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girls boobs photos:[原创][原创村民自治的历史文化意义与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19:10:55
文章提交者：weiidalin 加帖在中间地带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村民自治的历史文化意义与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下）
韦大林
四
经历了无数内忧外患的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为只有代表现代化大生产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才能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使国家恢复独立，民族获得解放；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符合中国国情而又顺应世界潮流、走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就是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共和否定一部分公民对另一部分公民的剥夺、奴役和专政，否定任何人享有经济、政治上的特权。共和就是公民的共有和共治。共和高于民主，是对民主的进一步限定，含有保护个人或少数人合法正当权利、防止多数人暴政和专制之意。共和要求民主不仅要服从于多数，更要服从于人道和正义）政治的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也有比例极小的商品经济（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一年只有人均不到一两白银的且主要为粮食的商品流通量）和某些带有民主倾向的民本思想（以黄宗羲、唐甄的“非君论”为代表），但这些进步的也十分难能可贵的社会和文化资源，最多只能在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时起到一种桥梁作用，而绝不可能直接产生出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作为西方社会民生之本和立国之基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也就是说，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制度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认为宗法性的中国本土社会能够生成出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及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只能是后发和外铄的，而非内生的。只能是一种从西方社会移植引进的“舶来品”。尽管这种移植引进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历史过程。
内生是一个从社会到经济到政治最后到观念文化的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过程，引进则是一个反向的从观念文化到政治到经济最后到社会的自上而下自觉推行的过程。引进必定会遇到本土社会传统势力和文化的重重阻碍和排异反应。从洋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或受排挤打击、或被丑化批判、或遭误读篡改，种种曲折磨难正是中国本土社会对移植“器官”的一种排异反应。如何解决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矛盾，克服中国现代化的排异反应，始终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如何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一是中国本土社会在体制上如何与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呼应对接的问题。而本土化问题的解决又有待于社会体制的转轨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要成功实现中国社会体制的现代化转轨，必须首先抛弃“体用之辩”、“社资之争”的陈旧话语方式。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重要的问题在于争取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平等权利，而“体用之辩”和“社资之争”已暗含着要固守某种维护特权利益的传统制度、观念和文化的前提。中国既往的制度、观念和文化都只承认和保护少数人生存、发展和自由的特权，例如宗法制就只承认和保护帝王、贵族、官僚和士绅的特权利益。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打破任何形式及任何领域中的等级特权，在引进的基础上创立一种全新的顺应世界潮流、符合普世价值理念，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生存、发展和自由权利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这样，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可以从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的问题置换成引进由西方社会创立且已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和遵循的独立、自由、平等、多元、竞争、效率、福利、信用、民主、共和、宪政、法制、权利、人道等普世价值理念及其基本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普世价值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人的自由和权利，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基，人的生存和发展皆系之于自由，自由一失，生存与发展就会毁坠于地；权利又是对自由的社会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权利一丧，自由即成空花幻影。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引进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而又体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吞没一切、控制一切的中国传统社会，建立承认并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现代契约社会。只有在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社会体制实现了现代化转轨的基础之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市场经济、民主共和政治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克服中国现代化的排异反应。
如果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实现了符合普世价值理念的现代化转变，就会不仅使每个中国人获得平等的生存、发展和自由的权利，使中华民族获得不断创新和进步的动力，而且也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中国也将因此而受到国际社会和进步人类的尊重。面对中国走向强盛和振兴的现代化转变，再提出“孰为体孰为用”、“谁姓社谁姓资”的诘问，岂不是比那个“宁信度，无自信”的买鞋的郑国人还要滑稽可笑吗？经过近30年在开放引导下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变化，“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那些整天在“体用”“资社”上纠缠不清、喋喋不休的英雄好汉们“而今安在哉”？
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共产党宣言》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论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这正是对肯定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人类普世价值理念最完美最精辟的概括。既然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使“一切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作为共产主义准备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然就应该是建立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现代契约社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只有依赖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到切实贯彻。
中国以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理念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市场经济的实行，继之于民主共和政治的完善，最后将完成于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现代契约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公民自治的社会，而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已经迈出了建立现代契约社会的第一步。
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的建立和完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要求中国的社会体制向现代化进一步转轨，即建立公民自治的现代契约社会。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公民自主自愿为基础的经济。没有公民的自治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行为，不可能有市场自发调节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将因失去对象和依据而归于无效。宏观调控甚至会直接变成包办代替和微观干预，这也正是中国当前出现权力腐败、官僚资本、GDP至上、资源环境状况恶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民主共和政治是一种经过全体公民授予（普选）而形成的社会公共权力及其合宪合法地运作。公民不能自治就不能作为权力主体授予并监督权力而产生民主政治。为民作主就会取代并冒充民主而大行其道。正像一切资源的租用、占用都要付给租金和利息一样，权力的占用也是要向授予权力的人给予回报的。权力的来源决定权力的性质及其走向。只有权为民所授，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从根本上消除私相授受的旧官场因角逐经营权力和滥用权力而必然产生的拉帮结伙、投靠依附、腐败渎职、买官卖官、谎报造假、公款挥霍等痼疾顽症。
公民自治毫无疑问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动力源泉。而公民缺乏自治（自我管理、服务、组织）能力，也正是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的根源，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配置不合理和政府职能界线不清等问题，以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和法制政府等改革目标。这些改革目标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必须综合考虑才能理出头绪。而党政、政企、政事的分开归根结底有待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有待于社会自治能力（即社会基于公民自主自愿的有序化、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如果党和政府在进行权力重新划分、配置和职能转变时，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而社会却没有能力接受和行使这些权力，政治体制改革及职能转变的目标都将化为泡影。
村民享有公民权利，因此，村民不仅是村民，同时还是乡民、县民、省民和国家公民。村民自治有待于发展扩大为乡民自治、县民自治、省民自治以至于国家公民自治（可以借鉴港澳自治的经验）。所谓自治，就是大家共同协商办好自己的事，这当然也就是既民主也共和了。现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协商政治，但这只是由少数人协商决定大家的事。而现代契约社会要做到的则是每个人处理好自己的私事，大家按一定程序（重要的问题在于程序的设定）共同协商决定宪法及社会公共权力、国家体制制度等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村民虽享有公民权利，但还有待于提高自己的公民素质及公民意识，使自己从传统社会的臣民、草民变成既能承担公民责任，又能维护公民权利的名副其实的公民。
合于普世价值理念的中国现代契约社会只能由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又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新一代公民来建成。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2007年9月2日
村民自治的历史文化意义与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下）
韦大林
四
经历了无数内忧外患的中国近现代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为只有代表现代化大生产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才能重新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使国家恢复独立，民族获得解放；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符合中国国情而又顺应世界潮流、走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就是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共和否定一部分公民对另一部分公民的剥夺、奴役和专政，否定任何人享有经济、政治上的特权。共和就是公民的共有和共治。共和高于民主，是对民主的进一步限定，含有保护个人或少数人合法正当权利、防止多数人暴政和专制之意。共和要求民主不仅要服从于多数，更要服从于人道和正义）政治的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也有比例极小的商品经济（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一年只有人均不到一两白银的且主要为粮食的商品流通量）和某些带有民主倾向的民本思想（以黄宗羲、唐甄的“非君论”为代表），但这些进步的也十分难能可贵的社会和文化资源，最多只能在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时起到一种桥梁作用，而绝不可能直接产生出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作为西方社会民生之本和立国之基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也就是说，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制度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认为宗法性的中国本土社会能够生成出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及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只能是后发和外铄的，而非内生的。只能是一种从西方社会移植引进的“舶来品”。尽管这种移植引进是一个十分痛苦的历史过程。
内生是一个从社会到经济到政治最后到观念文化的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过程，引进则是一个反向的从观念文化到政治到经济最后到社会的自上而下自觉推行的过程。引进必定会遇到本土社会传统势力和文化的重重阻碍和排异反应。从洋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或受排挤打击、或被丑化批判、或遭误读篡改，种种曲折磨难正是中国本土社会对移植“器官”的一种排异反应。如何解决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矛盾，克服中国现代化的排异反应，始终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引进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如何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一是中国本土社会在体制上如何与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呼应对接的问题。而本土化问题的解决又有待于社会体制的转轨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要成功实现中国社会体制的现代化转轨，必须首先抛弃“体用之辩”、“社资之争”的陈旧话语方式。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重要的问题在于争取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平等权利，而“体用之辩”和“社资之争”已暗含着要固守某种维护特权利益的传统制度、观念和文化的前提。中国既往的制度、观念和文化都只承认和保护少数人生存、发展和自由的特权，例如宗法制就只承认和保护帝王、贵族、官僚和士绅的特权利益。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打破任何形式及任何领域中的等级特权，在引进的基础上创立一种全新的顺应世界潮流、符合普世价值理念，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生存、发展和自由权利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这样，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可以从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的问题置换成引进由西方社会创立且已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和遵循的独立、自由、平等、多元、竞争、效率、福利、信用、民主、共和、宪政、法制、权利、人道等普世价值理念及其基本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问题。普世价值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人的自由和权利，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根基，人的生存和发展皆系之于自由，自由一失，生存与发展就会毁坠于地；权利又是对自由的社会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权利一丧，自由即成空花幻影。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引进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而又体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吞没一切、控制一切的中国传统社会，建立承认并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现代契约社会。只有在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社会体制实现了现代化转轨的基础之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市场经济、民主共和政治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克服中国现代化的排异反应。
如果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实现了符合普世价值理念的现代化转变，就会不仅使每个中国人获得平等的生存、发展和自由的权利，使中华民族获得不断创新和进步的动力，而且也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中国也将因此而受到国际社会和进步人类的尊重。面对中国走向强盛和振兴的现代化转变，再提出“孰为体孰为用”、“谁姓社谁姓资”的诘问，岂不是比那个“宁信度，无自信”的买鞋的郑国人还要滑稽可笑吗？经过近30年在开放引导下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令世人惊叹的变化，“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那些整天在“体用”“资社”上纠缠不清、喋喋不休的英雄好汉们“而今安在哉”？
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共产党宣言》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论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这正是对肯定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人类普世价值理念最完美最精辟的概括。既然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使“一切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作为共产主义准备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然就应该是建立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现代契约社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只有依赖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得到切实贯彻。
中国以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理念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市场经济的实行，继之于民主共和政治的完善，最后将完成于现代契约社会的建立。现代契约社会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公民自治的社会，而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已经迈出了建立现代契约社会的第一步。
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的建立和完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要求中国的社会体制向现代化进一步转轨，即建立公民自治的现代契约社会。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公民自主自愿为基础的经济。没有公民的自治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行为，不可能有市场自发调节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将因失去对象和依据而归于无效。宏观调控甚至会直接变成包办代替和微观干预，这也正是中国当前出现权力腐败、官僚资本、GDP至上、资源环境状况恶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难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民主共和政治是一种经过全体公民授予（普选）而形成的社会公共权力及其合宪合法地运作。公民不能自治就不能作为权力主体授予并监督权力而产生民主政治。为民作主就会取代并冒充民主而大行其道。正像一切资源的租用、占用都要付给租金和利息一样，权力的占用也是要向授予权力的人给予回报的。权力的来源决定权力的性质及其走向。只有权为民所授，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从根本上消除私相授受的旧官场因角逐经营权力和滥用权力而必然产生的拉帮结伙、投靠依附、腐败渎职、买官卖官、谎报造假、公款挥霍等痼疾顽症。
公民自治毫无疑问是市场经济和民主共和政治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动力源泉。而公民缺乏自治（自我管理、服务、组织）能力，也正是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集权专制国家权力的根源，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当前正在进行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权力过于集中、配置不合理和政府职能界线不清等问题，以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和法制政府等改革目标。这些改革目标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必须综合考虑才能理出头绪。而党政、政企、政事的分开归根结底有待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有待于社会自治能力（即社会基于公民自主自愿的有序化、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如果党和政府在进行权力重新划分、配置和职能转变时，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而社会却没有能力接受和行使这些权力，政治体制改革及职能转变的目标都将化为泡影。
村民享有公民权利，因此，村民不仅是村民，同时还是乡民、县民、省民和国家公民。村民自治有待于发展扩大为乡民自治、县民自治、省民自治以至于国家公民自治（可以借鉴港澳自治的经验）。所谓自治，就是大家共同协商办好自己的事，这当然也就是既民主也共和了。现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协商政治，但这只是由少数人协商决定大家的事。而现代契约社会要做到的则是每个人处理好自己的私事，大家按一定程序（重要的问题在于程序的设定）共同协商决定宪法及社会公共权力、国家体制制度等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村民虽享有公民权利，但还有待于提高自己的公民素质及公民意识，使自己从传统社会的臣民、草民变成既能承担公民责任，又能维护公民权利的名副其实的公民。
合于普世价值理念的中国现代契约社会只能由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又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新一代公民来建成。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2007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