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de 020磁力:沈志华、董洁：中苏援助与朝鲜战后经济重建

　　近些年，国际学术界加强了对朝鲜战争后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首先是朝鲜政治外交史，其次是朝鲜经济发展的问题。尽管意识到外援尤其是中、苏的经济援助，是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资料短缺，鲜有针对经济援助的专著问世。研究战后中国与朝鲜经济关系的成果并不多见。

　　1953年8月5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1956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1961年），建立工业化的基础。本文将梳理1953-1960年中国援助朝鲜的过程。

　　准备时期（1953-1954）

　　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寻求经济援助的对象是苏联。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交给苏联使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恢复工业所需要的苏联的帮助。同一天，朝鲜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会，请求苏联派遣62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照会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并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8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援助，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在8月5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六中全会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给我们10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做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

　　莫斯科的热情并没有朝鲜人期望和宣传的那么高。早在停战协定签字前，苏联政府就要求在朝专家向朝鲜人建议，“在确定工业恢复计划时，要以朝鲜国民经济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复的内部潜力作为出发点”。但8月7日苏联使馆报告，根据情报，朝鲜政府的打算是请求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对恢复其遭到破坏的工业企业提供全面援助，而苏联要承担的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大型企业”。具体办法是苏方提供工程技术人员、设备和材料，朝方则负责当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从朝鲜的现有计划看，其“主要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潜力，而是指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最大援助”。

　　金日成于9月初访苏，经过协商，苏朝政府于9月19日签订了援助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6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扩建，如金策制铁所、城津炼钢厂、南浦冶炼厂、水丰发电厂、兴南肥料厂、平壤纺织厂和一部分电气铁路等；4亿用于新建项目，如平壤丝织厂、沙里院拖拉机修理厂、平壤红十字中央医院、中央广播电台等。苏方负责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设备供应和安装及培训朝方技术干部。此外，对于此前苏联给予朝鲜的2.98亿卢布贷款推迟了归还期，即从1957年起10年内以商品偿付，利息也从原来的2%降为1%。朝鲜在战争期间所欠非贸易付款债务（约0.73亿卢布）被免除50%，其余部分从1957年起两年内归还。对于专项贷款也推迟了还款日期，缩减了还款数额。这个援助力度未能满足朝鲜的要求。回到平壤后，金日成一方面派商业相李周渊赴东欧各国求援，一方面准备亲自前往中国。

　　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而使用期限则长达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正如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战后中朝关系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展厅集中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而在其余所有的展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如此等等。在这种氛围下向中国伸手，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此外，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的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止到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割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力。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米，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仅1957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43万个劳动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修复和新建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1954年3月11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

　　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1954年4月22日，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做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1956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2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19%，杂粮9%。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30%以上。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1954-195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9.22亿元，进口总额1.27亿元，其差额7.85亿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万吨，大豆17.8万吨，棉纱3950吨，棉花35590吨，棉布8847.6万米，煤炭345.6万吨，焦炭26万吨，橡胶1.12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苹果等。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超过80%的工业项目重建是在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完成的。而完全是由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负责建设的工业项目（不算军事项目共90个），占此期朝鲜恢复和新建工厂总数的20%。

　　朝鲜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106％，并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290个以上的大、中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然而，被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的事实是，在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三年计划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国家财政收入总额1954年871亿朝元，1955年979亿朝元，预算支出总额1954年806亿朝元，1955年999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年439亿朝元（占54%），1955年608亿朝元（占61%）。1955年出现财政赤字20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108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193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35%），1955年为234亿朝元，减少了70亿朝元。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1955年1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但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37%。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4个月（1954年9-12月）间从998个（1.87万农户）猛增到10098个（33.27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万吨，而计划是300万吨。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15亩）30-35公担，但实际上不到20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大大增多。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

　　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了燃眉之急。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粮食危机则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金日成在会议结束时提出：苏联和中国都不会永远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准备自己应付一切困难。金日成如此说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分别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而这无疑是对金日成权威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对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为了突出“主体”，朝鲜领导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兄弟国家给予的大规模援助，更不能把经济建设的成就归结到这一点上。金日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并非有意冒犯苏联和中国。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鲜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所谓“主体”，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并不排除经济上依赖外援。所以，尽管在内部讲话如此激昂慷慨，在考虑未来的五年计划时，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援助。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内阁副首相崔庸健请求苏联政府延缓贷款的归还日期并免于归还到期款项。此外，还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朴昌玉后来告知，朝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计划期间再得到10亿卢布的物资援助，并估计中国也会答应给予同等数量的援助。5月出访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苏联大使重复了这些要求，只是把无偿援助的金额降至5亿卢布。同时，朝鲜希望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鲜的一切债务，还打算向东德借款。

　　6-7月，金日成亲自率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收获并不如愿。东欧国家都强调自身的困难，不愿再增加新的无偿援助，只有东德，经过反复商讨，答应从以前援建咸兴市的剩余资金中，拨出1800万卢布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向朝鲜提供日用品。罗马尼亚同意借款，没有确定数额。还是苏联慷慨一些，但只答应提供3亿卢布无偿援助，并取消5.7亿卢布的债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冷漠，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苏联大使伊万诺夫（V.Ivanov）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4月）的文件表明，朝鲜“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经济，也没有关注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金日成在洋洋万言的总结报告中，对于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无偿援助，竟只字未提。

　　在困难时刻，金日成当然不会忘记向中国求援。朝鲜代表团自欧洲回来后，便开始进行准备。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商品2亿元，而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仅4000万元，其差额未作说明，但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政府有意请中国一笔勾销这个缺口。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然而，几天后发生的劳动党八月事件，导致中朝上层关系急剧紧张，金日成决定不再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召见正在出席中国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崔庸健，严厉指责朝鲜党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干部的做法，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其结果，中国对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自然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尤其是11月朝鲜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后，毛泽东更加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显然，此时朝鲜很难指望再得到中国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