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632时间点: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

 

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

作者：邓正来 2009-5-12 08:13:48 发表于：博客中国

 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3000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然而当下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在我看来，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
因此，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作为“思想库”和“智力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全球化时代都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结构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 但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说到的，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游戏规则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我们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然而，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同质化、客观必然的和封闭的进程，那么，显然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图景”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球化进行探究，亦即要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探讨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
我在《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一书中已经初步建构了我所谓的“开放性全球化观”。我的研究表明：只有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话语争斗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问题。
质言之，全球化实其实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同时，也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而为影响和重构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与方向做出我们的贡献。

“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知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展创新，做思想库，走向世界，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十七大所提出的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交流的阶段。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秉承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它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转型阶段——亦即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建构“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并使之走向世界，影响全球化进程之方向和世界秩序之性质的新阶段。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它的背景。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通过“话语争斗”维度我们再来看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实施大国战略这一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自觉担当起其时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成的世界结构的裹挟和包围下成功突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而且，当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不仅都制定了本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上都是以其发达的社会科学为智识前提的。比如说，美国对社会科学实施了一种“普适性强势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行为科学取向的实证科学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会科学的全面布局和重点机构，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无国界”差异和普适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势资源，吸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加盟，实现社会科学的扩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输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获得全球化的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社会科学战略正是美国实施“单边”外交，保持单极地位的关键步骤。因此，在大国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大国战略和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的战略性和时代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竞争；换句话讲，那种“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替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当前，世界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国的文化安全也就成了不可忽略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上关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东亚和南亚文化的最新动态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近年来，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而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和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以后，也强调2l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大力加强文化输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在中国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战略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从中国学术的自身水平来看，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学术大国。过去30年，我们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学术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证。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界，通过其同事或学生这个通道，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认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可以从2007年度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情况的统计中看出。2007年度SSCI收录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10种，真正由大陆出版的只有一种。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自己在上面所发的论文引证率也是极其低下的。
这三个方面讲的其实是我们走出去的必要性，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去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认为的第四个背景，也就是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可能使我们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希望结构和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
在我看来，对最近30年中国经验的总结为我们走向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的某些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所做的这种努力正在世界学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他学科，像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努力。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化时代“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高度，还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都非常有必要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而晚近30年的发展经验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的两大瓶颈及其突破

为什么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学术的影响力还比较低呢？在我看来，这涉及到我所谓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
第一大“瓶颈”便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既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 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中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论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论者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第二大“瓶颈”乃是与上述“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唯学科化”倾向。 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 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
显而易见，学术旨趣上的“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或学术评价上的“唯学科化”倾向都丝毫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西方化”和“唯学科化”这两大瓶颈，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既难以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使之成为“学术中国”，从而担当起全球化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显然，中国社会科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打破这两个瓶颈。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一个就是如何对中国进行深度的研究，切切实实地对中国进行深度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以唯学科化的方式、西方化的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研究中国，也就是我们一定要重新去发现中国，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明年的主题：“重新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和它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着中国人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但是如何做中国的深度研究却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中国的时候，我们必须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解放。现在，中国思想界有人讲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知识解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既有的那套在学术旨趣西方化、在研究方法上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相关链接
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以来开始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把西方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通过翻译“引进”过来。当然这个“引进”阶段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未来也有必要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西学研究的水平还不够好。第二个阶段始于90年代初，是“复制”西方知识的阶段，最早是经济学、统计学这些学科，当然现在也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在这个阶段，我们把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拿来解释中国的经验，企图复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阶段从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我们开始在学术规范、学术体制等方面全面和国际“接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客观地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这3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拿什么走向世界
现在流行的普世知识实际上是西方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知识，而经过我们的知识努力，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的知识提升为另一种普世的知识。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普世知识，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言，它们都是极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我们要首先区分两类普世性的知识。一类是西方先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另一类是后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西方先发国家经验的普世性，但却完全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及其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世性。比如说，在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一些拉美国家学者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比如著名的“依附理论”)，就已经赢得了普世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却在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上没有做出相应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职。
按照我的理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也像文学和艺术一样，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研究西方不可能胜过西方，相对西方来讲，我们的优势只能在于对中国的认识。
具体来讲，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的地方。
　　
走出去“三大战役”
　　近期战略主要侧重于外部推动，以举国之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重点是把30年来已经形成的中国优秀论著，以及中国已有的西方学术界不得不承认的强势学科，比如说，考古、中国文化研究、中国艺术研究等通过翻译的方式推向世界。目的是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现状，通过外部推动以图逐步实现其创新发展的自身造血功能。
　　中期战略主要是争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造血和健康发展上，取得初步突破。初步突破的标志就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内创立有着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
　　远期战略旨在全面突破。其关键是在各种学派不断建立和涌现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真正地完全建构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创新。比如说，可以设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馆”系统翻译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一批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论争的优秀作品和近30年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就的优秀研究文献。还可以考虑在985高校设立“中国古代文化翻译研究生班”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生班”，招收英语专业学生专门从事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对外翻译和交流事务的人才培养工作。还有，可以考虑在985高校设立“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高级留学生班”，招收中国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海外博士生，让这些学生把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带回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