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 152水谷 心音:原始社会的建筑技术

建筑业的出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个重要成就。人类最初的居住形式，可能是巢居与穴居，所以古代文献中有巢居和穴居的记述。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韩非子?五蠹》）。“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墨子?辞过》）。也有的说“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礼运》）。所谓巢居，主要是指那些借树木构筑的窝棚，如同鸟巢那样，它既可避免猛兽侵害，又可脱离潮湿的地面。这种建筑形式，到后来发展为干栏式建筑。所谓穴居，是将山洞作为居室，这就是今天在一些山洞中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缘由。不过，洞穴不是人类最理想的棲身之处，因为它们的位置多在山腰以上的高处，距水源较远。一旦被雨水浇灌、淹没、或被鬣狗等凶猛的野兽侵占，他们就不得不转移它处，另觅栖身之所。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从丘陵地区进入平原，已无洞穴可以棲身，于是仿照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而用石器、木器等工具，人为地在黄土地带的台地断崖制作横穴，以满足遮阴蔽雨防风御寒的要求。这种横穴制作简易，黄土高原的地质也适于制作这种居室，所以它一直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成为近代民居之一的窑洞。在没有山梁断崖的地方，人们则向地面挖掘，出现了穴居、半穴居的居室：即将居室的全部或一部分置于当时的地面之下，再在坑穴的上部架设固定的顶盖。它的缺点是潮湿。一旦被水浸淹，只得搬家。于是后来又出现了地面建筑。这是用墙体与屋顶组成的空间。人们在这种空间中居住与活动，比上述两种居室要优越得多。地面建筑的出现，在建筑史上是个进步。
　　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居址，有窑洞式居址、地穴、半地穴式居址、地面建筑居址和干栏式居址等。在距今 ８０００ 年前构筑的居址，其结构已比较合理。如河南密县莪沟发现的五座裴李岗文化居址，平面为圆形，直径２ 米多，门向西南，门前有一条斜坡阶梯门道，与外界相通。室内沿周壁有 ６个立柱朽后留下的柱洞。居室的周壁及居住面光滑平整。室内未见灶坑，但偏东北处有圆形烧火面，可能是炊煮食物时留下的遗迹。年代最早的地面建筑是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的。它的平面呈方形，东西长约 ６ 米，南北宽约 ５．６ 米，门设在西南角。地面为黄色粘土掺入数量较多的粗砂粒加工而成，厚 ５—１０ 厘米。居室四周均发现了立柱时留下的圆形柱穴。这座房舍的面积较大，梁架的跨度有 ６ 米，结构已比较复杂。显然，从最初出现的极为简陋的居室发展到这种地面木构建筑之间，已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人类生存离不开水源。因此，人们选择聚居地点时，大多选在距河流较近的地方，一般都在河岸的二级台地或与支流交汇处的滩地。这样，人们构筑居室时，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在没有断崖的地方，就难以建造窑洞式的居室；而竖穴式居室，因排水性能太差，久住使人体感到不适，出入又不方便。所以，目前见到的原始居址中，以半地穴和地面建筑最多。
　　窑洞式建筑居址，在宁夏同心县的菜园遗址等地发现较多。它在黄土的断崖上向里掏出一个空间。周壁为墙，窑顶多作穹窿形。墙面与地面经过修整，比较平整，面积较小，一般只有数平方米。
　　在黄河流域，约当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建造的半地穴式和地面居室，已经考虑到生活的方便而趋于规范化。例如一般的居址，平面多为 ３—５ 米方圆。在这些居址的内部设有炊煮、取暖及照明用的火塘或火台，灶旁边往往有保留火种的陶罐。粮食大多储放室外。门内右侧多为卧寝的地方，左侧则是放置炊具杂物之处。南向房舍的东北隅，是先民进食与活动的地方。有的居室中筑有一道坎墙，以防火焰烧灼人体。这些居址，有的在室内中间立柱，有的在周边或四角立柱。可以推测，立柱的上部架有横梁和椽子，再铺柴草，并抹草泥土以防雨水渗漏。室内没有立柱的房子，它的房顶直接搭在墙上。门前设一条坡状或阶梯状门道，在门道上部也搭有遮雨的门棚，以防雨水倒灌。这种房舍是为适应对偶家庭而建造的。这些房舍发掘时只剩基座，其形体已不可确知，但从陕西长安县五楼、武功县游凤等地采集的多件陶屋模型或陶器上的屋形装饰图案可知，有的建筑形体呈圆囤状，有的已采用密排版椽。这种结构能合理承受屋面的荷载，檐部能起到防雨的功用。
　　当时，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所以在聚居地内都造有大房子。这种大房子在陕西西安的半坡、临潼的姜寨、华县的泉护村、西乡的李家村遗址以及河南洛阳的王湾、甘肃秦安的大地湾等地均有发现。半坡发现的大房子，它的内部分隔成 ４ 个空间：前面是一个大的空间，应是公社成员议事用的地方；后面 ３ 个空间则为卧室。这种一堂三屋的结构，是前堂后室的雏形①。姜寨发现的大房子，面积百余平方米，中间没有分隔，只在中部偏东处有两根直径 ２５ 厘米的立柱。在中部近门处设一个圆形的深火塘。它也是公共议事厅一类的场所。这种房舍比较高，跨度也较大，所用的木材也很粗。它的建筑技术比小房子要复杂得多。
　　①　　杨鸿勋：《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 年第 1 期。
　　这些房舍的发现，说明人们已经掌握了用树木枝干作骨架架设空间结构的技术，出现了柱与椽（斜梁）。其中的立柱起到承重的作用。而地面建筑中墙体的出现，除有防火的作用外，还在外围结构上出现了人工构筑的承重直立部件。这样，就有可能建造形体更高大的房舍。因此，这种承重墙的出现，在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半坡与姜寨遗址都出现了厚重的垛泥墙，在应力集中部位内加支柱。在柱基处理上，也出现了掺有红烧土块、碎骨片、碎陶片等物质，以增加柱脚的固定性。在庙底沟遗址 ３０１、３０２ 号房基的中心柱下，垫有扁砾石作为柱础。这说明先民们已经懂得，为防止立柱下沉，应该增强柱基部的硬度。这在客观上是符合了加大地基承压面、减小压应力的科学原理。与此相应的是，先民们为使居室干燥，想出了许多防潮的办法，如半坡遗址中的居室地面，有的涂上 ５—１０ 厘米厚的细泥涂层；有的经过烧烤，使地面呈坚硬、光滑的红褐色或青灰色的硬面。这是制陶术发明以后，人们认识到泥土烤烘后可以隔水的道理而在建筑上的运用。有的则是平铺一层厚 ３０ 厘米的红烧土块；有的用木板铺满居室，上面涂一层防火层，烧成红色硬面。在豫西地区，开始出现了涂一层“白灰面”的做法。安阳鲍家堂的一座房基在黄土底层上垫有黑色木炭防潮层，上面涂有一层白色光滑而坚硬的石灰质面料。秦安大地湾发现的房子居住面是一层用粘土掺和沙子和石灰质的材料，近似近代的三合土，十分坚固。
　　随着农业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更趋稳定，于是聚落也逐渐形成规模。例如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遗址，占地都在 ２ 万平方米以上，西安半坡则有 ５万平方米。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聚落所占的面积也更大了，人们对聚落所在地的使用也比较合理。他们把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业区安排在不同的地块。例如，半坡遗址中居住区占地 ３ 万平方米，周围有壕堑防护。壕堑的北边是墓葬区，东边是制陶区。姜寨遗址中，墓地与制陶区也在堑外。这样划分，虽与当时人们的意识有关，但将死者与生者分列在不同地块，是符合卫生条件的。将制陶区放在居住区外边，也可避免或减少泥水、烟尘对居住区的污染，这是有利于人们的生活的。半坡、姜寨遗址中，在居住区周围环绕的宽度和深度各 ５—６ 米的壕堑，既是防御设施，又是雨水的排放沟，这对确保居住区内免遭雨水浸淹或野兽的侵袭也是有益的。
　　为适应人们生活的需要，居住区内房舍的布局也颇有规律。半坡遗址中，居住区的中心是面积 １６０ 平方米的大房子。它设在广场中部偏西处，门朝东面向广场。４５ 座中小型房舍环绕广场作环形布置。房舍建筑的间距，较近者为 ３—４．５ 米。姜寨遗址的中心是广场。广场四周有五组建筑群，东、南、西三个方向各一组，北边有两组。每组都以一个面积 ８０ 平方米的大房子为主体，在它的附近分布有十几座至 ２０ 几座中、小型房舍，总共有 １００ 余座。所有房舍的门都向中心广场。宝鸡北首岭遗址的墓葬区在北，居住区在南，相距 ３０ 米。居住区内房舍分南北两组，相距 １００ 米。两组房舍的入口作相向布置。中部也是个广场。
　　在大溪文化中发现了外形为一座房舍，内部则分隔为若干居室，有的居室相通，有的则门向各不相同，而且还出现了推拉式门的大房子。
　　仰韶文化晚期及与它的年代相近的大汶口文化或其他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次建造几间房子连间排列的房舍。如郑州大河村发现的 ３ 组连间建筑；蒙城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现有 ７ 间以上连间建筑。大河村遗址中有一组建筑为 ４ 间相连，每间都是南北长方形，作东西向并列相连。最西端的一间门向朝南，内有 ３ 个土台，上放日用什物和粮食。余 ３ 间均朝北开门。中间偏西一间面积最大，有火塘与小套间。套间内也有火塘及土台，应为居室。东二室内也有一土台。东端的一间面积最小，只有 ２ 平方米，似非居室。这些连间式居址保存较好，墙壁的残存高度有 １ 米。当时是先造地基，铺垫一、二层厚约 １０ 厘米的沙质草泥土，再铺沙质基面，然后沿房基四周栽立木柱。立柱之间加竖芦苇束或绑附横木，并在两侧涂抹厚 １０—１５ 厘米的草泥土。筑好墙壁及室内土台以后，再铺垫数层沙质地面。最后是一层白灰粗沙硬面。这层硬面还拐抹到墙壁和土台之上，然后用火烘烤，使之陶化，以增强硬度。
　　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居住址，是一种栽桩架板的干栏式建筑。它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龙骨）以承托楼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上边再立柱、架梁、盖项。
　　河姆渡遗址中的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 ３ 种。圆桩的直径一般为 ８—１０ 厘米，最大的直径 ２０ 厘米。最大的方桩截面为 １５×u65297X８ 厘米，板桩的厚度为 ３—５ 厘米，最宽的有 ５５ 厘米。一般木桩打入地下 ４０—５０ 厘米，主要的承重用木桩深入地下达 １ 米。楼板距地表 ８０—１００ 厘米，厚度为 ５—１０ 厘米，长约 ８０—１０Ｏ 厘米，都浮摆在小梁上。位于第 ４ 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作西北——东南走向，有相互平行的 ４ 排桩木。长屋的长度在 ２３ 米以上，进深约７ 米。面向东北的一边，还有宽约 １ 米的前廊过道。这里发现的建筑木构件中，粗大圆木直径 ２３ 厘米、长 ６ 米余。榫卯构件上的榫头和卯眼近似方形，都是垂直相交，常见于承托干栏式建筑的木梁、屋梁和柱头、柱脚上。其中较进步的燕尾榫和带梢孔的榫，可以防止构件受拉脱榫。此外还有两侧向里刳出了规整的企口的木板，是密接拼板的一种较高工艺。这说明距今 ７０００年前，我国木作手工工艺和建筑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龙山文化时期建筑技术的一大进步是夯筑技术的出现。已经发现了多座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城墙，而且出现了土台式建筑居址。目前在山东寿光的边线王、章丘县城子崖、邹平丁公、河南的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冈、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用夯筑技术建造的古城。此外，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城址。从王城岗、城子崖龙山城址看到，城墙夯筑前，先挖基础槽，然后填土逐层夯筑。城墙宽度一般为 １０ 米左右。丁公古城墙基宽 ２０ 米。这些城墙，多在四边开门。城外一般都有壕沟。城的平面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城的规模以城子崖古城最大，长 ４５０ 米，宽约 ３９０ 米。王城岗古城最小，长宽均不足百米。由于这些古城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多，古城内的建筑情况还不很清楚。但是这些城垣建筑本身就是大型土木工程，它们的出现是生产和技术进步的表现。
　　日照东海峪发现的九座房基，均为长方形土台式建筑。土台的四周呈漫坡状，以利散水，台面分层筑成。四周的墙壁由台基起筑，用黄粘土夹杂石块垛成，拐角处所夹石块增多。有的墙段在台基上挖槽，然后起墙。室内地面也分层筑成。有圆形灶坑及柱洞，柱子洞的底部垫有陶片。这九座房屋基址的方向均朝西南，并列成排，结构大体相同，似有一定布局。
　　安阳后冈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建筑基址与日照东海峪的有所不同，但也有代表性。已清理的 ３８ 座房基，都是圆形地面建筑。最大的直径为 ５．７术。它的建造过程是先在地面垫土，筑成一个台形基址，随后在台基面上挖出建墙的槽，在槽内建墙。这里的墙有土墙、木骨泥墙和土坯墙 ３ 种，其中尤以土坯墙的出现最值得注意。这种土坯用深褐色土制成，它的大小尚无统一规格。每块土坯的长度为 ２０—４５ 厘米不等，宽约 １５—２０ 厘米，厚度在 ４—９ 厘米之间。墙体系土坯错缝垒砌，以细黄泥做粘合料。墙建成以后，再在房内填土并经夯打，故夯窝清晰，直径为 ３ 厘米左右。然后铺抹一层草拌泥，在草拌泥上再抹一层白灰面，或者再铺一层黄土，夯打成硬面。墙的外面也垫黄土并拍打成斜面，以便散水。有的房舍地面上平铺一层木条，作放射状，排列很紧密。每座房子都开有一至两个房门，有的房门安有门槛。房屋基址的周围还发现了浸泡石灰的坑，坑中还有尚未用完的石灰及石灰渣。经鉴定，这是人工烧制的石灰遗存。遗址内还发现了涂抹石灰用的抹子。
　　龙山时期出现的夯筑技术，并用于建造城墙和台形基址以及使用土坯垒墙的方法，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版筑的发明不仅开辟了筑城的历史，版筑与土坯的出现，还为宫殿建筑向高大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出现的错缝砌墙、以细黄泥为粘合料的做法；为防潮而在居室地面下设置隔水层或平铺木板（条）的措施；用石灰石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等等，对我国后来建筑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