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斯莱杰的小丑电影:仇和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涵盖了仇和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的大部分故事

　　一本名为《执政者》的书近日在新浪网连载。

　　有关这本书的简介是这样写的：“裘耀和是90年代中期由省直机关一名处长出任中共石杨县委书记的传奇人物。他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以有效的方式方法，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路子。……裘耀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轰动。”

　　凡是知道仇和的读者阅读后都会很自然的认为，裘耀和即仇和。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的大量事迹在这本书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

　　该书的作者为大木，原名樊素科，曾在沭阳担任县人事局副局长多年。虽然他和仇和在沭阳任职的时间没有交集，但却一直关注仇和在沭阳的改革。

　　“和前几任主要领导有过亲密接触”

　　你新近出版的小说《执政者》，很多人看后认为是在写仇和当年在沭阳为官时的故事。

　　裘耀和是不是仇和，石杨县是不是沭阳县，我以为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执政者。但是不可否认，仇和的执政历程对我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我写作有一个习惯，书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有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我在描写“裘耀和”这个主人公时，始终是把仇和作为我的创作原形来写的。

　　小说的细节非常生动，特别是“裘耀和”与当地官员旧势力之间的冲突令人震撼，这些细节有多大的比例是现实真实存在的呢？

　　我在沭阳县工作多年，90年代前期到省级机关工作，我离开沭阳县后，不久，宿迁设立地级市，仇和即兼任沭阳县委书记。沭阳县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和几任主要领导有过许多亲密接触，也有许多朋友和同事，许多人和事始终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我走了以后沭阳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我虽然离开了沭阳，那里发生的事，依然像我经历过一样。

　　听说你曾在沭阳人事局工作。

　　我本人是宿迁泗阳人。1988年到1994年，我担任沭阳人事局副局长。后来调江苏省直机关工作。1999年才开始写作。

　　你了解仇和吗？

　　大木：说实话，和许多人一样，我不了解仇和的个人成长经历。但我对沭阳发生的很多事还是很了解。我见过仇和，但没有面对面正式交流过。

　　整个出书过程是怎样的？

　　大木：2004年冬天，我开始酝酿写这部小说，开始收集资料，采访，历经近一年时间，成稿于2005年7月，最初是打算写成纪实文学的。那时，《中国作家》杂志向我约稿，我把此稿定名为《走向法治》，缩短成7万字。后来，《中国作家》杂志社一位负责同志听说我还有20多万字的长篇，非常感兴趣，我把长篇交给他，他连夜看完，表示要改编电视剧。在北京时，一位出版社负责人要立即出版，并且主人公就用仇和的名字，但《中国作家》杂志社没有同意。

　　该书内容涵盖了那位曾经担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人的大部分时间里的故事。

　　为什么不坚持以报告文学发表呢？

　　那样发表起来很困难，各级要审查、把关，大大小小的婆婆，那是没完没了的。

　　“真正好的一把手实在太少了”

　　在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之前，沭阳的民风如何？官场风气又是如何？

　　大木：我的印象里书中应该有几首民谣，多少能够窥见一点当时的风气。但是，那有些片面和偏激。

　　我和沭阳之前那个县委书记某某某(后来当上某市委书记，又因为腐败而触犯法律)，以及后来的某某某县委书记(成立宿迁市时当了副市长，也就是仇和的前任，也因为腐败而触犯法律)都有过较多的交往，对他们的思想、道德、人品等各个方面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的一个大县，能怎么样，可想而知了。

　　一旦有一个锐意改革的人物出现，恐怕是很难容忍那些污垢继续存在下去的。民风也好，官场风气也好，其实主要看领导的作风。

　　仇和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主要是这样锐意改革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一旦出现一个这样的官员，人们就像身边来了洪水猛兽，接受不了他那种颠覆传统观念的所作所为，于是就有狂轰烂炸、冷嘲热讽、打击漫骂，其中相当多是改革冲击到了那些既得利益者。

　　仇和上任的当天晚上在大街上连续四次踩到大便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

　　城市面貌就像一个人的脸，我们为什么天天要洗脸？道理很简单。沭阳县政府机关职工宿舍区的那堆垃圾，我在沭阳县时就已经是一个小丘了。一个县委书记一上任就治理环境，怎么能不引来种种议论呢？

　　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的几年，你觉得沭阳的变化有多大？

　　沭阳这个地方，近年来，城市和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令人瞩目。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主要是改革步伐，经济建设。一个地方没有好的领导不行，更主要的是一把手。现在真正好的一把手实在太少了。

　　作为曾经沭阳的一位政府官员，你怎么看仇和推行的医改、教改，这方面一直争议最大。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我书中写了一些，还不够深刻，美国以哈佛大学为首的长春藤盟校，甚至美国前49名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最好的才排名第50名。

　　仇和推行公推公选的改革也在你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描述。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尤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仇和推行公推公选的改革，实行“任前公示”等做法，对于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不过还远远不够。

　　仇和知道你写小说的事情吗？

　　我想仇和也许知道我写小说，但不一定知道具体什么内容。

　　没有仇和，改革将会怎样

　　-李径宇

　　仇和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因此，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悲剧

　　围绕仇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造福一方，是好官。另一种声音认为，他的做法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依权行政，尽管造福了百姓，但是对法治精神和民主方向造成了破坏。

　　但两种声音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仇和做出了政绩，对辖下大多数百姓是有好处的。事实上，从记者到宿迁的调查也可以看出，至少是现在，仇和在当地是让多数人满意的。

　　我们说，衡量官员做得好不好，要看它是否符合三个标准，除了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外，还要符合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如果只符合治下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与后两者相违背，那么这种政绩只是片面的政绩，只是一时而不是可持续性的改革——请注意，媒体和公众在说仇和时，往往要与政绩挂钩，可见有这样一个市委书记在，行政一把手市长基本上是生活在其影子中的。

　　那么，仇和的作为是否符合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

　　这显然是一个浩荡无边的命题，几句话不能概括，但择其要来判断，我们说，法制与民主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题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途径，在此背景下，逆潮流而动的作为，对中国的制度建设来说，是开历史倒车的。

　　如果仇和是副职，比如是一个副省长或者副书记，他的作为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之前在江苏副省长任上可见一斑),因为，不管是目前的行政制度框架里，还是将来改革的更加法制和民主的制度设计里，这种官员都是不能存在的。前者更多是因为不符合官场规则，后者是因为不符合制度要求。

　　所以，此时他只有以一把手的面目才能大施拳脚，正好表明，一把手的施政空间巨大无比，约束和民主机制还有待完善。这也暗合了他的那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如果，中国行政必须一把手事必躬亲才能有效，那么，一把手都会累死的。并且，假如一把手是坏官，那一切不可救药。即使不是坏官，当今中国各级政府中一把手有那么多(光县区委书记就有2500个)，而像仇和这样的一把手有几个？沉默的大多数中，仇和是因罕见而被注目。

　　把一个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某几个人身上，而不是一套制度上面，风险是很大的。

　　在当下，公众习惯于将仇和与山西的吕日周相提并论。一样是酷吏形象，但仇和一路升迁，因此被暗示了许多政治的含义。事实上，一是因为生于1945年的吕日周作为官员来说年事已高——两人都生在1月，仇比吕年轻整整12岁；二是，仇和的改革比较长治任上的吕日周，是更加摸准了中国新阶段改革的脉象。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名闻中国，也正是因为摸准了当时的改革的脉搏，1983年，他被破格安排到全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三年之后，原平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十二个县的总和，原平经验被称之为“搭台唱戏”，他的改革形象被拍成热播的电视剧《新星》。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仇和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并且作为有争议的官员能够得到一路升迁，说明他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也说明对他的肯定是有保留余地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当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福利保障改革、国企改革以及行政制度改革等遇到阻力时，当前三十年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对主动深化和全面改革兴趣不高时，仇和这样的官员打破了一种禁忌，打破了一种对峙。在此背景下，他为了好的结果而不顾程序的不正义，被暂时的默许了；他整治瘫痪无力的官吏，表现出的人治色彩，被默契的宽容了。因为公众几乎达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那就是，不如此，改革如何推进，执政如何为民，不破如何能立？

　　由此，仇和的改革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他知道民主，他知道法制，他不会不懂得把属于社会的归社会把属于政府的归政府，但是，在当下的改革现状面前，他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求得突破。

　　不管持何种态度，仇和在目前是值得尊重的。

2008年03月19日15:16 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