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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我们应当称之为导师的人

作者: 陈行之的博客   发表日期: 2006-09-29 07:47  点击数: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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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某些西方思想家，德裔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中国是一个具有较高合法地位的人，因为他信奉马克思主义。有一位同志说得好：在中国，有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者；在西方，也不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弗洛姆是其中之一。所以弗洛姆声名很好。我们的专家学者专门挑选出他对马克思主义表示尊重的部分进行研究，这样，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其实这不准确。
    我是从一本小册子接触弗洛姆的（《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这本小册子是弗洛姆1980年逝世以后由他的遗孀艾利斯•弗洛姆根据他的未出版文稿编辑出版的，中文不过10万字。正是这本书，极大地震撼了我，把我带领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带给我这种震撼的，最主要出自本书第一篇文章：《作为心理学和道德学的不从》。我几乎认为弗洛姆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沾边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也不准确。
    后来我就比较注意弗洛姆其人。弗洛姆（Erick Fromm, 1890——1980）是生于德国的犹太人。1922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正规训练。1925年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1930年发表关于基督教义的演变及宗教的社会—心理功能的精神分析的长篇论文。1934年为逃避纳粹迫害移居美国纽约。在美国，他从事广泛的教学、理论研究和精神分析实践活动。先后在哥伦比亚、耶鲁等大学任教，担任过怀特精神医学研究所主任。1951年到墨西哥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分析学系任教授。1957年回美国，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授。1980年在瑞士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我也比较注意国内学界对于弗洛姆的研究，但是结果很失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学界眼中的弗洛姆和我心中的弗洛姆有太大的差别——人们津津乐道法兰克福学派（简单交待几句：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阿多尔諾（1903—1969），德裔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政治理论家馬尔库塞（1898—197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馬斯（1929—）等人，弗洛姆也是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似乎弗洛姆仅仅是一个企图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有人提出他关于人性、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更没有人提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集权制度的批判。这件事让我很是惊讶：原来学问也是可以这样做的。我极为不齿。我认为学界这种实用主义的看家狗态度是对弗洛姆思想的强奸，据此，我甚至能够推断被御用文人强奸的绝不仅弗洛姆一人——如果我们能够对建国以来的学术研究做一番清理，就会发现这种持续的大规模流氓行为对思想造成的戮害是极为严重的。这话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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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胆怯地回避弗洛姆最有价值的思想。我最近就读到了几篇深入研究弗洛姆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契合了我对弗洛姆最初的印象。由于我孤陋寡闻，对弗洛姆了解并不深入，这些研究成果也就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认识。我第一次了解到，弗洛姆在严厉批判资本主义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影响人和异化人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集权主义，举例如下：
    弗洛姆在苏联仍旧显示强大的时候，尖锐地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创造一个自由、友爱和非异化的社会的充分条件”。苏联实行的制度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相反，他们建立的是一个官僚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级差别，“无论就经济意义，还是就其命令他人而言，都比今天的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刻、更严格”。“俄国无视个人及个人的品质的程度也很严重”。他们发展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被证明是经济意义上的成功，人性意义的毁损”。苏联的体制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肯定个体性和人的全面发展。 (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弗洛姆指出，斯大林一刻也没有停止向群众灌输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我们的领导人是英明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我们社会中的利益是“社会主义”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我们所重视的财产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财产。这种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压抑了对事实的认知，通过接受幻想得到了心理的满足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向人们灌输意识形态，都会故意隐瞒某些事实。但自由企业体制的国家用的手段是暗示和劝告，而苏联用的手段是恐吓与独裁。从这方面来说，“自由企业体制是远远优越于共产主义体制的，因为它一直保留了现代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政治自由—对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尊重，这把我们与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传统联结起来。”(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
    弗洛姆认为，“正如希特勒盗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增加他指出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一样，斯大林盗用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达到他的宣传目的。”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尽管是“生产手段国有化的形式，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纯剥削形式更为接近，而不是类似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总之，“苏联政府和社会主义体系是不沾一点边际的。社会主义与一个官僚主义的，惟物是求，惟消费是求的社会制度和唯物主义及向纯粹理智态度的倒退——无论它标志着的是苏维埃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无任何一致可言的。”它吸取了社会主义概念中的纯经济因素，但是却把马克思所宣扬的人本和社会的目的剥离了 (弗洛姆：《占有或存在》、《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 》)。    
    这是我目前见到的对集权主义批判的最深刻的文字，而这些文字竟写作于半个世纪之前。仅此一点，我们就应当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表达我们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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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正当我国进行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弗洛姆以独到的眼光审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弗洛姆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与前两者不同的情形：这个国家没有工业基础，惟一的资本就是7亿人的体能、热情和思想，他们决心依靠人力的协调一致创造出所需的原始积累，以便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技术、发展水平能赶上西方。但是弗洛姆同时又指出，这种建设方式同样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忽略了人的发展。他说：“这种整体的协调一致，是通过权力、个人崇拜和思想的灌输达到的，这与马克思所预言的自由和个人主义人微言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不能忘却的是，克服自我及追求最大化的消费仍旧存在于中国的制度中，至少到目前为止。它糅合了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思想控制，这样也就损坏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弗洛姆：《希望的革命》)
    我经常想，假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都还活着，假如弗洛姆活到现在，他们会怎么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东欧发生的剧变？会怎样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们会为集权主义的大面积垮塌而欢欣鼓舞吗？他们会从中发展出什么样的思想？他们会想到中国所走的改革开放道路是这样一番情形吗？他们会怎样分析权力和资本的闪电一般的结合？会怎样解释人在这个具有典型特征中的历史中的位置？会怎样看待中国的发展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会怎样预测中国的未来？他们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他们会给我们提出怎样的建议呢？要知道，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啊！我们应当求教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