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户籍：一个女孩18年的“京黑”人生

没有户口的人生是黑暗的，永远看不到希望。——本报记者郭杨摄

本报记者 龙婧 发自北京

每次走在明晃晃的太阳下时，李雪总会盯着影子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吗？”

现实中，她是活生生的自然人。但在法律文件中，没有她丝毫痕迹。

她是黑户。18年。

因为是超生的二胎，她办不了户口；因为是“黑户”，她没上过一天学。为了她的户口，全家从她还在襁褓时上访，最终变成了“敏感人群”。

这是一个关于户籍的悲情故事。

超生带来家庭厄运

故事地点在南二环永定门外一个破烂大杂院。

低矮的平房、错乱的门牌号、隔着老远就能闻见味道的公共厕所；七绕八绕的小巷，让第一次走进来的人永远都会迷路。

李雪和父亲李鸿玉、母亲白秀玲、姐姐李彬就生活在这里。

李家是民国时建的老房子。三间正房倒了一半，玻璃窗户因为下面的土墙倒塌而悬空，野草在屋顶上疯长，蜘蛛在房梁结网。父母住西厢房，两姐妹住在两间坡顶房。

一对夫妻都是老北京、残疾人。李鸿玉有“先天性肌肉强直”。他经常痉挛，犯病时拳头握住松不开，眼珠子往外突，甚至吃饭咀嚼几下后突然不能张口，腮帮子往下陷。白秀玲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这让她的左腿比右腿细且短，走路时左脚总要在地上画圈。

但姐妹俩都健康漂亮，如母亲一样面容清秀。

李雪是父母计划外的产物。

白秀玲发现怀孕时，曾计划打掉她，但在去医院的前几天，腿脚不灵便的白秀玲做菜时一个没站稳，菜刀插到了左大腿上。“小儿麻痹症本来就容易皮肉不合，还感染了。”伤口很难愈合，白秀玲一躺就是几个月。等伤好了再去医院，肚子大得只能引产了。

夫妻俩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李鸿玉说，生下来还有个原因，他们曾经听说，残疾人夫妻可以在隔4年后生二胎，而李彬是1985年出生，已经过了整整8年。

1993年8月，李雪出生了。在那个狠抓“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年代里，不到半个月，尚在坐月子的白秀玲就接到了她所在釉料厂的开除通知。

李鸿玉去妻子厂理论，没人理他，他嚷嚷说不能随便开除残疾人，工厂领导挥挥手让他去领三个月工资。“我没去！我不理亏！”李鸿玉至今提起来一脸愤恨。

不幸接踵而至

母亲被开除只是李家人不幸命运的开始。

女儿满月后，李鸿玉抱着李雪去上户口，他所在辖区的永外派出所拒绝了他。理由是，按照《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办理常住户口登记工作程序》，要有出生证、母亲的户口和身份证、生育指标证明，孩子才能落户。李雪没有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生育指标证明。要这个证明就要先交超生二胎的罚款（社会抚养费）5000元。

李鸿玉不肯交。

当年他们夫妻俩月收入才几十块钱，5000块无疑天文数字。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女儿户口跟罚款是两回事，无论罚款交不交，都得给孩子上户口。“我们大人违法了，你罚大人，扒我们房子强制执行都没关系。但这跟孩子没关系。”李鸿玉梗着脖子一再强调，“处罚跟孩子两码事。”

他认死理儿。

1983年他拿着假条去看病，被厂里算了迟到，扣了5块钱社会福利，他不服，从厂里找到北京市总工会，找到二轻局，愣把5块钱要了回来。5块钱要到，他也从“划皮子”的工人变成了“扫厕所”的，过了两年，下岗了。

夫妻一人抱着还在襁褓中的李雪，一个拖着上小学没多久的李彬，开始四处讨要户口。计生委，信访办，后来又加上了法院、检察院，一趟又一趟，大家都烦了，直接往外轰。

“我最初特怕，犯怵。”李彬被父母带着去讨要妹妹户口时才8岁，这种遭遇让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很自卑，但被轰出来和羞辱的次数多了，她的心态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都很坏！”李彬哼了一声。

黑户孩子没学上

为了上访，家里穷得叮当响，有时候，一家人凑在一起，还不足10块钱。一家人最怕的就是过节。“别人过节，我们跟过难一样。”李彬说。

但到了李雪上小学，户口还是没有解决。

居委会曾经给他们出过证明，希望学校能网开一面，让李雪先读书。但没户口，学校连赞助费都不肯收。白秀玲带着李雪去了两三趟，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李雪跟在妈妈身后面哭：“他们都去上学了，我为什么不能上学。”当妈的只好返身抱住小女儿一起哭：“你不能上学啊，你没户口啊。”

八九岁时，李雪开始变得特别自卑。胡同里其他孩子探讨的话题，比如当年大火的流星花园，比如学校，她一个都插不上嘴，只能站在一边听。因为没有共同话题，渐渐的，没孩子跟她玩了。她只好玩她养的那只叫“虎子”的狗，比如把它捏成个“沙皮”。

能回想起她比较长久的朋友，是5年前曾经随父母租住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位浙江小姑娘何玲和一个叫丹丹的四川姑娘。“也只是说得上话。”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何玲会告诉她一些外面的事情，丹丹有时候会教她说说四川话，比如“瓜娃子”。

三个小姑娘会一起坐在椅子上，看书写字。

这是唯一肯耐心跟她说话，让她觉得平等的朋友。

李雪说，丹丹搬走时对她说，你在家里呆着多没劲啊，干脆去我们四川玩吧。李雪笑得很勉强，“我不能坐火车。”

她现在还有一个说得上话的，是她家对门一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基本是我听着，她说。”李雪说，有时候说到影视剧，她还能接两句，但一说到学校，她就接不上话了。“其实，我现在反而跟你们说得上话。”她低着头摆弄书桌上的书，那些书，全是关于法律的。

(责任编辑：张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