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不足？ 研发经费多少算够 咋用才成

　　业内专家强调，必须记住这句话——铸造财富之力远比获得一时的财富重要。

　　提起汽车企业研发费用问题，缘于“走向汽车强国”研讨会，会议取得的共识是走向汽车强国，掌握核心技术是必由之路。

　　专家认为，工业时代的产品竞争具有这样的规律：当产品短缺时，以数量占领市场；当产品富余时，以质量占领市场;当产品数量、质量都不成问题时，就必须以创新的产品占领市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每次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和带来的社会进步都伴随着一个或几个标志性的创新产品。产品创新是企业提升经济效益的引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的创新产品开拓出新的使用价值和市场需求，为企业获取高额利润、提升经济效益创造出新的增长点。统计显示，从事生产制造或代理销售的企业的利润一般在5%—10%左右，而不断进行产品创新的企业的利润则普遍达到20%—30%或更高。

　　凭什么说研发经费不足

　　普遍认为开发资金投入不足和开发人才缺乏是造成我国汽车工业开发能力落后的主要原因。在国外，开发一个新车型大约需要10亿—2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有的汽车集团的全年营业额，国内企业很难筹集这笔费用。国内外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都是从销售收入中提取，外国公司一般在5%—6%，国内企业提取比例较低。如果考虑到国外企业销售额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民收入，其技术开发费用总额就相当惊人了。反观国内企业销售额总额小，提取比例低，资金积累就有限了。

　　但是采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开发资金投入不足？一种是宏观指标，即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如韩国1983年R&D占GDP的比例为1.1%，基础研究投入占R&D的比例为18.2%；1985年R&D占GDP的比例为1.58%时，基础研究支出占R&D的16.9%，应用研究占29.2%。1999年，印度的R&D占GDP的比例为0.86%，基础研究占R&D的17.6%，应用研究占39.9%。2005年，我国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仅为1.34％，与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开展研发活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拥有专利的企业不足总数的十分之一。当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人达12503亿元，比上年增长31%，增幅连续两年超过30%；由2004年的0.71%提高到0.76%，结束了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的份额达到51.9%，增加了3.4个百分点，研发投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人士也使用“研发投入强度”这个指标即 R&D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并指出，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依然不足，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任务还很艰巨。

　　中汽协副秘书长董建平指出，目前中资零部件企业在技术研发的投入其行业总平均水平不到销售额的1%，而跨国公司一般在10%左右。2009年博世汽车业务预计265亿欧元基础上下降15%，但仍保持30亿欧元的研发投入。以此说明零部件在研发投入上严重不足。

　　汽车行业也采用这个研发强度的衡量指标，从2002年起，《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开始统计我国汽车行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占汽车工业销售总额的比率，当时研发费用为86.2亿元，比率为1.45%。而当时国外主要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费投入为5%-10%。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6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943亿元，比上年增长20.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1%，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48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1409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和2841项“863”计划课题。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7个、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438家。

　　2006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664亿元，比上年增长22.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80亿元。而韩国则占GDP的3%，印度占GDP的2.5%以上，美国、日本的科研投入也达GDP的2.8%以上，美国每年的科研投入相当于人民币27792亿元，日本则也高达10892亿元。当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计划把研发投资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增加到2020年的2.5%。

　　2008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4570亿元，比上年增长23.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00亿元。

　　2009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5433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2%，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72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639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1328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27个，国家工程实验室85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达到636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达到5011家。启动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支持设立20家创业投资基金。

　　制造业占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到一半以上。在39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研发投入强度最大的5个，分别是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无论用哪个指标衡量，都说明政府重视研发而且资金投入逐年提高。

　　好钢用在刀刃上

　　随着社会上试验开发投入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支出占R&D的比例明显下降，从“九五”初期的33%降至“十五”末的26%。“十五”期间，基础研究支出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4.5%，略高于R&D口支出22.3%的增长速度，其占R&D支出的比例基本保持在5.3%-5.9%之间。“十一五”期间，国家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发改委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投入资金达到数百亿元。

　　从一些企业研发战略的投入看，更能体现研发费用呈增长态势；长安总裁徐留平在2007年5月表示，到2012年，长安总体的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要达到120个亿。其中，将投入的科研经费为50多亿元。相当于其从1999年到2005年6年研发费用的总和；在“十-五”期间，长安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4%，共38.76亿元。 长安在实现全面提速发展的战略之后，将在政府、国外合资合作方和企业三方联动之中，通过技术创新的渐进式升级构建起自主创新体系，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的“长安模式”。

　　上汽集团在2011年以前投入100亿元科研经费，目的是为了实现“十一?五”期间销售60万辆自主品牌汽车的目标。相当于过去10年的科研投入的总和。

　　这几年，一汽每年经营收入的70%都和创新成果有关。一汽投入12亿元自主开发的奥威发动机就是一个典型，投放市场后，不仅拿回了全部成本，还获得了丰厚利润。“研究一款奥威发动机，10来亿元就够了，可真要自主研发一款优秀的轿车发动机，费用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几倍，”一汽内部人士如是说。

　　由此产生值得重视的问题，企业从盈利角度出发，注重应用研发。但大量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这就给急功近利的企业研发带来困扰。而由政府公共资金支持的基础研究比例偏低。 “十五”期间，我国科学研究总支出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198.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72.65亿元，增加了将近两倍。

　　目前基础研究投入的80%-90%来自政府，80%以上来自中央政府科技拨款。由于我国政府财政预算没有设置独立的R&D科目，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是按照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科研基建费及其他科研事业费进行预算和管理，难以准确测算政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从其R&D支出结构看，大学以应用研究为主，政府科研机构以试验开发为主。

　　资料显示，大学的R&D支出中，基础研究占24%，应用研究占54%，试验开发占22%；政府科研机构（不包括转制科研院所）的R&D支出中试验开发费超过51%，应用研究约占37%，基础研究支出占12%。根据美国的统计显示，美国大学执行的R&D经费中基础研究占6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70%；非营利机构的基础研究经费大体在35%-55%；联邦政府研究机构为10%-20%；工业界大体在3%-6%之间。

　　“十五”期间，我国政府财政科技拨款合计为4925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6%。但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试验开发和产业化。按照基础研究支出中政府投入占80%-90%估算，政府基础研究投入占财政拨款的比例不超过8.5%，占政府R&D支出的比例不到17%。而欧美日等国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其R&D投入的20%以上，有时达到30%。专家指出，由于国家财政缺少R&D预算科目，基础研究经费分在不同的科目管理，不仅实际投入数量难以把握，而且投入方向上重复和缺位并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相分离。技术扩散和转移机制不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利用率较低。

　　笔者认为，基础研究投入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企业偏重应用研究，所以回答研发经费投入充足与否，应该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承担的比例衡量。如果企业大量费用投入到基础研究方面，显然是难以承受的。日前北汽负责人徐和谊在考察日本电动车情况以后，认为有些关键技术应该由国家联合组织攻关，而不是企业各出奇谋、各自为战。这样企业的好钢和政府的好钢都能用在刀刃上，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

　　研发投入现实呼唤新机制

　　有报道称，中国计划把研发投资逐年增加到2020年的2.5%。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现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被用于研发资金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的2.6%及日本的3.2%。而中国授予本国公司的专利中仅有12%属于自主创新，而授予外资公司的专利中自主创新占到了80%。

　　中国企业良好的经营模式创新必须由以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创新作支撑。核心问题是：中国企业为了开发新技术而承担与之相关的长期风险的做法很少获得回报。

　　现在国内企业无法多元化增加技术投入，缺少多种金融工具操作，靠压低工人收入降低成本，不属于核心竞争力。

　　中国研发支出正在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是美国此类支出增长速度的四倍。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从2000年开始每年增长42%，但其中中国公司的产品仅占12%，比例在不断下降。另外的88%全部来自跨国公司，他们还继续在中国建立最先进的研发设施，以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实验室保持同步，这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创新机会和挑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企业创新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企业研发经费主要用于现有产品和技术的完善，仅1／3的经费用于属于创新范畴的新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而中国企业只有10％的收入来自创新。专家说，“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当中出了问题，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学和独立院所，忽视了企业。中国企业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引进1元，消化吸收只占7%；而日本和韩国引进1元，消化吸收能够达到原来的5倍至7倍。”

　　众所周知，科技创新要求一系列互补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创新者必须集中在一个技术密集的企业群中，便于相互沟通及共享知识技术。这种创新不能用钱直接购买，但所有的参与者—技术公司、企业、风险投资者、科研机构—必须通过巨大的资金流联系在一起。

　　典型的案例是通用的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的故事，他是发明汽车起动机的工程师，也是通用后来的合伙人，为了承接这个发明任务，凯特林抵押了自己的房屋、有价证券，甚至于他和通用的合同，合同规定通用将在凯特林研发起动机成功以后，在日后生产的12000台汽车上安装这种设备。其实这个合同只是预期的收益，但是银行按照风险投资的方式给了凯特林支持，成就了他的辉煌。凯特林成功的故事实际是一个风险投资和市场需要结合的典型案例，也是创新成为经济行为的基础。

　　中国汽车企业没有风险投资机制，用“跑部钱进”获得的公共资金搞所谓创新，最大的风险就是没有风险。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让更多的风险投资进入应用研究开发，而公共资金则偏重基础研究。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下，允许专家、学者、工程师分享企业由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成果获得的利润。

　　国外企业的研发资金大多来自风险投资，而非公共资金。政府一般只在基础研发突破方面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而这些基础研发应该早于产品创新的15-25年前进行。这才是对创新的正确理解，也是能够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