲁肃眼光敏锐、思虑宏远的表现。至于后来刘备借地不还，是刘备的目光短浅所致。又如认为吕蒙次于周瑜，恐怕也难以成立。综观吕蒙的经历，其胆略才智当略高于周瑜，起码也应旗鼓相当。这些问题，有待于识者的进一步探讨了。

     孙权的识人用人，除了“东吴四英”的选用，还体现在丞相的正确选用上。

     公元222年，孙权封吴王，群臣举荐张昭为相。孙权说，现在正是多事之秋，这个职务担子很重，并不是设来作优待的，于是用了孙邵。吴书中虽没有孙邵的传，但从裴注简短的论述中，可知他应该是称职的。黄武四年，孙邵去世，百官又异口同声地举荐张昭，孙权还是未同意。他说，我难道是舍不得把这个职位给子布吗？担任丞相的职务是一件很烦杂的事情，而此公性情刚烈，所说的如果不听，就会产生怨恨，这样安排没有好处。他选用的是顾雍。

     顾雍实在是最合适的丞相人选。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蜀汉占有正统优势，曹魏占有强大优势，吴在这两方面都无法匹敌，但能够与它们三足鼎立而不相上下，是因为吴国有人。这就是顾雍，他的才能足以同诸葛亮媲美。

     顾雍言语不多，行为谨慎，用人只看才能而无偏见。他体恤百姓疾苦，了解施政得失，所提建议若被采用，则归之于上面，不用，从不说出去。对于边将提出的小功小利之策，他都建议不用。王夫之说，顾雍当丞相，又有陆逊以宽仁济之，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没有屠掠之惨，亦无苛繁之政，百姓休养生息，只有江东才有这种局面。惜吴国没有蜀汉的正统，魏国的强大，而只有一隅之地，不然的话，足以平定天下了。

     这确是至论。唯独没有把孙权对吴国这种大好局面所起的关键作用说出来。这也许是因为王夫之仍有以汉为正统的思想，所以大赞吴国之臣而不赞其君。然而在那个时代，无明君岂有贤相！不是孙权力排众议舍张昭而用顾雍，顾雍如何能显示才能？这再一次表现出孙权知人善任的特长。

     “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这是孙权的名言。这种对群众作用群众智慧的深刻认识，对于前期的孙权是可信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真知卓见，他才避免了某些统治者常有的刚愎自用，为所欲为等劣德。也正是因为孙权认识到必须用众力众智，所以他在善于识人用人的同时，乐于听取意见。由此，才能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人才往往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因此一般要有一个培养发展过程。这种培养除了加重担，令其在实践中锻炼之外，认真读书，接受间接经验，则是成为高级人才所必备的条件。孙权集团的读书风气是很强盛的。赵咨使魏答曹丕时提到：“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此话并非溢美之辞。孙权本人很善于学习，年轻时，遍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统领国事后，虽日理万机，却又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及诸家兵书。可见，读书，深刻领会其精要，这对孙权之所以成为三国史上的大英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由于孙权对读书的作用深有体会，所以在人才培养上，很强调部属认真读书，这更是孙权识人用人的一大特点。孙权劝学吕蒙的故事，就被传为千古佳话。

     史载，孙权对吕蒙和蒋钦说：你们二人如今都执掌大事，应当好好读书，以增长才智。吕蒙却说：军中事务繁多，哪里还有时间去读书呢？孙权耐心开导：我并非要求你们研究经书，做个博士，只想让你们涉猎往事，增长才干。然后列举自己读过的书，接着又说，我接替兄长统事以来，军政事务不比你们少吧？我又忙里偷闲读了许多书，自以为大有裨益。像你们二人，聪明敏悟，只要去学，必有所得。难道还不应该很好地去学习吗？接着又具体指出，现在首先应该读一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孙权语重心长地告诉二人，孔子曰：“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不如学也。”汉光武帝在戎马倥偬间仍手不释卷，曹孟德也自谓老而好学，二卿为什么不自我勉励呢？二人听后深受启发。而吕蒙更是孜孜不倦，争取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发愤苦读，精心思老。所读之书甚至超过一般儒生。后来，鲁肃代周瑜统军，前往陆口路过寻阳，与吕蒙会面，言谈之间，发现吕蒙引经据典，议论中肯，十分佩服。拍着吕蒙后背，亲切地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笑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然后谈及如何对付关羽，吕蒙“密为肃陈三策，肃敬受之”。后来，权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由于吕蒙饱读兵法和史书，又能结合实践灵活运用，终成一代名将。其他高官，也乐于读书，如步骘，接替陆逊为丞相之后，政务更为繁忙，“犹悔育门生，手不释卷。”而且许多大臣多有著述。

     孙权的用人之道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关爱人才，协调部署之间的关系，充分信任部下是重要的一面。孙权在委任周瑜和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参谋长，率军对抗曹操时，深情地告诉周瑜：卿能办的就果断决定，万一不如意，再回来让我亲自和曹孟德决战。面对吕蒙.陆逊也是全权委任，绝不从中牵制。夷陵之战前，诸葛瑾致书刘备，劝其收兵。有人认为诸葛瑾有“交通外敌”之嫌。孙权驳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渝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充分做到了任人不疑。更有甚者，在夷陵大败刘备后，吴、蜀从战略利益考虑，再次和好，以共拒曹魏。这时陆逊为西线最高长官，孙权竟将印玺另刻一枚，交陆逊处，凡送往蜀方的公文，均先由陆逊斟酌、损益后，再加印玺送往蜀方。胡三省对孙权有评论：“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与，谗间不行其间，所以能保江东也。”此评是允当的。

     孙权对下属关怀备至。我们翻开史籍，往往能发现某大臣或将军死后，孙权痛哭，并穿孝服为其送葬。若有遗孤，孙权便接入宫内，精心抚育。到了入学年龄，便令同孙姓子弟同时读书，直到长大成人，再安排职务。

     取得荆州胜利后不久，吕蒙重病缠身，孙权将吕蒙接到自己住所之侧，千方百计延医治疗，有时需进行针灸，孙权见其痛苦之状，也“为之惨戚”。为了能经常亲眼看到吕蒙，而又不打扰其静养，便在隔壁墙上凿一小洞，从洞中不时观察。看到吕蒙稍能进食，便喜形于色，否则便愁容满面，“夜不能寐”。其间，吕蒙病情好转，孙权“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当吕蒙终于不治身亡时，“权哀痛殊甚”。

     孙权还善于协调部下之间的关系。公元216年，打退曹操对濡须的进攻后，孙权拜周泰为濡须督，而朱然、徐盛等都成为周泰的部下，因周泰出身寒门，不服。孙权召集诸将奏乐畅饮，席间孙权让周泰解开衣服，亲自手指周泰身上的创痕，询问每道伤痕的来历，周泰将往昔战斗受伤经过一一回答。宴罢，孙权又让士兵为周泰呜鼓角开道送出，如此一来，众将无不心悦诚服。

     我们看到，在孙权集团中，高层人才之间，有着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互相信任，精诚团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辅佐孙权，完成王霸之业。资深年长的老将程普，居功自傲，但在周瑜高风亮节的感召下，“敬服而亲重之”，并向外人夸赞说：“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周瑜深知鲁肃为人，极力向孙权推荐，同时也劝鲁肃留在江东，为明主出力；乌林战前，鲁肃一面主张积极抗战，一面建议速召周瑜从远方返回，共商大计；周瑜临终，荐鲁肃担当重任；鲁肃与吕蒙“登堂拜母”结为至交；吕蒙设计夺荆州先回建业“疗疾”时，荐陆逊署理荆州事宜；吕蒙病重又荐朱然自代。……这一切，都说明在江东，有一个以孙权为核心的、坚强的、团结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领导集体。这一现象的存在，也正说明孙权用人之道的高明。

     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谦恭下士，善于纳谏，精于选拔人才，从其主观意向看，当然是为了自己的万世基业一统江山，其本质是政治的，也是自私的，然而客观上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件大好事。最高统治者思贤若渴，而士人则“思得明主”为知己者用，以施展才能，实现抱负。将这二者完好地结合起来，孙权集团就是一个好典型。此点古人早就作了评议。《三国志》裴注引孙盛语：“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话虽有些尖刻，却是真情理。所以陆逊之孙陆机，在《辨亡论》中指出：“是以思臣兢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我们从文臣武将们称呼孙权为“至尊”这一点上，也足可看出臣下对孙权的崇敬有加。“至尊”一词，比起称皇帝，称陛下，称皇上，不是显得更为崇高吗！孙权刚死，即被称为“大帝”，在三国史上，甚至在中国古代史上，还有多少最高统治者获得过如此崇高的称谓呢？

     总之，我们从以上粗略述评中确实可以真切地体验到孙权用人之道的光辉。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当属于佼佼者之列。值得人们更深入地去进行研究。然而，孙权晚年的所作所为，也让我们感到深深地惋惜，当然，这就需要另作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