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独爱冰霜美人:清蒸汉朝(28）-煮酒论史-文化纵横-搜狐社区

落幕
“王道”、“霸道”：究竟是什么道？
商鞅去见秦孝公，大谈王道乐土，说得唾沫飞溅，秦孝公却听得快睡着了。商鞅跟引见他的宦官说：“看来这位国君的觉悟，也只好谈谈了！”于是说起强国霸道之法，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身体前倾，膝盖碰到席子都不知道。
看来商鞅的头脑里藏着两套方案，一条叫王道，一条叫霸道，那么古人常说的“王道”和“霸道”：究竟是什么道呢？

1、秦皇陷阱：如此勤政为何亡国？
《史记》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秦始皇每天处理繁重的公务，任劳任怨，他的勤政，有目共睹。
然而秦始皇的勤政却颇有些吃力不讨好。首先百姓不领情，因为他制订的政策太霸道，百姓吃不消。其次他的操劳，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越权造成的。
事实上，秦朝建立后，确立了所谓三公九卿制的中央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权力职责的划分，颇为明确，丞相作为公卿之首长，总理政务，而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手，领监察之职，太尉则专管军事，主帝国之征伐。按理说，有了这样的分工，秦始皇应该脱离烦琐的日常政务，专注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然而事实却是，这位人到中年的君主完全从自己的宝座下来，挤占了丞相的法理职位，收受各部门的奏折，处理起日常政务来，结果本来应该是做这些事的丞相，反而成了一个秘书长，每天只是从皇帝那里接受指令，然后督促执行而已。
秦始皇这么干，与他毕生信仰的韩非思想有关。韩非讲“术”与“势”，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不能将手中的权柄授予他人。对于着一点，韩非子作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他说：“权势就是人君这条鱼的深潭。当国君的将权势让给了臣下，再想拿回来就困难了。齐简公的权势失落到田成子手里，晋国国君的权势失落到六卿手里，以致于国破身死，所以说鱼不能脱离深潭。”
韩非子进一步告诉嬴政，权势乃是国之利器，握在君王手中，君王就可以驾驭臣下；握在臣下手下，就会威胁君王。
显然这种理论给秦始皇以深刻映像，因此无论对于朝堂之上的三公九卿，还是宫廷之内的后妃、宦官乃至太子，他都紧握手中的权势，不敢放松片刻。因此终秦始皇一朝，外无权臣，内无得势的宦官，李斯、赵高，在秦始皇在位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
但是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帝国大权一手在握固然让帝王安心，然而日理万机却是极其劳累的负担，秦始皇鞠躬尽瘁，他的继承人二世尽管也想紧握手中的权势，勿失落于人。但是真的干起工作来，哪里受得了这份艰苦！于是在赵高的启发下，还是及时行乐去了。
退一步讲，即便二世皇帝也能咬牙坚持，如同秦始皇般凡事亲历亲为，但是以一人之智判断国家那么多事务，又有多少事件能得到妥当处置呢？
这个两难陷阱，姑且称之为“秦皇陷阱”，后世一些精力充沛而又志向远大的君王，往往身陷其中而不自觉，如朱元璋，他甚至废除了丞相制度，打算一个人就这么干下去了。可是明朝的皇帝们，又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
我的矛是天下最锋利的矛，可以刺穿天下所有的盾牌。我的的盾牌是天下最牢固的盾，可以防御天下所有的矛。秦始皇及后世所有的君王，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到底要把帝国大权一手在握还是委托给显明的臣子来处理？
秦之霸道政治，演变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就是一人独裁、万夫奔命，结果也是八个字，叫做：“身死国灭、遗恨万古”！
 第一部之落幕
2、双面刘邦
西汉建国初年，汉高祖刘邦问了功臣们这样一个问题。
“诸位不要对朕隐瞒，实话实说，我为什么能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去天下？”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待人傲慢，还常常侮辱属下，项羽仁慈，富有同情心。但是陛下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慷慨大方，与天下同利，所以将领们一心投效。项羽却妒贤嫉能，部下立下大功也不得封赏，甚至遭到怀疑陷害！才智之士都不为他所用，项羽因此失去天下！”
高起、王陵的观点显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得到一致的附和。但是刘邦觉得言不尽意，他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用好了三个人。”
接着，刘邦列举了三位人杰，第一是张良，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第二是萧何，他镇国家、抚百姓、补给军饷、不绝粮道！第三是韩信，他统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这一席话，不但打动了在座的群臣，置于千古，也掷地有声！但是凭刘邦这一些话，就断定他用人不疑以致于人尽其材，那又大错了！
刘邦的疑心，并不输给秦始皇。只不过他在打天下的阶段，需要韩信等人为他驱除敌手，所以隐藏起恶念，做出一番宽容大度的样子来而已！
在登上帝位之后，刘邦的心思，几乎与秦始皇如出一辙，对于功臣，他大开杀戒，毫不留情！
当年尉缭评价秦始皇说：“这个人刻薄少恩有虎狼只心，但是却谦卑地对待我们，他这是有吞噬天下之心。一旦被他得志，天下人都要被他奴役！”；韩信在被刘邦逮捕之时，也发出了“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叹息之声；萧何侥幸得以不死，在离开监狱之后，老泪纵横，光着脚向刘邦感谢不杀之恩。
楚汉相争，项羽用的是蛮勇武力，属于霸道范畴。刘邦则重在收取人心，可以称为王道。但刘邦称帝以后，露出凶恶嘴脸，屠戮功臣，这又是霸道了！
刘邦也面临着和秦始皇相似的权力陷阱，不过他最后还是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杀害了韩信，抓住了兵权，却不杀萧何，把行政权托付给了他。
这一托，托出了一个黄金时代！
3、五、 虚君政体：汉初的丞相负责制
汉文帝时代，有一次皇帝和丞相坐在一起聊天。汉文帝问左丞相陈平，宰相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陈平的回答很精妙，他先用两个字概括了丞相的职责所在，这两个字叫做：“主臣”。陈平进一步解释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依照陈平所述，丞相的管辖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帝国政务，包括内政、外交、人事，所以说汉初的丞相相当于现代的政府首脑，大致不差！
陈平是不是在吹牛？非也。汉朝初年，帝国实施的是丞相负责制，从萧何开始，丞相就掌握着整个国家的事务大权。所以，刘邦临终之前，吕后最关心的是丞相的人选。
“倘若萧相国去世，叫何人接任为好？”
“曹参！”
“曹参之后呢？”
“王陵可用，不过他太过愚直，让陈平协助他好了。但是陈平也不能独当大任，可以命周勃为太尉，有这三个人，刘家的天下便安泰了！”
事实正如刘邦所料，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这五个人，先后担任丞相，他们主持下的汉帝国政府，延续着汉初的黄老政治，给西汉王朝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正因为天下太平，百姓称颂的是丞相，而不是深居宫廷的太后和皇帝。
这种丞相主导、皇帝反而居于幕后的格局，古人称之为“君弱臣强、屈君伸臣”，今人叫做“虚君政体”，在这种政治格局中，皇帝是统而不治的国家元首，丞相才是真正的治国者。
这种格局的背后隐约是黄老的影子，老子有云：“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汉帝国实行的是君主政体，天子的宝座由刘氏一族世代传袭，这样以来，保证了皇位的稳定性，却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即继承人的贤愚问题。没有人可以保证刘邦的后代永远英明神武，一旦出现不称职乃至渎职者，朝廷将何以堪？
因此，汉初诸帝秉承道家无为理念，将治理国家的事务权交付给丞相为首的公卿朝廷。丞相对国事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了皇家。即便丞相与皇帝的意见发生冲突，丞相往往坚持己见，皇帝也不能因此怪罪！吕后要封娘家人为王，自己不能做主，只好厚着脸皮去求王陵，王陵偏偏还不给面子说：“当年先帝与群臣白马盟誓，非刘氏不得为王，无功不得为诸侯。”吕后无奈，只好去找另一位丞相陈平，得到了同意才得偿所愿。对于王陵，吕后虽然不满意，也不能责怪，于是明升为太傅，实际上剥夺了王陵的相权。
也正因为帝国朝廷之上，发号施令、治理国家的是丞相（三公），所以一旦政策失败或发生天灾人祸，丞相（三公）便要引咎辞职。
丞相负责制与皇帝专制独裁相比，显然有三大优势：一是丞相（三公）不是家族世袭，可以举贤而任之；二是丞相不是终身制，一旦有重大失误、不能胜任可以罢免；三是丞相（三公）人数上比较灵活，可以专任一人，也可以两、三人甚至更多，实施集体管理。因此，说丞相负责制为中国古代政治中比较科学合理而灵活的部分，并非虚言。
黄老思想的主导之下，天子无为，贤相执政，这是汉初最大的“王道”，也是汉朝之所以兴起的最大根本。
这种丞相负责制从汉初开始实行，一直到汉武帝初年，还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原则，但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终于不能忍受丞相对他的约束，一场从丞相手里夺权的政治斗争很快在武帝一朝上演，最终以丞相一方的决定性失败告终，从而回到了“秦皇陷阱”这个老问题。
4.汉武帝从丞相手里夺权
汉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的舅舅田蚡当上了帝国的丞相，他去见皇帝，坐在那里谈国事，讲要任命这个人做郎官，又讲要派那个人做县令，老半天汉武帝都插不上嘴。终于等到舅舅喝茶的时候，汉武帝得了机会说了句话：
“你说完了吗？我也要来任命几个官员！”
从汉惠帝到汉景帝，大汉天子们一直守着国家元首的本分，现在汉武帝却不干了，他觉得不过瘾，像把政府首脑的活也揽过来自己干！
但是汉武帝如何才能把大权从丞相手中夺过来呢？
第一步是缩短丞相的任期，本来萧何、曹参以来，丞相在位时间都比较长，一般不出重大问题不会轻易换人。因为一个领导一个思路，换人过于频繁，不利于政策的延续性和深入开展，更不利于政局的稳定。但是汉武帝为了夺权，一上来就在六年时间里罢免了卫涫、窦婴、许昌三个丞相，汉初丞相久任的优良传统，从此破坏！丞相任期短了、人换得勤了，威信难以树立，在皇帝面前自然也就少了几分底气，此为一。
第二步更绝，你丞相不是百官之首么？朕在这百官之外，另设官员，处理政事，如此一来，很多事情，朕在宫里面就商量定了，到朝堂之上，给你个结果就是了！
于是，一些皇帝身边的文人和低级官员，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议事机构，即所谓“内朝”。他们作为皇帝的智囊与喉舌，在内为皇帝出谋划策，到朝堂上则替皇帝给丞相出难题、与公卿辩论，以达到皇帝的意图。
这些“皇帝身边的人”，大多兼了一个官衔曰“侍中”。 这“侍中”是个什么官？其实就是给皇帝提尿壶的，当时有个孔安国，也在内廷做“侍中”，别人都提着皇帝的虎子，唯有他负责提唾壶，“朝廷之士”没有不羡慕他的。
给皇帝提尿壶的“侍中”，后来大多成为一时名臣，如卫青、霍去病、霍光、朱买臣等。一时侍中成为显贵之职。
第三步是决定性的，儒家学说成为官学之后，汉武帝提拔了一个寒酸大半辈子的老儒公孙弘做了丞相，还封他为侯。从此相权一落千丈，为什么？因为公孙弘一无才学能力，二无战功，三无显赫门世，他的富贵完全是汉武帝的一手所赐，所以一登相位，公孙弘便完全匍匐在了皇帝的脚下，朝廷论事，公孙弘凡事必以皇帝意向为瞻，奴才气象，自此出现。
第四步则完全成了汉武帝的趁胜追击。丞相没有权势也就算了，遇到灾异还得充当替罪羊。搞到最后大家都害怕当丞相，汉书记载，武帝命公孙贺为丞相。这位公孙兄也算是久经沙场的铁汉子，遇到这等事也失态了，他不肯接受丞相印绶，还使劲叩头、哭泣，说：“臣是边境上的乡下人，凭着鞍马骑射当了官，论臣的资质实在担任不了宰相这样的重任啊！”
公孙贺哭得太悲伤，连汉武帝都被感动了，可丞相总得有人做，于是命人强行把他拉起来，硬是逼着他做了丞相。公孙贺无奈，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什么意思？就是三个字：“我完了！”
至此，汉武帝终于成功夺权，然而大权独揽的他，却并不喜悦，因为丞相靠边站以后，“秦皇陷阱”的两难境地，便摆在了他的面前。
5、以臣制臣：汉武帝的“霸道”
如果说秦始皇是以君制臣，那么汉武帝的高明或者说创新之处，是以臣制臣。
杜县有个人做长安的县丞，有事出门，让他的儿子留守看家。结果回来一看，肉让老鼠给叼走了。县丞大怒，责怪儿子：“为什么不看好肉！”
儿子回答说：“让我审老鼠，看它把肉叼去了哪里？”
于是儿子挖开鼠穴，把老鼠和剩余的肉全都找出来，然后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提审犯人（鼠）、严刑拷打（虐鼠？）、记录经过，最后给老鼠按律判刑，将犯人和证据呈堂结案。
县丞接过儿子的审案文书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文书用词严谨、逻辑合理清晰，俨然从事司法工作多年的老狱吏。
县丞的儿子叫张汤，张汤审鼠的事迹，一时成为美谈。他很快被官府录取为小吏，后来又得到丞相的青睐，征召为属官。终于获得天子的赏识，进入了汉帝国的司法最高当局——廷尉。
张汤司法，完全是看皇帝的颜色行事，汉武帝想要从严治罪的犯人，张汤就挑选最刻薄毒辣的手下去审理；汉武帝想要宽大处理的犯人，张汤就挑选最仁慈守法的手下去审理。
汉武帝也正是看中了张汤这一点，因此，凡是皇帝不便出面的麻烦事，都叫张汤去解决。汉武帝发行白鹿币，农林部长（大司农）颜异提出不同意见，惹怒了皇帝。但皇帝也不能因此就惩罚颜异，于是把害人的任务交给张汤。
颜异是个清官，廉洁正直，没有什么污点，但还是被张汤抓到了把柄。据说颜异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朋友批评朝廷的某一项政策，颜异没回应，只是微微把下嘴唇翻了一下。张汤便判决颜异有罪，理由是：“颜异身为帝国高官，见到政策不合理，不及时报告皇上，却邪恶地腹诽，当处以死刑！”
张汤如此为皇帝效忠，却也不过是皇帝“以臣制臣”的一枚棋子，而且是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御史中丞李文是张汤的政敌，日夜搜集证据对付张汤，张汤有个心爱的属下叫鲁谒居，帮助张汤扳倒了李文，为张汤除去心头大患。鲁谒居生病，张汤亲自为他按摩足部，表示感激。但是不久，这件事被人告发，鲁谒居却已经病故，他的弟弟不幸受到牵连，希望张汤搭救。张汤心里打算暗中营救，所以表面上伪装不理不睬。鲁谒居的弟弟误解其意，以为张汤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于是坦白全部内情，供出张汤。
张汤自身难保，却还忙着害人。当时发生了一起盗取先帝陵墓随葬品的案件，张汤负责审理，于是借机罗织罪名，将丞相庄青翟也牵连进去。
张汤的好运终于到头。丞相与他的秘书长朱买臣等三人商量，发现了张汤的漏洞。他们逮捕了一名姓田的商人，指证张汤说：“张汤把帝国机密决策泄露给田某，田某事先知晓帝国经济政策变化，所以囤积居奇，获取利润，与张汤分成。”
汉武帝以这项罪名责问张汤，张汤正在抵赖，鲁谒居的弟弟的供词也在这时报告上来。张汤百口莫辩，只能自杀谢罪。
张汤虽然替天子做打手，陷害了不少人，但为官却很清廉，死后全部家产不过五百金，子女也不移民外邦，更没有海外资产，张汤的母亲，更用最薄的棺材埋葬张汤。汉武帝心里明白，张汤之恶，原因不在别人，在于朕！所以又派人查出丞相庄青翟与朱买臣等三人陷害张汤的真相，于是庄青翟自杀，三个秘书也被处死。
一场官场恶斗，臣子们斗得个个遍体鳞伤，皇帝却在一边冷笑，如此一来，朕无须亲自处理政事，也可以安心享乐了。
但是，以臣制臣，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官场越来越黑社会化，以致于内斗成为官场主题，真正的国家政事，反而无人用心了！
6、外施仁义：汉武帝的“王道”
如果汉武帝只是在秦始皇的“霸道”基础上更进一步，那不过是将韩非的权术玩得更纯熟些罢了，汉武帝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给法家的“霸道”穿上了儒家那件“王道”外衣。
“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儒家“亚圣”孟子，所谓“行仁政而王”，孟子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遵循人性的善良，实行仁政，便可以到达“王道”！
齐宣王请教孟子，什么是王政？孟子的回答，归纳起来无非是一句话：“君王要怀着一颗深切怜悯之心，谨慎地使用民力和自然之资源，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体恤鳏寡孤独，那么百姓可以免除饥荒之苦，国家也可以富强了！”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其实这样的“王道乐土”，在汉初道家黄老思想主导之下的黄金时代，差不多已经实现了。
汉武帝对真正的“王道”，其实不甚关心，他看中儒家而不是道家，更多的是因为儒家对君主权威地位的百般维护和极力推崇。
汉武帝好色、好杀、好大喜功，这一切看上去都不象是儒家传说中的尧舜明君。但是汉武帝召集了很多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来作官，他本人也常常把儒家的那一套仁义挂在嘴边，说什么“我要象尧舜一样如何如何？”
汉武帝一说仁义，信奉黄老思想的汲黯就笑了。他毫不客气的揭穿汉武帝的把戏说：“陛下内心想着那么多欲望，至于仁义，对外说说罢了，难道陛下还真的想学尧舜吗？”
于是汉武帝便如泄了气的气球般拂袖而去。留下吓白了脸色的群儒和泰然自若的汲黯。
汲黯说得颇为准确，汉武帝的治国之术，不是纯粹的王道，而是霸、王两道杂用。这一点，为后世统治者深深吸纳，作为帝王政治不二法则。
7 大汉天下的苦乐人生_大汉农民：社会底层之民生
人的生存、生活，总是人类社会的最大主题。求学、谋职、结婚生子和抚养教育，又开始新的一个轮回。从这一点上来说，大汉朝廷治理下的子民们，过得是和今人相似的苦乐人生。
大汉农民：社会底层之民生
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艰苦的体力劳动，虽然没有汉朝劳工的直接诉苦，却有一个古代埃及人的述说，可以作为旁证：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晁错对汉朝农民的生活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现在一户农民，老爸、老妈、老婆、孩子加上自己五口之家，一家能干活的不过老爸和自己两口人，能耕种的田地也就一百亩左右，收成也就一百石左右。春天忙着播种，夏天忙着耕耘，秋天忙着收割，冬天忙着储藏，还要砍柴、服官家指派的徭役。即使遇到刮风、下雨、高温、寒冻，也得出去干活，哪里有时间休息！再加上亲戚间总要走动走动，送个人情，吃口便饭，开支都得算在里面。这样的辛苦勤劳啊，一旦遇到水灾、旱灾以及官府的横征暴敛、繁重的徭役，奸商的压价，高利贷的盘剥，就只好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儿女来抵债了！”
但是汉朝初年，休养生息，农民的负担算是极轻的，秦朝税收制度是“泰半”， 泰就是太，太半就是一半还多。汉高祖收多少，田赋改为十五税一，什么意思？农业税（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当时的百姓主要收入就是农业）是百分之六点六七，加上其他附加税收，也不到百分之二十。
汉文帝继续减税：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再减一半，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也就是是百分之三点三三，算赋（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做个简单的估算，譬如以一石三十钱来折算，收成一百石，那么可以估算出一家农户的年收入约为3000钱。三十税一的田赋100钱，四个成年人的人头税每人40钱，总计160钱，则这户人家的税后年收入，在2400钱左右，这点钱，可以应付其他杂捐摊派等等，大体上可以维持一年之温饱，或许还有所节余。
倘若这家里出了个迟迟不结婚的“剩女”，那就得加收人头税，女子从15岁到30岁，每3年一级，不结婚的，人头税每一级加120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子到了30岁还不结婚，她要缴纳的人头税是600钱，相当同龄男子的五倍。
这是在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到了汉武帝时代，首先是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40钱加至每人每年120钱。接着，增加了儿童税，每人每年23钱。
更可怕的是增加徭役。汉武帝不断打破常规，征发百姓服徭役。《盐铁论》记录说：“古代没有超过一年的徭役，现在我国的劳役，距离比较近的也要数千里，远的超过万里，时间很长。老百姓做父母的思念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子女思念父亲，可谓‘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 可见百姓对无休止的徭役，是何等愤怒！
这样一来，汉朝百姓的生活质量可就大打折扣了。
这是农民，大汉社会的底层社会，也是最大多数。
8、一场告缗运动打倒了大汉商人！
秦朝末年，当英雄豪杰们为争夺金银珠宝大打出手的时候，陕西有个小官任氏却一心收集粮食储藏起来。等到楚汉大战，在荥阳僵持，粮价飚升，一石米卖到一万钱，于是任氏将囤积起来的粮食出售，获利丰厚，当初英雄豪杰们打破头抢来的金银珠宝几乎全部归于任氏。
“人弃我取，高抛低吸。”任氏的致富法则，也是天下商人的共同梦想。
汉朝的国策是重农轻商，但是利益所在，人们还是趋之若鹜。《史记•货殖列传》有一句妙语，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可见商业气氛的浓厚，几乎就是一个市井社会的绝妙写真。
七国之乱的时候，长安很多列侯封君参军没有盘缠，到处寻人借贷，大家担心战争持续不下，到时候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岂不是打了水漂，于是拒绝。只有无盐氏以十倍的利息大放高利贷。结果战乱很快平息，无盐氏的财富翻了好几个跟斗，从此富埒关中。
不过商人富可敌国，政治地位却差强人意，朝廷至少在理论上对商人抱歧视态度，譬如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和乘车，商人的后代不得仕宦为吏。与三十税一的农业税相比，商人最关心的财产税以一万钱为起点，税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最严峻的时刻在汉武帝时代到来，因为和匈奴战争耗费巨大，朝廷加重了商人的赋税，要求商人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每二缗（2000钱）抽取一算（120钱），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商人的马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也要抽取一算。
当时有个经营牧场而致富的商人卜式，这是个爱国的老实人，他看到国家缺钱，主动要求把一半的家产捐给国家，补充军费开支。汉武帝大喜，当即示意有关部门，发起了一场“向卜式学习”的募捐运动，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第十级爵），田十顷，布告天下，以示百姓。皇帝的用意，是让商人们仿照卜式，把黄金白银“自愿”地捐献出来。
但似乎商人们觉悟不高，积极响应的人不多，导致皇帝龙颜大怒，于是一场空前的告缗运动拉开序幕。朝廷下令鼓励老百姓举报隐瞒家产、偷税漏税的奸商，一旦举报情况属实，朝廷将会把该奸商50%的财产奖励给举报人。
诏令一下，人心骚动。据《汉书》记载，中等收入以上的商人大体上都被告发而破产，被没收的财产以亿为单位计算。自春秋以来逐渐繁荣起来经历秦末乱世后又在“休养生息”中恢复起来的民营经济遭受的几乎是毁灭性打击。
为了捞钱，汉武帝还在工商业掀起一股“国有化”浪潮，包括盐、铁、酒、渔等行业的商业活动都被禁止，朝廷各地设立国营厂，垄断了盐、铁的收购和销售，但是国营厂官僚习气严重，制造出来的铁器钝得连草都割不动，老百姓不愿意买，官府强行推销，成为百姓之苦。
汉武帝这一番折腾让商人阶层元气大伤，当时一度出现了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汉武帝滥用国家权力，强行查抄商人的财产，给人以“勤劳致富快”不如“当官捞钱快”的印象。一些商人更产生了既然财富朝不保夕，不如吃喝玩乐把钱花光，或者拿钱买个官做，何必扩大生产，成为盘中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