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 我们回到了原点”——专访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第一副团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振民

　                                     袁瑛 2011-12-08 

    《京都议定书》如今面临的困难比当年更为艰巨。相比当年比较一致的认识，如今发达国家内部是分裂的，政治意愿不够强烈。 

       作为当年一手促成《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诞生的中国外交官，刘振民面对《议定书》如今可能遭遇被抛弃的命运感慨良多。当年的艰辛谈判历程历历在目，而今在德班，一些发达国家逃避减排责任、气候谈判止步不前，这一切都让这位经历了14年《议定书》谈判的外交官，感到似曾相识。

       1997年，阿根廷驻华大使艾斯特拉达最后一刻用铁锤敲出来《议定书》，如今，在德班的最后三天，它将迎来生死存亡的时刻。

刘振民

南方周末：如果德班会议最后不能挽救《京都议定书》，从气候谈判历史来看，这是否是一次重大的倒退？

刘振民：应该说是气候谈判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不仅仅关系《议定书》的命运，更关系气候谈判国家之间的信任以及全球和区域碳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只有在2020年前，各国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通过谈判锁定，将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责任确定，这才能够为2020年之后的减排谈判形成一个好的基础。

      如果失去了《议定书》，国际气候谈判将陷入极大混乱。如何重新树立信心，恢复谈判进程，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谈成一个公约很艰难，这是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基础。这个共识一旦被打破，要想再确立共识，将异常困难。

       如今，发达国家不愿意发挥带头作用，躲避承担减排责任，这与1997年的谈判何其相似。14年的谈判，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南方周末：1997年《议定书》通过的时候，您作为当时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目睹了《议定书》的诞生，现在眼看《议定书》可能被抛弃，您作何感想？

刘振民：对于一个外交官来说，经过历年谈判达成的国际性条约，就如同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怀有很深刻的感情在其中。《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生效之后的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也是唯一一个对发达国家规定了量化强制减排义务的重要文件。

       从1990年开始直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联合国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一些比较笼统的原则性政策，包括发达国家应该在200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恢复到1990年前的水平，这是写在《公约》里的。但发达国家当时不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他们认为是有弹性的。所以在1995年，《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上，启动了关于《议定书》的谈判，旨在为发达国家量化减排指标制定一个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努力，《议定书》标志着人类可以采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它也告诉我们，如果发达国家认真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可以通过国内的减排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南方周末：从1995年到1997年，《议定书》的谈判经历了两年半的时间，过程应该异常艰辛，是否做了一些妥协？

刘振民：虽然谈了两年半，但前面的时间发达国家都在“兜圈子”，对于《议定书》的核心，也就是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确立，是在最后三天三夜谈出来的。

       在减排指标一栏里“填数字”，对于当时的发达国家来说异常困难。发达国家平均减排5％，然后内部进行分配，但在一开始放在谈判桌上的数字是15％、甚至是20％。从20％一路下降到5％，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很大的妥协，包括在《议定书》中允许发达国家通过灵活的市场减排机制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减排目标。

       对于如此低的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当年的理由是：减排行动需要先在国内实验开展，做得好，以后可以做更多；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考虑到《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在《议定书》第二个五年继续减排。现在来看，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做的更多，反而原来的承诺也不能兑现。

南方周末：即使这样，在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环保组织仍然认为《议定书》还不够理想，野心不够大？

刘振民：对的。当时《议定书》被认为有三个漏洞。第一，按照《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本该在2000年就将其温室气体排放下降到1990年的水平，最后这一时限推迟到了2008年；第二，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从20％下降到目前的5％，也不够有野心；第三，发达国家本来应该通过国内措施进行减排，但市场机制使得很多发达国家可以不通过国内行动，通过碳市场购买排放指标就可以实现减排目标。

南方周末：为何这样一个经过大量妥协的《议定书》如今仍然难以维系？

刘振民：2005年《议定书》生效的时候，我曾经这样说过，不能盲目乐观，应该审慎看待。《议定书》虽然生效，但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理应承担最大减排义务的美国还没有参加，这将影响到其他发达国家履行义务，这个问题可以说始终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14年过去了，问题依旧，而《议定书》如今面临的困难比当年更为艰巨。相比当年比较一致的认识，如今发达国家内部是分裂的，政治意愿不够强烈。我们非常希望，在推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例如欧盟能够继续发挥带头作用，显示出它的灵活性。