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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制下的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宗旨
清末新学制下的教育行政机关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又分为省和府厅州县两级。
科举废除以前，清代没有统管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而是由礼部兼管。国子监是中央的专门教育机关，但它隶属于礼部，对府、州、县学无直接管理责任。自同治元年（1862）设立京师同文馆以后，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鉴于有关学校管理的事务日益增多，一些有识之士奏请设立专门管理教育事务的机关。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以及各省学堂事务，管学大臣就是当时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实行“新政”以后，这一职务由张百熙充任。但此时仍无教育行政机关。
清末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和管理人员的发韧，始于总理学务大臣和六处属官的设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年1月），张之洞认为管学大臣既要管理京师大学堂，又要管理全国学务，事务繁杂，恐难以胜任，奏请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管辖全国学务；京师大学堂另设总监督一员，受总理学务大臣节制考核，专管大学堂事务，不兼他职，以免分散精力。在总理学务大臣之下，设六处属官，即：专门处、普通处、实业处、审订处、游学处、会计处。
清末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正式单独建制，是学部的成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 （1905年10月），山西学政宝熙奏请设立学部，十一月十日，清廷谕允。学部统辖全国学校事务，部内最高长官为尚书，次则左右侍郎，再下依次设左右丞、左右参议、参事官等官。部内分为五司十二科，即：总务司——内分机要、案牍、审定三科；专门司——内分专门政务、专门庶务二科；普通司——内分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三科；实业司——内分实业教务、实业庶务二科；会计司——内分度支、建筑二科。每司设郎中一人，每科设员外郎一人，分掌本部事务及全国各项教育。学部还设有咨议机关，置咨议官。另有礼学官，定期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此外，学部还设有一些附属机关，如编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京师督学局、教育研究所、国子监、高等教育会议等，皆由学部派员兼理。
省级教育行政机关辖于省级行政长官，管理各省新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设湖北学务处并奏请各省仿办，次年颁《学务纲要》，规定各省设学务处，总理全省学务，是为省级教育行政制度之始。到光绪三十一年 （1905）以前，各省均建立了学务司或学校司。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上谕一律裁撤学务司和辖于中央的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员，专管全省学务。这就是正式的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提学使司设在省会，内置学务公所，设议长一人，议绅四人，辅佐提学使参划学务。学务公所分为六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每课设课长、副课长各一人，由提学使派充。另设省视学六人，承提学使之命，巡视本省各府厅州县的学务。
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关为县劝学所。县劝学所首创于直隶，由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模仿日本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而设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劝学所设县视学一人总理其事并兼学务总董，掌管本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随时视察所属学堂，并负责劝诱地方人士建立学堂，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各府厅州县又划分为若干学区，由总董挑选各区“品行端正热心教育”的士绅充任劝学员，负责推行本区的一 切学务。据清学部统计，宣统元年（1909）全国设立劝学所1588所，劝学员12066人。这些劝学所在推广各州县中小学教育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民国成立以后遂成为各地教育局。
清末教育宗旨的提出，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孙家鼐呈奏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该折提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学校上），第17—18页）。戊戌维新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名存实亡，此后，“新政”时期所办新式学堂虽然都以此宗旨所体现的中心思想——“中体西用”为办学实际指导思想，但全国没有明文规定的统一的教育宗旨。
清末教育宗旨的确定，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第3页。）这项宗旨很明确地反映了当时新教育的指导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达到为统治阶级造就“实用”的“通才”的目的。
清末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一日由学部颁示全国各级教育机关切实推行的“五端十字”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根据学部《请宣示教育宗旨折》的解释，所谓“忠君”、“尊孔”，乃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也就是说要“以中学为体”；至于“尚公”、“尚武”、“尚实”，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也就是说要“以西学为用”。由此可见，这五端十字的教育宗旨，仍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
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为我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虽然仍带有传统教育的烙印，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清王朝统治集团被时代潮流裹胁而去，朝着近代生活步步迈进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