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计献策征集:易经、生命智力学与李约瑟－董光璧猜想

易经、生命智力学与李约瑟－董光璧猜想（四）
七、天人合一与思维重构宇宙、万有智力论

　　2004年我在《杨振宁先生错把易经当圣经》一文中指出：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宋代学者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汉代学者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上述观点可以追溯到《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及老子《道德经》所述“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经》干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彖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合意为及）；而这种人类的行为，应该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行为的观念，则有可能形成于文字使用之前的文明早期（生肖文化的本意就是人要模拟动物的生存习性）。［3］

　　事实上，《易经·系辞》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下之道。”《易经》内涵的包罗万象，以天之道来解读人之道，被概括为“天人合一”是言之成理的。目前学术界对“天人合一”的进一步解读，涉及到“天人一体”、“天人同构”等问题。对此，我更愿意从“思维重构宇宙”和“自然渗透思维”的角度予以深层次的解读。

　　1973年新华书店内部发行了一本《生命是什么》，因为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因此我很快就读到了这本由薛定谔在1943年2月讲演稿所整理出版的书（其它还有《维钠着作选》、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薛定谔是着名的物理学家、波动力学理论的创始人，他之所以要关注生命问题，乃是因为生物学及其生物学家自身存在着缺陷，后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即得益于薛定谔的这本着作。当时我在该书第10页空白处写下“物质怎样去认识物质本身”11个字，在第34页的空白处写下“难于理解的是：物质的发展，竟要去认识物质本身”一段话。无庸置疑，这涉及到生命智力的起源与进化、发展的核心问题［24］。

　　1989年10－12月我撰写了一部《神秘的星宿文化与游戏》，在该书的扉页我特意写下了一句话：大自然想了解自己，它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人［25］。接下来，1992年4－6月，我又撰写了一部《生活中的神奇结构（宇宙的重构）》，在自序里我指出：“所谓智能，就是一种结构物能够认识和理解另一种结构物···人类生存的实质就是用思维重构宇宙。”［26］

　　简而言之，天人合一的“天”指宇宙物质，“人”指人类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思维重构宇宙就是人类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对宇宙物质的信息重构，自然渗透思维就是自然信息被人类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转变成为能够进行智力操控的间接信息。进一步说，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天人同构，还可以用万有智力论予以充分地解释，亦即物质智力具有直接信息本性，彼此可以构建相应的关系、结构并形成相应的演变。

　　2005年我撰写的《万有智力：第五种自然基本力》一文指出：现代物理学认为，宇宙存在并且只存在四种自然基本力，它们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大自然万物都是由这四种自然力构建起来的。但是，仅用上述四种基本自然力，不足以解释生命的出现，以及精神、意识和智慧的出现。面对这个难题，有人把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有人请出了超自然的上帝或者其它什么神灵。对此，我愿意提出一项物理学和哲学新理论“万有智力论”，即宇宙万物还存在着第五种自然基本力，它就是智力；正是由于宇宙中客观、普遍存在着智力（亦即物质基本属性），这才促成了物质结构的复杂化、有序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我对智力的重新定义如下：智力是一种物质的行为，这种物质（实施智力行为的主体）能够认识另一种物质（包括它自己）的结构、性能或者功能；这种物质具有用信息重构（包括再现和模拟、预演）另一种物质（包括它自己）的行为；这种物质能够根据信息来复制并重构其它物质（包括它自己）；这种物质能够有目的的使用另一种物质（包括它自己）；这种物质对其他物质（包括它自己）形成好恶取舍行为。“智力是第五种自然基本力”亦即“万有智力”学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它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全新的飞跃。［27］

　　也就是说，万有智力概念的提出，可以在生命与非生命之间搭建出一座相互沟通或过渡的桥梁：一边是非生命，它们拥有直接信息本性层次的物质智力；另一边是生命，它们拥有使用间接信息达成期望效应的生命智力；而从非生命到生命的漂亮转型或神奇变身，两者的共焦点就是催化剂以及对催化剂的使用。具体来说，非生命拥有直接信息和催化剂，生命智力把直接信息和催化剂转变为间接信息及其期望效应，与此同时生命智力自己也就升华成为间接信息和期望效应的使用者。此外，在不同层次智力之间还存在着对话关系，以及对话障碍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而这又涉及到如何对智力学进行精细解读的工作。［28］［29］

　　八、李约瑟－董光璧猜想

　　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资深学者、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董光璧先生近年在多次演讲和多篇文章中多次指出：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但他没有给出更详尽的阐述。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求索中国传统科学的理论特征，并且在某些场合我也表达了我所思考的结果。我认为科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科学内容本身方面，尽管不同传统所包含的科学内容有差别，因为自然规律不因发现它的民族不同而改变。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科学规律的表述方面，而这表述的不同则是根源于自然观的哲学基础，及其影响所及的逻辑形态和理论构造方式。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下考察中国科学传统的特征，我把它概括为生成论的自然观、比类和互补的逻辑推理和模型化的理论结构。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中国传统科学的潜在模式对于这种新科学范式的建立会有某种启迪···易学遗惠的科学光辉等待重新发现真理的勇士，须有英国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改造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工作，浅薄的比附、无知的狂论、投机的伪造，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损害易学的声誉。［30］

　　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我把英国着名学者、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资深学者李约瑟关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有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的观点和董光璧“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的观点，称之为“李约瑟－董光璧猜想”，并把该猜想凝缩为“中国将诞生全新类型的科学知识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也曾表述有类似的猜想、预言和预见（例如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的多位资深专家学者），但是由于董光璧的猜想直接与李约瑟的猜想直接联系在一起，故而将其称之为“李约瑟－董光璧猜想”。与此同时，也是因为人们通常比较熟悉李约瑟的另一个观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因此这里有必要突出李约瑟对中国人迟早会有能力建立“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预言的介绍，因为他代表着西方学者观察中国科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重新得到释放，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科学探索精神的不断提升、信息流通和传播愈来愈方便快捷，中国人的技术创造力和理论创造力也在不断提升，21世纪已经成为中国人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历史机遇期［31］。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约瑟－董光璧猜想”一定会变成现实，而且很可能已经变成了现实，只是目前社会尚未认识到。下面以生命智力学为例来证明“在科学的当代演变中，一种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