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踏终点站新网站:历史上的今天（4月26日）

附录1：

世界知识产权日

北京中关村保护知识产权宣传活动的形象代言人——卡通娃娃“法宝”在与市民互动

1970年4月26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正式生效。2000年10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第35届成员大会系列会议讨论了中国和阿尔及利亚于1999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上共同提出的关于建立“世界知识产权日”的提案，决定从2001年起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y)，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

每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确定一个主题，各成员国应围绕当年主题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举办各种宣传活动，以达到设立该主题日的目的。

每年的这一天，全世界和中国各地都举行多种多样的活动。维护知识产权，是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体现。维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查获了多少张翻版，查处了多少假商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普及知识，全面提升市民的维权意识。“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

历年主题：

2001年的主题：“今天创造未来”，

2002年的主题：“鼓励创新”，

2003年的主题：“知识产权与我们息息相关”，

2004年的主题：“尊重知识产权 维护市场秩序”，

2005年的主题：“思考、想象、创造”，

2006年的主题：“知识产权——始于构思”，

2007年的主题：“鼓励创造”，

2008年的主题：“赞美创新，增进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2009年的主题：“绿色创新” ，

2010年的主题：“创新——将世界联系在一起”，

2011年的主题：“设计未来”，

2012年的主题：“天才创新家（Visionary Innovators）”

2013年的主题：“创造力：下一代（Creativity ：The Next Generation）”

2014年的主题：“电影——全球挚爱”（Movies-A Global Passion）

附录2：

近代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

詹天佑（后排右二）等留美幼童组织的棒球队

詹天佑，字眷城，近代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专家。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1861年(咸丰十一年)4月26日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考取清政府第一批出洋幼童，赴美留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一科，1881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不久，被清政府召回，派到福州水师学习驾驶。1882年任“杨威号”驾驶官。曾参加马尾海战，嗣后任广州博学馆，水师学堂外文教习。1888年主持修筑津榆铁路的滦河大桥，1894年被英国工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1905年至1909年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此后任川路公司总公程师，粤路总理。1912年任川粤汉铁路会办，协助孙中山制定十万公里铁路计划，并被举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1919年1月，由美，英，法，意，日等国策划组成了监管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委员会，他做为中国代表来到哈尔滨。任技术部中国代表，为维护中国主权做了坚决了斗争，不幸由于劳累病倒，同年4月15日离开哈尔滨回到武汉，4月24日病逝于汉口仁济医院。

附录3：

清华大学建校

历史悠久的清华大学是我国一所引人瞩目、令人向往的著名重点大学。清华大学的前身叫清华学堂，是1911年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清初时，现清华大学工字厅、怡春园一带叫熙春园，道光皇帝把这园子赐给他的五儿子奕誴，咸丰皇帝为此园取名清华园，又叫“小五爷园”。早在明神宗时，神宗的外祖父李伟的园子就叫清华园。“清华”二字就是由此得来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其中美国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1904年，经谈判交涉，美国政府决定将赔款的一部分，自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文化教育事业。1929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先后有四批学生直接派往美国留学。1911年4月26日，清华学堂正式成立，所有办学方法均照美国学堂实行。

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了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国民党政府接管清华学校，将校名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翌年旧制全部结束，完成了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大学的过渡。

旧中国的清华大学，毕竟是建立在中国土地上，教师和学生毕竟是生长在中国人民之中，民族的苦难和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推动着他们的觉醒。师生们身上反映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因此，清华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解放前，清华大学师生曾向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他们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1935年，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清华人惊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由此爆发了划时代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清华学生成为当时中国学生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闻一多教授的“拍案而起”和朱自清教授“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传诵，在清华园山坡上，还建有他们的塑像和“闻亭”、“自清亭”。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清华大学于1952年进行了院系调整，并兴建了诚斋、立斋、强斋等数十座楼房；60年代又兴建了中央主楼；从70年代开始主要兴建教职员工宿舍。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工科大学，为祖国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

附录4：

袁世凯善后大借款

为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五国银行团代表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压服、消灭南方国民党的势力，以办理善后为名，特派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为全权代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擅自与英、法、德、俄、日５国银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合同规定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５厘，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期限47年；偿还已到期的各种赔偿、借款、垫款后，实际到手的仅760万英镑，而规定47年还清之本息竟达到6789万英镑；借款以盐税、关税等为担保，并附条件：借款期内，中国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团借款；借款的领款凭单须有外国稽核员签押方能有效；中国聘用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事务等。

善后借款商议之初，因其条件苛刻，就遭到国民党及各界人士的极力反对。合同签署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全国一片斥责之声。黄兴及皖、赣、湘、粤４省都督通电责问，参议院也提出质问书。但袁世凯借口借款事宜曾于1912年底由临时参议院秘密通过，拒绝将此案交国会表决。

强烈主张军事讨袁的皖督柏文蔚

附录5：

邵飘萍被害

邵飘萍纪念馆

(这是坐落在浙江东阳横店集团文化村的一幢具有东阳“三乡”特色古建筑内的邵飘萍纪念馆陈列室一角。)

邵飘萍，中国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曾用名镜清、振青，笔名飘萍、素昧。浙江东阳人。1886年10月11日生。1902年入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后在金华中学任教。1911年赴杭州办《汉民日报》。因反对袁世凯，3次被捕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课余创办东京通信社，向国内报纸发稿。1916年回国，任上海《申报》驻北京特派员，先后写200多篇“北京特别通信”，深受读者欢迎。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向国内各报及外国驻京记者发稿。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同年与蔡元培、徐宝璜创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被聘为导师，主讲新闻采访和新闻学理论，揭开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序幕。1919年《京报》因刊载指责段琪瑞政府的新闻和评论被查封，他再次逃亡日本，任大阪《朝日新闻》中国问题顾问。旅日期间撰写《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书，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赞扬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秋回北京，复刊《京报》。1923年后在北京平民大学、国立法政大学任教，讲授新闻采访课，撰写新闻学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京报》为讲坛，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和“五卅”、“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于北京。邵飘萍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反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新闻界代表人物，在新闻采访、评论和通讯写作以及新闻学研究等方面，都有贡献，是中国新闻史上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

附录6：

毛泽覃烈士

毛泽覃

毛泽覃（1905年-1935年），1905年生，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字润菊。受长兄毛泽东的教育影响，1921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到常宁县水口山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 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赴广州，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广东区委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任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是年冬被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1928年初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后奉命带队参加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同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1团3营党代表，参加了龙源口等战斗。 经受战争实践的磨练，毛泽覃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1930年1月任红6军(后改称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5师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其间，与邓小平等一起，同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由于卓有战功，曾获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毛泽覃率部转战于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于山谷密林，不断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牺牲，时年29岁。

附录7：

南京大屠杀首恶谷寿夫被处决

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被押赴刑场

1947年4月26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谷寿夫陆军中将被押赴刑场处决。

1937年12月13日，谷寿夫率部攻入南京市，当时，逃难的南京市民拥挤在主要街道上，谷寿夫命属下官兵对无辜百姓狂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数以万计南京市民被杀。谷寿天因此获得嘉奖。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审。有80多名证人出庭陈述谷寿夫等部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

1947年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谷寿夫死刑。

1947年4月26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谷寿夫陆军中将被押赴刑场处决。

附录8：

李承晚下台

1960年4月26日，韩国总统李承晚发表下野声明，从而结束持续12年之久的李承晚独裁统治。

李承晚（1875一1965），幼名李承龙，号雩南，黄海道平山人，两班贵族出身。

1898年，因参与革新政治活动而被捕。1904年出狱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0年回国后，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进行反日活动而被捕。1912年获释再去美国。1914年，在夏威夷办《韩国太平洋》杂志，宣传反日思想。1919年任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总统，上书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对朝鲜实行“委任统治”。1925年3月辞去总统职赴美。1945年10月回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当选韩国首届总统，连任4届。执政12年，多次强行改宪残酷打击政敌，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推行亲美反共政策。1960年，爆发韩国人民反独裁的“4.19”革命。4月26日，李承晚被迫下台。后亡命夏威夷，1965年死于该地。著有《独立精神——日本暴露记》（英文版）。（人民网）

附录9：

宋子文病逝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

宋子文，广东文昌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月27日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部长。次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商民部部长。1927年宁汉合流后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太平洋战事后，任外交部部长，驻美国特使。1945年6月曾与蒋经国去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7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宋依附美国，支持蒋介石，控制财权，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合称“四大家族”。1949年初去法国，后长期居住美国。1971年4月26日病死。

附录10：

胡志明战役

1973年1月，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签订后，南越阮文绍政权不断破坏协定。南方军民于1974年开始逐步反攻，扩大解放区。1975年3月，发起春季总进攻，取得西原战役和顺化——岘港战役胜利，消灭和瓦解了伪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的全部军事力量和统治机构。

1975年4月9日起，南方军民先后解放隆庆、宁顺、平顺和平绥省。

4月26日南方军民发起胡志明战役，分五路向敌西贡防线发起最后攻势，迫使南越当局在4月30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西贡——嘉定市(即胡志明市)完全解放。不久，越南方军民继续进攻，迫使伪第四军区的敌人全部投降。南部各省完全解放。

此次战役是越南人民解放越南南方，完成国家统一的一次历史性战役。

附录11：

政协副主席沙千里

沙千里故居

沙千里是上海市人，青年时期就要求进步，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从事进步活动，曾主编《青年之友》，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抗日战争前后，他执行律师职务，并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进步团体，主编《生活知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11月，他同沈钧儒、史良等著名爱国人士，因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国内外闻名的“七君子”之一，是当时救国会的领袖人物。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沈钧儒等救国会的领导人发动宪政运动，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进行不懈的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沙千里筹建了救国会的上海组织，联合上海各党派、各工会、各教育团体，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动民主运动；并以律师身份为遭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进行辩护，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随即赴香港参与中国人民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48年１月，他在香港出席民盟三中全会，为恢复民盟领导机构，促进民盟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作出了贡献。

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９月，他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等职。

1982年4月26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附录12：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事故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鸟瞰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猛烈爆炸，反应堆机房的建筑遭到毁坏，同时发生了火灾，反应堆内的放射物质大量外泄，周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造成了核电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共有4个功率均为10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其发电量占乌克兰总发电量的50%，并向大多数东欧国家提供重要电力。但该核电站的反应堆是20世纪70年代引进的水冷式石墨慢化反应堆，铀燃料棒放在一大堆石墨中，由石墨有效地控制反应的速度，从而产生推动涡轮机的蒸汽。由于石墨反应堆不够安全，许多年以前就被西方国家抛弃了。这种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一旦发生故障，堆芯石墨棒的温度就会猛增，直至超过熔点而导致熔毁事故。

1986年4月25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反应堆的工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连续切断反应堆的电源，使主要冷却系统停止工作。于是堆芯温度迅速升高，造成氢气过浓，以至26日凌晨发生猛烈爆炸，爆炸引起机房起火，浓烟使人呼吸困难，放射性物质不断外溢。核电站所在地区有2.5万居民，这些居民从26日晨开始疏散，疏散共用了34个小时。

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大量放射尘埃污染到北欧、东西欧部分国家，瑞典、丹麦、芬兰以及欧洲共同体于4月29日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瑞典国家放射学研究所发言人说，这次事故后飘落到瑞典东部沿海地区的放射物质的含量已超过正常标准的100倍。瑞典北部的福尔斯马克核电站周围10公里范围内发现放射尘埃增多，600名工人被迫撤离核电站，近千名居民排着长队等候接受放射性尘埃的检查。丹麦首相施吕特强烈谴责苏联未能立即就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向其邻国发出警报。受到污染最重的是波兰，波兰政府专门成立了由副总理牵头的委员会，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危害等有关问题，并采取措施防止核电站溢出的放射尘埃危害波兰人的健康，指示人们不要食用喂养青饲料的奶牛所产的牛奶，向有关地区18岁以下居民发放碘化钾。南斯拉夫政府也要求居民不要利用雨水，不要饮用放牧于野外的牛羊的奶，不要生吃新鲜蔬菜。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五个多月才恢复发电，使苏联蒙受了巨大损失。据苏联官方公布，这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亿卢布（约合29亿美元），如果把苏联在旅游、外贸和农业方面的损失合在一起，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同时，在核事故的危害下有33人死亡，300多人因受到严重辐射先后被送入医院抢救，有更多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辐射污染。为了防止进一步的辐射，苏联将28万多人疏散到了辐射区以外。

附录13：

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

1996年4月26日晚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耶路撒冷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已达成协议，以军与黎真主党于当地时间4月27日凌晨4时起停火。

以黎停火协议的基本内容有：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承诺不向黎境内平民开火；建立一个由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组成的观察委员会，以监督各方遵守停火协议的情况；叙利亚承诺限制黎真主党的行动，以色列同叙利亚恢复和谈。以黎停火协议是在以军连续16天对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黎16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50万人沦为难民的情况下，经过美国、法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调解达成的。

然而双方的停火协议并未带来稳定的停火局面。5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向以“安全区”发了协议生效以来的首次袭击。以军随后空袭和炮击了真主党武装的阵地。

附录14：

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协定的基本内容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重要军事活动情况；彼此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上述措施必将扩大和加强缔约国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该协定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多国参加的双边政治军事文件，它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附录15：

彭真委员长

彭真夫妇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在狱中秘密组织党的支部，坚持狱中斗争。1935年刑满出狱后，任中共北方局代表。

1938年他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从1954年起，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1951年起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人身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真平反。彭真同志恢复工作后，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拨乱反正，确立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7年4月26日23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彭真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十大贡献

蔡定剑

据《学习时报》报道在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中，除了董必武外，对民主法制精神最有理解的人要算是彭真。新中国成立后，彭真长期以来担任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通过领导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加上他长于思考，使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特别是他本人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使他对“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有切肤之痛的反思。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期间，力倡中国走民主法制之路，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贡献1：推动国家走民主法制之路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法制的认识是从深刻的历史反思中得出的。在党执政以后，如何巩固政权，在建国初的一段时间，曾一度主要靠禁锢不同意见者的思想，通过政治运动压制反对者，而不是靠发展民主和加强法制，走依法治国之路，因而导致了“反右”扩大化、“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悲剧。

“文革”后，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沉痛教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制度建设。彭真对这一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身陷囹圄期间，就思考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最后归结于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研究和思考，这成为他后来坚定推行民主法制方针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真在一系列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随着“文革”结束，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国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否则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就得不到可靠的保障。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法制早就应该抓紧搞。可是，我们建国后长时期内没有这个认识，总觉得有党的领导，有方针政策，迟搞几天不要紧，结果贻误了事情。是林彪、“四人帮”教育了我们，社会主义法制不搞不行。他再次强调，“从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到人民掌握全国性政权以后，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法制？一定要靠法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改革和历史性的根本任务。彭真提出的上述观点，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心思法”的迫切要求，反映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愿望和决心，对推进我国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贡献2：提出了党与法律关系的理论

关于党的领导和法律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说明没能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对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1979年，中共中央就提出，对国家的法律，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组织，从党中央主席到每个党员，都必须一律遵守。十二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载入党章。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1982年宪法又进一步把党要守法写入宪法：“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党不断加深党与法律关系的认识过程中，彭真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2年彭真在主持宪法起草工作时，特别主张“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他指出，党章这样规定，宪法也这样规定，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国家所没有或者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关键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党要守法的问题上，彭真讲得最多、也讲得最透彻。针对我国法律能否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问题，他认为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他反复讲，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经过痛苦的十年内乱，才写出来的。

针对有人提出“是法大，还是党委大、首长大”的问题。彭真说，“我看是法大”。我们的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的定型化。它是党领导制定的，一些重要的法律草案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的，是经过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审议通过的，它是代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法律一经通过、颁布，每个公民都要服从。党员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坚持党的领导，遵从人民意志，严格依法办事，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

彭真提出的解决党与法律关系的理论，仍然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处理党与法律关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指导思想。

贡献3：正确阐述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革命战争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办事，因为没有全国性的国家政权，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建国以后，有了全国性的政权，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而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就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和健全法制，依法办事。彭真较早地、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他指出，“当年在战争年代，主要靠党的政策取得了革命胜利。建国以后取得了全国性政权，情况就不同了，不讲法制怎么行？”

在具体立法中，彭真指出，中国的立法有一个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立法必须以党的政策为先导和根据，党的政策也要适时地、在成熟时上升为法律。这实际上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共产党取得政权这样一种国情，提出的中国法制发展的道路。

彭真还阐明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政策是法律的先导，法律是政策的定型化，由政策上升为法律，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法律的制定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但不是所有的政策都能立即定为法律。法律要有稳定性，朝令夕改不行。只有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熟的政策才能定为法律。试验中的东西，看不准的，不能立法。政策一旦上升为法律，又高于政策；政策要服从法律，不能同法律相抵触。

上述观点，为新时期的立法工作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能在很短的时间从无到有迅速制定了一大批法律，其大多是以政策为根据制定出来的。在当时又不太可能直接借鉴国外立法的情况下，走从政策到立法的路，是十分必要的。

贡献4：倡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原则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施的一条基本原则。彭真早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行动的指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这个发言批判了那种自以为有一点“功劳”或“苦劳”，就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为所欲为的封建特权思想；那种以为法律是只管老百姓和“小人物”的，至于“大干部”、“大人物”遵守不遵守法律无关紧要的思想；那种认为共产党员只要遵守党纪就行，对于法律似乎马虎一点也不要紧的思想。

彭真主持起草的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规定。他反复强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之外或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

1979年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但对于制定了的法律有没有用，能不能执行的问题，许多同志对此存有疑虑和担心。彭真在许多讲话中，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提出，“首要的一条是要把法律交给全体人民掌握。”我们的法律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运用这个武器，监督国家机关和任何个人依法办事，对违法行为进行揭发、检举和斗争，就可以有力地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

贡献5：推动立法体制的改革

我国的法制建设是从1979年后才真正展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以后，制定各种法律，尽快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就成了当时的迫切需要。彭真从我国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并积极推动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立法体制的措施，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有关法律把它确立下来。

首先，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法令。这种立法体制实行后，很快就暴露出不适应国家建设和国家工作要求的弊端。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但仍然不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单靠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为此，1982年修改宪法时，他主张改变全国人大是行使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的体制，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这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一个重大改革。

其次，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1954年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地方人大没有常委会更没有立法权，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1979年，彭真在主持制定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时，按照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的原则，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和宪法、法律、政策、法令、政令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1982年宪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规定，并在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中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这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最后，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并授权它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1954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只能制定行政措施。1979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迫切要求把行政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而现代行政管理的多样化、复杂化，也要求强化它的职能，扩大它的权力。于是，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在我国开始进入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一系列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有些重大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还缺乏实践经验，制定法律尚有困难。这个问题如何很好解决？彭真对此进行了反复认真的思考，最后确定了一个办法，就是给国务院授权立法。在他的建议下，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这是从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加强立法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授权立法，使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工作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并为制定和补充、修改法律提供了经验，这对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加快经济立法，推动改革开放起了重要作用。

贡献6：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中国立法问题的理论

彭真很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对立法工作的指导，他建议人大常委会研究机构要系统研究法律理论，在制定法律时首先从法理上搞清楚问题，使制定的法律不仅要符合实际，还要符合自身的逻辑体系。

立法要研究理论，必须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彭真很早就一直提倡的。早在1954年，他就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对中国古代的法律要认真研究。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一成立，他就要求各主要驻外使馆代买所在国家的全套法律。他说，“对外国的法律，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要参考、借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法律时，都搜集了大量古今中外有关的资料，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进行分析、研究，作为参考。1982年修改宪法时，他要求对30多个国家的宪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为制定一部科学严密、体系完整的宪法提供了借鉴。

法律是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定的法律尤其如此。立法中如何调整好、规范好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呢？彭真强调，立法一定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根据，脑子里要有工人、农民，要面向他们，为了他们。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人们之间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找出一个合理解决的界限。根据什么标准来划？都要在与宪法、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抵触的前提下解决。这是彭真提出的立法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对我们解决立法中经常遇到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彭真关于立法工作的诸多论述中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找出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反过来用于实际。这是立法的基本根据，也是立法工作的立足点。

贡献7：解决了很多人大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彭真在一系列讲话中深刻指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可靠保证。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如何进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问题，并且采取了切实步骤和措施来改善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了开拓人大工作，彭真对人大工作做了深刻的研究，对人大工作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意见。对人大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是在党的领导下，代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健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同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系上，方针不是“唱对台戏”，但也不是等因奉此，不问是非的橡皮图章。方针是实事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据，以宪法、法律为准绳，是就是，非就非。对的，就肯定，就支持；错的，就否定，就纠正。要严格依法办事，既不能失职，也不能越权。彭真在这里提出了很重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权力分工监督关系。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被滥用和产生腐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必须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加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任何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不可缺少的。

贡献8：推动选举制度民主化改革

彭真1979年主持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修改，在他的努力下，对我国选举制度作了三大重要的改革：一是扩大了直接选举，将直接选举由在农村的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二是实行差额选举，规定人大代表都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副职也都都实行了差额选举，正职原则上实行差额选举；三是实行由选民或代表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和政党、人民团体或主席团提出候选人的制度，经过反复酝酿讨论、民主协商直至在必要时举行预选来确定正式候选人。

彭真把公民选举权的实现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他认为，选举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和罢免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重要保证。通过选举，9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采取选举的办法来选拔干部，要比只由领导指定、选拔可靠得多，选拔错了也比较容易得到改正。这样选举产生的各级政权机关，比较能够胜任，比较能够经得起风浪。

针对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民主选举不放心，乱划杠杠，要群众按少数领导人的意见进行的作法，彭真尖锐批评，“上面提名单，下面划圈圈”的作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原则的。经领导和群众反复酝酿提出的候选人，总比单由领导指定或少数投票人提名要好些，更能代表群众的意见。当然，选举并不一定就是很完美。

对于选举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问题，不少地方党委组织部门把党的领导理解为让选民或代表按党委推荐的候选人投票，以保证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否则就被指责是不与党保持一致的做法。针对这种现象，彭真指出，党在选举中的领导，就是要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选举，充分保障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利，使人民能真正当家作主，管好国家的大事，掌握国家的、民族的命运。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利益。我们党不是行帮，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人民的选举是要把为人民办事的人选出来。不要把人民当阿斗。”这些话对搞好今天的民主选举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贡献9：推动基层自治制度的建立

基于“文革”的深刻反思，彭真对中国民主发展有自己的思考。他说，“如何保证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我看最基本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组成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办，由群众自己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办好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扫除封建残余的影响，改变旧的传统习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的、深远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在他提议和组织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6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然而，这个法律草案一提交审议，立即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1987年3月中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再次提交审议。他通过委员长会议向常委会建议，将这个法律案提交即将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然而没有想到，这个法律草案在代表大会上受到更多代表的质疑和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发扬民主，彭真建议大会主席团授权常委会在继续调查研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通过该法。11月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最终以试行的方式在常委会通过。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了村民自治和农村民主建设的伟大实践。

贡献10：强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长期以来，党的领导与司法的关系在党内许多人的认识都是非常模糊的。彭真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还一直坚持司法机关应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原则，强调党在领导司法时应依法办事，尊重法律。在许多工作讲话中，他都力图阐明这一关系。

1979年刚通过《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针对一些刚到司法机关工作的领导人不理解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规定时，他说，法律规定两院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法律的问题，这不是黄火青、江华同志要求的，也不是法院、检察院哪个同志要求的，而是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赋予他们的庄严的职责。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1954年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时就明确规定了的。他指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国家制度的安排，也是党的一贯主张。

针对一些人指责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是“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的指责，他进行了批驳：“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它就是从法制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决不是什么“以法抗党”、“向党闹独立性”。这样的话对在当时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司法人员来说，真是扫除了莫大的思想障碍。

彭真一贯强调党要加强对司法工作领导，关于如何实现领导，他总结了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党特别要领导和支持两院独立行使职权，检查、督促公、检、法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严肃、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办事。二是要为公、检、法特别是检察院、法院配备足够的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好、有工作能力称职的干部。三是还有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党委很好抓起来。在当时党内对司法的认识情况下，彭真同志能力主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这是相当不易的。(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据2010年1月11日、1月18日的《学习时报》) 

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在一起。此后，全家离散达九年之久

彭真之子傅洋:父亲引领我和共和国法治一起成长 

1979年，彭真回到离别13年的北京寓所

60年前的1月30日，凝聚着无数英雄的热血，北平和平解放。10月1日开国大典，新中国定都北京。

新中国成立以来，彭真先后担任党的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北京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并长期兼任北京市市长。新中国成立起他即出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不久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长期主管中央政法工作。

1966年“文革”爆发，彭真首当其冲被“打倒”，失去人身自由惨遭迫害达12年之久。

“文革”结束，彭真恢复工作，先后任党的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任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至1988年退休，他主持了新时期的立法工作特别是1982年宪法的制定，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两案”的审判工作……

1997年彭真去世，党中央给予他“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主要奠基人”的崇高评价。

1949年11月，迎着开国大典隆隆的礼炮声，彭家四子傅洋出世。新中国的建立和幼子的出生，为这个革命家庭带来了双重的喜悦。

此后这个四子是众子女中，与父亲工作最有“缘分”的一个。

与新中国同龄的傅洋，在“文革”中经历了务农、做工、当民办教师之后，1979年初进入了刚刚组建的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任至经济法室副主任，参加过几十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1988年，傅洋走出人民大会堂，组建了康达律师事务所，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其间，他曾连任了三届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傅洋用另外一种行动延续了父亲的法治追求和理想。

康达律师事务所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院内的一所小红楼中。当时，傅洋“下海”当律师颇为出人意料，他因此加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律师事业的首批“破茧者”的行列。

盛夏6月的一天，当记者如约走进傅洋的办公室时，他没在屋。茶几上摆着一盒香烟，显示对我们的欢迎。

书柜里并没有像司空见惯的那样摆满了看与不看的书，这使我们想起吴邦国委员长曾说过的：“法律不是摆在书架上的本本。”

爽朗的笑声把高个干练的傅洋送进房间。叫不出牌子的短袖衬衫，米黄色的休闲裤，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傅洋就像一位普通和善的邻家大哥。

身为彭真之子的他十分平易、大气、豁达，绝无“名门之后”的矜持。

其实，和新中国法治一起长大的傅洋承载了少有的厚重、深邃与守望。这是傅洋不经意间的表情和言谈传达给我们的。

兹将傅洋当天的谈话整理记叙如下——

父亲从来都是以毛主席的作息时间为准

儿时的记忆中尽是父亲忙碌的身影。毛主席有通宵工作的习惯，父亲从来都以毛主席的作息时间为准，凌晨两三点常常被叫到中南海商量工作。工作如此繁重，父亲和我的直接交流自然不多，但是父亲的精神引领着我直至今天。

记忆中，父亲惟一一次对我发怒是我上初中时。忘记是何缘起，父亲问道：“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说：“不知道。”谁料，父亲一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人，怎么连这点决心和意志都没有！”我想父亲是希望我明白一个道理：意志磨练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未雨绸缪，不断思考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才能随时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容应对。

我出生后的几年中，父亲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其实，父亲最初建立新法制的实践，是在晋察冀边区展开的。1940年8月，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实际上是边区第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宪法性文件。1941年，父亲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提出了系统的新政权建设思想。其中的基本思想，至今仍在现行宪法中清晰地得以体现。因此，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时，许多问题是他早已深思熟虑过的了。

1953年9月1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他提出“我们的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逐步实现比较完备的人民民主法制，来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1954年9月在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他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

父亲曾告诉我：五四宪法通过以后，毛主席还是很注意依法办事的。他办什么事，常问问总理或者他，“这么做违不违宪啊？”后来却变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弄成了“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一直负责立法工作，还直接主管执法工作。到“文革”被“打倒”前，父亲还一直领导新中国刑法的制定工作。“文革”前，刑法草案已改到第三十三稿，书记处已经研究过。而“文革”对法制的彻底破坏，使刑法的制定延误了十年以上。直到1979年，它才在父亲亲手培育下诞生。这部刑法的主要架构内容，基本与“文革”前的草案一致。它的新特点，在于根据“文革”的教训，写进了“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刑讯逼供”等新罪名。

父亲领导政法工作时，一贯在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的同时，强调必须严禁非法拘禁、严禁“逼供信”，反对“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他说过：“1943年，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当时，放火的也有，放毒的也有，反动标语也发现了，谣言也出来了。哎呀！延安还有这么多的特务？来了个抢救运动，发生了逼供信，结果就搞乱了。这种错误不要再犯。”“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是百分之百，一个人就是一家，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错案在一个工厂、一个乡，周围十里八里的群众都晓得，影响很坏。”

父亲的法制观和法治建树源于他深厚的法律功底。他住国民党监狱六年半，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他真正系统研究法律，竟是在监狱中开始的。

在秦岭大山中父亲给母亲当了回“秘书”

我上初中和升入高中的几年间，正是新中国风云骤变时期。高中只上了一年，“文革”开始。刚刚走上正轨的新中国法制事业毁于一旦，而亲手奠定了新中国法制基础的父亲也被批判，停止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先是被软禁，1966年12月3日被监禁。半年后，一直作为父亲秘书的母亲张洁清也被关押。

1967年11月的一天，我和姐姐傅彦被赶出了位于台基厂的家。一辆小平板车载着两卷单薄的行李和孤零零的姐弟俩踽踽行走着，目的地是大约一公里外的苏州胡同北京市委宿舍的两间小平房。(记者后来去寻访了这个旧迹，在崇文门北大街路东，距现在的崇文门饭店只有几步路的地方，有一个连巷牌都被拆光的小胡同。进胡同大约150米，几栋粉白相间的旧楼围成了一个环形，崭新的门牌上写着“苏州胡同101号”。进去打听时，发现那两间小平房现在由一个老人家看管，牌子上写着———存车处)

那个晚上，空空荡荡的小平房里只有两块用板凳垫起的木板。我和姐姐因为烧炉子双双煤气中毒。半夜我去上厕所，一下摔倒在门口。姐姐闻声爬起将我弄醒，她却又一下子晕倒。我当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将姐姐连拖带抱地弄到马路对面的同仁医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好像费尽了毕生的力气。

从父母被关押时直到1972年允许我们去探监，我们与父母真正是多年生死两茫茫。在监狱中，父亲坚持每天大声念英文、唱京戏，保持语言能力。他后来告诉我们，住单人牢房语言能力会强烈减退，王若飞当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去修手表时把“表蒙子”说成“表锅盖”。

父亲对强加给他的种种不实之词，不管是面对专案组的逼供，还是万人大会的批斗，都没有违心承认过，真正坚持了真理。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抹杀阶级界限。父亲说，1954年宪法通过时，毛主席是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毛主席还讲过“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那还不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有意思的是，后来父亲当选委员长，回到家第一句话竟是：“记住，你们要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不干了：“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75年，父母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流放到秦岭大山中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尽管生活清贫、受到软禁，但我们终于有机会和父母住在一起了。在商洛的这三年，父亲和我交流的机会比较多。父亲天天在读书、在思考问题，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时上街走一走，和市民、农民交谈，他本身也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母亲在1978年春天解放了，任商洛地区副专员，一天要去参加文艺演出并讲话，父亲亲笔帮母亲改发言稿，居然给母亲当了一回“秘书”。

我从1976年初到1978年底，在商洛地区氮肥厂做了3年学徒工，工资不如原来的民办教师的一半。学徒第一年的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父母的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的迹象，但父亲却已经要我重新考虑申请入党问题。经过父亲开导我还是下了决心，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直到父母已被接到西安后的1978年12月26日，我离开商洛的前一天，厂党委通知我去谈话。一位领导说，早已同意我入党，之所以等到今天才通知我，是为了挑个好日子———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父亲95岁的一生，几十年为党和人民工作，在国民党监狱中坐了6年半，在自己的监狱中坐了9年。如果平均一下，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坎坷经历，才使他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父亲一贯坚持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为了探索法治和平等，矢志不渝，鞠躬尽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塑造了我们的独特家风。

1978年几百名老同志自发到机场迎接父亲重返北京

1978年12月28日，父母和我们一起回到了北京。那天傍晚，当我们乘坐的伊尔18飞机在首都机场停稳后，几百位老同志“呼啦”一下围到舷梯旁，父亲和老同志们一一握手。很多人都哭了，现场非常令人感动。

事后据老同志们说，那天下午，他们不到2点就到了机场。中组部来接的人说：飞机还没有从西安起飞，大家都回去吧。他们都不动。林铁夫妇、程子华、吕正操、郑天翔、甘英……整个候机室满满的，都坐不下，大家谁也不走。

一直等到5点多钟，天黑了，飞机才来。机场还不准开正门，吕正操的弟弟把候机室的正门打开，大家蜂拥而出，把飞机舷梯围起来。程子华、郑天翔等几个人先上了飞机。然后，父亲和母亲从舷梯上走下来，他们穿着整齐、笔挺，像出访回国一样气派。

来到候机室，父亲和大家一一握手，程子华站在父亲的旁边介绍。父亲的眼圈都红了。程子华说：彭真同志累了，就到此吧。以后大家可以去看他。

父亲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母亲说，没有想到会去那么多人接父亲。历尽劫波，父亲依旧忠贞党的事业。有一次，父亲在中央党校作报告，突然停电。几分钟后，灯光亮起。面对一张条子提的“你对'文革’中自己的遭遇怎样看”的问题，父亲回答：“文革”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刻，已经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

“文革”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在政治分析之外——是对于建国以来正在构建的自己的法律体系的一个彻底反动。“文革”把我们的整个法制破坏殆尽，人民的各项权利在根本上丧失了法律保障。进入新时期以后，全国人民最大的一个心声就是“人心思法”，都盼望着进入一个法治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所以，真正的大规模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从1979年开始的。

1979年3月，父亲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全面主持新时期立法工作。77岁高龄的父亲，在短短4个月内，主持制定的7部法律——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父亲把我对宪法修改的意见转给汉斌同志

我随父亲回到北京，组织上落实政策时，我选择了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参与中国法制的重建。因为父亲的思想，尤其是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对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期间法制的“礼崩乐坏”有着深刻感受，作为一个耳濡目染父亲长期领导法制工作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尤甚。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大会议室，就是在这里，1980年父亲夜以继日地主持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许多会议。

岂止是“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个会议室召开，从我们记事时就被父母反复告知，这个院子首先是个机关。在我们与父母欢声笑语之时，只要父亲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我们总会急匆匆地躲出去。

父亲还主持了1982年宪法的修订工作。父亲为考虑立法问题常常彻夜难眠，我对于宪法修改有些意见想向他反映，但看他这么辛劳，不忍心再和他面谈，只好写了封信给母亲：“妈妈：宪法中一点问题老想和爸爸谈一下，但总看他很疲劳，就写了一下，等爸爸有空时看一下。”

父亲把信转给王汉斌、项淳一、胡绳阅：

“汉斌、淳一同志：这是傅洋的一点意见，请阅后退我，也可给胡绳同志看看。因为他也是个公民、群众，当然这是句笑话。

彭真三月八日

还有我小儿子的一封家信，也附上一阅后退我。”

父亲批示中说我也是个公民、群众，大约是向王汉斌等说明我有关宪法的这些意见的来历，说明这些意见纯属我个人的意见，并非他的授意。也是，我与父亲同住，却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向他反映对宪法草案的意见，在那时也确实有些无奈，父亲太忙了。我们见面时，我总是尽量选些轻松的话题，尽量让他松一松脑筋。像对宪法这样严肃的问题，只好浓缩写成信，要母亲在父亲不太累的时候给他看。

父亲当时玩命地工作，就是感觉到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太迫切了，而他当时做的这一切对当今都有现实意义。那时，法律远不像现在被人们所熟知。经济合同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审议时要先宣读，请的是当时最好的播音员之一，居然把“标的”念成了“标de”。起草公司法时开座谈会，有人问：首钢叫首钢公司，鞍钢叫钢铁厂，那么公司法管不管鞍钢呢？

每制定一部法律，父亲都会反复调查研究。在制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时，80多岁的父亲去了10多个省市，不知召集了多少个座谈会。父亲在人大常委会谈自己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最爱讲的一句话是“我今天讲的又算又不算”。他的意思是，既然是在人大会议上讲，当然是在他调研基础上的负责任的意见，但那只是个人意见，必须经过充分讨论、发扬民主，最后形成表决意见才能最终算数。

父亲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立法、执法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主张，“法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画杠，什么许做，什么不许做，令行禁止，要很明确；而且，法要有稳定性，不是说不能改，立法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但总不能今天立了法明天就改。因此，它只能是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政策的法律化、条文化”。我做法律工作30年了，每当想起父亲主持立法工作的这些感受，总觉得自己是永远项其背而不能及万一了。

父亲多次谈到：我只管一万，不管万一。不能事无巨细都管。他复出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也是如此。父亲曾说：我负责协调政法政策，不是批具体案子。那时我只批过××儿子的一件事。我批的是，不能因为是××儿子就放纵，也不能因为是××儿子就重判。那也是政策问题，不是批具体案子。

父亲多次对我说：搞案子一定要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他不说，你就逼，你逼他就供，他供你就信。这就是“逼、供、信”。历史上搞错案，很多都是这个原因。所以，刑诉法要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所以，刑法还要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

在父亲精神的指引下，上世纪80年代初我做了一些立法工作，感受到法律诞生的快乐和立法过程的酸甜苦辣。矿产资源法从制定到通过大约5年时间，这是我在法工委期间，为之工作时间最长并终获通过的一部法律。

1980年年底，经济法室要我和宋大涵(现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去国务院各部委，了解他们准备或正在起草的法律。那时，我国新时期的全面立法工作刚刚开始。在冬日的寒风中，我们蹬自行车跑遍了京城。在地质部，我们得知矿产资源法正在草拟中。记得当时法工委主任王汉斌、副主任宋汝棼，多次带我们与地质部领导———先是温家宝后是朱训，共同研究矿产资源立法中遇到的问题。

1982年夏，在黑龙江勃利县一个小煤矿，一位工人带我下井，顺井口磕磕绊绊往下走了四五百米，除了头顶上的矿灯，周围一片漆黑。它使我对小矿条件的恶劣和“独眼井”的可怕有了了解。没有通风井的“独眼井”就像充满瓦斯的火药桶。而在云南，一个国营露天放电锰矿的情形令人触目惊心。这是品位之高世界罕见的一个矿，却被挖得满目疮痍。这些调研加深了我们对矿产资源法立法指导思想和需要解决问题的认识。我们一些同志共同研究，为保护珍贵的矿产资源，在我国立法中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等概念。

父亲当时任委员长。就在这部法律草案提请表决的前一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后，父亲与全国人大几位负责同志彻夜研究。在第二天根据会议议程原本将矿产资源法草案付表决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父亲本着对中央高度负责和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高度负责的一致性原则，委婉地说服了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本次会议暂不对这部法律草案付表决。父亲认为，在这样重要的法律制定时，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应当再对法律草案进行慎重研究。

那次会议后，法工委和有关部门又对草案反复研究修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其中加写了一章“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1986年3月，矿产资源法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上终于诞生。

“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我在人大法工委工作了整整9年。时代在发展，中国的法律事业也逐步迈向正轨，此时，我对自己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考虑。我钟情于法制事业，但是并不仅仅满足于立法工作，希望自己能走到生活的第一线去体会法律在实际执行中的问题。

我觉得律师职业很有挑战性，同时对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的现状也充满焦虑。于是，我跟父亲说，想离开法工委做律师。那时全国律师只有两万来人，也远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理解和重视。父亲没有干预，内心或许十分赞同我的选择。父亲只给我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1988年初，我着手组建康达律师事务所。我曾经接触过欧美一些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其律师人数往往达到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并拥有几十家分所。我觉得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在这方面也必须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于是，在事务所组建之初，我和同事们就制定了发展成为大型综合性事务所并与国际接轨的目标。

但是，鉴于父亲在中国法制界的崇高地位，我不愿意让别人以为自己在利用背景打官司。因此，我默默地当起了一个从没有出过庭的律师。我的基本工作是事务所市场的拓展、案件的协调研讨、内部管理的健全，以及处理一些非诉讼法律事务。

我做律师以后，父亲对我说，×××在旧社会是名律师，蒋介石也很给面子。有人被抓后找他求情，他也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解放后，有一次他为一个坏人向毛主席求情，他也不清楚那人做了什么。毛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两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那位名律师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他再也不说什么了。父亲说，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

1985年，第三届全国律师协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改革方案，正式成立中国律师行业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我被选为副会长，并一直连任三届10年。从原来只考虑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到要考虑整个律师行业的发展，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参加全国律协领导工作之初，我国制定第一部律师法的工作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工作经历这时派上了用场。律师法草案中原有一条“律师不得规避法律”的规定。我和同事们研究时发现，“规避法律”的提法是个含混的概念，在我国的法律中从未使用过。如果在立法中用这个概念去约束律师，不仅会使广大律师觉得无所适从，容易造成执法误区，而且会加剧社会上某些认为律师就是钻法律空子的偏颇观念，这对于律师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我多方反映意见，并直接给法工委写信陈辞，使“规避法律”的概念最终没有写入律师法。

我通过从事立法工作和律师工作的实践深深感到，律师由于其在我国法制体系中的特殊职责和地位，对于法律有一种比较超脱的特殊视角。因此，律师不但应当在执业中是法律的遵循和实践者，也应当积极总结自己的实践参与立法，成为我国法律与时俱进的推动者。

由于法律赋予的特殊职责，律师与一些执法机关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刑事辩护工作中很容易产生冲突。我做律师后，过去在执法机关的朋友说：“你怎么干这个？专门给我们找麻烦！”我认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一致性，是社会主义律师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不论是在主持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中，还是在全国律协的领导工作中，我都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希望不仅全体律师要坚持这种观点，全社会也要支持律师在这种观点指引下努力实现法律赋予他们的庄重职责。

在全国律协工作期间，我曾率团到日本、韩国、埃及、印度、土耳其、泰国等国家进行交流访问，巴基斯坦和印度总统都曾接见过我们的律师代表团。这使我深切感受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感受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中国律师在国际上受到的重视感到骄傲。

康达律师事务所也是中国律师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康达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从事律师业时间最久、服务网络最为广泛的综合性大型律师事务所之一，已形成几百名有志于法律事业、专业特长突出的执业律师团队，每年接案上千件，在全国设有10个分所。

去年，在康达所成立20年的时候，我曾满怀深情地写道：二十岁意味着从幼稚到成熟，意味着从在沟汊中学游泳到扬起风帆驶向远洋，意味着青春洋溢、花样年华、前程似锦。这是康达的写照，是中国律师的写照，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写照。

父亲的探索曲折卓绝，父亲的思想历久弥坚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在父亲引领下和共和国法治一起成长。

上世纪60年代父亲曾激励无数青年的那篇演讲言犹在耳：“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各不相同，但没有天渊之别。可是，以人一生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是一个奋斗方向、道路问题……”

我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他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引领着我。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是巨人的一代，理想主义的一代。他们用毕生精力和奋斗投入到建设一个繁荣富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不屈不挠，孜孜以求。父亲用自己的民主法制思想起草了依法治国的蓝图。

父亲的探索曲折卓绝，父亲的思想历久弥坚。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当我们翘首仰望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时候，眼前就会时常浮现出这位慈祥老人的身影。

他是我敬爱的父亲，也是人民的优秀儿子。他深深地爱着祖国和人民，爱着他奋斗一生的伟大事业。作为后来人，把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是我们的动力和责任。

记者后记：1980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同志亲自倡议创办了《中国法制报》(《法制日报》的前身)，对本报给予了多方面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曾两次为本报题写报头，两次题词。本报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多次采访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目睹了老人家的卓越工作风范。老人家还亲切地和本报记者合影。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本报全体同仁对彭真同志的深切缅怀，同时也表达我们对包括傅洋同志在内的战斗在政法、法制一线上的同志们的深切敬意。（据法制日报）

我所知道的彭真

李莉

特别随和的人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知道彭真是晋察冀边区的领导。

解放后，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后来兼任市长。我一进城就在市人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做人事工作。1951年初，郊委领导没有时间，派我到市里开会，到那里后才知是张友渔副市长主持的欢送市长聂荣臻的会议。聂荣臻在会上说：市长由市委书记彭真兼任，大家同心协力，今后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北京工作会做得更好。

我多次听过彭真的报告，那时每年市领导都给干部们作报告。彭真的报告生动而有内容，深入浅出，和周恩来的报告一样，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崇敬，大家都争着去听。

我第一次和彭真谈话是在1953年冬。我的丈夫李琪在那年秋天调到彭真那儿当政治秘书。有一个星期天，李琪来电话说，有事不能回家，要我到他那儿去。李琪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两间房里，前面的一间是办公桌和一排沙发，用屏风隔开，后面是卧室。彭真住在旁边一个院子里，两个院子相通。我当时正怀孕，午饭后午睡，李琪将我叫醒，说：彭真和洁清夫妇要来看你，已来过一次了，不让叫醒你，说过两个小时再来，时间快到了，快起来吧。我赶快起来，洗了脸，心急速地跳着，心想该说什么话呀！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方工作，很少和中央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话。

彭真和洁清推门进来，我们请他们坐下，寒暄几句。

彭真说：“听口音你是晋中人吧。”

“是，我是交城人。”

他说：山西建党之人是高君宇，在陶然亭公园有高君宇的墓碑，你看过吧？他是静乐县人，就在交城旁边。你一定去过。

说到我熟悉的事，我的心情慢慢就不紧张了，回答：抗战时，静乐县有时属八分区管，有时属三分区管。我多次路过。静乐县也被日本鬼子侵占过，斗争也很残酷。

彭真说：敌人占领过或没有占领过，每年“扫荡”都很残酷，你们八分区大部分在敌占区，李琪和你都是经历过的。

李琪说：我没有离开过敌占区，一直在那儿打游击。而她离开过，到后方兴县两三年，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前方。

彭真说：后方每年敌人也要“扫荡”几次，这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事。

李琪说：日本鬼子的侵略，大家都不会忘记。

那时正在贯彻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彭真问我：大家对白面定量供应，棉花定量供应有什么反映？

我说：大家反映很好。我们机关有的同志为了执行定量指标都推迟买粮食。

洁清说：大家真好，党员听党的话。

彭真说：我和李琪都是晋南人，爱吃馒头，晋中人爱吃面条，进城后我们吃米多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吃什么都一样。吃得饱，生活安定。气氛非常融洽。

彭真夫妇走后，李琪说：你就爱脸红，又心跳了吧。

彭真是特别随和的人。他见到下面的干部，就虚心调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真。

彭真关心干部，每年春节都要我们和赵鹏飞（彭真办公室主任）两家到他那儿看电影，据说是苏联送给中国领导人的小型电影机。他们派人去育英小学接儿子傅锐时，也把我的儿子海渊一起接回来。女儿海文有时到他爸爸那里，李琪不在，洁清留下吃了饭送回家。他们夫妇关心干部，平易近人。彭真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老一代革命家，这是我的幸运。

天坛讲话，事后知道不妥马上纠正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一件事，这也是作为中央领导人难能可贵的一件事。1958年“大跃进”，到处放卫星，高指标。一天，北京市在天坛公园召开万人大会。这时郊委已撤销，改为农林局，我做林业工作，参加了这个大会。在大会上，彭真讲：我们亩产小麦要超过1000斤。当时亩产也就是二三百斤。没过两天，市委传下话来：彭真说了，他讲的指标不算数，他定的指标高了，要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定。彭真作为中央领导能检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延安时“抢救运动”搞过头了，他也有责任。

1961年，国家遇到灾害，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彭真亲自领导干部到怀柔进行调查，北京市委书记陈鹏负责日常工作，范瑾、赵鹏飞、李琪（已调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农业部的一位司长，每人到一个生产队，同群众同住、同吃、同劳动，真正三同，一呆就是３个月。邓小平、彭真到怀柔听汇报，彭真驻在怀柔，亲自到西三村、一渡河等大队了解情况，首先解决了群众迫切要求不在公共食堂吃饭的问题，解散了食堂；缩小公社范围，基本是一个乡一个公社，确立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的管理体制；确定恢复自留地。这些政策一公布，马上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密切了干群关系。全北京市郊区都闻风而动，一夜之间解散食堂，事不过夜，真是大快人心。群众称之为第二次解放。

同时，北京市委贯彻彭真指示，在怀柔召开各种专业座谈会。陈鹏要我和农林局局长杨益民出席研究农、林、牧、副、渔业的关系和比例的会议。在会上，陈鹏鼓励大家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思考，根据党的一贯政策发表意见。怀柔县委书记李晓章、县长王锡瑞、副书记刘志远积极参加各项座谈会，跑前跑后关照大家。他们对彭真亲自住在怀柔调查研究感到高兴和自豪。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在会上畅所欲言，共同认真研究，定出办法，雷厉风行地执行。北京农村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走出了低谷，这与彭真在怀柔调查了解了实际情况，制定、贯彻正确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承认犯了文化落后的错误

北京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排了很多好戏，积极进行戏剧改革。1963年，将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地下联络员》。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亲自抓这个戏的排练工作。

1963年冬，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江青一来，说：主席说了，北京做得好，叫我来学习。当时主席、中央对北京市的工作都是表扬的。彭真和市委欢迎她来，并决定由李琪同她联系。

江青认为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她联系是慢待了她，不高兴。她要市委书记和她联系。彭真介绍了李琪的才能和人品，说，你先接触接触，不行再换。这样她勉强接受。后来彭真告诉我，其实李琪还不愿和江青联系，他是服从领导决定勉强接受这个任务的。经过一段时间，江青觉得李琪办事敏捷，有才华，比较满意，把李琪引见给毛主席。

12月，《地下联络员》正式上演，头三场票已经售完。头天晚上，江青看了彩排，当场没有什么表示。回去后立即打电话来，对这个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于是已经售出的票只好退票。根据江青意见，剧名恢复《芦荡火种》，进行修改加工。江青也不让演沙家浜智斗一场。李琪说，这场戏是重头戏，不能去掉。毛主席看了，给予肯定，江青才不说了。

毛主席看京戏《芦荡火种》，彭真让李琪坐在主席旁边，便于向毛主席汇报。他风趣地说：今天陪主席，你是主角。主席看完戏很满意，指示将剧名改为《沙家浜》。《沙家浜》是反映新四军斗争的，陈毅很高兴，看了好几场。彭真更为关心，直接过问戏剧改革，他经常看排演，同演员和编剧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

在京剧改革上，江青和北京市委的分歧越来越大。江青对演员看不上，编剧看不上，好像就她江青一个人革命似的。江青不让艺术家马连良、张君秋演戏。说名旦张君秋男扮女装，实在是鬼事。只准演现代戏，不让演传统戏。江青取消昆曲，取消昆曲剧院，让青年武生去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战士。谁都知道昆曲是中国古老的戏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李琪有一天回来，脸色难看，我便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刚给彭真写了信，反映江青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比西太后还坏。我听后，急忙说：“你为什么不当面说？”李琪打电话给彭真，彭真不在家，张洁清接的，她说李琪说得对，江青实际上是对彭真的，说信不会丢，看后烧掉。

批判吴晗时，毛主席说，还有你的“三家村”。李琪告诉我，吴晗写《海瑞罢官》，是毛主席让写的。批判吴晗时，吴晗自己也说，《海瑞罢官》是胡乔木、毛主席让写的，写完后是胡乔木给改的，有些话是胡乔木加的。吴晗不服气。大家让他检讨一下，好过关。

彭真也是保吴晗的，说吴晗与彭德怀不认识，没有往来。

1966年3月31日或是4月2日，李琪正在房山搞“四清”，突然通知他赶回去参加北京市委常委会。他赶回来，进门一看，彭真也在，心里一惊，因为彭真一般不参加常委会。彭真说，毛主席派康生从上海回来，让康生告诉周总理找我谈话，彭真犯了文化落后的错误。我确实像毛主席说的在文化方面落后了。于是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刘仁、万里、郑天翔）和四人小组（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批评“三家村”，批判邓拓。邓拓当时在场，说对不起大家，说对不起彭真。彭真说，你写文章，你找了有鬼无害论（指廖沫沙），你怎么不找李琪、范瑾写。

李琪他们７个人干了半个月，弄了编者按，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还被说成包庇“三家村”。大家都不知道下一个要批谁。4月16日，开始批李琪。李琪回来，我哭了。我说怎么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1959年批彭老总，是林彪搞的。这还不够，后来又批罗瑞卿，批彭真，批得没有饭吃了就不批了，真让人想不通！

后来，我跟彭真说，你应该派一个婉转的、不莽撞一点、能够周转的人去，可能不至于这样。彭真说，不是咱们去找她，实际上是咱们对。

批斗会上，彭真理直气壮

“文革”初期，造反派批斗彭真，我也参加过陪斗。1968年夏，在北京农业大学的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专门搭了一个台子。造反派把我和杨益民揪去陪斗，我们站在左边。刘仁跪在桌子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刘仁。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彭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彭真说话口音、口气一点没变，和他平时作报告讲话一样。造反派质问他，他依理回答，造反派无理，就以打倒的口号来掩盖他们的无理和无能。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真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

造反派问：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首长江青？

彭真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要由历史证明。

造反派问：你是不是和毛主席作对？

彭真说：不是，我很尊敬毛主席。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抛出《二月提纲》？

彭真说：这事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同意的。

当时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原来也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提纲是在五人小组讨论后形成的。可是一到批判《二月提纲》，康生就到处散布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他搞的。彭真为《二月提纲》发表的事专门到武汉向主席汇报。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提出要比学赶帮超？要超过大寨，是反对农业学大寨。（1965年彭真曾提出比学赶帮超，要超大寨。）

彭真答：比学赶帮超，先进应该再先进，落后可以赶先进，搞好是可以超先进的，这有什么不对？！要互相学习，一浪推一浪。事物不是静止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超，大寨怎么不可以超！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树一个假劳模徐庆文？

彭真说：他是真的，没有人说他是假的。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反革命以外，人民都是平等的。

造反派说：你们修正主义分子不能和我们平等。

彭真说：我们不是修正主义分子，是革命者。

每一个质问都被彭真驳回，造反派只好宣布“胜利”结束。彭真有理有据的答复，对我是激励。这些老革命，他们的毅力，他们坚持真理的态度，是无与伦比的。

从流放地回到北京，彭真的眼圈红了

1975年，彭真被流放到陕西。1978年12月，彭真要回来了，赵洁冰来告诉我这个消息，问我：“你去不去接？”我当然要去接。我从机关要了一辆车，我、儿子、儿媳妇、女儿海萍四个人坐上。海萍告诉了邓拓的夫人丁一岚，丁一岚也要去。海萍给我打电话，我说：“一辆车只能坐四个人，丁阿姨去，你就不要去了。”在旁边的赵彪听见了，说：“好啊，这样的好事你都不告诉我。”这样他又要了一辆车，丁一岚也去了。

彭真回来，北京市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大家特别高兴。那天下午，我们不到２点就到了飞机场。中组部来接的人说：飞机还没有从西安起飞，大家都回去吧。我们都不动。陈鹏的夫人刘淑坦说：“怕什么，现在还怕迫害？！”林铁夫妇、程子华、吕正操、郑天翔、甘英……整个候机室满满的，都坐不下，大家谁也不走。

一直等到５点多钟，天黑了，飞机才来。机场还不准开正门，吕三（吕正操的弟弟）把候机室的正门打开，大家蜂拥而出，把飞机舷梯围起来。程子华、郑天翔等几个人先上了飞机。然后，彭真和张洁清从舷梯上走下来，他们穿着整齐、笔挺，像出访回国一样气派。

回到候机室，彭真和大家一一握手，程子华站在彭真的旁边介绍。彭真的眼圈都红了。我、女儿、儿子、儿媳吉玛也和彭真握了手。他见到我的儿子海渊，还能叫出他的名字。最后，程子华说：彭真同志累了，就到此吧。以后大家可以去看他。

中组部的人在一旁赶忙说：“谁也不能跟着去！”有人说：“去你的吧！”

出来后，司机告诉我，他在外面数了有100多辆车。如一个车上坐着3至4个人，估计得有几百人，最少也有100多人。

彭真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半个月后，我去前门饭店去看彭真。张洁清说，他们没有想到会去那么多人接他们。

彭真找我和邓拓的夫人丁一岚谈话，说他没有想到李琪会走这条路

彭真回来的那年春节，我恢复原职。有一天我正在农林局开会，彭真的秘书来电话说：彭真要你来一趟。我去了前门饭店后，丁一岚也在。彭真当时不在。张洁清、丁一岚我们三个先聊。一会儿彭真回来了。他抱歉地说：我回来晚了。然后说：“你们（指我和丁一岚）两个是命运相同（我的丈夫和丁一岚的丈夫都是在“文革”初期被迫害死的）。我担心孩子们。听说孩子们都不错，我放心了。”

彭真一只耳朵背，他就让我和丁一岚轮流坐在他耳朵不背的那边同他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

他对我说：他（指李琪）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

我讲起1975年为李琪作结论时，中央专案组的负责人说，李琪的错误主要是跟着彭真反对江青，材料有这么厚。我说：你写上。他说就不用写了，还是轻点好。

这时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敢写！也不能写！”然后他说：“我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书生气重。我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他性情刚强，身体好，经历的事多，不到51岁就走了。”他眼圈都红了，越说越难过。

我怕他太难过，那时他已是77岁的老人了，赶快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说了，让它们都过去吧。”

彭真说：“过去就过去了吗？！”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彭真专门去八宝山吊唁老部下李琪

李琪的追悼会开了两次。1975年，市里为李琪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去了500多人。那时彭真还没有回来。

1979年6月8日，又为李琪开了追悼会。彭真那天有事没去，张洁清和他的大儿子傅锐去了。秘书岳祥专门来解释彭真有事来不了。晚上，我们刚吃完饭，彭真打来电话，让我在家等着，去八宝山。他派车来接我。我劝他别去了。他说：“我必须去，我应该去。”

我们到了八宝山，陵园的同志把骨灰盒摆在一张桌子上，他来了后默哀、鞠躬。八宝山的负责人彭子刚说：“彭老，你看一看吧！还有辛毅的骨灰。”彭真向辛毅的骨灰默哀、鞠躬。北京市委被迫害死的，第一个是邓拓，第二个是辛毅，第三个是高云生，第四个是李琪。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在车上彭真给我讲，康生最坏。康生这个人不好！康生是个两面派，随风倒。林彪是个武将，打仗可以，他对党内的情况不熟悉，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

彭真非常尊敬毛主席

彭真很讲义气，爱护下级。1980年春节，彭真请我们全家到他家去，在他家吃饭。那时，孩子们都是骑自行车去他家的。回来时彭真风趣地说，车子队先行。他送走我们才回去。

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位子上退下后，1994年春节，我们北京市的十几个人约好去看他。他已生病，坐在轮椅上，大家坐了一圈围着他。他讲的中心意思是怎样看待毛主席。他说：毛主席对北京的工作很关心。我说林彪不出三年毛主席就会识破他。我和林彪是老伙计嘛。我说早了三年。用人很重要，他用了林彪、江青、张春桥，毛主席识破了他们，批评林彪、康生，批评江青有野心，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上海帮，这些批评使跟那些人斗争有了依据。对毛主席要全面看，历史地看，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他是非常尊敬毛主席的。我们从他家出来后，有人讲：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先从彭真开刀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非常坚定。正如在挨斗时，他回答造反派时说的：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他一生的实践做到了这点。从大局出发，从原则出发，这种坚定的党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附录16：

2005年 连战“破冰”：我目睹连战破冰之旅

胡雪琴 

刘卫兵（左）和连战握手交谈。连战说：你穿的少、手有些凉

2005年4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的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一行60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客机顺利抵达南京禄口机场。江丙坤、连战和宋楚瑜的“破冰之旅”，开启了两岸关系的新篇章。虽然国、亲两党是台湾在野党，但两党领导人访问大陆的意义仍然重大，是历史性的突破，标志着国共两党告别长达70多年的恩怨史，在新的条件下开辟了两岸“党与党”对话的新篇章，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和今后两岸关系必将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口述者：刘卫兵

刘卫兵，1967年生，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高级记者。曾随访报道连战首访大陆的破冰之旅，并多次参加连战后续大陆之行的报道，著书《随访连战的日子》。

“真没想到，我要采访国民党！”2005年4月的一天，突然接到社里电话，要我准备采访国民党主席连战。4月25日，就在连战到宁的前一天，我先到了南京。

拜谒中山陵

4月20日，中共中央台办与中国国民党方面商定：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于4月26日至5月3日到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参观访问。

4月26日下午，连战夫妇及随行人员抵达南京机场后，连战发表讲话。“台北到南京可以说距离不是很远，但是刚才飞机降落的时候让我想起来这个访问，间隔了上一次到南京来整整六十年。今天看到大家，实在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很高兴，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4月27日早晨，连战率领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来了。这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首次回大陆拜谒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为迎接这批特殊的拜谒者，中山陵特地打开了平日很少开启的中间大门。“国民党访问团来啦！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啦！”很快，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便一传十、十传百地在中山陵迅速传播起来。开始时，有些游客似乎还不太相信，纷纷打听：“是台湾的什么人来了吗？”“真是国民党来了吗？”

两位操外地口音的妇女看我挂着记者证、背着相机行色匆匆的样子，一把拉住我问：“记者同志，国民党主席真来了吗？”看到我点了点头，她俩兴奋异常，欢快地向人多的地方跑去。

此刻，人们内心深处的热情、期待、探究、好奇之情，一下子爆发出来。人们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迅速地汇集过来。他们跑着、追着、欢呼着、高喊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汇聚在连战访问团的周围。很多人因为看不见，急得爬上周围建筑物的平台或栏杆。有些家长让孩子高高地骑在脖子上，一些男士索性抱起自己的女友远望。

一时间，哪里有连战，哪里就有无数的民众、游客和众多的记者。转眼间，连战一行的身影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和游客。据粗略估计，当天来中山陵采访的记者就超过了千人。人们喊道：“欢迎国民党访问团！”“连主席，你好！”“两岸要和平！”

快到中山陵祭堂时，一条突然亮出的红色标语，吸引了我的镜头。当时，墓道一侧的栏杆外拥挤着很多民众，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挤得满身是汗，双手举着一块手帕大小的标语，上面写着4个字：“连哥您好”。

当晚，连战夫妇一行来到南京夫子庙美食一条街，漫步在秦淮河畔，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街道两侧，迎接这对特殊的伴侣。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连主席好！”“欢迎连主席！”的问候声。

夜深了，即将登车离开的连战再次向人们挥手道别时，猛然间，人群中传来一位中年男子的喊声：“连主席，台湾不能独立啊！”

北大演讲

4月28日，连战一行抵京。在机场，连战说：“我此行走得不容易，来得更不容易。”随后入住北京饭店。据称连战夫妇入住的房间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当年曾经住过的地方。

4月29日上午9点57分，连战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题为《坚持和平，走向双赢》。他是1949年以后，北大迎来的第一位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的母亲在上世纪30年代曾在这里念书，今天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倍感亲切。看到斯草、斯木、斯事、斯人，想到我母亲在这儿年轻的岁月，心里感觉非常亲切。她老人家今年已经96岁了。我告诉她我要到这边来，她笑眯眯地很高兴。台湾的媒体说我今天回'母校’——母亲的学校。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报道。”连战的幽默，让现场轻松了很多。

“台湾走对路才有出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就像丘吉尔讲的，永远地为了现在和过去在那里纠缠不清的话，那你很可能就失去未来。大家都是将来国家社会乃至于民族的领航员，我又想到，以前美国的里根总统提到的那句很好的话，'假如我们不做，谁来做’。假如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来到了这里。”

演讲结束后，连战收到了北京大学的特殊礼物——当年他母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学籍档案和照片。望着母亲的照片，连战十分激动。

那一时刻，我镜头中的连战，眼睛里充满了感动的泪光。连夫人也悄悄地擦起了眼泪。

“胡连会”

4月29日下午临近3点，举世瞩目的会晤即将开始，现场变得异常寂静。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个历史的画面，那就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重庆握手。

这时，胡锦涛总书记从南面的帷幕后面走过来，边走边和身边人交谈，快到红地毯交叉的中心位置时停住了脚步。约摸过了不到一分钟，连战主席从北边的帷幕后面走出来，他沿着红地毯向前走，向胡锦涛总书记走了过来。

当时两人相距约二三十米。两人彼此远远望到了对方，连战径直沿着红地毯走向胡锦涛。当距离越来越近时，连战明显加快了脚步。二十米、十米、五米，当两人距离不到三四米时，胡锦涛也迈步迎了上去，还有几步远时，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伸出了有力的手。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这次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握手，距离上次整整间隔了60年。60年风风雨雨，60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现场的数百只闪光灯如急风暴雨般扑过去，顿时眼前一片雪白。胡锦涛和连战握手时，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小插曲。遇到这种重要的会晤，一般情况下，两位领导人亲切握手、互相问候之后，都会转过身来给记者一个拍摄的机会。

可当时，连战不知是因为过于激动，还是急于想把陪同人员介绍给胡主席。只见连战和胡锦涛握着手，立刻扭转过身，准备给胡锦涛介绍后面的陪同人员。此刻，站在连战背后的数百名记者急得直叫。

一刹那，胡锦涛主席用手轻轻地拉住连战，瞬间的动作给了连战一个暗示，连战可能精力太集中了，开始还不知怎么回事，但还是顺势回过头，一阵阵快门的“咔嚓、咔嚓”声和一片片闪光灯闪后，连战笑了。

当天晚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地在中南海瀛台举行晚宴，期间送给了连战一份特殊的礼物——连战的祖父连横当年要求恢复中国国籍的资料。连战接过去，激动地说，我们一家中国人当定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雪琴采访整理）

附录17：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地图 

坦桑尼亚国旗  

坦桑尼亚国徽 

坦桑尼亚首都 多多玛

（坦桑尼亚的官方首都是多多玛（Dodoma），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等条件的原因，除坦桑本国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认为达累斯萨拉姆现在是坦桑尼亚的首都。事实上达累斯萨拉姆不是坦桑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1891年至1916年为德属东非的首都。1961年至1964年为坦噶尼喀首都，后来为坦桑尼亚首都。1974年，坦桑尼亚议会决定把首都迁往内地城镇多多马。（这里有个故事，一开始坦桑尼亚把达累斯萨拉姆立为首都，但是当时周总理告诉坦桑总统说首都在海边万一打起仗来不容易守，迁到内陆打起仗来进可攻，退可守。于是坦桑才把多多玛立为首都，但是多多玛环境，交通都不如达累斯萨拉姆，所以几十年了，坦桑历届总统也没把真正的政治中心搬到多多玛，但是坦桑总统也会经常去多多玛开会。因为多多玛也有总统办公室））

 

达累斯萨拉姆

  

坦桑尼亚货币  坦桑尼亚先令 

角马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草原向北迁徙

（每年从1月开始，上百万头角马、斑马和羚羊等其他食草动物会逐步集合到一起，从位于坦桑尼亚北部塞伦盖蒂草原向北迁徙到达肯尼亚南部境内，动物大军可绵延10余公里。） 

木雕艺术品

（4月9日，顾客在坦桑尼亚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木雕市场选购木雕艺术品。坦桑尼亚的木雕艺术历史悠久，雕刻技艺精湛，其中以乌木雕刻最为著名。坦桑尼亚最大的木雕工艺品市场位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市区北部，据介绍，这里有80多家店铺经营乌木雕，有大约850名来自坦桑尼亚全国各地的乌木雕刻工匠在这里谋生。）

阿鲁沙附近的咖啡园

往市场运送香蕉的妇女

莫希的集市

塞伦盖蒂野生动物园远眺

赤道雪山——乞力马扎罗山

阿鲁沙现代化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