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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史话
   ──从缠脚女到打工妹 从闺房到官场
  
  
  本文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对我国女人的历史发展作一探讨, 因为手头掌握的多是常宁一地的史料, 如果这个个别能够对一般有所管窥,则是作者荣幸之至。虽然各节互有联系,但不是史, 故称史话。
  
   一 古代女人之路
  
  远古群婚时代,儿女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于是家庭自然以母系为主,妇女在家主政,后来男人掌握了生产权, 女人渐渐让位于男人,一家无二主,女人在家庭逐渐处于从属地位。男人为了方便管理女人,就采取很多家规家戒、法令、道德、 文化等方面的限制,迫使女人服从男人。例如三从四德、列女等等都是其中手段。
  
   那堪四拳（权）一击的村妇
  
   乡村女人历来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拳”痛击:妇女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儿育女, 供男人玩乐,女人的行为规范只是：三从四德,（三从是：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农村女人的工作日程表：生儿育女、煮菜做饭、喂猪喂狗、养鸡放鸭、种地拾柴、洗衣浆衫、缝缝补补、绩麻纺纱、收收捡捡。过去常宁妇女除罗桥一带受桂阳影响要大脚下田外, 绝大部分都是小脚不下田的,但是她们的工作量并不比男人轻。 她们除了锅台还是锅台,几乎没有涉及社会的愿望,也没有要求到社会上去找什么职业的想法。
   夫妻关系上,都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一旦嫁出,只是从一而终,连夫死改嫁, 都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再嫁时,还得夜晚从后门用人背出村外再上轿, 以免污沾龙脉。离婚只是男人的权力, 女人一旦被休, 就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而丈夫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毛骨悚然的烈女故事
  
   烈女,原指重义轻利,有节操的妇女。我国最古老的《诗经》,收诗315篇,只有《柏舟》一篇,记载了卫国世子共柏早死,父母欲迫其妻共姜改嫁,姜矢志不渝,作诗以自誓, 是我国有列女记载之始。春秋242年,妇人以志行纪载者,仅叔姬一人。 汉司马迁创立纪传,满载圣君贤相,睿智伟才,但是对于女人,却缺而不书。汉刘向撰《列女传》七卷: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嬖孽七类,算是对女人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魏晋诸史,虽然附传有了列女,又多以奇特取胜,用来新人耳目而已。到了南朝范晔写 《后汉书》,开始有《列女传》。却又是多以节孝为主,其它德、功、言,就很少了,到了后世,更是偏重贞节。宋后诸方志、族谱,都把节列放在重要位置上了,宋前记列女之节列少,可能那时性关系上比宋后还是要开放些, 宋后把妇人更加绑在节列这根绳子上了。同是一家的两个主人公,男主人和女主人地位之差距,就有天壤之别了。女人夫死守节时,困守闺房,度日如年, 曾有节妇夜里难以入睡时,把一串铜钱散满房里,熄灭灯火, 然后一个一个摸了上来,以度一个寂寞孤独的一夜。
   读常宁清朝《同治县志》所载“列女”卷, 女人为丈夫殉节守节之坚,实在令人发指。丈夫死后,计有切发、断指、剪发放到丈夫棺材里面去、 斩指用血写字放棺里去、哭瞎双目、 闭门自尽、坟墓前触碑而死、守丧三年再饮毒药而死的, 有的就是一直哭死,有的槌胸血涌扑地而死,服毒、投河、悬梁、跳楼、绝食等等,满纸皆是斑斑血泪。有的只是订婚还未过门,未婚夫死了, 就望门守寡,至于已经嫁了更不再改嫁,或持斋念佛,或割肉奉姑,这类烈女, 定期或不定期由县政府汇总成批上报朝庭旌表, 载之史册、方志、族谱。或奉旨立贞节牌坊、树碑立传,人人都以为荣,女人似乎也心甘情愿领受这顶痛苦的光环。笔者统计全册县志中,记载清朝乾、嘉庆、道光、同治四个时期已请旌表和已登记旌表的已有832人，而所列册的人都有只有姓氏而无名字者，由此看出封建礼教吃女人之狠。这时且举数例烈女：
  《后汉书》，开始有《列女传》。却又是多以节孝为主，其它德、功、言，就很少了，到了后世，更是偏重贞节。宋后诸方志、族谱，都把节烈放在重要位置上了，宋前记烈女之节烈者少，可能那时性关系上比宋后还是要开放些，宋后把妇人更加绑在节烈这根绳子上了。同是一家的两个主人公，男主人和女主人地位之差距，就有天壤之别了。女人夫死守节时，困守闺房，度日如年，曾有节妇夜里难以入睡时，把一串铜钱散满房里，熄灭灯火，然后一个一个摸了上来，以度一个寂寞孤独的一夜。
  读常宁清朝《同治县志》所载“列女”卷，女人为丈夫殉节守节之坚，实在令人发指。丈夫死后，计有切发、断指、剪发放到丈夫棺材里面去，斩指用血写字放棺里去、哭瞎双目、闭门自尽、坟前触碑而死、守丧三年再饮毒药而死的，有的就是一直哭死，有的槌胸血涌扑地而死，服毒、投河、悬梁、跳楼、绝食等等，满纸皆是斑斑血泪。有的只是订婚还未过门，未婚夫死了，就望门守寡，至于已经嫁了更不再改嫁，或持斋念佛，或割肉奉姑，这类烈女，定期或不定期由县政府汇总成批上报朝廷旌表，载之史册、方志、族谱。或奉旨立贞节牌坊、树碑立传，人人都以为荣，女人似乎也心甘情愿领受这项痛苦的光环。笔者统计全册县志中，记载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四个时期已请旌表和已登记尚未请旌表的共有832人，而所列册的人都只有姓氏而无名字者，由此看出封建礼教吃人之狠，这里试举数例列女：
  甘成基妻吴氏，24岁守节，家贫缺粮，竟然割肉奉姑，殁年80，割痕犹在。
  洋泉邓海亭，幼年得了风痹病，配了曹氏女，还没结婚就死了，曹氏听到，痛不欲生，向父母请求，过门守节，父母不肯，她便吃毒药死了。海亭哥哥敬亭，赞赏她的嘉贞烈，把她的尸骨接到邓家，和弟弟海亭合葬，并将自己的儿子静按抚给她为嗣，一时传为佳话，誉满湖湘，北京派使节前来湖南督学时听到了，亲题“贞孝女家”四字匾额。民国邓静安做了湖南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还请黎元洪总统题赠匾额“匪石心坚”四字，都悬挂在堂上，金碧辉煌，曹氏神盒还经县令迎到县里的节孝祠，享受后人的祭祀。邓静安撰有《先妣事略》、刊之于普。又有曾国藩冢孙大史曾广钧撰写《节烈书后》，大做一番文章，真是“鸿篇巨作，发潜德之幽光”
  女人在家庭族间没有地位，民国22年陈氏修谱还说：“女人从一而终义也。然或夫死无子，迫于贫困难禁再嫁者，存姓氏，不书生殁。有子则书生，致继父复殁，其子接母返养，仍不书殁，不得入祠堂上坟山。为夫所休者，有子存姓氏，无子虽姓氏亦不存。惟于配后书出字，示惩戒也。”又说：“妇人年逾30夫殁寡居者，不得称节，此依古定制也。”“妇人非节孝不得立传。”“近时恶俗有放纵妇女入庙烧香，游春观灯者，皆为亲族非笑而不可为的事情。”
  中产人家，往往嫁女办嫁奁没钱时，迫而溺女。穷人家因女多或没有能力养活，便将刚生的女儿溺死，或者将几岁的女儿卖给人家为奴，或者送给他人做童养媳。当时社会上也有人喊出；“虎毒不吃儿，子女总一般。”但还是难以解决根本。女人只是作为家庭里的一台工具而已。
  本来女人也是一种有思想的高等动物，却不能把她们的创造力发挥出来，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缠足原来是文明人干的事
  
  女人缠脚，自五代时期在宋国就渐次流行了，传说有个王妃，为了争国王的宠爱，便把双脚缠起来，脚缠小了，头重叫轻，走起路来，风摆柳式的，就显得美了，果然得到皇帝的宠爱。于是这个风尚由王宫而官府，再传到民间。太平天国时，也曾明令禁止缠脚，直到辛亥革命的民国时期才明令女人放脚，但是到了民国15年（1926）农民运动时，还组织过儿童团、妇女队拦路剪裹脚布，以后就彻底消灭了。
  女人缠脚在5、6岁就开始了，三指宽几尺长的布把脚紧紧裹住，不让它生长，哭得死去活来。长大了小脚能够到量米的升子里转动，才算裹的出色。嫁男人时如果脚裹的不小，这个男人就要埋怨在碑基下睡了。这还是人们从落后到文明的一次重大的痛苦转变！常宁除罗桥以上的女人没有裹脚外，其它各地无不照行。罗桥毗邻桂阳，桂阳始终没有推行缠脚这一恶风，则是证明他们当时还不如常宁文明，女人都要下地种田。常宁民间当时流传一种吓女孩子的话：“将来把你嫁到桂阳州挑牛屎去。”
  西方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中国人聪明些，她们的审美意识也是和中国相同，但是他们的作法，不是削足适履，而是做了高跟鞋，走起路来，也能照样扭动腰肢和屁股。可怜的中国女人这一裹就裹了一千多年。
  
  古代女人以道德为重也有其真价值的一面
  
  当然她们中有些人即使从今天新的道德观来看，有的还是值得肯定的。这里且举8例：
  元末，常宁州有位吴姓通判病逝任内，留下一女二子，儿子都年幼，吴氏女不忍幼弟流离失所，便决心一辈子不嫁人，要把两个弟弟抚育成人，选择南乡大曲市定居，后来两弟成人，在常宁发展了上千人，子孙为了纪念吴大姑，便把她奉为曲市吴家一族的始祖。成为常宁唯一一位女始祖。
  监生刘高仁妻黎氏，年27岁，夫死无子，抚子又夭亡，她并没有死，而是重金修桥建薛公桥（今城北草桥），捐田十余亩助双蹲书院膏火（即助学金）。
  附生李先芳妻唐氏，道光12年避兵乱于山中，贼将杀她的丈夫，她不顾生死，从贼手里抢下刀子，五个手指都裂开了，贼又将杀她的婆婆，她还是去和贼搏斗，一家人都幸免于难。
  李尚恩妻陈氏，20岁守寡，流寇掠县，她冒刃保卫婆婆和儿子，把贼退却了。
  袁宽儒妻谭氏，家住泉峰，一晚，丈夫在门外洗澡，谭氏忽然听到外面一声惨叫，急忙出去，一只老虎把丈夫咬去了，谭氏忘记自己的生死急追，边追边喊道：“你要吃吃我，把我丈夫留下。”追了半里许，老虎竟然把她男人放了而去。
  黄大明妻段氏，17岁就嫁到黄家，丈夫早死，她宁愿讨米度日，也把孤儿抚养成人。
  曹大逢妻李氏，年26岁夫死，几次寻死不遂，家贫，婆婆又是个瞎子，人劝她改嫁，她不忍离去瞎子婆婆和孤儿，以死拒不嫁人。
  郭国景之女，幼字同乡，还没有嫁过门，丈夫就死了。她开始守贞到80岁，父母早亡，她就承担教养诸弟妹义务，直到他们成长。
  从以上8例观之，这些行为，就不能简单以封建节列观视之，而是人道主义，舍己为人的中华传统美德。
  
  古代的女读书人
  
  古代女人无才便是德，有人读了书，就算是凤毛麟角了。《常宁诗文存》自宋至清道光间止，全册选214人的诗文共677篇，其中只选了4位女人的作品。
  乾隆才子王万卷有女国香善诗词，今录二首如下：
  咏莲
  芙蓉争放曲池红 艳入诗人晓唱中
  个里却成清异品 羞同魏紫拂墙东
  咏菊
  百步墙头有卉台 黄花晚节正当开
  逸情不作妖矫态 何事含香惹蝶来
  国香女的诗，大有自认清高之态，羞与魏紫（这里指穿紫色衣服的官员）的人往来。
  王金姑，乾嘉时人。父国侃，名读书人，她随父习诗词，工书善吟。且常随父亲与官员交游赋诗，下录其颂太守德政一章：
  祥垣河太守德政
  人道甘棠庇人身 侬道甘棠植人心
  不是心上有甘棠 缘何句句颂堂阴
  从此广培甘棠树 长留堂阴荫古今
  这里的甘棠是指有德政的官员，要求他不仅能庇护人民，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心种植在百姓心里面，句浅意深。由此看出女人还是关心国是清明的。
  王四姑，道光庚戍生，著有《深纱窗遗草》
  春雪
  玉屑铺如许 江山不染埃
  春风才试剪 瑞雪恰盈梅
  柳树诗千古 椒花酒数杯
  阿爷年已迈 寒气莫重摧
  诗的字里行间，也有莫可奈何之感。
  清光绪间有位20岁就守节的富孀刘张贞玉，遗子方周岁，才眼看长成又夭亡了，接先人产田200亩，有感于女子读书无用，便捐建麦坪书院，并捐田17亩，作为常年开支，让别人去读，而自己却另筑一怀清阁，大概是怀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身世吧。贞玉深居阁内，写了《怀清阁学吟草诗》和续篇，刊行于世。时脍炙人口，持斋如素，习静养生。活到64岁就死了。兹录一二首如下：
  移居茅舍.七律
  今日辞家命不由 槿篱茅舍度春秋
  流莺有恨空啼血 皎月无言惯写忧
  愁逐风云飞未尽 难随波浪涌难收
  偷安欲效名贤隐 坐对西窗懒下楼
  其二
  触目惊心泪洒残 移居高卧暂加餐
  半帘松竹青春冷 一片冰霜白日寒
  回首离家非好静 扪心匿迹只求安
  长生细觅前贤诀 且把群书着意看
  从诗行里吐出了怀才而寂寞忧郁的内心世界。刘张氏有时也还与当地官员有唱和，可见她也并非完全不染红尘。如她有一首《邑侯徐公衡山以“义灿贞珉”匾额见赠，因作七绝五首以谢》选录一首：
  侯来宰邑士民安 百里宜阳颂好官
  巾帼不谙舆诵礼 眼光请让一分看
  从以上虽然只录了古时女人几首诗，却也能反映出她们的心态。她们在那样的封闭环境里，心情是多么痛苦，生活是多么孤独，难怪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叹曰：“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二 中华民国时期的女人
  
  民国时期虽然换了皇帝改称总统，男女平等之风也从西方吹进，由于中华大地的农耕生产方式没有什么变化，妇女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仍旧。虽然在法律上允许女人自由恋爱了，但还是经过多少斗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才争取得这份权利。夫妻感情不合，民国时期女人也可以提离婚了，但是也多是女读书人才敢提离婚的事，因为女人要能离婚，还得一定的条件：一是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权，二是思想观念上的改变，三是法律上的保护，但是限制还是不少。
  
  冲破封建樊篱的先驱
  
  前面谈了一点古代女读书人的苦命，民国开始，民主与科学潮流涌向中国，来势大，阻力也大，特别是女人要想冲出闺门，跨进学堂，自求解放，更是步履艰难。清末留日学生郭涛僧说：“近世女学始兴，倡言平等，争女子有参政议政权，夫未学而能参政，前所未有以闻矣。”
  民国5年（1916）常宁创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一开学就传出谣歌：
  女职学生不是人；
  明读书，暗偷人。
  穿青衣，系短裙；
  打手电，照南门；
   养私崽，下茅坑……
  注：南门后街是当时妓女所在地
  笔者嫂子被他祖父送到女职读书，成绩全班第一，当她祖父听到这首谣歌，便马上把孙女拉了回去，锁在楼上，这还是位留学东洋的祖父哩！从此这位孙女终身不叫祖父，也算是一种反抗吧！
  但是时代在前进，在维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常宁一批先觉妇女还是在艰难地前进着，郭涛青的三为女儿一齐跨出国门，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学门槛，留日生周康侯送女儿周文雅进了北京大学，留日生郭兰阶送二女兴瑞、兴庄习业省第三女子师范，留日生欧阳乾阶的女二欧阳莹考上了中国品牌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周源清、唐德含等投入上海音专，郭兴旺（1905-1935年）、詹枚（1906-1956）等闯进了省立三师、杨修（1902-1953）迈进了省立六中师范，王淑英（1913-1955）毕业省立六中。为了走出家门，闯进学校，挤入社会，仅仅跨出家门这第一关就不容易，放小脚、剪短发，穿上冒底裤（封建思想的人讽刺女人穿裙子）就遭到社会保守势力的多少非议和责难。
  欧阳笙、詹、杨、王都先后担任常宁唯一一座女子职业学校的校长，欧阳笙于民国16年农民运动时候还当上了县妇女会长，开常宁妇女界问鼎政治的先河。她们为了妇女的解放，把婚姻大事都推迟了，像杨修就一直未嫁人，周源清30多岁才结婚，这已经是超出常人的心态了，也可说是为了妇女的解放，牺牲了个人在婚姻上的第一幸福。他们为常宁妇女界闯出封建家庭、普及妇女文化、初步踏入社会开辟了新的道路。周文雅与杨宗光已经生了一男一女，又与同学李绍曾恋了爱，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一回事，可当时就成为全县轰动“丑闻”，谣歌也出了来：
  “周文雅，狐狸精，害死杨宗光，又害李绍曾。”
  可见女性解放步履艰难。兹介绍几位新女性于下：
  周文雅：常宁第一位女大学生，大半生任教中学。1949年6月在常宁县政府任秘书，也数常宁第一女科级。才任事短短6个月，为此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以反革命遭逮捕，劳教7年。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人已死了11年。其实她不过只是管了一口印而已。可当时守旧的人，却又说她是不正派得来的官。可叹妇女立身之不易。
  欧阳笙：父亲在耒阳当县长，本人在女子职业学校当校长的欧阳笙却在常宁闹农民运动，任女子联合会会长。被誉为当时常宁三女杰之一。可称当年风云人物。农民运动失败，以后在常宁销声匿迹。解放后在长沙生活坎坷，摆小摊为生，待台湾女儿发迹时，欧阳笙已经不在人间。
  欧阳莹：早期留日的县长父亲，却限她三条路：一师大，二医大，三嫁人，其它路不准走。她自思人长得不漂亮，嫁人也难，还是下决心考取了中国品牌同济大学医学院。父亲死后，家境萧条，三继母说：男孩非读书不可，女孩可不行。有幸人缘分好，三个同学的饭四人分吃，才得以免于缀学。后又得同学冯玉祥女公子代她申请了一份每月10多块钱的助学金，才得以毕业，已经25岁的她，在重庆认识了一位38岁的老红军干部萧韶，方以为家庭工作生活都有了归宿，不幸萧以共匪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坐了3年牢。解放后，才得喘息，丈夫又被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打得九死一生。可是欧阳还是尽力加入了共产党。是信仰胶结了爱情，抑是爱情胶结了信仰，或者二者兼之。总之，她的毅力是没得说的。
  邓幼坤：（1897-1946）江口塘人，民国6年20岁毕业省立三女师范，算是常宁最早读新学的女子。丈夫早逝，家境衰落，子女年幼，外出困难多，便在家乡办起企业来。借钱购买扎花机、弹花机数台，首创当地小机械企业，家道日兴。创常宁女读书人办企业之首。更有一奇，农民管公堂，历来男性包办。幼坤嫁到唐家，丈夫又早死去，公然奋起管起唐姓公产，而且连任数届首事，公正有秩，破妇女管公堂的天荒，可算女中强人。
  一批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女读书人的艰难历程，今日妇女听起来恐怕像听传奇故事一样了。民国30年后，女大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就笔者所知，北乡有欧阳伟，国立中央大学生；欧阳良玉，国立师范学院生；谭懿英，湖南大学生，惜只知其名，详情都不清楚了。
  
  有志气的妓女
  
  常宁城市女人过去不多，居民为主，真正当老板娘不干事的还是很少，其它多是夫妻店，女人也参与经营。还有一些是官吏和士绅们的太太。她们都是随着夫荣妻贵，夫损妻残中过日子。也有极少量的妓女，还向政府纳过花捐，民国30年，常宁警察局收过花捐130元。其中个别也不无民族气节。有位名花娣的，真实姓名已不详，为生计所迫，沦落为妓。民国33年夏，芳龄19，参加衡阳抗日保卫战第十军民工救护队。衡阳沦陷时，被汉奸以征花税银十万为由，实欲挟持作妾。花娣为不累害邻居，作绝命诗以明志。藏鼠药进维持会于洞房花烛夜服毒自杀。尸浮湘红。兹录其《绝命诗》如下：
  几家沦落受煎熬 花税香捐上百千
  卖国奸奴还卖嘴 如何不出一分钱
  以一位卑贱的弱女子，面对汉奸污吏鱼肉人民，还能以死抵抗，也令人肃然起敬。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妇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妇女的生产生活方式大为改变，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农村妇女开始下水田同男人一样耕作，因为长期极左思潮，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搞了30年，女人虽然下了田，肚子还是填不饱，家庭劳务并没有减轻，妇女的劳动量反而加重了。
  1952年颁布《新婚姻法》，她们的婚姻关系有所松动。但是由于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还是难以短时间彻底解决。正在《新婚姻法》颁布之际，荫田区一对青年男女干部发生了爱情关系，因家庭出身不同，男的家庭出身中农，调到荫田区税务所当副所长，女的因家庭出身地主被清洗回家，两人恋爱情深，组织上因阶级关系，又不准结婚，两人情投意合，如胶似漆，便密会在梅埠桥客栈写下绝命书，双双服毒自尽。男的还有单位掩埋了，女的因为死在客栈里，老板自认倒霉，没办法拖出去丢到茶山算了。人们对《新婚姻法》发出疑惑，只有阶级关系的矛盾才能解决。
  解放一来，妇女从事的社会活动增加了，开会多了，有的出来当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各级人民代表，有的虽然没当干部，但是党员、团员、民兵、积极分子等等的活动也多了，这些社会积极分子，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那里就奔到那里，“毛主席叫咱干啥就干啥”，几十年力没少下，汗没少流，苦没少吃，忠没少效，先后极小部分人当了国家干部，有5位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分子，盛况空前。但是绝大多数女百姓还是老苦加新苦，经济上还是上升极为缓慢，活动分子们也有老苦加新愁。
  唐春桃：12岁当童养媳，1952年土地改革分了田，响应党的号召，带领8户农民组成常宁最早的初级农业合作社之一，本年被评为省、地两级劳动模范。1954年、1960年来历次当选湖南省人大代表，1959年调公社妇女主任，1990年又回到本队去了。
  李书金：1958年人民公社化大办猪场，她当了饲养员，用自己的奶哺育小猪，把体弱的小猪带到自己床上睡。1958年上北京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1960年被评为全国“模范饲养员”。1961年，终因极左思潮全民饿肚子，猪还有什么吃？猪场自然垮了下去。
  三妹子：16岁嫁给一位贫农，住在10平方的阴暗潮湿的屋子，生了六七胎，成活三男一女，儿女婚嫁以后，她年已半百，才有人喊她四嫂，老大参军后招了工，女婿也是一名工人。改革开放后，三个儿子都盖了新房，丈夫在世时，俩老口吃轮供饭，一家十天，身子还能动时，众媳妇也都争着供饭，因为还能干家务活，带孙子。丈夫死后，加以自己眼又瞎了，只能吃不能做了，就把她抬到柴房里去住，只要有人进去，马上就得作吐，粪桶就放在床头，破被上粘满了屎和尿，拖了半年，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断的气，送饭时才发现尸体已经冰凉。
  南乡半边街有个村名叫钟鼓岭，铁匠周继辉的老婆，是个贫农根子，千辛万苦，熬到解放，土地改革分了几亩田、青砖、瓦房和浮财，算是有名的翻身户，可惜好景不长，日子没过多久，田地入了合作社，终年劳累，工分所得，填不饱肚子。1960年过苦日子，牵着儿子到土里去种麦，捡了几个红薯根，不幸被书记发现，大批大斗，母子被打得皮开血流，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半夜寻吊，不料家贫绳断跌地，没有死成，从此疯疯癫癫。“四清运动”，丈夫被选为“贫农协会”组长，算是第二次解放，让他去清算生产队干部，并监督他们。一个老实巴交的文盲，又是一家姓周的小船吊在全村都姓袁的大船边，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两个儿子长成了，也没什么能耐，苦照样在吃。1976年9月听说救星毛主席逝世，赶到马路上拦车，要上北京看灵柩，还要跟主席去煮饭看门。丈夫死了，她年过花甲，为了生活，还是再次改嫁。新丈夫选她，又是取她能做事，除了农妇的日程表照例不少一份外，特别每天上山砍一担柴，拖了不久，一生求活，还是活不了。
  
  十女连手沉江不解之迷
  
  时间：1976年7月30日。
  地点：桐梓公社和平大队老屋谭家。
  事情发生经过：大队副书记谢德万对铁姑娘队队长谢冬玉下达任务说：“你带她们田里扯草，我开会去了。”扯了一阵，大伙坐在田边谈吐苦衷，不料恰被谢书记看到了，当面大骂：“你们想不想做事了？干脆去卖肉，躺到马路上接现钱。”一向受表扬的铁姑娘们，挨了这场恶骂，一边低头扯草，一边流泪，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昨天受表扬，今天就挨骂，明天不就要挨揪斗吗？
  我们从大年初一忙到三十过大年，饭难饱、衣难暖、变牛也有半年闲。大家嫁了男人，鸡飞鸭散，生儿育女，仍是交把锄头班，得了多少奔头，苦到何年何月？
  干脆死了算了，也算得个安静。
  于是十姑娘个个赞同，就在工地写了一份遗书。为了不让他人知道，大伙还是忍着悲伤的心，把任务完成，回到家里偷偷地换好衣服，溜出家门，按原约定水库地点，系在一根绳子上，走下水库，就这样慢慢灭了顶。
  十具活活的死尸，是十具活活的死尸呀！一字儿摆在村门前，就这样走完了她们短暂的人生之路。
  处理结果：事情惊动了省里、地区，工作组下来了。人们议论纷纷：
  这些女孩子厌恶劳动。
  干部有强迫命令作风。
  劳逸结合安排不当，越积极的人压力越大。
  思想教育有问题。
  但是案子总是发生了，根据死者的各方面条件，似乎挂阶级斗争纲还挂不上。而且死得那么多，死得那么惨，牵涉的家属又那么宽。于是大队副书记谢德万被判刑两年，公社妇联主任以妇女工作没做好写了个检讨。可是事情并没有绝迹，常宁县类似事件还间有发生，只不过每次三、五人。
  死者对象：十女同出生一个生产队，一色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其中一个还是谢书记的亲妹妹，）年龄最大23岁，最小的还不到18岁；一色地成长和学习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死时仅距毛泽东去世前40天；一色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色的在周围最有名气的铁姑娘队，队里的插秧、挑家淤，全是她们包下来。算是一支有政治思想觉悟、有文化、守纪律的优秀女青年军。
  事隔多年，可能被人淡忘了。因为人民公社也只有在历史上才查得到了。但是死者这么多亲属，一直对死者们的真实死因还是个难解之迷，被判刑和被写检讨的人，可能还有点委屈感。因为那封遗书早被有关人士拿去了。真实原因也就随着人民公社的消逝而消失。连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去探索都渺无痕迹了。
  以上五例，可能读起来，会产生许多感慨，有的还会落下两行同情泪水。但是解放以后，还是有几种女人生活过得好些的，除了已经迁居城市里的国家妇女干部或者户口吃了“皇粮”外，那就主要是“半边户”家庭，家里有人在外当了干部、军官、教师、工人，个人户口在外，家庭户口还在农村，人们叫它“半边户”。城乡差别，在这些人的家里，算是一种“调和色”。
  
  县内首步仕途的女官
  
  1949年，一批女学生纷纷外出参军、参干。11月中共常宁县委开办干部培训班，一批女青年开始进入第一期干部训练班，短期结业，分送各机关及乡下参加接收和征粮。到1950年接连办了四期，后几期出来的就多是分到企业和学校去了。1952年土改翻身队出来，便有一批农村贫苦女人参加土改当了翻身队员。很快当上了国家干部，成了城市户口，吃起“皇粮”，农家女人当干部，还是一桩新鲜事。以后合作化、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相继调出一批批女农民出来当干部。因为调出的多是女青年，越到后来，中小学生成分的就多了，也有个别大专的。土改时先后出来的女人当上科局级干部的有张玉贞，1955年任柏坊区副区长，算是常宁第一位女区长。尹花莲当了县卫生局副局长。李明玉，公社书记、县妇联主任。彭和秀，公社书记，县妇联副主任。殷秀英，县妇联副主任等等，四清运动后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时期调出来的有刘哲佑先后任公社书记、县妇联主任、档案局长、市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刘爱梅，县农业银行副行长，70年代，由县委常委带政治学徒，在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运动中，从基层中快速启用一些女青年：任大队团支书的唐满桂直调中共常宁县妇联主任（县常委），衡阳医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大专生李春英从区计划生育专干升到县常委兼妇联主任，后调任衡阳幼师副校长。当大队书记的阳新丽调出来当国家干部，直到县委副书记兼县妇联主任，后又调衡阳市江东区政府区长。工人调干的刘志湘调干后从公社副书记直到常宁副市长。中医学院毕业的罗维芳现已普升到中共常宁市委纪委书记。
  自古以来瑶族妇女就很少读书人，更没有出山当干部或其他工作的，解放50年来，先后出山工作的已有9位，其中当了干部的5人，教师2人，医生2人。
  初步统计，几十年来常宁人先后在本地当了副科局级以上干部的已有15名，其中晋升县常委的也有4名。现在举几位如下：
  尹花莲：1952年16岁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53年7月就当上第9区区妇联主任，1958年晋县妇联主任，同年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工作者。1973年调县手工业局副局长。1981年底当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退居二线，改顾问，1992年56岁退休。在政治的海洋，一帆风顺。
  彭秀群：1950年16岁就参加工作，不久入共产党，是常宁女界入党之最。从区妇联干事而团县委副书记，而城关镇党委副书记（1960年），官岭公社书记（1961年）。文化大革命被错误批斗，下放回乡。1973后任板桥区妇联主任、副区长，最后在县妇联协理员位退休。1978、1987两次被评为优秀妇女工作者。
  刘志湘和阳新丽两人同为1952年生，刘11月，阳12月，算是真老同了。刘1970年任县委会打字员，1974年任湖塘乡妇联主任、副书记、再水口山区区委委员兼妇联主任，1990年晋县妇联主任，1992年任副县长。阳新丽1971年从大队书记上调国家干部，1973年就代湖塘公社书记，次年正式任书记。1974年调衡阳市江东区政府区长（正县级），阳虽然是从农村调出的干部，却有领导干部的风度，无论从姿态、言谈、举止、决策、决断，都有一套，至今县里教师中还有亲切对象。
  詹正莲：这位1954年出生的高中生，1977年参加工作，此前一年就提为不脱产东山公社副书记。历任乡妇联主任、乡党委书记，1987、1988两年被评为省优秀妇女工作者，后来调到县老干局任局长，工作出色，1998年晋中共常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还兼老干局局长。
  罗维芳：1957年出生，1982年获湖南中医学院学士学位，技术职称为中医内科主治医师。历任常宁卫校教师、常宁中医院副院长、县计生委主任，现任中共常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虽然身在党务部门工作，仍不放弃学习，撰写学术论文20余篇，分别在中央、省、市发表。最近罗面告笔者，特别在工作繁忙时候，还能自学攻读硕士学位，其学习精神，更难能可贵。
  这些人参加工作后，积极服从组织，党指到那里就奔到那里，拼命肯干，有的老实，有的聪明活泼，随着从政年龄层次的降低，学历随之上升，也是社会发展必然。但是总的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来说，文化层次还是差距很大，希望来着急起直追，特别处于今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正一日千里。前车之鉴，勉之勉之！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妇女历史上在社会的地位，已经推迟一步，因此更应加快步伐。退者已已，在岗者更是任重道远。
  
  工农里的女议政者
  
  女职工队伍有省级劳模、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省人大代表、省党代表计有五位，服务员尹丽平，1980年、1981年两年评为省商业系统先进个人，1983年被选为省六届人大代表。柴油机厂女工人彭茹英，从翻砂车间工人而党小组长，而车间主任、厂党支部委员而工会副主席，1979年被评“全国三八红旗手”、省五届人大代表、省五届党代表。历史上应该有她们一迹。由于常宁的工业多是1958年大跃进一窝蜂上来的，常宁的商业一开始就是在没有竞争的计划经济里成长的，加以四十年代在大城市就被淘汰的设备，五十年代由农民转来的工人技术，六十年代由文化很低的公社干部转来的领导人管理。尽管这些工人，忘我地劳动，效益自然就要打折扣了。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妇女
  
  1979年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肚子填饱了，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加以原来许多家务活已被市场代替了，如做鞋、织布、穿的几乎全部市场商品化了，稍微较远较重运输活都已有了机动车，较远的走亲家，也免除了步行之劳，妇女的劳动反而减轻多了。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土地承包制激活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又涌出一大批出外打工仔、打工妹。于是肚子填饱了，口袋里不同程度地装了一点钱，特别是从女人穿上，所有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青灰蓝一色，一直不能显示自己的个性，根本没有敢想还要佩带任何表示女性美的饰物，这一切最终被彻底打破了，高跟鞋，坦露衣，超短裙，连下水田打赤脚的都少了，虽然还远谈不上奢侈，但确能成为衡量社会变化的“晴雨表”，中国著名作家余秋雨说，妇女穿着方式的变化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过去妇女稍为打扮得好一点，不仅钱无处来，即使有人斗胆穿着异常一点，都会被认为“资产阶级的奢侈”。回忆起来，对国家和中国历史来说，那都是一场灾难。幸运的是这一切都已结束了。红砖水泥的小洋楼也多起来了，原来那种土砖瓦盖木楼板，也日益少了起来。至于住人的土抖墙、茅盖屋早已经绝迹，电视机的天线林立，车子要有尽有，直接开到屋门口，那些“特困户”相对也减少了许多。
  
  打工妹新潮
  
  常宁农民历史上只有男人闯江湖的，短途是秋收之后，农民或往各圩镇赚取蝇头小利，或跑桂阳、广东做点短途买卖，远途就是跑四川、云南、贵州一年半载或者多年者。但是一旦获得一点，就回乡买田守家了。因为外面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社会动摇不安，人们不敢长期在外经商，认为不如多买几亩田稳当点。至于女人更难想越雷池一步。从1949年到1976年这段时间，在以粮为纲思想指导下，人们都在田间地头蹲。外出打个临工，叫做抓现金，就要经生产队批准并向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否则要被处罚。只有极少数“胆大鬼”，冒着危险往外闯，叫他们为“外流分子”抓回就要处分。至于女人就只能收起这篇书——莫想。
  1979年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后，改革禁开，广东沿海商海潮起，常宁大批男女青年，向广东进军，常宁农村女青年，竟相涌流。有段时间，几乎十室九空。年流量高峰期多达10万之众。一年抓回现金约两个来亿，中间尤以女人为最，约占半数以上。城市下岗女工，也相继前往。广东企业，特别是轻工企业，更是喜欢女工，说她们比男工更老实可靠，一进厂门，一蹲就是多年，做工也勤快吃苦。虽然她们工资不高，月约500元左右，但是她们比男人省吃俭用。加上加班，一年也可得三五千甚至万来元。笔者有位邻居女人，在外四年，回家就买了34.000元房子。截至目前止，笔者虽然还没发现是否已有大款，但是农村许多新房、电视机等就有她们一份功劳。
  当前国营工商企业普遍不景气，工人失业多，市场疲软的形势下，这批打工妹却能拿住4万个就业岗位，能够挣回近上亿的资金回乡，对于活跃常宁经济不无小补。原来常宁国营集体企业哪有这么多就业岗位，哪有这么多资金流动，活跃常宁市场？
  在这次巨大的打工浪潮里，所有的人都在为实现个人价值而绞尽脑汁，比过去在封闭式的生活圈子里，大大地开放了，当然在实现人的价值的方法上，也就百花齐放了。既有绝大多数人在正当的道路上奔跑，但也有极个别会采取阴暗的手段。于是个别妇女也有利用自己的肉体作为资本者。有人批评她，但也有人咒骂贪官，你比我干净了好多？
  打工妹族里一种是纯靠做工挣点钱，改善一家生活。如瑶塘村有一家生了三个女儿，生活非常困难。先把一个大的送广东打工，慢慢三个女儿都去了，一年省吃俭用，能赚万把块回来，家里已经盖了红砖钢筋水泥楼房，摆脱了穷困，这类打工妹占绝大多数。
  一种是通过打工，赚了些资金，学了门技术，了解了信息，便自己做起生意来，洋山萧家有一位妇女，就是这样从打工到自己开起成衣店，做了三五年，捞到20多万，回到县城，花了18万买了一栋两层楼两个门面的房子，从一个山窝里的穷姑娘变成城市的小康之家。烟州镇麻石村一位28岁村姑在深圳打工，帮主人养了6年鸡，积累了几万元资金，学会了科学养鸡的经验，回乡投资7万元（借了5万）办了一个鸡场，第一年养了7000只鸡，获纯利两万多，现在养了一万多只。村里许多人都跟着她办起鸡场来了。
  还有一种女人不用体力劳力打工，但是在短期间却能成了有钱人。有位长相漂亮的青年女人，在打工中找了一个香港老板，正式成了夫妻，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家人富起来了。也有个别成了老板的情妇，老板老了，送她一个工厂，富起来了。有的开起暗娼，烟洲一个家庭，父亲常年患病，欠了6万多元债，女儿去广东打工，只打了3年，全部债务还清，花十多万元盖了一栋新楼，还有存款，人们不知道她的钱是那里来的。还有一个青年妇女，竟然专为他人生孩子，每生一男孩，能得3至5万块，替他人一连生了四五个，赚了一二十万，从此便收手回到农村自己的家，花十多万盖了一栋漂亮的大楼房，夫妻过着好日子。虽然这种行径，为人们所不耻，这也是市场经济里难以避免的现象。因为好财之心人皆有之，而各人的素质总是参差不齐，自然采取要钱的手段就难以划一了。也有人说，她们穷苦太久了。
  一种巨大变化正在到来。打工妹族，生活上花枝招展，已难有城乡之分，思想上男女平等正在她们当中真正实现。民国时代的农村女人，常年窝居灶台，固然永远也谈不上真正男女平等，即使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虽然妇女走出窝台，走进田间，与男人一样劳动。但是还是摆不开大男子的架势，因为她们的经济地位还是上不来。改革开放之后，同是这块农村小天地，同是农村女人，已经从她们藏龙卧虎之地，变成龙飞凤舞天地了。笔者相信，将来，她们当中必有累计一定资金，学会一定技术，掌握一定信息，交上一定朋友的少数打工妹，那时候打回老家兴办自己的企业，当上女老板来。现在还是星星之火，也许可能燎原。从低级经营手段，逐步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这可能就是常宁经济振兴一股新兴队伍。也可能就是真正追求平等的先锋。
  
  吃斋念佛和尚尼姑多元化的人生
  
  到八九十年代，女人做尼姑、吃斋的人也多起来了，有的是退休后吃起长斋，有的还年青青地却进了庵子。为什么捣毁了多年的事情又会重复呢？不得不令人深深反思。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只有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文化才能逐渐转变，任何人为的强迫行政命令手段只能是一时的隐伏现象，现在共产党中央说的好，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人们当尼姑或吃斋也是一种心里平衡，就算说是消极的平衡吧！有位女退休教师，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后，常宁难以立足，逃去福建山沟里当了农民，隐姓埋名，含辛茹苦20多年，直到平乱归来，女的甚至连油都不沾，她说：我这一世，没做了事，少消耗社会点吧！也算是积德。你还能说她什么呢？
  世上第一好事 也是第一难事——计划生育
  古代人少地多，劳力少，资源难以开发，生孩子不但无需节育，而且还要鼓励多生孩子。但是人多地少了，一旦资源不足，为求生存，必须节制生育，达到有计划的生育。
  解放初期，不按国情，号召什么都学苏联老大哥，当时苏联妇女生孩子越多越有奖励，多子女妈妈还要评多子女英雄，国家给她产假多，还给她孩子抚育费。因为当时苏联地广人稀。可是我们也盲目跟着学他人。著名经济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教授早在1958年就提出人口也要实行计划生育。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因此遭到批判，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缪论，罢了校长。例如1962年笔者到衡阳开会，我感到已经生了四胎，给我带来非常困难，带了妻子去流产结扎，一没要补助，二没要假期。但是医院要领导的介绍信才准结扎，笔者说我就是领导者，医院说要县级单位的介绍信，没办法，生下这胎后，我立即扎了。由于当时政府抓的松，结果造成人口恶性膨胀，有数为证：
  常宁从宋崇宁五年（1106）的99081人到民国6年(1917)351014人的805年间，约增加人口25万，年均生人约300人。从民国6年（1917）的351014人到民国38年（1949）的419698人，32年间约增人口10万，年均生人约3000左右。
  从1949年的419698人到1997年的83万人，48年间越增加42万，约增加一倍，年均生人约8，000。
  从以上数字看常宁古代800多年，年均生人才300，现代32年，年均生约3000左右，而当代48年，就年均生了8000人左右，人口增长之速，令人不寒而栗。
  由于人口急增，而又经济没有赶上来，便带来许多疑难之症，人多吃粮多、穿布多、住房多、学校多、就业要求者多。为了国家的竞存，因此计划生育不得不抓得非常非常紧，几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舍此又有什么办法呢？计划生育严重情况表现在今天，但是根子却是在昨天。我们老一代，给今天的执行者增加了麻烦，如果我们老一代当时计划只生两个，则今天到非要中年人都生两胎不可，否则，到难以继承劳力哩！祸是老一代种下的，而今天的执行者，顶了黑窝。今日反思，我心有愧。
  
  解放后常宁县内的女知识分子
  
  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就是“旧老九”，女知识界自然也不能例外。解放以来，大批女读书人纷纷外出参军参干或其它职业，留在本地的女读书人本来就很少了，据《常宁教育志》（1992）统计，全县高级教师60人，其中女教师只有5人，而女教师中常宁人又仅仅两位，连大学本科生都没一个，你看可怜不可怜。至于科学技术界，常宁原籍在常宁工作的只有二人，加以多入牛毛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1957年反“右派”，彭含球与丈夫同是省立二师毕业，同在中学教书，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丈夫被清洗回家，在乡正遇过苦日子，她也被迫回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4年悬梁自尽。这类事情，已不胜枚举。于是女教师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了，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她们为了爱国的民族传统，为了自己的生存，还是在教学上拼搏，这里列举二例
  邓玉冰：宜阳小学教师，1989年全国教育系统劳模，近十年来她辅导的学生在全国性作文竞赛中就有18人获奖，在她任教的班级里，没有被遗忘的角落。对家庭不幸或先天不足后天发展慢的学生更是倍加关心，这是她的特点，这与她自己的遭遇不能没有影响，推已及人嘛！80年代破格授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唐淑安：虽然只是老高中生，但是能从教小学而中学，而教导主任，也算不错。“文化大革命”被开除回乡8年再回到教育界来，就一直担任一种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而且小有名气，这和她自身的努力分不开的。授了中学的高级教师职称。
  杨玉翠：常宁林业局工程师
  
  解放后常宁在外地的女教授 工程师 经理 文化人
  1949年常宁外出的女读书人，散居全国各地，党政军学都有。民国时期两位县长的女公子，如方西耕的女儿方榕，曹景升的女儿曹兴滔，都在大学工作。以后在党、政、军、学界陆续出了一些。据笔者难以完全的了解，计有正副教授级3人，报业者2人，会计审计2人，官员4人。
  萧佩蘅：1932年生，瑶塘人，家住北京，1993年《中国当代高科技人才系列词典》中的教授级编审，是常宁近四十余年（1956）最早留苏者。
  蓝德莲与夫滕明生，同学交通大学电机系，同为国防科大教授。从事过银河系电子计算机研制。
  萧应蘅：与佩蘅是亲姐妹，北京大学俄文专业，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
  萧永兴：1937年生，西南农学院毕业，副教授。湖南农大土壤肥料研究室主任、湖南农大九三学社主任委员。
  吕宗媛：广东商学院副教授
  阳晓慧：城关人，北京物资学院讲师。
  阎安娜：瑶塘小曲市人，高级工程师。
  萧贻川：瑶塘人，出生上海，山东省地方通讯总公司高级工程师。
  邓元珠：陕西重型机器厂机研所高级工程师。
  唐谋凤：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电气室高级工程师。
  刘春桃：湖北江山机械厂变速分厂高级工程师。
  李荪：治金部重庆钢铁设计院（上海宝钢设计总队）高级工程师。
  唐玉凤：洋泉人，湖南省农业大学党总支书记。
  殷圭：胜桥乡人，北京电视机厂工程师。
  孙桂珍：城关人，机电部设计院工程师。
  梁东花：鹅院人，长沙省治金材料研究所工程师。
  张宜花：湖塘人，岳阳石化总厂工程师。
  刘金玉：蓬塘人，韶关市日杂公司总经理。
  吴白群：田尾人，广西南宁市建筑机械厂副厂长。
  袁红梅：广东X 庆中环彩虹饰品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段秀华：怀化市人民医院内科主任、主治医师。
  雷花香：大堡人，1944年生，湖南医学院毕业，现在是省妇幼保健院任遗传室主任，主治医师。
  欧春莲：长沙马王堆疗养院主治医师。
  彭翠芳：新疆乌鲁木齐市治金局机械厂医院院长。
  刘国翠：城关人，《湖南日报》编辑。
  张杜花：湖南经济报社记者。
  袁姿梅：贵州贵阳铁路分局收入检查室高级会计师。
  雷秀菊：衡阳市审计局高级审计师。
  解放后常宁在外地女官员
  陈泰凤，军队文职四级干部，副师级、算是常宁唯一一位女将军，与丈夫唐贤达为夫妻双将军。
  李久福：湖南省高等法院审判员。
  萧锡华：瑶塘人，北京航空学院毕业，专业后现任娄底地区公安处一级警督，工会主席。
  陈银雅：1952年生，城关人，湖南地图出版社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
  
  改革开放后常宁的留学生 博士 硕士
  
  清末民初常宁有男女留学生51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30年没有设硕士、博士学位，仅仅只知一位留学原苏联者，几乎空白一代。直到1979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倡导改革开放，学门网开一面。近17年来国家倡导和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始有留学生、博士、硕士出现。据笔者所知，初计女人出国工作及留学生11人（男女共42人）获国内外博士5人（男女共25人），硕士5人（男女共26人），正在攻读研究生2人（男女共7人）。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这是中国的希望，常宁的希望，不但这些人前途远大，后继者且将步其后尘，前途益不可量。如果前30年不有荒芜，也许可能与发达国家差距不会这么大矣！现将笔者所知分列于下：
  吴莉平：1957年出生长沙，1997年获美国基辛格医疗研究中心生物研究所博士，继续留校攻读遗传工程。
  唐莉：1962年生，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留学英国，先后赴美国获硕士、瑞士获博士。
  许育林：1991年赴美国获博士学位，住美。
  徐冬玲：1962年生，1966年上海交大博士，工作英国伯明翰。
  钱晓燕：1968年生，永斌妻，钱伟长女，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美国洛杉矶微电子研究中心研究员，定居美国。
  吴海丹：1990年留学爱尔兰柯克大学。
  唐艳春：1965年生，1989年留学法国攻文学艺术专业。
  萧贻宁：1994年留法。
  娜氏：吴建忠夫人，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现留加拿大。
  夏锦慧：1971年生，大连外语学院英语教育系毕业。留学国外。
  杨小慧：（女）财经博士。
  曹茉莉：田径南开大学政经系硕士，1995年任广西北海市外经贸局局长。
  吴育林、宋心远夫妇：两人同时中山大学硕士，现分别任母校哲学、数学副教授。
  李玉琴：硕士，博士周亮妻。
  张三英：1960年生，上海华东师大毕业，该校研究生院硕士，任江汉石油学院讲师。
  唐箐：兰州大学毕业，1976年入北京科学院攻读研究生。
  邓梅：出生四川，留学美国，已入美籍。
  邓小兰：1968年生于城关，1990年中南工大矿物系毕业，1993年爱母校获硕士学位。现在深圳外资企业内基曼电子电器公司工作。
  
  根在常宁的台湾女读书人知多少
  
  1949年底至1950年间，一大批在家的读书人纷纷离乡通过香港转台湾，也有少数就留在香港定居，多数随国民政府、军队而去台湾。去台人员当时还很少有女读书人直接担任工作的，去台后新生一代从小随父辈赴台或者在台新生的年轻一代，一因他们的长辈愈来愈认识知识的力量，努力送子女读书，二来因经济条件逐渐好转，有能力送子女念书了。所以在台新生一代，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留学美、法、英诸国者27人，其中女的14名，占了一半多。国内外博士5人（男女共11人）、硕士9名（男女共16人），可见男女可以平分秋色。但是女人从政还没有发现，连男人从政的也很稀少了。她们大都攻科技，而入电脑专业的更多，适应国际潮流。可见志趣已经大大转移。兹录其名录如下：
  谭桂恋：国清女，1958年生，1984年获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任政治作战学校讲师。
  刘小兰：已仁女，1955年在台出生，1986年获美国宾州大学都市计划博士，任政治大学教授。
  欧阳盛莲、盛芝，宜昌的两个女儿，前者获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硕士，后者获国立台湾大学昆虫病虫学系硕士。
  张晓微、晓芳，泽云两女。前者获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硕士，后者美国威士斯康生大学大众传播系硕士。
  藤楚莲：X三女，1949年生，是位很有成就的新女性。从念大学起，即能独立自主地发奋读书，靠奖学金和当家庭教师维持学费几生活费。为了学业事业之有成，32岁才结婚。1976年获美国数学博士。入美籍。与丈夫同为加州大学教授。曾受益国际几何大师陈省身教授指导。多次赴中、美、德、英等国大学访问极学术讲演。当选美国1986——1989届数学协会代表，1994年当选美国1995——1997届妇女数学家协会会长。
  刘小频：已仁女，1951年生，1977年获英国约克大学语音硕士、1986年宾州维拉诺瓦大学资讯研究所硕士，任德州农工大学程式师。
  李元芳、仲芳，益三两个女儿，元芳：获博士，去美工作。仲芳：同夫刘丕基博士赴美国工作。
  吴日丽：志超女，1957年生，1986年美国纽泽西州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又在美国罗格斯大学博士后研究。
  邓安宜、小溪，道登女，安宜于1957年生，小溪1960年生，安宜，1982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会计硕士，任美国加州会计师；小溪：1986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工作于芝加哥。
  谭逸君：贞禧女，美国营养学硕士，在美国自组公司，自兼董事长及院长，戴誉社会。
  去台人员中的后一代留学国外还有不少，如郭立人孙3女皆留学美国，李缄三子女都攻读美国。因尚不知名，皆未统计。
  
  1949年前去港、去国人士：笔者掌握史料很少，只粗知雷幼龄，英国某大学教授。潘丽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电脑博士。
  这些民国38年左右离乡出国人士，至今没有消息，也不知还有多少，也是常宁人才一笔流失。
  
  反思
  
  在常宁漫长历史上的女人，经过了三个历史时期：
  一是古代的工具型，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把一种活生生的而且占了人类一半的有思想活力的女人，仅仅作为工具使用，拖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是近代的驯服型，女人在旧道德的束缚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压力下，扭曲了女人的本来个性，创造力几乎都浪费掉了。
  三是当代的追求自我价值型：1979年以后17年，由于改革开放，人的思想开始活跃，人们从驯服工具模式里解放出来，争取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像农民有了自己对土地的耕作自主权，即使耕作技术一下子现代化不了，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是比以前多多了。女打工族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女人的生活，而且改变了女人的思想。读书人有硕士、博士、留学的机会，人们的创造性发展的机遇多起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到来了，不容许国人等待了，更不容许女人们等待了。只有自己解放自己。喊了近个把世纪的妇女解放，究竟什么才是解放，应该怎样解放？只是服从道德，而不发展生产力，历史证明，是解放不了，况呼旧道德对妇女来说，还是一付枷锁。该明白了！但是只顾埋头体力劳动，不顾收获，生产力发展缓慢，也是解放不了的。正轨并非就能正点，虽然越轨较难，但是误点可能还是多的。
  
  1998年8月10日酷暑中初稿，9月29日定。
  
  萧一湘
  
  原载拙著《天堂脚印》下册30-62页 2000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