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魔法使图片: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魅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魅力

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发生迅速而剧烈变化的世纪，生产力会比以往发展得更快，人的个性也会得到空前的发展。这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在向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社会前进。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生产正在为未来社会准备着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这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所证明了的历史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他们的科学理论对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以他们的伟大的人格为全人类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这个新世纪，人类社会不仅需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而且更需要学习他们的伟大的人格。对每一个想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人格是不可缺少的动力。

人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又是具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正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是在创立革命的理论和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长期过程中形成和得到发展的。重温这一过程，我们会感受到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催人振奋的力量。

立志是事业的开端。1835年8月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考试时根据自由选题写的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明了马克思要从事壮丽而宏伟的事业的志向。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这一选择职业的原则就是为同时代的人谋幸福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幸福。在马克思一生的奋斗历程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他经常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和论敌的攻击，还要忍受物质生活上的苦难，但他从未后悔过，始终初衷不改。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经常疾病缠身，生活穷困，频频出入当铺，但他仍然坚持写作，笔耕不断。在马克思1867年4月30日写给迈耶尔的信中有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情况。他在这封信中写道：“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志向促使马克思去维护人民的利益。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和《摩塞尔河记者的辩护》就反映了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关心他人。马克思所经历的贫穷和痛苦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是在过着所能想像到的最不幸的生活。”尽管个人生活如此不幸，马克思仍然心中想着别人。贝克尔为了推销自己的著作，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的帮助。马克思在给贝克尔的回信中说，当他一想到对贝克尔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时，“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痛苦的了”。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许多流亡者到了伦敦，马克思在1871年7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即使一天有四十八小时，我仍然是几个月也做不完我每天的工作。国际的工作很多，加之伦敦挤满了流亡者，我们应当给以关怀。”恩格斯也曾帮助乐器厂工长杜邦先生解决他的三个女儿上寄宿学校的问题。此类例子很多，这里所举事例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疾苦放在心上。

为人民谋求幸福的事业是离不开理论的。恩格斯1844年10月写信给马克思说他所到之处都可以遇见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些共产主义者明显地缺少必要的支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还敦促马克思尽快把搜集的材料发表出来并说自己将写一本叙述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的小册子。这里所说的马克思搜集的材料是指马克思于1844年春天提出要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从1844年8月底恩格斯和马克思会见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共同的学术工作和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经常通信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马克思的写作态度是，只要有一本他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他就不会动笔。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断断续续，这一研究延续了40年。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探讨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利润理论、固定资本的更新和补偿以及危机等问题。只是在彻底弄清楚了问题之后，马克思才继续写作。一般来说，凡是涉及经济学问题的都是马克思提出来与恩格斯讨论。

恩格斯提出来同马克思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军事、自然科学和哲学。恩格斯在1873年5月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马克思回信说：“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认真思考，并和‘权威们’商量，所以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理论探讨是他们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主要成果。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支持和协助(包括理论探讨)，《资本论》恐怕是难以问世的。

要在理论上取得成就，必须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习精神为人们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1851年7月9日，恩格斯写信给德朗克告诉他马克思的情况，“马克思老爹天天去图书馆，以惊人的方式扩大着他的知识和他的家庭。”恩格斯则在与马克思会面以前就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更多地进行学习，他在给卢格的信中说：“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为了扩大知识，了解全世界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学习语言。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初的一封信中说，他开始学习俄语，两个星期就学完了语法，并准备再用两三个月时间丰富词汇，然后再学别的。他说，“我必须今年学完斯拉夫语，其实这些语言并不怎么难。”马克思是在1870年初开始学习俄语的，一年以后，他在致迈耶尔的一封信中说，他已经“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马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在恩格斯开始学习俄语的时候，马克思正在加紧学习英语。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英语给予鼓励，当他看到《论坛报》上马克思写的论《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的文章后，写信给马克思，称赞他的英语文章写得好，向马克思表示祝贺并指出，“只是有的地方习惯语用得不太合适”。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理论成就，还得益于他们对各种科学理论的努力学习。年轻时他们都对黑格尔的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11日给父亲的信中说：“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恩格斯在1839年12月9日给格雷培的信中写道：“……我正在钻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部巨著；这本书我每晚必读，它的宏伟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黑格尔的著作在方法论上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帮助。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又浏览了一遍黑格尔的著作。他改造了黑格尔的方法，制定了自己的方法论。恩格斯从黑格尔的三段论、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的观点出发，把生理学、解剖学和物理学同哲学结合起来。恩格斯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从哲学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学习黑格尔的著作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经过自己思考，批判地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制定了自己的方法论。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抽象方法，恩格斯则发展出了他的比较方法。他们的这种学习研究方法是具有创造性的。抽象方法和比较方法在当代仍然是研究和表述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学习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科学领域很多。他们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对有价值的著作他们则要深入研究、批判分析；有些著作还要做摘录笔记。他们在通信中涉及的著作很多，这些著作都与他们的研究有直间或间接的关系，例如，有关微积分的著作。马克思在1863年7月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现在每天必须花十几个小时去搞政治经济学……有空时我研究微积分。顺便说说，我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如果你愿意研究，我准备寄给你一本。”差不多两年以后，马克思又一次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微积分，他在信中写道：“我上次在曼彻斯特的时候，你有一次曾经要我谈谈微分学。从下面这个例子你可以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接着马克思在信中作了具体的说明。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搞微积分似乎是一种业余爱好。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爱好，马克思在分析危机时，曾经多次想用数学方式来找出危机的主要规律，办法是先计算出这些不规则的曲线的升和降。马克思爱好数学，甚至写出了数学笔记。确实，马克思有时只是在理论写作的间隙搞一搞数学，正如上面信中提到的那样，只是“有空时”才搞数学。但不应该把他喜爱数学仅仅看作一种兴趣，这同他的整个研究工作是有紧密联系的。马克思对化学的关注也可这样理解。在马克思结束了地租理论的探讨以后，德国的新农业化学、法国人提供的大量资料以及日本的新资料都证明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在1866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德国的新农业化学：“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李比希发现，土壤上层所含的氨总是比下层的多，按理说，由于植物吸收应该上层比下层少，但情况却相反，这是为什么? 申拜因通过实验证明了李比希的发现，其道理就在于大气中任何火焰都把一定的大气氮变成硝酸铵。这纯粹是农业化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与经济学没有多大关系。马克思却没有忽略化学上的这一重大进步。因为它为证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错误提供了根据。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土地由于耕种肥力越来越低。新农业化学的这一发现动摇了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根基。

    马克思恩格斯在读到好的著作时，他们互相推荐，在书信中介绍该著作内容并作出评价。有时他们对某本书看法不同，就在各自的信中陈述自己的意见。例如，马克思在1866年8月7日写信给恩格斯，向恩格斯推荐“一本很好的书”，巴黎出版(1865年)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的变异》。马克思认为，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恩格斯在1866年10月2日的回信中指出，特雷莫“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恩格斯指出，仅这一点就表明特雷莫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1866年10月3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指出恩格斯对特雷莫著作的评价，“在居维叶的反对物种变异说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接着马克思论述了理由。恩格斯于1866年10月5日又回信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交换意见的态度，直率而又实事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学习和研究中自觉地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从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从而促进了他们的理论的发展。他们的这种方法对后人有极大的启示作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要结合，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规律。这种结合一定会达到互相促进的效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友谊是他们的理论和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保证。他们的友谊可以说是千古绝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友谊使他们的人格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牢固。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随他所在的志愿部队一起于1849年7月12日越过瑞士国境，7月24日来到斐维，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在恩格斯参战期间马克思和他的夫人日夜担心，1849年8月17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表达了他们对恩格斯的担忧，而当他们知道恩格斯平安到达斐维后，他们“又是多么高兴”。当恩格斯在巴登某地听到马克思在巴黎被捕的消息后，于1849年7月25日写信给燕妮•马克思，表达他的焦急不安，他写道：“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他们的友谊的基础是他们的共同的事业。当马克思穷得连买必需品的钱都没有而儿子埃德加尔•马克思又病死时，马克思一家真是悲痛欲绝。1855年4月16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个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经常出现问题，恩格斯一方面对马克思的写作进度十分关心，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的健康担忧。

当马克思患病而仍坚持写作时，恩格斯要求马克思去治病，他在1866年2月2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给我和你的一家赏个面子——治治病罢。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在我使你不陷入这种境遇以前，我日夜不会平静”。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健康一贯关怀备至，安排马克思看病，同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安排马克思疗养。如果没有恩格斯的关心和金钱上的帮助，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很难完成的。1867年5月7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他们的友谊还表现在他们在荣誉面前互相谦让。马克思曾要求恩格斯写一点关于军事工业的东西，以便放在《资本论》第一卷，这样，恩格斯就可以以合作者的身份出现。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恩格斯这么做，会使他感到很高兴。

当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出版上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手稿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的出版，那么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得多。”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稿的工作中，更表现出了他与马克思的深厚友谊。面对如此庞大数量的遗稿，恩格斯决定首先要出《资本论》第二卷，他在给贝克尔的信中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由于恩格斯不能执笔，《资本论》第二卷是口授的。当第二卷的校样逐步印出来的同时，恩格斯一边看校样一边整理第三卷。恩格斯在1885年3月8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为了在1893年冬春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的整理工作，恩格斯中断了其他工作。如果没有恩格斯付出的艰巨劳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出版。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的结晶。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自己的信念、理论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矢志不渝。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漫长过程中，健康状况不好，病痛不断。不仅他自己，他的家庭也灾难不断，很是不幸。资产阶级对马克思恩格斯也横加污蔑。经济上则是家中稍值钱的东西都进了当铺，往往是债主盈门。如果马克思想改变生活，他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但他对自己的事业毫不动摇。1859年2月1日他写信给魏德迈说：“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信仰共产主义，他们的家人和亲属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的亲属曾抱怨恩格斯把马克思带坏了，而恩格斯的亲属则把这一切归罪于马克思。1871年10月21日恩格斯写信给他的母亲，为巴黎公社的革命战士辩护，揭露凡尔赛分子的暴行，并谈到了他和马克思的关系。他在信中写道：“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三十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与恩格斯作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恩格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马克思而从事自己深恶痛绝的商业活动；在理论上，恩格斯与马克思经常切磋探讨，共同著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全力以赴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同时担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正因为这些，恩格斯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爱戴和尊敬。但是，恩格斯从不居功自傲。1893年9月22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举行大会欢迎恩格斯，参加者达4000人。恩格斯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他不把这样的接待看作是对他个人的接待，而看作是对马克思的战友和同事的接待。1893年10月7日恩格斯写信给左尔格，他在信中表示，这样的接待完全不符合他的胃口，下一次要求有书面协定，保证恩格斯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他在信中还说：“各处对我的隆重接待当时使我吃惊，现在仍然吃惊，我甘愿把这种接待让给议会活动家和演说家，这和他们的作用更加适称，和我的活动则未必相称。”恩格斯说：“我是在另一个方面工作的，我主要是在自己的书房里从事笔头工作。”恩格斯的谦虚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贯的。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役期间，在1842年6月15日写给卢格的信中说：“此外，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恩格斯的谦虚使他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尊敬和爱戴。因此，人们也总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理论是一种力量，人格也是一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永存，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魅力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