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战警超能力: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验借鉴

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验借鉴
阅读次数：2616 发布日期：2008年10月24日 编辑：本网
    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给我国的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提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决策层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全新思考。借鉴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不断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体制和机制,对于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无疑具有战略性意义。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判断标准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往往发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起飞”的前夜。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都伴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创新、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的提升、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降低、社会福利和居民生活的改善等等。判断和衡量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主要标准,就是经济的发展是否真正实现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从决定经济增长各因素的贡献率出发,我们通常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而衡量粗放与集约的主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率。我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 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当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在 40%～60%之间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处于一个关键的过渡期,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调整、巩固和提高。从表 1中可以看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基本在上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巩固和提高,完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先后进入集约型发展时期。它们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具有大体一致或相似的进程,一般都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投资结构演进,投资结构演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亚洲“四小龙” 时　期 经济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新加坡   1960—1970 8.8 10.1 1970-1980 6.3 35.5 1980-1983 6.9 62 韩国 1960—1970 8.6 7.5 1970-1980 10.1 40.1 1980-1990 6.4 44.9 1990-1994 6.6 50.3 中国香港 1960—1970 10 49 1970-1980 9.2 27.8 1980-1993 6.5 56.5 中国台湾 1960—1970 9.6 11 1970-1980 8.9 33.6 1980-1993 7.9 50.6     二、发达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经验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美国、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国都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参考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明确政府在非竞争性领域的职责     美国政府在非竞争领域的一些干预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税收优惠、价格保护、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等,发挥了较好的协调、引导效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在产业政策方面,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农业发展及住房、公路、航空网等基础设施建设,80年代重点扶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产业的发展,90年代重点支持信息产业和出口产业的发展,这些连续的产业政策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 日本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样得益于政府的干预。日本政府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确定了“贸易立国”和“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方针,前者具有粗放型经济发展导向,后者具有集约型经济发展导向,二者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立国”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的配套措施: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给予税收优惠或政府补贴支持,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和相关企业给予优惠融资,增加对新兴产业和企业的投资等等。此外,日本政府更多地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促使企业把握产业的发展动向和变化趋势、改善经营、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向集约型部门转移,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强化市场机制在竞争性领域的地位     实践证明,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最有效手段。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如参与对企业领导人的培训、为有形和无形市场的建设提供支持、对市场运行进行有序监管和提供服务等,都意味着通过培育市场机制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贡献。     在竞争性领域,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推进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特别是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确保市场信号不扭曲;三是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保证企业独立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四是促进政策透明、信息公开,企业能够及时作出反映。     此外,为了确保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政府十分重视建立市场秩序。不仅直接制订若干必要的调整竞争秩序的立法,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等,而且还间接地致力于为建立有序竞争创造重要的条件,例如币值稳定、市场开放、契约自由等。     3.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发挥主导作用     在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因素中,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处于首位。据测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美国对科技创新非常重视,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总统和副总统任正副主任,由一些部长担任委员,以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国家领导。并且,美国还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大量培养本国科技人员,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国外优秀人才来美国发展,所以研究与开发投入增长很快。1992年,美国的研发投资已经超过日、德、法三国的投资总和。同时,美国政府还非常重视科技成果在经济上的应用,支持国家实验室、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     日本则是侧重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大量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且对引进的技术具有严格的要求,首先要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市场需求等基本国情,其次要有利于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步伐、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第三要有技术改进和创新的潜力。除重视技术引进外,日本还致力于前瞻性技术研发,在尖端产品的生产方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成功从一个引进、模仿西方技术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技术出口国和技术不断创新的国家。技术进步为日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动力,而巨大的研发投入是重要的物质保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居发达国家前列。同时,日本充分发挥企业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力军作用。日本全部科研投资80%以上来自民间企业,科研人员63%以上在民间企业。     4.实施符合国情和经济发展特色的调控措施     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并形成了两大调控体系。一是以利率、汇率、税收为主要手段的政策调控体系,保证宏观经济体系的基本平衡;二是以市场准入和监管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监管体系,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和市场体系的强大活力。      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侧重于宏观调控,运用的手段主要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干预始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的罗斯福“新政”。美国1946的就业法为政府的干预奠定了法律基础。战争结束至60年代末,政府调控的目标以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充分就业为中心,所采取的调控手段则主要是扩大政府支出、实行大规模的减税等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促成了资本主义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黄金时期”,而这一“黄金时期”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出现]。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滞胀的出现,政府则逐步改以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大幅度减税的财政政策相配合,辅之以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和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在80年代解决了通货膨胀,在90年代当其他西方国家经济处于一片萧条之中时,却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一支独秀的局面。      在日本政府的宏观干预中,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实施产业政策。日本的产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战略产业的扶持,带动经济全局的发展,从而达到经济赶超和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能选为扶持对象的战略产业通常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瓶颈产业”,第二种是支柱产业,第三种是先导产业。当然,这三种产业的选择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政府对这些战略产业实行的扶持政策主要有:对幼稚产业和战略产业实行进口数量限制、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为主的保护主义政策;引导和促进投资的“倾斜式的金融、财政和税收”政策,为发展战略产业服务的政府公共投资政策,“倾斜式的”振兴出口政策,“倾斜式的”产业技术政策,政企之间经常性的“恳谈制度”等。      三、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点建议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都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1)高度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及其体制机制建设。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巩固提高。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已经占到全部企业总数的90%以上,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并且提供了绝大多数新增就业岗位。     近年来,全国中小企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并且呈现出高成长、集约化的发展特征,高新技术领域、现代服务业和节能环保行业成为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主要方向。但是,在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实施过程中,体制和机制的空白点依然存在。比如,对高成长企业的融资问题、对环保节能产业的实际税负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小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和尝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为中小企业这个国民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因素,提供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从而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体制上,真正推行国民待遇,消除观念上的障碍。机制上建立中小企业服务快速通道,特别是涉及行政审批、项目认证、金融保险等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方面,必须尽可能简化环节,提高效率。      (2)不断强化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调控手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关键时刻,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系列政策都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从而保证了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这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其中,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家电和电子产业,90年代后期的现代通讯产业以及本世纪初的互联网产业等新兴产业,都是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取得快速发展,不但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创新,并且成功实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转变。当前必须进一步强化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巩固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项支持经费,鼓励银行实行联合信贷,并对新产品实行税收优惠,以及对技术改造升级的项目实施直接奖励等等,以制度的方式给予明确的支持和鼓励。     (3)实现循环经济体制机制的战略性突破。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沿海地区,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具有率先发展循环经济的有利条件。首先,外向型经济的成熟使得这些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和流程再造,特别是能够在省级工业园区和其他规模型工业园区,形成产业链相对完善的循环经济发展集群。其次,沿海中小企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扎堆效应,使得上下游企业的配套整合成为企业降低外部成本的内在动力,相关行业的整体发展已经为循环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平台。由此而产生的循环经济体制机制的战略性突破,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沿海地区创新优势,进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示范效应。循环经济体制机制的战略性突破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实现整体推进。首先在产业层面,重点强化循环经济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特别注重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其次在行业层面,重点强化相关行业协会和社会力量。发挥行业协会的信息优势和纽带作用,创造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社会平台。第三,在企业层面,重点强化园区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对新能源、新材料、环保产业和农业产业一体化中的规模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支持和社会化服务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广平,高园.马克思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的模型及其分析-兼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和途径.当代经济研究,2004(5) [2]方竹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现代经济探讨,2007(1) [3]洪银兴.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内涵.管理世界,1999(4) [4]宋林飞.江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思路与对策.现代经济探讨,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