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汪苏泷互粉:资中筠 邓晓芒 易中天：所谓文化大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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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面子比命都重要

　　易中天：讲到体育，2000年我们申奥成功，我正在丽江。那天晚上，丽江所有的酒吧挤满了中国人在看电视，在欢呼。第二天早上，我们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是同一个标题，非常整齐：“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是什么意思？第一层意思，“他们输了”；第二层意思，“我没赢过”，我好不容易赢了一回。我当时感觉真的很不好。如果我来做媒体，我的标题应该是“中国感谢世界，北京欢迎大家”。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儿看得这么重要？

　　邓晓芒：讲得通俗一点，就是爱面子。但是里头很有文章。为什么国人那么爱面子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自己的心理缺乏自尊，要靠外部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中国两千多年来处在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礼节、礼貌、礼尚往来之中，这些东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内在的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做的功夫很少。

　　易中天：刚才说到武德，武德的特点首先是把自己做大做强，然后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这不是挺好的吗？如果世界上能有这样一个老大，又大又强，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那不是世界太平了吗？

　　邓晓芒：对。

　　易中天：而这种武德，美国人好像没有。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是，最好中国做老大。文化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都做大国，然后还挺柔弱。

　　邓晓芒：对。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前提是你要能赢，然后你表现出柔弱。

　　易中天：就是先把人家打得满地找牙。打趴了以后，再摸摸他。

　　邓晓芒：皇帝就是这样。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首先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了，看他们没有再爬起来的可能了，就仁爱治天下，皇恩浩荡。实际上每个人都想成为皇帝，都想赢，然后表示我赢了对你们只有好处，我赢了会慈悲为怀，我会照顾你们的，这是中国传统的体制，从武德到国家体制，里面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模式。所以我讲文化心理模式非常重要，它可以贯通中国人的各个方面。但问题是，今天这种理想已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了。你不可能再推出一个皇帝统治全世界，然后关怀全世界。

　　易中天：今天讨论文化大国，你觉得文化大国有标准吗？

　　邓晓芒：有历史标准，没有绝对标准。文化有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必然性。很多人否认这个必然性，但是文化的发展必然会走向某些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就是文化大国的标准。

　　中国足球比中国教育希望要大些

　　易中天：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个官员视察一所非常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问它的学生会主席：“阿房宫是谁烧的？”这个学生会主席回答：“不是我烧的。”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在旁边，也对着教育部的领导说：“我用党纪和人格担保，确实不是他烧的。”中国教育为什么弄成这样？我上次在一个场合，问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你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资先生认为呢？

　　资中筠：我看足球比教育希望更大些。其实足球有没有希望关系不大，爱输不输，爱赢不赢，影响不了国运，而且它还是容易改造一些，但是教育真是很难。现在，教育问题已是盘根错节，简直没法再改。大家都对应试教育有很多批评，觉得应试教育把人的思想都束缚起来了。但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试教育还是惟一能相对公平的方法，使得贫困子弟有机会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就是大家拼命念书；要改的是应试的内容，考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即使是应试教育都在变质，一些重点中学凭分数录取的比例越来越小，凭关系和凭钱的比例越来越大。

　　另外，教育不公平，其表现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没钱交学费，没钱交学费的问题是属于比较容易解决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退化。你想，你这么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当了老师，然后再一批一批这么下来的话，说得悲观一点，有品种退化、民族退化的危险，

　　现在我们特别缺乏的是公平教育的问题，大家都唱高调，小学生都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是对于怎么样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扔垃圾，公民的责任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这一套都没有教。

　　易中天：我写过一篇博文，叫做《谁该清退，该清退谁》，就是谈教育部清退代课教师的，最后一句说“该清退的，不知道是谁”。

　　资先生特别强调文化要有载体，我们中国文化的载体就是汉语，或者说是华文，或者说是中文。您觉得这个还有希望吗？

　　资中筠：中文我觉得还有希望，如果有比较多的教中文的教员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还可以慢慢地好起来。但是假如电视老是这样乱七八糟地下去，它可能就抵销了课堂里面辛辛苦苦教出来的东西，像正确的字应该怎么写。

　　易中天：我可以告诉您，至少中央电视台对错别字抓得非常紧，一个错别字扣50块钱，编导扣50，制片人再扣50，副主任还得再扣50，一层层扣上去。但是它依然有很多错别字。（南方周末原文链接）

　　文化要用母语讲

　　作者: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乱套。一方面，特别想走出去，好像文化大国说来就来，我们要变成文化大国了，于是乎就成文化大国了。然后就花好多好多钱，在国外建孔子学院，教人家外国人学汉语。与此同时，我前些日子刚听到，上海几个名牌大学自主考试，理工科干脆不考中文了，我觉得很荒唐，所以就先从这件事情讲起。

　　你要是讲文化，首先母语是最重要的，文盲跟一个有文化的人的区别，不就是因为他认字，越学越多吗？你是靠什么来思考的？一定是用中国话来思考，不是用外文，除非你从小就在外国生长，先学外文，后学中文。你的中文学到什么程度，你认的中文字有多少，用中文掌握了多少知识，就决定了你思维的复杂程度和文化程度。

　　我们现在讲这个人文化水平很高，那个人文化水平比较低，实际上是他的中文水平比较高或比较低。我是学外文专业出身的，我从小学就开始学外文，专业学的是英国文学，但是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学不学英国文学能够决定我的文化程度。我的文化程度还是我的中文决定的，我的思辨和表达能力取决于中文。当然，我学了外文之后，懂了很多东西，丰富了我的文化，应该说是个仓库吧。但是如果我不学外文，根本不会外文；我已经学了这么多中文，再去学另外一个专业，我觉得我的文化水平应该还是像现在一样。所以对中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样看。

　　一个国家的母语是它文化的载体，你学了多少，你掌握了多少母语，你就会成为有什么样文化修养的人。我见到好几位大出版家学历很低，甚至是小学刚毕业，但是他们读了好多书，尽管不会外文，也没怎么学过数理化，但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还有一些革命老干部，基本上没上过学，但看过很多书，中国的历史知识丰富，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只举一位大家都知道的，胡耀邦。

　　有些名牌大学居然认为理工科就可以不考中文，这是非常荒谬的，他们只想培养高级工匠。理科、自然科学和哲学是相通的，连母语都不要掌握，怎么可能培养出发明家来？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几个大学的自主考试，教育部并没有统一取消理工科的语文考试，但是它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是以考试为导向的，取消语文考试，哪怕是部分地取消，就会让语文不太好的学生觉得用不着学了，老师也觉得用不着认真教了。与此同时，外文是非学不可的，因为不学外文是没有前途的——据说做这个决定的校长们是这样说的。不学外文没有前途，但是不学中文可以有前途，可能他以为中国人都说中国话，多认几个字，少认几个字，多学一点，少学一点，没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说要加强我们的“软实力”，然后花那么多钱去教外国人学中文，看来，我们确实有一种危机感。我们也要输出文化，问题是：我们拿什么东西输出？只好又请出老祖宗来，一会儿挖一个墓，一天到晚搞文化遗产，现在好多地方把“申遗”作为天下第一大事了，好像申到了一个“遗”，我们的文化就上多了一层。申的“遗”都是祖宗留下的遗产，不是我们新创造的东西，挥霍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还没有用好。

　　我觉得与其一天到晚说要弘扬这个、弘扬那个，不如首先好好把电视屏幕里头的白字消灭掉。现在这个危害极大，对中小学学生比教科书影响大。我听商务印书馆新版汉语字典的编辑跟我说，他接到一些中学生来信，说你们的字典错了，因为电视屏幕上不是这么写的。

　　要扎扎实实地把这些事情搞好，把错别字改了，把成语说对，不要闹“你到我贵府上来”、“您的家父”、“我的令妹”这类笑话。假如能把这些东西弄干净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就稍微进步一些了。

　　一讲到文化传统，一说到我们有过多么辉煌的传统文化，我们常常忘记，从晚清到民国这一百年间，有许多仁人志士，文化水平很高的那么一批人，尽了很大的努力，继承了中国比较优秀的传统，加上吸收了外国的文化，把两边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创建新文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成绩斐然。可惜后来断了。我们现在把这一段完全忽略了，一说传统文化就从孔夫子讲起，为什么不讲严复、王韬、梁启超、胡适、鲁迅、傅斯年等等这一大批人？我们今天所争论的问题，他们早就争论过，他们这批人作为整体，百年来为振兴民族精神，创造新文化所达到过的高度，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

　　前几年，我们一大批大学，像北大、清华、南大、浙大等等，都在搞百年纪念，说明这些现代大学早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有了很好的成绩，引进了西方的模式，又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但是现在忽然又说都要向哈佛看齐，却又只看皮毛，不知道人家的精髓何在。

　　说到全盘西化，首先它实际上是个伪命题。我们不可能全盘西化，这么坚固的传统，不管是好是坏，它西化不了；另一方面，我们天天都在西化，包括现在生日吃蛋糕，都不吃长寿面了。有的是无害的，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最优秀的东西，我们上一代人、两代人嫁接过来的，现在又推出去了，不要了。

　　我也很同意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也同意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现在有些人说鲁迅的这些做法是汉奸行为，实在岂有此理。鲁迅是爱之深、虑之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们也还有一脉相承的很优秀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士林”有一种坚守，有些事情是“为士林所不齿”的，有些人是士林“耻于为伍”的，这里无形中也有一个价值系统。比如孟子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跟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是可以嫁接起来的。

　　我们不能够把现在文化的缺失和所有坏的东西，都怪在几千年的传统上，或者说跟农业文明有关系。农业文明肯定不适合于现在的市场经济，但是从精神上来讲，它并不是完全没有过比较优秀的、能够支撑民族脊梁骨的东西，但是后来就被打断了。

　　谈文化，要注意几个问题。一个是泛政治化，把文化完全附属于政治。“软实力”这个词我有点不想用，因为它又把文化当成一种工具，而“软实力”这个词实际上也是美国人发明的，有它特定的含义。建立新文化，或者是重建精神的家园，最好不用“软实力”这个词，文化就是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高不高，或者是文化水平怎样，取决于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的修养。这种文化修养包括道德修养、做人的价值观，必须依附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其他。老说软实力，容易泛政治化，容易流于以对外争面子为目标，务虚名，不重内功。

　　另外一个弊病就是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发展起来的，跟市场经济相联系，就是说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在于你产生不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所以很多东西都没用了。

　　学历史有什么用？学中文也没用，中国人反正都会说中国话，还不如学点外文。我学了一辈子外文，深知不是生来讲英语的人，真要把它学到跟自己的母语一模一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要靠这个体现你的文化水平，就等于邯郸学步。何况现在所谓的精通好几门外语，其实就是认几个字，能查字典看书就了不起了。我到现在用外语写作都没有把握，总要请人家看一遍，有没有什么地方不是太地道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文化要更开放。“五四”时期那一大批人，其实也只有二三十岁左右，胡适、傅斯年、钱玄同这些人都很年轻，李大钊那时也才30岁，他们当年敢想敢说，了无忌禁，想办《新青年》，自己就办起来了，办起来以后，在上面吵架，可以吵得一塌糊涂，言辞激烈，也有不少片面性，但都是高水平的吵架，有不同的思想在撞击。

　　现在谈要建立文化，除了去找老祖宗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但其实用不着你找老祖宗，《论语》、《孟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已经翻成了许多文字，早就传播出去了，现在仍有西方汉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还用你现在去输出吗？人家要看的是你现在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的所作所为符不符合一个现代的、负责任的国家的形象。所谓的负责任不只是对外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重要的不是输出文化，而是建立文化，先得有货才能卖。而且建立的是新文化。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在废墟上建立，但是我们根本不理会前人的努力。包括梁启超的《新民说》，早就说清楚了很多问题，如果国民在本国总是受压迫的话，遇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你要他站起来保卫国家，这是南辕北辙，不可能的。所以鲁迅也早说过，我们在反对别国奴役我们国人的时候，不要又想，那还不如受自己人的奴役好一点。我们现在有很多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做自己人的奴隶不算什么，一看外国人欺负我们，简直不得了，甚至于不是欺负，也算欺负。日本侵略中国，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就是打断了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但在这之后，那么多年来就没有外国人侵略我们，我们自己做了什么？（点击进入南方周末原文链接）

　　邓晓芒：为什么我们输不起

　　大国文化，不在于那些外表的东西：体育、GDP、武功……而是在于文化心理模式。

　　全世界的人恐怕都会承认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可惜只限于过去。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手机大国、太空大国等等，但对全人类的文化贡献却不多。

　　正是由于祖宗的大光辉，今天我们中国人尤其有一种大国情结，特别是文化大国情结。我二十多年前看《霍元甲》，前年又看了《李小龙》，发现里面都有类似的情节：一个是打败了日本武士，再一个，打碎了“东亚病夫”的牌子。《李小龙》里有所改进，除了这些以外，他还让一个日本武士充当他的跟班、他的崇拜者。再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李小龙后来在美国读的是哲学。

　　中国武术也有它的哲学，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所谓的武德。中国的武术讲武德，武德也可以算是一种哲学。它和西方的拳击、摔跤都不一样，西方的拳击、摔跤都是体育，中国的武德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有很多，不一定要习武，但武德里讲的做人的道理，有它的特殊之处。

　　首先，他要凭借自己的武功成为强者，这是武德里必备的条件。很多武侠电影、小说里的主角都从小多病，身体很弱，受人欺负，这刺激他们要发奋习武，要强身健体，不受欺负。所以他们练武比一般人刻苦，也容易成为高手。

　　到了这个层次，再修武德。武德实际上是以成为强者为前提的，武德本身则是说，成为强者以后，你要慈悲，要表现出退让、低调、忍让，甚至要表现得柔弱，这是老子讲的柔弱胜刚强。所以说，武德并不是要凭武功打天下，要建功立业，甚至于不是打抱不平、见义勇为。——这是一般的道德，不是武德。武德甚至有时候还抑制那些武功高强的人去惹是生非。但所有这些的前提，就是要能打赢。赢家才能讲武德；输家不配讲武德。当然，还是要讲一般的道德，但只有赢家才能讲武德。中国人对输家是很少喝彩的。

　　最近的张开印用少林武功PK泰国拳王，把他打翻在地，解说员声嘶力竭地欢呼，加以嘲笑，这是有失体育精神的。这与泰国拳王本身也有关，他曾经在事前叫嚣要打败少林功夫，要打败中国功夫，但后来有记者去采访，他说，那只是一种赛前的策略。在体育界，赛前这样是被认可的，比如拳王争霸赛，拳击手事先放出狂言，是为了振作自己的信心，削弱对方的气势。但是真正上场了，还是非常敬业的，一拳一拳地来，输的人也诚心服输。虽然选手事先有过一些狂言，但其实并没有瞧不起他的对手，所以输了以后，也可以赢得对手和观众的尊重。这就叫体育。当然，体育也有体育道德，体育道德和武德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那么多拳王争霸赛，没有人在事后用输家事先的张狂来嘲笑他。

　　中国的运动员一般来说比较低调，最近几年好像有点变化，不那么低调了，但以往一直是很低调的。可是他们的心思很少真正用在体育本身上，而是专注于输赢所带来的各种效益，其中特别是在国际比赛上国家的脸面。所以中国人，包括运动员和观众，一般来说都有一种输不起的心态，因为容易被看成输的不是一场体育比赛，而是整个国家的面子。

　　近些年出的好几本书，《中国站起来》、《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其实主要都是争面子。我们把这样一种争面子叫做“树立民族自尊心”，或者“找回民族自信”。

　　以前的“东亚病夫”，这个是我们绝不容忍的，但它只是一个符号，你把“东亚病夫”的牌子打掉了，就能够找回自尊心、自信心？根据普通常识，未必如此。中国人在奥运会上拿了最多的金牌，但是在我看来，中国人自信和自尊还不如某些输得很惨的国家。它们在体育上输了，但是并没有影响它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鲁迅将近一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道理。他有一次看一部纪录片，纪录片里几个日本人在处死一个俄国间谍，那个俄国间谍实际上是一个强壮的中国人，旁观一大群中国人围观，个个面无表情。鲁迅当下大悟：不管有多么强壮的身体，如果是一群麻木的国民的话，照样要被人家一个个砍下头，所以他弃医从文。

　　所以中国人的病并不是在身体上面，而是在内心之中。我们今天早就已经打碎了“东亚病夫”的匾牌，但是我们在心理上仍然刻着“东亚病夫”的烙印。

　　我觉得，我们要做今天的文化大国，首先要有精神上的大气，不能仅仅是搬老祖宗，而是要在任何国家的人面前展示出你的一种健康的心态、一种让人尊敬的人格力量，不是让人侧目——我们往往在展示我们的“大国气度”、展示我们要站起来的时候，引起别人侧目。为什么？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讲到文化大国，或者文化大国里面的大国文化，我认为，它不在于那些外表的东西：体育、GDP、武功……而是在于内心、文化心理模式。鲁迅当年讲的所谓国民性，我今天把它归结为一种文化心理模式，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这个方面我们要好好研究、探讨，找到我们今天在心灵上的病根，以便于我们将来的改进。（点击进入南方周末原文链接）

　　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作者:易中天

　　最近，所谓“文化大国”，好像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并不奇怪。官方公布的数字和一些媒体的报道，让许多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在各类国际事务中，都很有些发言权，甚至举足轻重。这时，如果文化跟不上，不能同时也成为文化大国，那就像喝酒喝到兴致最高，突然没了。虽然也许只少了一口，但那感觉，别提有多别扭。

　　更何况，我们先前，可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国。春秋战国不说，强汉盛唐也不说，便是弱宋，至少文化是拿得出手的。宋词，宋瓷，绘画，理学，禅林，书院，那可真是“郁郁乎文哉”。明清两代，似乎也不差。所以鬼子们打进来，要抢文物，或者偷。瞅着咱家的东西，什么都好。现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还有不少偷来抢去的瑰宝。河南、陕西地底下，埋着藏着没挖出来的，也不少。如此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家底，没有不能成为“文化大国”的道理。如果居然不能，那是要愧对列祖列宗的。

　　所以，甭管怎么说，这事得弄成了。

　　只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得琢磨两个问题：一个叫“是否可能”，一个叫“如何可能”。当然，不需要说明，我指的是现在。如果说过去，我们老早就是。

　　先说“是否可能”。

　　中国，能够成为当代的“文化大国”吗？邓晓芒先生有一个观点，叫“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为什么都有可能呢？我想，是因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存在的。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文化非他，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方式，这也是没有疑问的。既然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则所有的国家，便都可能成为“文化大国”。

　　但这只是“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也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当今世界，堪称“文化大国”的，屈指可数。不不不，准确地说，是数不出。文化大国，标准是什么？如果是文化产业的产值、利润、出口量、市场占有份额，或者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那么，美国要算一个。可惜，美国却被认为是“没文化”的。也不光是中国人这么认为，欧洲人也这么认为。我在百老汇看音乐剧，当时就犯嘀咕：就这，也算文化？

　　也只好说历史。历史上，文化大国可不少。中国就不说了，当然是。印度，也是。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还有意大利，都是。怎么都是呢？因为都有标志性的文化人物。这些人物，全世界也都认账。比方说，提起托尔斯泰，大家都点头称是；提起莎士比亚，大家都心服口服；提起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没人不承认德国是文化大国。美国吃亏，就在这里。标志性人物是谁？总不好把米老鼠也算一个。

　　那么，为什么只要有了这样的文化人物，成为“文化大国”就靠谱了呢？

　　很简单，就因为他们的影响，都是超国界的。请大家想想，孔夫子、释迦牟尼、卢梭、伏尔泰、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影响，哪一个是仅限于本国的？事实上，但凡“文化大国”，一定具有国际性。比方说，有一段时间，亚洲一些国家，都写汉字；欧洲一些国家，则以说法语为荣。这个时候的中国和法国，岂能不是文化大国？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大国，一定是有影响力的。而且这影响力，还一定是超国界的。事实上，文化，文化，一要“文”（文明），二要“化”（影响）。有文能化，即有文化。化出国界，即为大国。不能化出国界，岂不成了卡拉OK，自娱自乐？

　　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文化大国的影响力，为什么会超出国界呢？

　　我想，恐怕还是因为有魅力。有魅力，才有吸引力。有吸引力，才有影响力。影响力不是硬推出来的。想当年，孔子何曾漂洋过海办儒学堂？佛祖又何曾不远千里办佛学院？然而其影响力，却是不胫而走，远播四海，流传至今。为什么？自身有魅力，挡都挡不住。由此可见，文化魅力，是成为文化大国的关键所在。

　　于是我们又要问：文化魅力，来自哪里？

　　也有三条。第一，这些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自己都没有精神，却说可以影响世界，岂非天方夜谭？第二，这种精神，一定有着深刻的内涵。肤浅的东西，可以喧嚣一时，难以影响一世。第三，这种精神，一定有着出彩的形式。出彩不一定就是美，就是精致、高雅、灿烂、辉煌，但肯定不是说套话、打官腔、陈词滥调、人云亦云。它一定是让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爱不释手的。

　　有了这三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就会有一种极具魅力的精神气质和精神风貌。比方说，魏晋风度或者盛唐气象。这就会有吸引力，也就会有影响力。因为深刻的内涵让人尊敬，出彩的形式让人喜欢。如果还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一样，立人文之本，开风气之先，那就能对人类文化做出卓越贡献。有这样的贡献，世界就会承认你是“文化大国”。

　　这样看，美国，是“有希望”甚至“可以算”的，因为有“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独立宣言》，也体现在美国民众的世俗生活。它也有自己出彩的形式，这就是好莱坞大片。只不过，说这种形式是经典，很多人想不通。但文化是与时俱进的。谁能肯定，它将来在人类文化史上，就不会有荷马史诗或唐诗宋词的地位？何况就算这样的东西，也不是谁都拿得出的。

　　那就再说“如何可能”。

　　可以肯定，用钱堆，是不行的。那只能叫“纹银大国”。光演戏，也是不行的。那只能叫“文艺大国”。把别人偷的，地下埋的，都找回来、挖出来，同样不行。那只能叫“文物大国”。纹银大国、文艺大国、文物大国，都不能叫“文化大国”。文化大国得能“化”，得能影响别人，影响世界，甚至影响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就必须有“干货”，有拿得出手、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检验，让他人由衷钦佩、赞美、学习的东西。

　　也就是说，要有体现出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

　　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现代文明。所以，照搬老祖宗是不行的。老祖宗不是不能搬，是不能“只搬”、“照搬”。要搬，也得现代化。第二，必须是中国精神。所以，照抄西方人，也是不行的。学得再像，也是人家，不是咱们。要学，也得中国化。建立“现代文明的中国精神”，必须置根于传统，置身于世界。也就是说，得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并不容易。如果还要创新，就更不简单。

　　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一要实干，喊口号是没有用的；二要智慧，打官腔是没有用的；三要理性，唱高调是没有用的。动不动就“不高兴”，更是无聊。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是吼叫出来的。那样的垃圾制造得越多，我们离文化大国就越远。

　　更何况，文化大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成为“文化大国”，也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国民活得有尊严，中国才有尊严；国民活得有文化，中国才有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出有影响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为人民的实践，才是文化的源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点击进入南方周末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