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世界精细鬼:老人“临终关怀”理念被误解 制度性建设迫在眉睫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胥柏波

◎和普通的老人院不同，死亡是临终关怀区永恒的主题。工作人员必须得非常小心，因为濒临死亡，老人非常敏感。

◎由于不停地面对死亡，临终关怀区内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长期坚持下来，身心俱疲，团队人员的流失量很大。

◎以广东省为例，目前开展针对老人临终关怀的机构屈指可数，在珠三角以外的地区，很多地级市都还没有设立临终关怀机构，县区一级则几乎没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老人临终关怀的制度性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叶伯紧抓着广州市老人院院长洪佩贤的手，慢慢地走着，不停地点头、微笑、再点头、再微笑……一层楼的距离，他足足走了15分钟。

而洪佩贤离开仅5分钟，叶伯就走了，脸上还带着充满阳光的笑容。

让最后的生命充满阳光是临终关怀的追求目标。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生命质量，希望减轻甚至避免临终的痛苦，维持生命最后的尊严特别是大量“空巢空庭”的出现，更让临终关怀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需求。

举行人生毕业典礼

老人自愿报名，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过了人生毕业典礼，这辈子也就无所牵挂

会堂内，安静而肃穆，一位老人正站在讲台上，一句一顿地念着写给自己的悼词，台下有人轻轻地抹着眼泪，有人怅然若失。悼词结束，听众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诉说着对老人的追思。

这一幕不是电影《非诚勿扰2》里的镜头，而是广州市老人院临终关怀区内举行的人生毕业典礼，老人自愿报名，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参加了人生毕业典礼，这辈子也就无所牵挂。

2008年4月，经过3年多的筹办，全国第一栋为老年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大楼——慈爱楼，在广州市老人院正式落成启用。

3年来，设置在慈爱楼4楼和5楼的临终关怀区已经送走了近百位老人。目前，78个床位均已饱和，其中还包括了20多位“三无”老人。

临终关怀区区长、心理咨询师、“5·12”汶川地震志愿者卢永红告诉记者，临终关怀区主要从“生、心、社、灵”四个方面来照顾老人，以此减轻老人生理上的疼痛和舒缓心理上的情绪，让老人拥有良好的社交圈，尊重他们的宗教，以及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心愿。

每天上午，吃完送到房间的早餐，一些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做保健活动，或者去老人院里的老年大学上课。行动不便的老人则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到房间陪着聊天，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下午是活动时间，社工、义工和专门的活动员组织老人们一起玩游戏，搞活动，楼道里充满欢声笑语。

和普通的老人院不同，死亡是临终关怀区永恒的主题，仅仅在今年，这里就已经送走了几十位老人。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工作人员必须得非常小心，由于濒临死亡，老人非常敏感，今年早些时候，因为一个标语里面出现了“生死”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总是被人撕掉。

为了缓解老人们对死亡的对抗情绪，工作人员想尽了办法，比如开展一些关于死亡教育的讲座，制作回顾一生的《生命关怀纪念册》，甚至给一些自愿报名的老人举行“人生毕业典礼”。

有时，老人在临终前会突然有如吃顿饺子、喝罐可乐、照个相之类的想法，工作人员也是尽量满足。一位已经不能起床的阿婆，想走得漂亮一点，工作人员就把理发师请到病房，在床上为她染发理发。

叶伯是两年前来的老人院，当时他由于瘫痪长期卧病在床，子女又都不在身边，身上长满了肉疮，心里更是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来到临终关怀区后，工作人员每天替他擦洗，不到3个月，身上的肉疮就全都愈合了，再加上心理辅导，叶伯一天天地开心起来。

到临终前，他希望能找个安静的地方，工作人员马上把他安排在5楼的单人套间，随后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让生命有尊严地离去

看完世界杯，张伯说：“我今生无怨无悔，我是个幸福的人，可以安心地走了，谢谢你们”

虽然有工作人员精心的照顾和良好的医疗环境，但是死亡终究还是会降临，在最后阶段，让老人能够安详地离去就成了最大的挑战。

去年年初，住在自理区的“三无”老人张伯查出喉癌，老人院的领导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就安排工作人员去做张伯的思想工作，经过多次努力，终于把他转移到临终关怀区，还特意为张伯安排了最高档的一室一厅套间。

到了6月份，张伯的病情逐渐加重，已是卧床不起，他自己也明白所剩的时日不多，他叫人找来了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他想在临终前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看一次世界杯。张伯的想法引起了洪佩贤的重视，她立即安排临终关怀区的工作人员筹办。

张伯的房间只有客厅才有电视，工作人员就专门架了一根闭路电视线到他的卧室，为了增加氛围，还买了足球、海报等，将卧室重新布置了一番。

在世界杯开幕那一天，临终关怀区的工作人员都来到张伯的房间，给他穿上球衣，在医生的特许下让他喝啤酒、吃花生，一大群人围在他身边，替他讲解，每当精彩的时候就和他一起欢呼。

当天的情景被工作人员用相机和录像机记录下来，虽然身体上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但镜头里的张伯始终带着笑容。

看完比赛，张伯拉着卢永红的手说：“我今生无怨无悔，我是个幸福的人，可以安心地走了，谢谢你们。”

世界杯开幕后仅两天，张伯就去世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张伯走的很安详，始终没有流露出一点痛苦的样子。

后来，临终关怀区还专门为张伯开了一个追思会，很多工作人员和同住在一起的老人对张伯表达了追思，用卢永红的话来说就是：“张伯没有什么亲属，一辈子孤单，我们希望他在走的时候能够多些人送一送，让他在世界的那一头也可以开心。”

卢永红说：“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老人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有尊严地离开，不留一点遗憾。”

被误解的临终关怀

有一个阿伯被送进来后，连续几天吵着要出去，大骂子女不孝顺，要咒他死

广州市老人院院长洪佩贤说，虽然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临终关怀”这个理念，但直到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才刚刚起步，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更不理解。

年近六旬的洪佩贤长期从事服务老年人事业，她很是理解老人临终前的心情。“中国人的传统就忌讳死，很多人的观念很难改变，同时很多人以为，临终关怀就是进来后马上就要死了。“

曾有一个阿伯被送进来后，连续几天吵着要出去，大骂子女不孝顺，要咒他死，甚至还想着趁回家的机会打开煤气自杀，对工作人员也是不理不睬，情绪差的时候甚至会有打人的情况出现。

广州市老人院慈爱大楼建楼之始，将其命名为“临终关怀大楼”进行推广和宣传。在老人和家属对“临终关怀”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很容易从字面上去理解临终关怀服务，认为将死之人才需要接受服务，住进慈爱大楼便是等死，无论是从传统观念还是个人情感上，都很难接受“临终关怀”的概念。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老人院里现在已经把“临终关怀”改为“宁养服务”，打消老人的顾虑。无奈老人和家属的刻板印象已经形成，对临终关怀服务的接受程度仍然比较低。

洪佩贤认为，如果没有前期的生命教育和对临终关怀的正确宣传，难以让人正确认识死亡，接受临终关怀；如果没有中期的内涵丰富，让人感受到临终关怀服务真正做到细致、人性化，提升生命质量，超越普通医疗服务内涵，就难以吸引人接受临终关怀；如果没有后期服务的延伸，那整个临终关怀服务就不完整，不解决服务对象过世后留下来的问题，临终关怀服务就变成了仅仅是“送终”的一项服务。

另一方面，由于不停地面对死亡，临终关怀区内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有时老人去世了，工作人员还要负责为他们擦洗身体，穿好衣服，长期坚持下来，身心俱疲，团队人员的流失量很大。

卢永红无奈地说：“我很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够稳定下来，但是没办法，必须要尊重每个人的想法，毕竟长期面对死亡，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相关调查显示，70%的临终关怀区工作人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心理压力，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了影响。

南方日报记者了解到，相比工作的苦难，更为关键的还是资金问题，园区内收纳了很多“三无”老人，他们的护理费用每个月仅有政府补贴的650元，只能满足他们吃饭的花费，其他花费都是老人院贴钱。

本来临终关怀领域需要大量的义工，但要想做临终关怀领域的义工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心理素质，能接受临终关怀理念，进行过专门的培训，更为关键的是做临终关怀义工需要持之以恒。

卢永红表示，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上的慈善组织和爱心人士提供帮助，“即使是提供一点活动时能用的爱心物资，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

临终心理

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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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开始，到晚期面临死亡的时候，其心理大致经历5个阶段：

否认期：拒绝接受事实。

愤怒期：病人常表现为生气与愤怒，往往将愤怒的情绪向接近他的人发泄，以弥补内心的不平。

协议期：病人接受事实，这个阶段病人变得和善，能积极配合治疗。

忧郁期：病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情绪低落。

接受期：病人接受即将面临死亡的事实，喜欢独处，睡眠时间增加。

这5个阶段并无明显的分界线和先后次序。每个临终病人会因为自身个体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宁养服务需要密切注意服务对象的心理变化，陪伴服务对象度过临终期各个心理反应阶段。

记者

观察

发展缓慢 步履艰难 无法可依

临终关怀 亟须关怀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老人也最多（最新统计数据达1.78亿），高龄老人也最多（1300万），空巢老人占49%，每年因各种疾病死亡人数达740万，老年医疗照护和临终关怀的需求量也最大。

南方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以广东省为例，目前开展针对老人临终关怀的机构屈指可数，在珠三角以外的地区，很多地级市都还没有设立相应的临终关怀机构，县区一级则几乎没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老人临终关怀的制度性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1992年卫生部原部长陈敏章在首届东西方临终关怀国际研讨会上曾说：“对临终病人的照护，不仅体现对人类尊严的维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家庭和单位的负担，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内容，是一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举”。

但近20年过去了，我国的临终关怀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依然处于空缺状态，在实际操作中则刚刚起步，存在许多问题，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亟需完善。

已经从事了8年临终关怀服务的深圳义工联理事长高正荣告诉记者，深圳前几年前就出台过针对临终关怀服务的政策，但只是给老人发1000元钱或消费券，并未建立相应的服务队伍，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没有政府层面的重视和支持，很难满足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要。

该协会曾经在2008年组织开展了“中国城市临终关怀服务现状与政策研究”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临终关怀服务需要量大，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临终关怀资源十分匮乏。而全国每年大约需要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病人超过750万，临终关怀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

更为关键的是，临终关怀事业明显缺乏来自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和系统性与连续性制度，导致临终关怀发展缓慢，步履维艰，甚至至今也未能被列入国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至今也未制定规范性文件，各地更无实施细则。“致使临终关怀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广东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临终关怀已经纳入了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的“十二五”规划，其中就要求各地级市必须在未来5年至少建立一个临终关怀服务机构。

至于县区方面，这位负责人表示，临终关怀体系的建设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队伍和拥有充足的资金，但这两者也是目前最紧缺的。

“我国临终关怀不能停留在展示人性化医疗优点的示范模式”，罗冀兰认为，临终关怀服务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和健全体系网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多层次关怀模式，最终实现我国临终关怀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