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增高吃什么药好:袁亚娟：一个国人的重庆记忆与红岩情结

袁亚娟：一个国人的重庆记忆与红岩情结

　　《红岩》旧事与情结

　　在罗广斌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在中国风靡多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家父专门送给了我一件礼物。那就是一本在当时看来都厚的连环图（小人书如今天的口袋书之大小），名为《沙坪书店》，当我怀着有些新鲜而诧异的心情打开它时，一个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在绘图上十分逼真于当时（１９４９年前后）生产力极生活水准的红色故事、热血故事、残酷往事就出现在当时还小小的我面前。里面有对共产拥有坚定信念的许云峰（原型许建业）、成岗（原型陈然）、江姐（原型江竹筠）、甚至还有作者本身（原型刘思杨）等等。平心而论，共产对于３０岁以前的青年人来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血气方刚、精力无限、经历很少、纯真无邪等等。正如有人所说：３０以前信共产是浪漫、３０以后信共产是笨蛋。不过，《红岩>中的很多生活细节场景也是十分生动感人的，至少满足了当时还没血气方刚的少年之我。

　　《沙坪书店》中既有“好人”也有“可悲可恨的坏人甫志高”，好人总是扛得住所有毒刑还会视敌人为弱智者，而坏人如甫志高这类“叛徒”就表现得很有个人主义及常为共党人（只有螺丝钉的作用而完全不相信个人人格、只服从所谓集体主义）所同声共恶的“个人英雄主义”，他花钱开书店是想多接触革命青年、多办左派杂志、多在“解放”之前挣点革命路上的积分吧。当老许告诉他应该立即转移后，他的小资情结与中华常有的仁心等等令其十分茫然与苦痛，最后他还给爱吃麻辣牛肉干的妻子买来一大包此物，并相当痛苦地“信步”走回家、在按动门铃时被捕。他自己知道所有人都过不了“中美合作所”的所有刑法，于是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下，他主动“交待”了。别的烈士怎样我不知、但这位坏人甫志高的心路历程是十分令人痛苦与神伤的。如果要改良中国救助人民，没有老甫的这点爱心（对妻子的珍爱）、没有对他人的关心与对信仰忠诚与反省，我们在集体中将永远失去永远的幸福，而成为烈士也许还得下地狱的。因为“一屋不扫者何德何能以扫天下？”，对身边人（连狗与人处久了都相互有爱心的）如此绝情只图自己安全，这究竟是为天下受苦人还是假集体强奸民意之完全自私主义大泛滥呢？不必多言，公道自在人心吧。

　　更可悲是《红岩》的作者本人也在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文革之初自杀了，不是他不好不是他没有为天下人争取公正的勇气、而是他的信仰是被自私鬼所篡改，最后他也于苦痛与巨大无边的迷茫中选择离开政治这一最丑恶的泥潭、这也他本人唯一的自由吧。不过，《红岩》中的渣滓洞白公馆什么的，一应受到小说的推崇者即亿万中国人的热烈爱戴、很多人希望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机会前往红色殿堂“朝圣”，据悉此二个“革命圣地”开放以来，几十年来，人们无畏于歌乐山杀人刑场的阴森、川流不息一般源源不断地向它们奔来，其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许多的《红岩》影视在此拍摄与诞生，很多现在知名的４０、５０岁名演员都在此深怀激情地演过上述著名的烈士与英雄。一种为共产理想而无惜生命的美好情怀曾占据过所有中国人的心，成为与另一位标志型人物刘文彩地主园齐名的标志型革命情结。两处革命圣地数十年来为各色人民所衷心热爱、几十年来这些地方人流不息、人头攒动，成为数十年红色中国的最大朝圣地。不过，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达那里之时，在经历歌乐山电台岗垭，却十分生动地感受着其作为当年消灭共党英烈的主刑场那于今历久不散之阴森。而刚一进渣滓洞的大门即差点在其照璧上碰着头，里面只有后来才修的牢屋与审训室、及刑房老虎橙什么的，其真迹早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毁于那场举世著名的灭口大火之中、灰飞烟灭了。站在贴满烈士像与生平业迹的大黑牢里、更有种阴气逼人的感觉全身发冷。这里毕竟被杀过几百个活活生生的人啊。无论其思想精神信仰是啥，那些毕竟只是人类生命的附属品啊！生命本身是十分珍贵的，任何人不得徦各种理由取之，对生命尚有敬畏者决不会轻言放弃他人或自己的生命的。当天，还有个《红岩》剧组正在那里拍《红岩》系列电视剧，见演员小伙子们一本正经地拖着叮当作响的长长铁链脚镣、面色凝重地走动在其间，我突然有一种时光倒转感，仿佛回到当年那些无辜被当作共党而为理想迷茫献身的人们当中、共同经历着１１、２７大屠杀，两个婴儿－监狱之花与卓娅，与大家一起被集中在牢里冲锋枪扫射而死、最后被浇上了汽油而一起在火的地狱中挣扎、呼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但不知到今天这些为信仰所牺牲的人们当作何感想？是否有悔呢？

　　《红岩》里有如此多的夸张煽惑成份，以至于连小小的我也为《沙坪书店》这本小人书所吸引着、常常醉心于神游它的当年、更引发出无穷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悲壮感。那本如实描录当年生活细节的小书如此之生动、以至于我对之乐此不倦了。也是我很喜欢重庆的一大原因吧。

　　红岩村与现实

　　１９９７年前后，我共有两次到达重庆。一次是因工作出差，带一女记者一同在工作之余访问了一位长居于重庆红岩村的体制外人士、老右派邓焕武先生。他与他的夫人很热情周到地接纳了我们，那两天经他及各种同事推芥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忙得马不停蹄，兴奋而感动。连同去的小李也觉得大开眼界十分兴奋。

　　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再见到过邓先生及其夫人了，但对于他们在那样的年纪放着安稳的晩年不享、却如此在危难中不倦于中国的公正与民主探索，我是极为敬佩的。也许今生再已无缘见到他们的，便独送一份发自真心的骊歌给他们、作为一首人生长路上的临别之曲吧。我只永远记住的是他们的红岩村他们的小黑屋与热情十分的双瞳了。

　　当年，我怀着女儿时还与妹妹前住重庆，还在白公馆拍过照。在重庆朝天门的菜园坝饭馆中遇着两河南人贩。最离奇的是，这两位河南口音的中年人见我们进去点菜时，自己又叫老板再各为其下一碗面（已经吃过一碗），在我们等上菜之际，他们中年长者一口标准的河南口音到我们桌来搭讪，问我：你们不是重庆人吧？是不是在重庆工作的？我一听再看看朝天门的山城棒棒军到处游动的兵荒马乱场景，立即就知其为标准人贩。其问了几声，我终于不奈烦了，只得说：我们不是重庆人，但在这儿工作，工作单位是要求保密的、不能向外人讲。他们回到自己那桌，十分生气地叫了一声：老板，结账！我想如果多与他们再讲下去，他们吃面的水准就要达到陈佩斯先生的小品《吃面》的高水准哦。这是在当年重庆要与四川省分家时的重庆现实。当时的重庆人还是相当以红岩为自豪的，他们为自己家乡作为国府的陪都而自豪，也为自己家乡产生过那样多的重庆英豪而自豪，他们为自己有巴人的血气勇敢而自豪着，甚至他们已经开始轻视起他人特别是我们成都人了，有时，我不得不为成都人争点面子、在他们吹重庆如何之好时当一回“成都女侠”反对他们对于成都人的地缘讥讽呢。

　　当年的重庆，有着美丽的嘉陵江，有位新结识的重庆朋友讲：他们家都有近千块买来的皮划艇，当时还可以让市民去漂流呢。我十分神往过但是游泳一般怕淹死了。然而，重庆人有时直爽是一时的，比如有皮划艇的那位喜欢书法，让我有机会参加各类书法展时叫上他。回成都后，终有一次书法大展叫他时却不来了。不过，他们终是比较心直口快的。

　　在重庆令我很难忘记的除了歌乐山上的建筑，就是抗战时期的无法计算的防空洞。我看到过很多紧闭大铁门大木门的旧式防空洞，就如同面对静静的顿河一般，总爱陷入一片怀古的沉思之中。现在呢。十多年后，重庆大变样了，商品经济也高度发展了，然而近年仍是红歌一片、红色格调的。据说连监狱都得唱红歌呢。自然，红岩情结更为其一直推崇着，是否有利于今天重庆人的品格情操呢？说不清理还乱，有点茫然似涛涛嘉陵江水了。只愿天下人重庆人在挣钱之余多加反思、将爱国情怀与巴人的耿直相互结合起来、少些官样文章少些口头干劲吧。

　　重庆之苍桑正是中国人之苍桑之浓缩吧，或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