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张旭的代表作:地震前兆与地震预报-------对海城、唐山、汶川地震的探讨（续3）

[ 2009/8/21 9:39:00 | By: 侯振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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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海城地震预报工作
2.2.1、关于海城地震预报的发布
1975年海城地震是世界上至今唯一一个有详细材料证实成功预报的大地震。中国普通公众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原因就是海城地震的成功。但是有许多与海城地震无关的中国地震工作者却不认可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根本不认可的有张永仙（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有保留意见的有王克林、陈棋福、孙士鋐、王安东请见下文：
《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王克林、陈棋福、孙士鋐、王安东
【Wang,K.,Q.-F.Chen,S.Sun,and A.Wang(2006),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Vol.96,757-795
作者按：1975年海城地震是世界上至今唯一一个有详细材料证实的在实践上成功预报的大地震。说它成功，是因为确实有大范围临震预警，减少了伤亡。说它仅仅是实践上的成功，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地震预报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海城事例的重要，在于它两个方面。第一是它否定了地震预报不可能实现的论点。它告诉我们至少有些地震有前兆，而这些前兆有可能导致预报。第二是它再次提醒我们短期和临震预报的巨大难度。海城的临震预警牵涉到一系列偶然因素，其经验无法直接应用于其他地震。地震预报需要数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认为，人类绝不可以放弃对地震预报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应属于长期致力的科研题目。而在地震预报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现实的做法只能是在地震监测和科研的基础上狠抓抗震设防工作，如地震危险区划，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的完善和严格实施，以及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等等。
摘要：广为报道的1975年中国海城7. 3级地震四阶段预报（长期、中期、短期和临震）曾令世界瞩目。但因为当时的文件没有公布，而且预警发布详情也没有描述，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一直显得神秘。本文通过对已解密的文档资料的研究和与主要见证人的访谈，重现这一重要历史。研究表明，海城地震前有两次正式的中期预报，但未正式发布短期预报；地震当天，有一个县政府发布了具体的疏散令，而辽宁省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行动在实效上也构成了临震预报。上述行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但震区当时的建筑方式和傍晚发震的时间亦有助于减少地震的伤亡。灾区各地疏散工作极不均衡，由最低层的行政部门作出应急决策的情况较为常见。最重要的临震前兆是一前震序列，但诸如地形变异常、地下水水位、颜色和化学成分的变化以及动物异常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王克林等特别撰写的作者按（一般论文是没有作者按，报刊中中宣部特别推出的文章都经常有编者按，毛泽东先生就为人民日报写了许多编者按）其核心就是海城地震预报经验特殊，其方法不实用，现实是地震不能预报。『海城的临震预警牵涉到一系列偶然因素，其经验无法直接应用于其他地震。地震预报需要数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认为，人类绝不可以放弃对地震预报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应属于长期致力的科研题目。而在地震预报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现实的做法只能是在地震监测和科研的基础上狠抓抗震设防工作，如地震危险区划，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的完善和严格实施，以及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等等。』至于【第二是它再次提醒我们短期和临震预报的巨大难度。】则属于莫名其妙，既然海城地震预报是唯一，那里有什么再次？
王克林等摘要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研究表明，海城地震前有两次正式的中期预报，但未正式发布短期预报】。对于这个问题，让我完整引用王克林等自己的《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附录B来说明问题。
【附录B: 海城地震预报大事记
（详述每一事件的章节在括号中给出）
1974
6月7—9日    全国会商会和所说中期预报（3. 2）
6月15日      中科院向国务院提交有关上述会议的报告（3. 2）
6月29日      国务院发布69号文件，认可上述报告（3. 2）
7月23日      辽宁省革委会首次召开专门研究地震问题的会议（4. 1）
11月25—27日 国家地震局在开原召开多省会商会（4. 1）
12月22日     辽阳—本溪地区发生地震群，最大震级ML 5. 2 （4. 2）
12月23日     辽宁省革委会发出三个误报（4. 3）
12月31日     辽宁省革委会误报辽阳—本溪1月5日前将有5级地震（4. 3）
1975
1月4—5日    辽宁省开会强调12月31日的预报（4. 3）
1月10日      辽阳—本溪撤除（误报）预警（4. 3）
1月13—21日  全国会商会和第二次中期预报（4. 4）
顾浩鼎的短期预报（4. 4）
2月1日       第一个前震发于凌晨1：35（5. 1）
2月3日       前震活动于傍晚加剧并发生有感地震，引起省地震办注意（5. 1）
2月4日
0：30    朱凤鸣写出所说临震预报（《地震情报》第14期）（5. 1）
7：51    最大的前震（ML 5. 1）（5. 1）
8：00    华文令省地震办召集紧急会议（5. 1）
8：15—9：00  营口县紧急会议，曹显清报“今天”有大震，县委发疏散令（5.3）
10：30   省政府通过电话通播发出一般性预警（5. 1）
11：30   省预警传达到营口县（5. 3）
14：00   《地震情报》第17期，提到前震造成的破坏（5. 1）
14：00   省地震办在海城县招待所召开紧急会议（5. 1）
14：00   海城业余地震站报3小时内将发生大于4—5级地震，引起当地一些居民疏散（5. 4）
18：30前石硼峪地震台电话通知“严防今晚可能发生大震”（5. 2）
18：00—19：00   海城县紧急会议（5. 4）
19：00—19：20   39军在大石桥礼堂举办欢迎仪式（5. 5）
19：36   7. 3级海城地震
2月5日       国家地震局《震情》第3期增刊说震前曾有预报（6. 4）
2月10日      《震情》第8期给出华国锋个人对于预报的评述（6. 4）
《震情》第9期给出海城预报官方描述（6. 4）
3月13日      中国各大报宣布海城地震成功预报（6. 4）】
从以上看 2月4日辽宁省有关机构特别是辽宁省革委会做出的决策是极其准确与及时的。
【从2月3日傍晚开始，同一地区小震活动骤然增多。地震活动的激增引起了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他们正确地预言道（附录D）：“如果有大震，估计小震活动可能会升级和进一步增多。”到午夜，石硼峪台已经在值班记录中记下了33个小震（6—1）。他们估计所有小震都源于台站东南方20至21公里处（依据VS－VP 到时差和该台站短周期三分量地震仪记录的初动方向）。图7给出现已确认为前震的总共500多个小震序列的震级（ML）－时间关系图。图7中的地震数比石硼峪台值班记录中记录的多了20来个，这是因为震后的重新分析又帮助多识别了一些小震。Wu et al.（1978）用MS给出了类似的数据，其中一些地震后来被Jones et al.（1982）用于重新定位研究。
2月4日零点30分，朱凤鸣在会商之后写出《地震情报》第14期（2—15；附录E），向省政府讲明了当时的情况。晨5时和8时，又有两期《地震情报》写出和打印出来，报告了地震震级不断上升的趋势。至晨8时，已监测到200多个地震，其中最大的是ML5. 1（MS 4. 7）级，发生于7：51。
简短的《地震情报》第14期后来被正式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虽然不是以确定口吻写出，但由于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的地震”，它发出的预警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此前省地震办发出的报告从未用过类似的词句。朱凤鸣把这个简单报告带给省革委会直接负责地震办的官员刘益民，刘于晨8时带朱去见省革委会副主任华文。
我们在2004年采访的所有前辽宁省地震办工作人员在一个观点上完全一致：他们谁也没有试图，或觉得自己可能，预报地震精确到某一天。朱凤鸣先生告诉我们，当他写下“很可能后面有较大的地震”时，他心里想的是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尺度。然而，当他们在1975年2月4日向华文先生汇报地震情况时，华文比他们紧张得多。令人惊讶的是，正是华文在早晨8点作出的行政决定有效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根据省地震办震后的一篇追记（2—21），当他们向华文建议先派人去营口—海城一带看一下再安排应急措施时，华文说：“怕来不及。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市县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
遵循这一指示，刘益民率顾浩鼎和地震办文秘官员李福祥驱车赴海城镇，并于14：00～15：30在海城县招待所召开紧急会议。包括海城县和营口县政府官员以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共12人参会。在会上，省地震办的李福祥估计震级将大于6并说：“大震可能要在近几天内发生”（2—21）。
上午10：30，当刘益民等三人正在由沈阳向海城行进时，省革委会组织了一个电话通播（电话通播的工作方式，见2. 3节）。在电话通播中的省革委会正式通告十分简短（3—14）。通告通报了已发生的大量地震，“最大四点七级”，和在未来震中区已经造成的一些轻微破坏。显然，省里这时已经开始接到一些前震造成破坏的报告。通告说“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地震活动异常频繁”，并要求所有有关地区保持高度戒备。伴随着革委会正式通告的是李伯秋将军自己典型的军人风格的指示。营口市委于11：30将省里的通播传达给营口县。据营口县当时的电话记录（4—10），李伯秋将军有四点指示：
“一、把地震范围划清楚，震中面积有多大？
二、把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
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
四、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显然，对李伯秋来说，第一，大地震肯定要发生（“震中面积有多大？”）；第二，它可能当天就发生（“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
到下午，前震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已相当清楚。省地震办于下午两点向省政府呈交了《地震情报》第17期（2—18；附录E），这是一份重要文件，因为其中报道的一些严重破坏，如山墙和烟囱的倒塌，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一些社、队和个人在没有上级具体指示的情况下自行做出了疏散决定。可是，下午一点以后，前震活动大幅度减弱；这一减弱以及当时的严寒使疏散工作复杂化、】
从以上看，到2月4日晨8时辽宁省地震办已经完成对海城地震预报的主要工作。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2月4日零点30分向省政府报告的《地震情报》第14期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的地震”，它发出的预警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朱凤鸣把这个简单报告带给省革委会直接负责地震办的官员刘益民，刘于晨8时带朱去见省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在此之后，辽宁省革委会就是海城地震预报发布的主角。华文先生听到地震情况汇报时，虽然地震办向华文建议先派人去营口—海城一带看一下再安排应急措施时，但华文说：“怕来不及。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市县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直接开始了地震预报的发布工作。14：00～15：30在海城县招待所召开包括海城县和营口县政府官员以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共12人的紧急会议。在会上，省地震办的李福祥估计震级将大于6并说：“大震可能要在近几天内发生”（2—21）。
上午10：30，在准备地震紧急会议的同时，省革委会组织了一个电话通播，省革委会十分简短正式通告通报了已发生的大量地震，“最大四点七级”，和在未来震中区已经造成的一些轻微破坏。通告说“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地震活动异常频繁”，并要求所有有关地区保持高度戒备。伴随着革委会正式通告的是李伯秋将军自己典型的军人风格的指示。
坦率的讲，王克林等强调辽宁省革委会正式通告中李伯秋将军指示的军（个）人风格是很不恰当的。辽宁省革委会正式通告不是个人行为，李伯秋将军只是发布通告的具体执行人。这个通告应该有华文、曾绍山，特别是毛远新的贡献。76年十月之后毛远新被称为辽沈地区的太上皇与杀害张志新的罪魁祸首，毛远新主政辽宁，论罪责有份、论功劳则没有的做法不科学。在中国发布地震预报不是地震局的工作而是政府的工作！地震局的工作是研究事实向政府提出关于是否有地震的危险与依据。唐山地震时的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与副局长张魁三都是经过战争年代的军人出身，他们在唐山地震前可没有表现出军人风格！
王克林等对辽宁省革委会对海城地震预报的正式公告轻描淡写道：“10：30   省政府通过电话通播发出一般性预警（5. 1）”，却大幅介绍“18：30前石硼峪地震台电话通知“严防今晚可能发生大震”（5. 2）”。好在王克林等还介绍了几次四、五级与海城地震相关的误报，这些误报都很平淡，没有省革委会召集的紧急会议也没有紧急电话通播的正式通告，这在形式上就足以证明1975年2月4日省政府发布【大震将至】的正式通告不是一般性预警！
【a而且我们不知道地震台员工凭什么相信当晚很可能发生大地震，也许是不断升级的前震使他们高度警觉，从而凭直觉判断将有大震发生。国务院69号文件（见本文3．2节）后，大震将至的感觉确实不断被加强。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们依据了经验性的三阶段模式：“小震活跃―短暂平静―大震”，并根据当天下午出现的前震相对平静（图7）做出的预报。这个经验模式是根据1966年邢台地震的前震序列在中国创建的，且在地震宣传教育材料中广为引用（例如天津市地震办公室《地震》画册编绘组（1973））。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他们受了其他人的影响。】
【b华国锋副总理在1975年5月9日给参加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代表的内部讲话中讲了下面这个故事（5—8）。“本来二月十一日是春节，二月四日鞍山市派负责同志带慰问团到大石桥［镇］，［为39军军部］进行慰问和演出。大石桥是营口县［政府］所在地。……但是，当天有了地震预报，军部讨论开不开慰问会，演不演戏。鞍山市的领导同志来了，［为对领导同志表示敬意］会还得开，但是戏不看了。…… 后来，把礼堂的七个门打开开会［以便于撤离］，由鞍山市领导同志讲话，主人表示感谢，讲完了话马上就散会，不演戏。大家刚出了门，地震就来了，礼堂就塌了，把一个指挥散会的宣传干事压伤了。其他的一千人都安全。”
从若干不同的独立渠道，我们得知上述欢迎仪式晚7：00开始，约7：20结束。按标准规程，坐在主席台上的高级将领和领导干部先离开礼堂，然后其他人顺序走出，正好在7：36的地震前撤完。据说军长当初一听说欢迎仪式要让地震预报给搅了曾经大怒，震后则感激不尽，亲自把这一故事汇报给副总理。这一惊险事件在经历了海城地震的地震工作者中尽人皆知，但到底谁为部队提供了地震预报有些争议。华国锋和其他一些人说是石硼峪地震台，而曹显清先生则说是他的地震办公室。我们认为部队可能从多种渠道得到情报，但曹的预报可能最具体。】
看到以上，我不禁要问王克林等是否是选择性遗忘了自己介绍过的“2月4日零点30分，朱凤鸣在会商之后写出的《地震情报》第14期”、“10：30   省政府通过电话通播发出一般性预警”、“14：00～15：30在海城县招待所召开包括海城县和营口县政府官员以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共12人的紧急会议。”？或许石硼峪地震台有层次隔膜问题，虽然朱凤鸣与他们联系很多（有电话记录为证）。但39军是海城县和营口县驻军，他们是有负责人作为参加了14：00～15：30在海城县招待所召开地震紧急会议，却为什么非得要说“但到底谁为部队提供了地震预报有些争议。”？王克林等讲述的39军军部惊险事件，只是验证了决策与执行经常有出入的这个行政常识。以此看王克林等作为海城地震未正式发布短期预报证据而强调的海城县疏散无力与过迟，也不过是属于执行力问题而已。连军队都出现问题，普通民众出现问题是绝对不能把板子全部打到辽宁省革委会身上。王克林等把好的事情归于下级，错误完全归于上级的做法是极其特别的！
王克林等的这样作为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研究表明，海城地震前有两次正式的中期预报，但未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的立论！而事实上王克林等也不得不承认“辽宁省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行动在实效上也构成了【发布-本人补充】临震预报”！
如果1976年7月28日唐山像辽宁省革委会那样【通过电话通播发出一般性预警】，唐山地震遇难者会是二十多万人？
如果2008年5月12日四川像辽宁省革委会那样【通过电话通播发出一般性预警】，汶川地震遇难者会是十万人？
如果2008年5月13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不是忙于在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上天容易入地难”,认为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从而否认四川地震的可预报性。】，而是认真复核汶川地震中各地震台观测资料以找出中国地震局与美国地震局对汶川地震观测的分歧所在，交通贯通的北川地震遇难者会超过万人？
辽宁省委与辽宁省革委会在海城地震时是极其英明的。以下是王克林等给我们提供的两个例证！
【大概是因为预报的震中位于12月22日震群的地点从而使预报显得更为可信，省政府对这一预报远比上礼拜的几个预报更为重视。毛远新（辽宁省党委书记之一；毛主席的侄子）高度关注，下令为这次地震组织震前演习（5—2）。毛远新与毛主席的关系加重了他的话语的份量。省革委会其他官员赶紧跟上，向地震办发出一些具体指示，如制定对假定为大于六级的地震的应急措施（2—12）。】
【几天后，即1月10日，省地震办根据地震活动和其它异常的减弱对辽阳—本溪地区作出如下会商结论（2—13）：“在该地区近期还会发生一些小震群，但发生4级以上地震可能性不大”。12月22日震群带来的混乱致此结束。于是，注意力重新转向辽东半岛和金县水准异常。地震办的会商报告继而预报辽东半岛有可能发生大于5级的地震，但“具体时间尚难判定”。报告还提到地震办也有人认为“该地区近期就可能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省革委会于1月12日发出内容类似的通报，但隐去了辽阳一带“发生4级以上地震可能性不大”一句，也没有提到5级地震“近期就可能发生”的少数人意见。】
辽宁省革委会1月12日的通报能够支持地震办的预报辽东半岛有可能发生大于5级的地震但“具体时间尚难判定”的正确意见，并“隐去了辽阳一带“发生4级以上地震可能性不大”一句，也没有提到5级地震“近期就可能发生”的少数人意见否决。”这样的误导，如此人物真可谓英明！
王克林、孙士鋐等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论部分写道：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Raleigh et al.1977）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预报大事记，但有如下四点重要差异。（1）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型。特别是官方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虽然有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2）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 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3）公布的和告诉外宾的预报过程由于刻意强调辽宁省党委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为突出省委领导，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受夸张。（4）对外宾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土地电等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 地震当日，营口县首先发布临震预报，各地其它一些专业和业余地震工作者这天也陆续发出非正式的预报。所有这些预报都没有科学解释。尽管省里没有明确的临震预报，但省地震工作者在1975年2月4日凌晨递交省政府的一份书面报告和其后省政府发布的通报在实效上构成了临震预报。震区内的预警和疏散工作极不均衡。营口县在省里预警到来之前就发布了明确而强硬的疏散令，其他一些地方的委员会或个人受省政府预警影响也作出了疏散决定，但也有许多地方（如海城镇）没有组织疏散。】
我无论如何都认同不了王克林、孙士鋐等的逻辑！
2月4日零点30分，朱凤鸣在会商之后写出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的地震”的《地震情报》第14期，因此辽宁省革委会开始了它的英明与果敢。其中有：【华文说：“怕来不及。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市县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直接开始了地震预报的发布工作。“10：30   省革委会通过电话通播发出正式通告与指示”，“14：00～15：30在海城县招待所召开包括海城县和营口县政府官员以及当地驻军负责人共12人的紧急会议。在会上，省地震办的李福祥估计震级将大于6并说：“大震可能要在近几天内发生”。】这些都是王克林、孙士鋐等认定的事实！这些事实组合起来构成海城地震时辽宁省革委会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的完整证据链！“营口县在省里预警到来之前就发布了明确而强硬的疏散令”说明了营口县在海城地震时的行动正确，但绝对不是官方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的证明，相反的是它证明了辽宁省革委会正式预警的存在！
王克林、孙士鋐等认为：【海城的临震预警牵涉到一系列偶然因素，其经验无法直接应用于其他地震。地震预报需要数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认为，人类绝不可以放弃对地震预报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应属于长期致力的科研题目。而在地震预报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现实的做法只能是在地震监测和科研的基础上狠抓抗震设防工作，如地震危险区划，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的完善和严格实施，以及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等等。】王克林、孙士鋐等在认为“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需要数代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对地震预报研究工作宽容到（不需要做出地震预报）“现实的做法只能是在地震监测和科研的基础上狠抓抗震设防工作，如地震危险区划，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的完善和严格实施，以及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等等”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却极力贬低辽宁省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工作“（只是）实效上构成了临震预报”、 “特别是官方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虽然有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同一个问题，两个标准足以说明问题！对海城地震预报不需要再讨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本段落括号中的文字都是侯振宇添加，为的是突出问题，特此说明）
2.2.2、关于海城地震的前期工作
对于海城地震的前期工作，我在誊录王克林等的论文之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1974年6月7至9日，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了有20个单位共53人参加的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即辽宁省地震办）包括朱凤鸣在内三个人出席。会商会的目的是确定未来一两年华北和东北的地震趋势，会议参与者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地区。如在2.1节中提到的，这种会议不但要求形成一致意见，还要求就未来地震可能发生的地区给出明确结论。中科院收到地震局包含有这种结论的会议总结材料（1—1）后，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成一份报告于6月15日上交国务院。6月29日，国务院发布1974年69号文件向有关省份的革委会转发中科院的报告（1—2）。
下面给出中科院报告的若干关键段落。方括号中的词语是我们为阐明含义而插入的。“［会上］多数人认为：京津一带，渤海北部［地区］，晋、冀、豫交界的邯郸、安阳一带，山西临汾盆地，山东临沂一带和黄海中部等地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内蒙的包头、五原一带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
这里提出了华北、东北六个地方在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所提及的“渤海北部”即是后来所说的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六个地方中，渤海北部地区是唯一在接下去的两年内确实发生了破坏性地震的地方。在中科院报告拟成之前，6月会商会的原总结材料曾在地震局系统内传达过。在原总结材料中，上述这段话之后还有一句话：“其中京津之间的宝坻至河间一带和渤海北部金县、大连一带的前兆异常尤为明显。”金县—大连地区（图2）在海城震中南面约200公里。
中科院报告下面这一段文字显示了会商会上人们意见的多样性。“还有一些同志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并考虑到西太平洋地震带［即沿日本海沟等俯冲带的地震］和四、五百公里深源地震对华北的影响，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加之华北北部近年长期干旱，去年又出现建国［即1949］以来少有的暖冬、冷春，干湿失调的气象异常，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地震的危险。但是也有人根据地球转速去年开始变快，和以往在此情况下华北很少发生强震，以及华北强震依次发生的时间间隔一般较长的情况，认为华北近年不会发生大于五点五级地震。”此处对地球自转的考虑反映了李四光“地质力学”说另一个方面。根据地质力学，地球自转加速会减少中纬度地区的东西向挤压应力从而使北北东向右旋走滑断层更加不易发震。后来的研究没有表明这一效应和其他构造力比较起来有任何重要性。
国务院69号文件语调十分谨慎：“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因此而引起群众恐慌和思想波动，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更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此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这个文件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当时中国政府对有可能发生的地震和误报可能带来的混乱都悉心关注。
虽然语调谨慎，但是作为中央政府第一个肯定一个地震预报的文件，国务院69号文件送出了一个极强的讯号。本文所有作者都在文革（附录C）中渡过童年或青年时代早期。根据我们亲身体验，又通过过去30年，特别是2004年与许多同胞的交谈，我们相信69号文件的心理效应无法衡量。文革中教给人民的最高信条是听毛主席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当时在广大人民心目中代表了二者。多数人并不知道文件具体讲了哪些话，而只是听从当地干部的解释，但是这一文件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逻辑很简单：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那一定是大事。所以，这个文件以独特的方式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中期预报的依据
中科院报告中对被认为是渤海北部地震前兆异常现象的叙述如下。“渤海北部有四项较突出的异常：金县［观测站］的水准测量前几年变化很缓慢，［跨几百米短距离的平均］年变化率仅零点一一毫米，但一九七三年九月以来，累计变化量却达二点五毫米；［过去十个月间，］大连［相对北京］出现二十二伽码的［垂向］地磁异常；渤海北部六个潮汐观测站，一九七三年都测出海平面［相对］上升十几公分的变化，为十几年来所未有；小震活动也明显增加。”此处四项异常依重要性依次列出。我们下面依相反顺序讨论这些异常。
省地震办地震学者顾浩鼎没有参加1月10日辽宁省地震办会商会，因为“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即将于1月13～21日在北京举行，而朱凤鸣当时让他为他们国家地震局沈阳地震大队准备全国会商会的发言。顾浩鼎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作为北大学生，他曾参加过1966年7. 2级邢台地震（图1）后的野外考察。在1974年6月会商会上他代表沈阳地震大队提出了“中期预报”。下面是他为1975年1月会商会所写的并在会上宣读材料的关键部分（2—14）。
“（1）从金县短水准异常看出，至少金州断裂的［岩石］介质状态正处于塑性形变强化后的不稳定阶段，面临破裂。前兆异常的增多也说明这一情况，因而，较大地震可能发生的时间不会拖得很久，在今年上半年或一、二月份内。
“（2）从金县水准、水氡异常和旅大地磁异常，从地震活动的分布，［大］地震在辽东半岛南端发生的可能性较大，但考虑到目前盘锦水氡异常、丹东和盖县的前兆异常，地震发生的地区也可能大一些，即包括整个辽东半岛及沿海海域。
“（3）从金县水准异常持续时间判断，预料的地震震级在6级左右。”
这些语句后来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该预报的地区如图4三角所示。它构成海城地震所有官方描述中四阶段预报中的一个阶段。
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预报。时任中科院地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查志远在大会总结报告中宣布下列结论（5—5）：“ 南北带的剑川、下关、丽江、永胜可能今明年有七级左右地震；华北北部京津之间到唐山一带，辽东半岛的金县、营口一带及丹东，今年可能有5—6级地震；四川的松潘、茂汶到甘肃武都可能有6. 0—6. 5级地震。”
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成一年内会有5—6级地震。根据中国的定义，这仅仅是又一个中期预报，和1974年6月会商会的预报相似（见3. 2节）。大会接受的预报时段比顾浩鼎的长，可能是由于会商会的任务只是提出一两年尺度的预报。但值得一提的是，会后20个月内，大会结论提到的所有四个地区都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包括1975年海城地震。其他三个大地震都发生于1976年：5月29日龙陵7.4级地震（下关西南200公里）、7月28日唐山7.8级地震、8月16日松潘7.2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