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的你老狼版伴奏:国学常识：八旗的由来发展与兴衰和古代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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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的由来、发展与兴衰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人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
八旗的前身
中国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
八旗的建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
八旗的分类
清朝的八旗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中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的主体是骑兵，他们的普通士兵分为三个等级，马兵，战兵和守兵，军饷依次降低。普通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男子十岁开始每三年可以参加考试，达标为守兵，享有军饷，以后每三年可以参加晋级考试，考试合格升入高一级，增加军饷。马兵，战兵和守兵是等级而不管你是否骑马。汉军八旗也叫乌真超哈（重装部队）其主要是炮兵。
八旗的方位
清代的八旗军，包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行军、驻营时所居的位置是固定的。据说是依“五行相克”说制订的。在《八旗通志》中有如下的记载：“两黄旗位正北，取土胜水。两白旗位正东，取金胜木。两红旗位正西，取火胜金。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黑色难辩，故以蓝代之。”根据阴阳五行学说：东方属木，颜色为青，木能克土；南方属火，颜色为赤，火能生土克金；西方属金，颜色为白，金能生水克木；北方属水，颜色为黑，水能生木克火；中央属土，颜色为黄，土能生金克水。从五行所属的颜色和五行相克的角度讲，八旗所处的方位恰恰与五行相克的方位是一致的：两黄旗属土，土能克水，所以在北方；两红旗属火，火能克金，所以两红旗位于西方；两白旗属金，金能克木，所以两白旗位于东方；两蓝旗属水，水能克火，所以两蓝旗位于南方。
八旗的特点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 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  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的编制
八旗的最小单位是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 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牛录既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作战时的一个单位编成，每牛录300户，每户出一个壮丁，父死子继，兄亡弟代，在全军出动时才有每牛录300人。一般作战，每牛录只有几十人。八旗的组成是满洲八旗300牛录，其中包括约100个已经满族化的蒙古牛录，纯粹满洲牛录仅210个。蒙古八旗129牛录和汉军八旗167牛录。终清一代牛录的数字增加不多。
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旗制终清未改。
八旗的兴衰
八旗的兴衰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 296 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八旗与北京
在八旗当中，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直接由皇帝管辖；其余的五旗，则分由其它官员管辖，称做下五旗。
清朝定都北京以后，满洲八旗的主力则按旗驻扎在北京城内外，人们称之为“禁旅八旗”。除正阳门外，北京的八个城门都有八旗兵驻防。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北京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因此北面的德胜门和安定门是防守的重中之重，由皇帝亲自指挥的正黄、镶黄两旗驻防，其余的城门，则由剩下的六旗兵按照各自的方位，分别把守。出于同样的道理，清朝在京城的北部郊外也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北京的北面多有以“旗”、“营”为名的地名，而其他三个方向少有类似地名的原因。
八旗制度给北京留下的历史遗迹还间接地烙印在了皇城之内，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我们总可以看到许多像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这样的地名，追根溯源，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地方曾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
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校场口，校场口附近还留存有校场头条至五条，历史上这一带曾经是八旗兵练兵、习武的地方。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这些风韵无存的老胡同里时，刀光剑影的声声厮杀穿过了现代都市的阵阵喧嚣荡入耳畔，屋檐之下、门墩之后依稀若现五尺男儿们那威武矫健的身影。
想当年，德胜门外的西北这一带，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有军队驻守，理当太平，于是人们便称此地为太平营。解放以后这个当年的军营所在地被改名为北太平庄。今天的北太平庄军旅不在，容颜已改，只有太平依旧。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共存在了近三百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国家的重要军事支柱。古老的北京城，见证了它由盛及衰、由衰而亡的过程，而历史把这个见证绘记在了今天的地图之上。
八旗的渊源
众所周知，八旗制度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农业生产组织，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也许我们会想起，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上还有一个女真人所建立的王朝也创立过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那就是清朝的前身金朝，完彦阿骨打所创立的猛安谋克制。但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八旗制度无疑是一种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完善。
早在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时，建州女真就有了自己的军队。努尔哈赤的历史功绩在于对女真原有的军事组织加以改造，组见了一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铁骑，并创立了八旗制度。
先是，女真人在出猎时，各出一支箭。十人中立一个总领；总领成牛录额真，后以牛录额真为官名。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将他的部族分为若干个牛录，每牛录统辖三百人。牛录额真已不是行猎时的小头目而成为女真部族的一级官员。牛录也不单单是围猎组织，也成为了军事组织。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建州女真军队初次整编，始设四旗，每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员，并画一颜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的军队已不下五六万人。他将原有的四旗，扩为八旗。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参领），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都统）。每旗约七千五百人八旗总共有五六万人。每个固山有特定的颜色的旗帜，所以汉语将固山译为旗。原有四旗用黄、白、蓝、红四种颜色做的旗帜有增添四旗。将原来的旗帜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成为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不镶边的旗帜成为正旗，镶边的旗帜成为镶旗。从此八旗制度开始实行在女真军中。
到天命七年（1622年），始设的蒙古旗后发展为蒙古八旗。天聪五年（1631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将满州八旗中的汉军选出，另组建了汉军八旗。于是，满州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分为左右翼两旗，但统称为八旗。八旗制度“以旗统军，以旗统民”，他还掌管行政、经济、和家族组织。牛录额真下设二人副职，并设四名拔什库，管理村屯。牛录额真及其副职管理牛录的军事、民政、经济、土地、诉讼、婚丧等事物但以军事为主。八旗兵丁“出则为兵，如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出征时要自备马匹、器械、粮草；俘获，掠来的财物按军功分配。
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以他为纽带，把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经济、家族统治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按照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从而使分散的女真社会联结成为一体并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生气勃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的创立是少数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改革和一种创新。为清军最终问鼎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陵之战——减灶诱敌，设伏聚歼
公元前341年，魏惠王派庞涓联合赵国引兵伐韩，包围韩都新郑（今属河南省）。韩昭侯求救于齐。齐以田忌、田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经曲阜、亢父（今山东济宁），由定陶进入魏境，矛头直指与大梁近在咫尺的外黄（今河南民权）。庞涓闻讯，忙弃韩而回。魏惠王深恨齐国一再干预魏国的大事，乃起倾国之兵迎击齐军，仍以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随军参与指挥，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且敌我力量众寡悬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便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诱庞涓上钩。他命令军队由外黄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位于鄄邑北60华里处，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孙膑命令兵士第一天挖10万个做饭的灶坑，第二天减为5万个，第三天再减为3万个。庞涓一见大喜，认为齐军撤退了3天，兵士就已逃亡过半，便亲率精锐之师兼程追赶。天黑时赶到马陵，命兵士点火把照路。火光下，只见一棵大树被剥去一块树皮，上书“庞涓死于此树之下”8个大字。庞涓顿悟中计，刚要下令撤退，齐军伏兵已是万箭齐发。魏军进退两难，阵容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无数。庞涓自知厄运难逃，大叫一声:“一着不慎，遂使竖子成名!”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正遇太子申率后军赶到，一阵冲杀，魏军兵败如山倒。齐军生擒太子申，大获全胜。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称孙膑的战法为“减灶之计”。此战后，魏国由盛转衰，孙膑却因善于用兵而名扬天下。
桂陵之战——批亢捣虚、围魏救赵
战国中期，齐、魏、燕、赵、韩、楚、秦七雄并立，征战频繁。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大将庞涓率8万精兵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赵国苦战了一年，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急忙向盟国齐国求救。齐威王正欲向外扩张，于是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兵8万去救赵国。
孙膑是兵圣孙武的后代，出生于齐国。他曾拜兵学家鬼谷子为师，与魏国大将庞涓是同窗好友。但庞涓做了魏国大将后，十分嫉妒孙膑的才能，将他骗到魏国施以膑刑（去膝盖骨），欲使其永远不能领兵打仗。后孙膑千方百计才逃出回齐国，并被齐威王重用。
孙膑终于得到一个向庞涓复仇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急于与庞涓在战场上相见。他劝田忌放弃领兵直趋邯郸，与魏军决战的计划，趁魏军主力出兵在外，国内防务空虚之际，直捣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远在异国的魏军“释赵而自救”。等庞涓回兵时，中途予以截击，这样既救了赵，又能给魏国以沉重打击，是一举而两得。
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战法，挥师直逼魏国军事重镇平陵（今山东定陶）。齐军攻打平陵的行动并不坚决，庞涓也不急于回救，继续竭尽全力攻克邯郸。直到魏军已占领邯郸，损兵折将急需休整时，孙膑才建议齐军挥师直捣魏都大梁，逼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统兵回救。庞涓接令后，不得不放弃邯郸，抛弃辎重，昼夜兼程回师。孙膑判断魏军回师必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立即率齐军主力北上，在桂陵设下埋伏。当魏军经长途跋涉行至桂陵时，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出击，大败魏军，庞涓只身逃回魏国（一说被俘后放回）。
浔阳三隐——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东晋隐居文人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合称。萧统《陶渊明传》：“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陶渊明（365～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周续之（377～423），字道祖，雁门广武人。生于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卒于宋少帝景平元年，年四十七岁。历代名人年谱及补疑年录据莲社高贤传，均作生于晋穆帝升平元年，年六十七。此据宋书本传，诣豫章太守范宁受业时年十二推定。范宁为豫章太守，在孝武帝太元中。其先居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寻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同门。既而闲居读老、易，事沙门慧远，与刘鳞之、陶潜俱不应徵，谓之寻阳三隐。宋武帝（刘裕）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余，复还山。卒于家。续之尝注嵇康高士传于世。
刘遗民（352～410），汉楚元王之后。原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仕至卿相。遗民自幼读百家书，善解《老》、《庄》，尤好佛理，曾任宜昌、柴桑二县令，因不苟同时俗，後隐居庐山，改名“遗民”。入庐山，预远公莲社，著《念佛三昧诗》，以表专志。
战国七雄——诸侯征战，百家争鸣
战国七雄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七个诸侯国的统称。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使诸侯国的数量大大减少。到战国时期，七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被称作“战国七雄”。
在七个诸侯国之中，以秦国国力最强。除秦国以外，其余六国均在崤山以东。因此该六国又称“山东六国”。
春秋末年，经列国兼并，剩下的大国主要有西方的秦，中原以北的晋，东方的齐、燕，南方的楚、吴、越。战国早期，上述大国，除吴于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全都保存下来。秦 、燕国实力较弱。比较强大的是晋、齐、楚、越四国。其中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兼并，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号称“三晋”。三晋在战国初期最强大，常常联合兵力进攻其他国家。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策命三晋为诸侯。齐国自公元前481年田氏子杀齐简公，专齐政，形成“田氏代齐”的局面。但战国初期，齐实力暂时弱于三晋。楚国虽向东方略地扩展，但其北上与三晋争夺郑却遭受失败。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势衰。
战国中期，秦、齐、楚、赵、魏、韩、燕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战国主要诸侯国，为争夺霸权不断进行战争，此时间，学派林立，百家争鸣。
三家分晋——诸侯失位，世卿掌权
春秋晚期，晋国的韩、魏、赵三家（三卿），利用旧君刚死、新君幼弱之机，瓜分了公室的土地和户口。这就是春秋大变动时期发生的“三家分晋”的著名历史事件。
晋国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诸侯国。周公灭掉唐国以后，将土地分封给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在春秋前期发生了几十年的公族内乱。晋国的君主采取不给公族子弟封地和官职的办法．消除了公族内部对君位的威胁。可是，这样一来，政权就渐渐落到卿大夫手中了。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已经是“政出家门”，由卿大夫主宰一切，国君成了傀儡，甚至被任意杀死或废掉。“家门”主要是指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赵襄子执政时赶走了范氏、中行氏，形成了四卿执政的局面。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公元前453年，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上代留下来的产业，说什么也不送人。”
智伯瑶气得火冒三丈，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
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赵襄子吩咐将士们坚决守城，不许交战。逢到三家兵士攻城的时候，城头上箭好像飞蝗似的落下来，使三家人马没法前进一步。
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这时候正赶上雨季，水坝上的水满了。智伯瑶命令兵士在水坝上开了个豁口。这样，大水就直冲晋阳，灌到城里去了。
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子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能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
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晋阳被大水淹了之后，城里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赵襄子非常着急，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民心固然没变，可是要是水势再涨起来，全城也就保不住了。”
张孟谈说：“我看韩家和魏家把土地割让给智伯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说说去。”
当天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约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给张孟谈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他连忙从卧榻上爬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湿了，再定睛一看，兵营里全是水。他开始还以为大概是堤坝决口，大水灌到自己营里来了，赶紧叫兵士们去抢修。但是不一会，水势越来越大，把兵营全淹了。智伯瑶正在惊慌不定，一霎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韩、赵、魏三家形成了鼎足之势。他们害怕晋公室东山再起，于是便三家分晋，消灭公室，站稳了脚跟。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打发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这时国力贫弱，无力驾驭诸侯的周威烈王，看到分晋已是既成事实，也就顺水推舟，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
平王东迁——周宗既灭，靡所止戾
镐京陷落、幽王被杀后，原来被废的太子宜臼，在外祖父申侯及部分诸侯的支持下，终于登上了国王宝座。他就是周平王。当时镐京经历战火的洗劫，宫室残破，王畿荒芜，一时不易恢复，加上犬戎仍散居镐京附近，对周室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平王只好在晋、郑、卫、秦等诸侯拥卫下，将首都迁至东都洛邑。因洛邑在镐京的东面，所以历史上把此后的周朝称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以别于从前定都镐京的西周。
另一说，周幽王晚年为宠褒姒而立伯服为王，又将太子宜臼废替。宜臼奔西申，被申、许、鲁等国诸侯拥立，称“天王”。幽王、伯服不能容忍宜臼的僭越行为，遂率兵讨伐位于骊山一带的西申，被申侯联合缯、犬戎等所杀。虢公翰拥立王子余臣，是为携王。他与“天王”并立长达十年之久。后来，晋文侯杀掉携王，并和郑、卫等国诸侯迎平王迁居洛邑。在这个过程中，秦襄公审时度势而拥戴平王，因此受封为诸侯。平王东迁有一个过程。他定鼎郏鄏、居于洛邑，已经是宗周覆灭十年以后的事情。
总之，自平王东迁，周朝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汤、大分裂时期。
周公东征——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周武王在克商朝后二年病逝。当时「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旦为了应付危难，一方面立武王的幼子诵为周成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亲自摄政，结果引起了内部的争权斗争。管叔、蔡叔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启金滕之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是时武庚利用战机，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篇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篇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继武王灭殷之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周公名旦，周初政治家。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取王位，传播流言，纣子武庚也谋划复国，与管、蔡结合叛周，纠集徐（今江苏泗洪）、奄（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和熊、盈等方国部落作乱。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经过三年战争，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和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 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叛周的隐患，周朝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即周朝的东都洛邑（成周）。东都既成，遂迁曾反对周朝的“殷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同时封降周的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宋（今河南商丘），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殷民六族。于是殷商全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
武王伐纣——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叫纣，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兴建宠丽的琼楼瑶台，整日“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和爱妃妲已以及贵族们宴饮酒池，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纣王就加重赋税，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百姓起来反抗，他就用重型镇压。他设置了“炮烙”酷刑，把反对他的人绑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叔父比干规劝他，他竟凶狠地挖出了比干的心。纣王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动荡不安的社会像烧开了的水那样的沸腾。
这个时候，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姬姓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首领周武王姬发正在积极策划灭商。他继承父亲文王遗志，重用姜尚等人，使国力增强。当商的军队主力远在东方作战，国内军事力量空虚之时，周武王联合各个部落，率领兵车300辆，虎贲（卫军）3000人，士卒4.5万人，进军到距离商纣王所居的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举行了誓师大会，《牧誓》是周武王与纣作战时的誓词，列数纣王罪状，鼓励军队同纣王决战。
周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姜子牙)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因为是周武王吊民伐罪，所以人们把这次战争称之为“武王伐纣”；又由于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役是在牧野打的，因此历史上又称之为“牧野之战”。经过牧野之战，一战而胜，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后来儒家对于这场战争持以肯定的态度。《孟子》中记录：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君权合法有限性理论和革命性思想。
侯景之乱——哭市闻妖兽，颓山起怪云
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对峙，连年进行战争，南朝和北朝各国的内部，统治阶级也不断杀伐，权臣当政，争权夺位，致使国鼎频易。统治生活奢侈腐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就在山河破碎，生民涂炭的时期，在南朝梁武帝萧衍末年，即548年，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叛乱，因这场叛乱的发动者是投降梁国的东魏将领侯景，史称“侯景之乱”。
侯景是北方怀朔镇人，羯族，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少年时他生性野蛮，顽劣不羁。曾参加过葛荣领导的六镇起义，骁勇有力，精骑善射，被提拔为镇功曹史。当时起义军由葛荣领导，有数十万人，号称百万，直指北魏京师洛阳。北魏政府派大都督尔朱荣率军镇压。尔朱荣也是羯族人，专门镇压起义军，并且拥有一以骑兵为主干的精锐军队，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实力集团，528年，他发动河阴之变，举兵逼近洛阳，立元子攸为帝，执胡太后及小皇帝元钊，沉之于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并召集文武百官，痛斥他们是天下丧乱的罪魁祸首，被杀者二千多人，历史上称这件事为“河阴之变”。从此尔朱荣控制了北魏政权。
善于投机的侯景看尔朱荣势力强大，便背叛葛荣所领导的起义军，率领自己的亲兵投降尔朱荣。尔朱荣见他彪勇强悍，又熟知起义军情况，因此以他为先锋，镇压边镇起义。528年8月，尔朱荣与葛荣在滏口（今河北省磁县西北石鼓山）展开大战，侯景生擒葛荣，起义被镇压下去，侯景因功升迁定州剌史。高欢灭尔朱荣后，侯景依靠原来与高欢同是怀朔镇的镇兵，又都参加过六镇起义的旧谊，率众投降高欢。此时高欢掌握北魏实权，为了控制局面，取得支持，他重用侯景，封他为司徒等，仍兼定州剌史，拥兵十万，统治河南地区。孝武帝元修不愿为高欢所控制，西逃关中，投奔宇文泰。高欢又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是为东魏。侯景便成为东魏的一员大将。侯景性格残忍酷虐，驭军严整。所战多捷。高欢深知侯景的为人，但因动乱之秋，正需用人，况且十万之众也不是一时能剪除的，所以高欢仍重用侯景治理河南十三州。547年，高欢死后，侯景与掌东魏朝政的高澄发生矛盾。便以河南十三州作为进见礼，投降了西魏。西魏的丞相宇文泰深知侯景狡诈多变，接受了他投降，采取陆续接管的稳进策略。陆续地接收侯景献给的七州十三镇。同时，又召侯景入长安，企图解除其兵权。这时，东魏高澄派慕容绍宗率兵向侯景进逼，侯景在东西魏的夹攻下，转而向南方梁朝投降。老朽昏庸的梁武帝萧衍想借助侯景之力乘机恢复中原，于是就接纳了侯景的投降，封他为大将军、河南王，由此梁朝引狼入室。梁武帝派他的侄子萧渊明，率军北上，声援接应侯景。但由于统帅无能，萧渊明根本不知如何指挥作战，被东魏打得大败，元帅萧渊明被俘。侯景被慕容绍宗打败后，驻在寿阳（今安徽省寿县）。后来梁朝与东魏通好协议，用侯景换回萧渊明。
548年，侯景起兵叛梁，并勾结梁朝宗室萧正德。先前梁武帝无子，便以其弟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宏，萧正德认为自己应该是梁武帝长子。将来应该承继大统，所以对梁武帝送还非常不满。侯景便以拥立他为皇帝勾结他作内应。梁武帝不知内情，还派萧正德为平北将军。由于侯景得到萧正德准备好的船只，得以顺利渡过长江。萧正德权欲熏心，迎侯景入建康（令江苏南京），侯景集中兵力围攻建康中心台城。梁朝诸王军队虽然已汇合到建康周围，但都按兵不动。台城被围130多天，粮食断绝，以人肉相食，又疫病流行，城内十多万人，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城内到处都是尸体。549年3月，侯景攻破台城，把梁武帝萧衍囚禁起来。侯景控制朝廷后，马上杀掉萧正德，不久，86岁的老皇帝被活活饿死。侯景先立萧纲为帝（简文帝），不久废杀，又改立萧栋，不久又废掉。551年，侯景自立为汉帝，大杀梁衍后代，萧梁政权瓦解。这时侯景也日益暴露出其本来的凶狠面目，其用兵施政十分残酷，派人到处焚掠，斩杀人如草芥。为了镇压江南人民的反抗，侯景专以屠杀和酷刑树立威信。他还专以杀人取笑，在吃饭的时候杀人，他本人仍谈笑风声。酷刑有断手断足，割舌劓鼻等。
由于侯景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梁朝将领和地主土豪纷纷起兵反抗侯景的统治。551年，侯景进攻据占江陵的萧绎受挫。552年，梁将领陈霸先、王僧辨等，乘胜顺江东下，再败侯景于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在船中。至此，破坏江南长达四年之久的侯景之乱结束了。
经过侯景之乱，建康这个南北各四十里，拥有28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变成了一片废墟。侯景还分兵攻掠吴郡、会稽、广陵等地，一路烧杀破坏，把号称“最富庶”的三吴地区，造得残破不堪，长江中下游地区，变成了“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垅焉。”（《南史·侯景传》）的残破景象。江南人民和萧衍朝野，对侯景的暴行，无不恨之入骨，因此，侯景的尸体被运到江陵时，士民纷纷割其肉争食，又焚尸取灰，和酒而饮，以解心头之恨。侯景之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给南朝社会留下无穷的祸患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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