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球少年3 下载:国学名师与经典背诵

 转发武汉大学文学院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万 献 初先生的两篇文章，希望国学社的各位会员能明白晨读背诵的益处，增强大家对晨读的信心，积极参与国学社每天早上的晨读！

国学名师与经典背诵

      ——并记石声淮先生一二事

万 献 初

本科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们华师七七级中文系的同学聚会，主要话题是怀旧，尤其是有关老师和课堂的趣话轶事，总是津津乐道，兴味盎然。酒后评选当年授课教师最有趣的话语，排第一位的是先秦文学的石声淮老师讲《诗经》时点同学起来背名句子，同学不会，老先生总会摇头晃脑地慨叹：“书生哇！书——生——哇！”

我们的书读得很生，而先生的书实在是读得很熟。先生多才多艺，会多门外语，钢琴弹得好，绘画也很精，所讲古典文学经典都烂熟于心。他给我们讲课从来不带书，有时带几张卡片也是用英文、法文写的。讲课时先大段地背诵，然后边讲解边信手在黑板上画速写，数笔画过，人或物神形毕肖，直观而形象，易懂而有趣。

先生重视、强调背颂经典，背书是他的基本功课，数十年如一日。他曾要求自己的研究生每天早上必背诗文，下午亲自检查，一一背来，别想蒙混过关。背书是有方法的，先生一日傍晚散步，顺便到我们住的宿舍（二食堂对面二楼左边第一间）聊天，告诉我们，背书先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边读边加深理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理解透了也就背会了。“会背书者背结构”，是先生的经验之谈。篇下有章，章下有段，段有层次，层次由句子组成。由句到层，由层到段，由段到篇章，由零到整，有步骤有规律，容易背熟，且记得牢实。

石声淮先生有家学渊源，兄弟三人都国学功底深厚。石声河，解放前任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教师，与蔡尚思等曾为同事。石声汉，早年饱读诗书，青年时期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植物生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教授，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撰写农学专著达15种之多。石声淮先生是著名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的乘龙快婿，也就是钱钟书的妹夫。华师广传钱基博选石声淮作女婿的轶闻：钱基博的女儿钱钟霞美丽端方，二十五六岁还侍伴老父而未论婚嫁。这时钱基博的得意门生石声淮也是单身，但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然老师却非常喜欢这个才华出众学生。一天，钱基博在家里一手牵过女儿，一手拉过石生淮，把俩人的手放在一起，郑重地宣布俩人结为夫妻。钱钟霞本不情愿，但不敢违抗父命，只好依从。能得钱老夫子如此钟爱，可见其国学功底和才气非同一般。

其实背诵经典是国学大师们的基本功，也是华师教授们的传统。章太炎少年烂熟于群经，黄侃在北大背诵、讲解《文选》形成“黄调”，钱玄同五岁就在乃父严格规定下每日背《尔雅》多条等等，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建国后的华师，有家学渊源深厚、熟读群书、数年不下藏书楼的张舜徽教授等国学名家，在背诵经典方面最突出的，是文革前中文系的系主任、元明清文学专家方步瀛先生。他是1953年院系调整时随原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先生调过来的。有关方步瀛先生背诵经典的趣闻很多，如说他每年除了背经书外要把前四史全背一遍，从大年初一开始。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乘公汽来校和回家，从教学楼到校门口要走很长的路，于是师生们总是看见他旁若无人地一边走一边背书的样子，乃当时校园一景。再说他60年代初曾出考试题为“默写红楼梦第22回”，学生都傻眼了，考试不能进行，经学校领导做工作，才换了考题。又说他在“李清照学术讨论会”上一气背诵李清照词作及相关佐证性诗词百数首，各地与会的专家、教授无不叹服。还说他参加学术会议，凡论文报告中出处不明的引文，他都能当场补出版本、卷次和页码，等等。不一而足。

对比起来，我们今天治国学、学国学的人们的确是“书生”。书为什么生？有人认为老先生们从小就只是读经典背经典，而我们要学数理化、学英语和计算机。可石声淮先生不是还通那么多经典之外的知识和技能，石声河先生不还是学问卓著的农学家么？

有些事情很令人费解，比如我带的国学、古文献学研究生，要他们默写一下《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一背《广韵》的韵目，都会“听取哇（蛙）声一片”地“哇……哇……”叫一通，不得已而为之。可考起雅思、托福来，那巨量的生僻单词要背熟，没有人“哇”叫，而是不厌其烦地百千次反复记诵，一旦考过，都扔到爪哇国去了。

背熟常用的国学经典，实在比背托福单词容易得多、有趣得多，也一劳永逸的有用得多。可为什么“哇”叫而不爱背、不肯背？可见有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流行趋势问题，说到底是观念问题。背诵经典的好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就是真下苦功去做到的人太少了。如今我们工作在国学教育的第一线，比石声淮先生更深切地感受到学生们“书生”的程度。要改变观念，就需要真正的“重视”，比如从娃娃抓起、教学和学术以及就业上的强调等等，中小学语文课及其考试多一些经典名篇背诵，公务员及多种就业考试换上一点经典名篇知识及人文素养的基本内容，背诵经典的意识不断增强起来，“书生”的程度才会逐渐减轻下去。

因为在同学聚会上谈起石声淮先生，有了感慨，才写了这些话。还有一个动因：我还在咸宁工作的时候，先生以七旬高龄应学生们的邀请前往讲学，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长和我，正好是先生三个不同时期教过的“书生”。空闲时，我陪先生游览温泉、竹海，先生一路说了好多话，有学界趣闻、做人道理，当然还有“书生”和背书的问题。我那时编了一本《中国饮食文化品鉴》，先生看过书稿，写了一篇序。如今，先生仙去道山已久，音容笑貌宛在，“书生”之慨盈耳。而我的书至今还未出版，自己翻开来看，实在浅陋，羞于付梓。然先生的《序》是遗世手笔，不可淹灭。遵同学李大玖之嘱咐，录出并附真迹照片，公诸网页，以示书生恳念先生并努力读书之情！

清代国学大师的经典记诵与资料积累

                                          万 献 初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传统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资料的积累，厚积薄发方有精义灼见，仓促成篇则往往错讹浅陋。

    传统学术以有清一代最有成就，尤以乾嘉学术（乾隆、嘉庆时期）为极盛。清桐城派古文代表人物姚鼐（1731-1815）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义理、考据 (考证)、辞章(文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是桐城派文论的纲领。而乾嘉学术以考据为主，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通经明道是清人治学的根本宗旨。考据必须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参互考辨，力求回归经典文本原意，求真求实，质朴无华，故清代三百年学术称“实学”或“朴学”，又称“汉学”。称“汉学”是因为清代国学以经学、史学考据为重，特别重视两汉的文献材料和求实学风。臧庸（1766-1835）在其《与顾子明书》（《拜经堂文集》卷三）中说：“读书当先通训诂，始能治经。尊信两汉大儒说，如君师之命弗敢违，非信汉儒也，以三代下汉最近古，其说皆有所受，故欲求圣人之言，舍此无所归。”儒家经典主要形成于先秦，经秦焚书后所存无多，故汉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汉儒承前人之说的训释成果就特别值得重视和尊信。卢文弨《经义杂记序》（臧琳《经义杂记》卷首）：“凡文之义，多生于形与声，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谈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者寡焉。”皖派领袖戴震（1724-1777）《古经解钩沉序》（《东原文集》卷十）云：“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以历史眼光来看学术的发展，像译文是两种不同语言的传递媒介一样，把汉儒的训诂看成先秦经典与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时间的古今沟通与空间的异地语言沟通原理相同，故汉学需要特别重视。

    国学，尤其是考据学，资料积累性极强，“无征不信”，下一判断须穷尽相关证据方可放心。重视资料积累，必然强调记诵之功夫，记诵大量的经典文本和训诂资料是传统教育的基本要求，严格的记诵训练是学者的必备条件。

    清初顾炎武（1613- 1682）是汉学大师，王昶在《与汪荣甫书》（见《春融堂文集》）中述其记诵之功云：“闻顾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坐，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

    吴派创始人惠士奇（1671-1741，惠栋之父）记诵功夫扎实，江藩（1761-1830）《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载：惠士奇“奋志力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宴集，坐中有难之者曰‘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遗一字。众皆惊服。”

    惠栋的弟子余萧客（1732-1778）家贫好读书，记诵能力惊人，《汉学师承记》卷二载：余萧客“年十五，通《五经》，即知气理空言无补经术，思读汉唐注疏。家贫不能蓄书，有苕溪书棚徐姓识先生，一日诣书棚借《左传注疏》，匝月读毕，归其书，徐姓讶其速，曰‘子读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大骇曰‘子奇人也。’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

    德高望重且学术闻名的钱大昕（1728-1804）读书过目不忘，《汉学师承记》卷三载：钱大昕“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艺无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古人云‘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谙于心’，先生有焉。”

    潜心学术著述甚丰的邵晋涵（1743-1796）有“读书十行并下，终身不忘”的记诵功力，《汉学师承记》卷六谓：“君尝预修国史，馆中收贮先朝史册以数千计，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中’，百不失一。咸讶以为神人焉。”

    积累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必须，是学术的通性，又是考据之学的突出特性。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辩证说》中强调考据之学“必博学积久，特征乃诀。”晚清大家阮元（17643-1849）在《经史问答序》（《揅经室二集》卷七）中谓考据“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经典成于先秦，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古奥艰深，且历代多遭劫难，流传过程中又有载体转换、传写错讹、传者改易、手民之误等种种因素影响，为回复经籍文本及其注疏之真相留下了众多深度的难题。浩如烟海的典籍及注疏对读者、学者的学养要求很高，没有相当程度专门知识的积累，读懂经典及注疏就很难，进入考据研究就更难，要有扎实可信的研究成果就难上加难。即便是清代国学鼎盛时期的那些大学者，一般都是童稚勤学至皓首穷经，不懈努力地积累到晚年，才能结出丰实的成果。故阮元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中感慨：“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实，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辩伪大家阎若璩（1636-1704）“平生长于考据，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他考证“使功不如使过”的语源出处，由宋推至唐，再推至《后汉书·独行传》李贤注引“秦穆公赦孟明”故事，前后经历二十年，因而感慨曰：“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见《汉学师承记》卷一）。

    顾炎武《日知录》可谓清代考据学开山性的鸿篇巨制，是他三十岁后每日读经史的札记。其卷首云：“愚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他的《音学五书》是清代古音学研究的范式性著作，其《后序》云：“余纂辑此书几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其稿，而手书者三矣。”

    戴震学问广博，著述甚丰，但对成果的发表十分持重，不肯轻易以未成定论的成果示人。所以，他的古音学著作《声韵考》、《声类表》在他的弟子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之后定型，并吸收弟子的成果来修正自己的结论。他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东原文集》传九）中说：“每感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有人想早看到他作的《诗补传》，他回应道：“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东原文集》传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可见其治学之慎重与严谨。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乾嘉学术的标志性著作，历代研究《说文》的著述成百上千，清代有《说文》研究四大家，而段注居首。段玉裁先作《六书音均表》为音义互求的依据，再广泛收集、积累资料做长编性的《说文解字读》，历时19年（1776-1794），再花13年时间加工提炼而于1807年撰成《说文解字注》，又过8年于1815年才付刊行。从起草到刊行用了40年，还不计之前古音研究准备工作所用的时间。

    王念孙（1744-1832）是乾嘉学术的另一座高峰，是运用“因声求义”方法在语用实践中作出优异成绩的突出代表，众所周知的《读书杂志》积累他数十年读书心得之精华，而另一部耗尽多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广雅疏证》二十卷成书于1796年，数年后刊行。王氏不以书刊行为完事，而在晚年不断加以补正，或将补正内容细书于刊本中，或另外写笺夹入书中，共对《疏证》改补达五百余处，或补书证，或纠正原引文讹误，或全面改写原疏证文字，真可谓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这些补笺后来由罗振玉抄正为《广雅疏证补正》一书，收入《殷礼在斯堂丛书》。

    邵晋涵著《尔雅正义》二十卷，经11年（1775-1785）四易其稿乃定。郝懿行（1757-1825）撰《尔雅义疏》十九卷，前后历时15年（1808-1822）。王鸣盛（1722-1797）撰《尚书后案》三十卷，所用资料采录经史子集之书计131部，从二十四岁开始到五十八岁完成，用时35年。孙星衍（1753-1818）撰《尚书古文注疏》三十卷，经22年终成其书。孙诒让（1848-1908）著《周礼正义》八十卷，用时26年（1874-1899）。等等。

    从清代国学大家、考据大师们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要成就大学问、大学者，正规的经典记诵训练和厚实的材料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当今学术普遍呈现浮躁风气，在评估体系的驱策之下，读书者应付测试，研究者急功近利，按时限计算学术成果的数量，按杂志、出版社级别计算成果的质量，根本谈不上记诵，更难言积累。长此以往，毋庸言出学术大师，只恐望乾嘉学人项背而远远不可及。

主要参考文献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崇文书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